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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陽，做一個晚婚的人

2022-08-15 19:5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肖薇薇 GQ報道

今年年初，湖北省襄陽市民政局公布了一組數據，2021年，襄陽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35.23歲，女性為33.96歲。2016年，這個數據分別是男性29.41歲和女性27.27歲，5年里推遲了近5歲。結婚登記數量也從2016年的46783對，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28300多對。

襄陽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漢江穿過這座城市的中心，將城市一分為二。作為一座工業城市，改革開放之后，襄陽聚集了大批軍工、鐵路、化工、汽車等企業。人們的生活圍繞工廠建立。封閉的環境也塑造了下一代較為保守的婚姻觀。

我們的記者前往襄陽，和幾位傳統意義上晚婚的人聊了聊，并參加了一次本地的相親活動。我們好奇的是，統計學上初婚年齡推遲的背后，在這座三線城市，年輕人為什么越來越難以走進婚姻？做一個晚婚的人，意味著什么？

“找愛情”的阿文

阿文的戀愛啟蒙在25歲，之前他一度懷疑過自己是不是對女孩不感興趣。

他喜歡上廠里一名日語翻譯，她也是25歲，眼睛很大，嘴唇性感，身材豐滿。在廠里，女孩的聲音一出現，他就定定望著她。那段時間，他的夢里全是那個女孩。他開始追求她，約她去食堂吃飯，下班逛街，同事們起哄，他們默許著，但沒有人捅破那一層窗戶紙。一起坐車的時候，她靠在阿文肩膀上睡著了，這是他們做過最親密的事情。

有一次女孩說，想去他家里看看。他住在奶奶家，覺得老房子很破，沒回應。不久后，女孩和另一個男孩在一起了。

他又談過兩次戀愛。他很少表現親密，也拒絕女生去他的私人空間。分手后，他覺得自己是喜歡她的，但越在乎，他越表現得相敬如賓，甚至疏離。有個女孩約他去酒吧，他默默坐在一邊，記下她喜歡喝的酒，等回去看教程學會調酒，女生已經離開襄陽，去了廣州工作。

阿文說，自己有些過于傳統了，又生性害羞，但是他又覺得，戀愛的兩人應該親密才對。28歲那年，阿文初中的好哥們結婚了，他也開始考慮結婚。

34歲那年，同事給他介紹了一個女孩，比他小9歲，之后他們吃了幾次飯，女孩說話不緊不慢，他問女孩，我年紀比她大，你介意嗎？她說，不介意。

他每天接她下班，一起在菜市場買菜時，他第一次有了走入婚姻的念頭。他終于遇到了一個合拍的人，再次有了戀愛的感覺。以前都是他一個人，這回終于有人跟他一起，在身邊說，我想吃什么，盡管那天的意面味道清淡，這個時候還是會覺得，“哇塞，原來這就是幸福的感覺。”

他和女孩的家人吃了一次飯。他兩手空空地過去，在一個飯店包間里，十幾個親戚都在，他輪著敬酒，有了些醉意，忘了買單。這頓飯之后，女生告訴他，家人覺得他不太會來事，又比她年紀大這么多，反對他們在一起。他們分手了。

他一度決定，自己一個人過挺好的。他下單了一個硅膠娃娃，抱著娃娃看電視。短暫的新鮮感之后，他覺得娃娃太難清洗，丟掉了。2020年，他的父親生病、去世，母親衣不解帶地陪著父親，他們一輩子吵吵鬧鬧到老。他想，親密關系的本質是一起承擔責任與風險，相濡以沫，相伴到老，就像他的父母。

阿文出生在襄陽，祖籍在江蘇。1960年代，他的父母與大量外省、湖北其他市縣的人來到襄陽，支援三線城市建設，他們大多就職于軍工企業。改革開放之初，襄陽一度擁有了門類非常齊全的工業廠區，那里有宿舍樓、學校和醫院，幾乎滿足了一個人出生至年老的一切需求。冬天開放浴池，夏天發冰棍。

家屬院也是一個濃度極高的人情社會。阿文說，好像是生活在一個時刻被監視的楚門的世界中，天天都是家長里短的事兒。在襄陽，陌生的相親男女之間，只需聊上幾句，很快就發現彼此都認識同一個人。

阿文在襄陽中心城區地段有一套房產。買房是在2008年，他在工作的第三年終于搬出了家屬院。那時，他在車企工作，月薪1800元，房貸月供1300元。房子買在漢江邊，視野開闊。他完全拒絕花錢的社交，宅在家玩網游、做飯，每個月只有發獎金那天出門娛樂，就為了換取一個獨立空間。

我是通過襄陽的一家相親機構認識阿文的。資料介紹他，“39歲，喜歡動漫，廚藝不錯，熱衷在襄陽大街小巷發現美食”。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個子挺高，穿一件淺粉色短袖襯衣，一頭卷卷的短發，圓臉，戴一副方框眼鏡，皮膚白凈，說話斯文。我奇怪為什么他一直沒有女朋友。

很快，我就發現，他的個性里有一種天生的自卑感。聊天時，他總會擔心對方無聊，他小心翼翼地問我，他是不是很沉悶？

生活中，阿文很少接觸女性。在相親機構，他參加過兩次集體活動，他的體驗不太好，一群人坐在一起，被比較、評價、挑選，他極度不適，“我們好像不再是人了，而是商品，大家都是商品。”

他甚至感覺挫敗，很難和女孩相處。這將他拉回到年少時期的自卑感受。他由奶奶帶大，父母不在身邊，家里買不起有線電視，院子里的其他小伙伴在看《圣斗士星矢》，他連聽都沒聽過，也沒跟風去追香港電影里的古惑仔。高中之前，他個子很矮，站在乒乓球桌前，球拍都揮不出去，揮出去了也打不到球，在鄰居的笑聲中，他覺得自己什么也比不過他人。

如今，同齡的伙伴都結婚了，這個單位大院與那個單位大院，兩方老人一撮合，就成了。阿文成了大院里茶余飯后談論的“挑”過頭了的人，他們無法理解，給他介紹對象怎么那么難。

他又開始了相親，對于另一半有幾項具體要求：年齡比他小三四歲、五官端正、有正經的工作。姑媽介紹了一個家屬院里在事業單位工作的女生。他們約在必勝客見面，女生落座，讓他評價自己穿得好看嗎？她穿了一件寬大的青灰色棉服，長至膝蓋，看起來圓滾滾的。他說，看著挺暖和的。女生說，這是她媽媽買的。接下來，她講得最多的是家事。

我們吃飯中途，阿文的姑媽打來電話，那個大院姑娘愿意跟他處處，問他怎么想？阿文說，他們之間少了男女之情。回絕的話剛出口，姑媽就打斷了他。在姑媽看來，他的年紀已經令很多女生敬而遠之，沒什么可挑的空間。他的眉頭愈發皺緊，最后也沒松口，“但凡將就一點，我早結婚了。”姑媽說，不想管他了，掛了電話。

阿文問我：“兩個人結婚，互相之間的喜歡，是不是需要百分之百？”他的表情是真誠的疑惑。阿文說，父母定義的那套婚姻規則，他無法接受。

那么，阿文理想的另一半是什么樣？他沒有講現實里的婚姻，而是提到了動畫片里的紅太狼，他期待一個在感情里更主動、強勢的女生。在他內心深處，依然還潛藏著浪漫的愛的激情，他希望有一個人來激活它。可這么多年，這個人一直沒有出現。

他對于婚姻的情感期許，旁人無法理解，這似乎是一段婚姻里最不重要的東西。所有人和他說，只要外在條件合適，婚事就已經成了一半。可這卻是他的執念以及走入婚姻的最大障礙，他沒有辦法帶著壓抑的面具，與一個不喜歡的人過上一輩子。

可兩個人合拍是一件玄妙的事，至少在襄陽，他沒能遇到。

被房子困住的阿偉

阿偉是湖北黃岡人，今年36歲，在武漢的中建集團公司做項目管理，去年，他被調到襄陽，職位有了一次晉升，打算在襄陽定居。他想在襄陽找一個結婚對象。他說，他工作忙碌，性格大男子主義，希望找一個賢妻良母，照顧家庭。

阿偉真正經濟獨立是在30歲，之前他的工資一直由父親代管。大學時，他交了一個女朋友，女孩讀的衛校，長得嬌小可愛，大學畢業后，女孩提出結婚，但是他的父親卻極力反對結婚，理由是“她不會照顧人，扛不了事”。父親對兒媳婦的要求，參照了他的母親——在家里洗衣服做飯，對外能跟人溝通，能夠撐起半邊天。冬天的晚上，家里人一起洗腳，洗完后，母親就給父親擦腳。

長大之后，阿偉才覺得這些看起來理所當然的事情，不應該壓在妻子身上，“我媽挺累的，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那樣。”不過，他希望女友事事依著他，仰視他。父親仍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擇偶觀。

阿偉找不到對象的直接原因是沒有房。工作也限制了他，他在工地工作，周圍都是男性，做工程的人，人跟著項目走，每周最多回家一兩次。

他幾乎全年住在了工地上，皮膚也曬得黝黑。他的應酬很多，每次飯局上，大家聊自己的老婆、孩子、老丈人，他完全插不上話。聽到他沒有結婚，客戶也會嘀咕，“這個人是不是性格不討人喜歡？是不是身體有毛病？是不是家里太窮了？”

這是該考慮結婚的年紀了。阿偉說，一個男人有了事業，婚姻必須得有著落，因為社會主流都是這樣過的，“選擇主流的路一定是相對最輕松的。”

曾有朋友給他介紹一個武漢的對象，當時他在江蘇工作。他們離得遠，在QQ上聊了四五個月，他才過去武漢找她。他們去一個商場吃飯，他說起自己這些年的經歷，她耐心地聽著，讓他感覺心里挺舒服的。他只在武漢待一晚，就要趕回工地，打車送她回家時，她帶他去了一家酒店，他們就在一起了。

確定關系后，他回了江蘇，女孩催他盡快在武漢買房。他沒有回應。幾次之后，兩人之間的氣氛降到了冰點。他最終沒有答應，這意味著他要放棄現在的工作，去武漢重新開始。“因為我沒在武漢買房，調和不了也就不耽誤彼此了。”阿偉說。那段時間，他的父親生了場重病，經濟上也很緊張。

2021年，他在相親機構做了登記，要求是，不接受同齡女士。他認為，女生30歲之后還單身，大概率在年輕的時候嫌棄過別人沒家底。哪怕他知道自己想法是錯的，他也總是會這樣暗暗揣測。

在相親的時候，最先被問到的就是房子。阿偉還是坦誠回答，先確定關系，談婚論嫁之后再買房。這個回答幾乎意味著會被一票否決。哪怕他自認為兩人相處還算愉快，聊到房子，就不了了之。也有女孩直接說，你工資太低了，他無奈道，“被好多月薪三千的人嫌棄。”

第一次相親他就遇到了心動女生。他定了飯店，點了菜，女孩說話溫柔，在房地產做銷售，也有話題聊。有一天，女孩逛超市，見到一個人提著熟食，沒拿穩，撒了一身，她趕緊遞了衛生紙過去。阿偉還為她寫了一首打油詩，“襄中仙女一支秀，天潤路邊獨自走，路遇小姐手撒油，饋贈手紙解其愁。”

兩人感情進展順利，女孩父母希望見一下他，見面時直接詰問他，為什么還沒有在襄陽買房子？阿偉說，去年他的工作才穩定下來，婚事還沒有著落，定下來親事再在襄陽買房也不急。這次見面之后，女孩變得冷淡，后來就聯系不上了。他去女孩公司樓下等她，她問他，什么時候打算買房？阿偉說，定親之后就買。女生不滿意，拒絕了再見面。

阿偉寫了一封厚厚的信，列出自己手頭全部的存款：前同事借了12萬，家里親戚欠他40多萬，之前做一個工程項目墊了一筆款，正在打官司，以及他現在每個月的工資條，他的月薪是1萬5千元。他不想為了尚不確定的婚姻買一套房。事實上，阿偉的存款暫時確實有些周轉不開。

“但是我之后買房子沒有一點兒難度，對吧？” 阿偉說，信交給了女生，她最終還是沒有答復。

自稱“渣男”的醫生

醫生林睿自稱“渣男”，三令五申提醒，他的婚戀故事復雜，可能毀了我的三觀。后來他上網搜索《智族GQ》雜志，認為比較符合他的氣質，才答應見我。那一周，他連續加班，一個下午，忙完醫院的事情，他終于可以回家休息，我們就約在他家里見面。

我到小區門口時，他飛跑出來，去商店給我買了一瓶水。林睿40歲，完全不像他自稱的“渣男”“情場老手”模樣，說話聲音不大，語速很慢，帶了些木訥。他穿了一身深藍色運動服，坐在沙發上，局促得像一個客人。

林睿一個人住。這是一個老小區，在醫院附近，典型的單身公寓。為了這次采訪，他匆忙打掃了客廳。客廳里有一臺電視、沙發和茶幾，茶幾上擺了一只煙灰缸，沙發上堆著衣服。

交談中，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自稱渣男，更多是因為在感情里，他好像總在“走神”，在很多次即將進入婚姻的時刻，他都選擇了退縮。

林睿的老家在襄陽下面的縣城。29歲，林睿回到襄陽工作，因為父親患了癌癥。每次回家，父親殷切地問他，什么時候能見兒媳婦？“活不長了，兒媳婦在哪里”，是父親的口頭禪。林睿當時在追求醫院里的實習護士，她很信任林睿，有一次給病人拿錯藥，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林睿，林睿冷靜地告訴她應該怎么處理。幾個月之后，女孩實習結束，回到老家西安，林睿被母親和媒人押著去西安提親。

女孩媽媽提出要20萬彩禮，“姑娘遠嫁之后，基本上就賣給你們了，可能一輩子也見不著幾次面了。”林睿的母親認為這家人漫天要價，用“賣”女兒的錢用來補貼兄妹。女孩的哥哥和妹妹都沒結婚。雙方就此吵得不歡而散。

林睿回到襄陽，女孩在電話里問他，為什么不爭取一下？林睿說，父母不對付，未來阻力太大了。

為了安撫生病的父親，林睿注冊了襄陽幾乎所有的相親平臺。只要照片好看，他就點進去聊一聊，休假時一天見兩個。等見了面，他才發現美顏照片與本人差距很大。

這幾年，林睿有過四五次接近婚姻的時刻，但都沒能結成。一個是護士，在襄陽另一家醫院工作，性子柔和，他下夜班，女生包了餃子帶給他，餃子里放了香菜，吃起來很特別。在一起后，林睿被事無巨細地照顧著，下夜班回家，她肯定熱好了飯菜，冬天擔心他冷，提前開著電爐。她默默地付出，從不問林睿要同等回報。

她不是襄陽本地人，住在舅舅家，她向林睿表達過自己急切渴望建立家庭，離開寄人籬下的生活。一邊是父親的催婚，另一邊是女生對婚姻的渴望。林睿退縮了，他知道女生說這些是出于對他的感情與信任，但他對她的感覺好像消失了。

林睿說：“女人不能對男人太好了，就像一個天平，假如你對一個人90%的好，但對方只有10%，這個天平就容易失衡。”

有一天，女生在他的衣服里看到了兩張電影票，質問他，他沒有解釋，其實是和同事一起看的。他們就這樣分開了。

他還遇見過一個女生，在一家公司做會計，他們去喝咖啡，女生非要付錢，這一舉動打動了他，打算繼續交往。父親聽說后，嘮叨著要去見見對方父母。那天是在女孩家里吃飯，一大桌菜，和過節一樣隆重，女方父母對他的工作很滿意，詢問他們結婚的安排。林睿的父親更激動，立馬要定結婚的日子。沒有人過問他的感受。有一天，女生給他送公司發的橙子，他在家里玩游戲，橙子遞到他面前，他沒有接，眼神也沒有從電腦屏幕前移開。沉默了許久，他開車送女生走了。

我問林睿，為什么四五段關系里，他最終都選擇冷處理？林睿沉默著，不時擺弄空調遙控器，開了關，關了開。等了一會兒，他說，其實他清楚，他的行為是冷暴力，會傷害對方，但他就是無法回應對方強烈的結婚意愿。或許是因為，“我還不是特別喜歡她。”

聊到傍晚，我們下樓散步。林睿說，他有過兩次真心想走入婚姻的時刻。一次是初戀，一次是幾年前，他在一個深夜，點開微信附近的人，加了一個開服裝店的女生。他們約著去襄陽周邊自駕，早上買早餐時候，他順路在花店給她買了一支玫瑰。旅游那幾天，女生給了他非常炙熱的愛情體驗。旅游回來，他們確定了男女朋友關系，之后，女生開始問他要錢，買化妝品、還信用卡，金額越來越大，他一共給了三四萬。

但最終，她拋棄了林睿。林睿不愿談分手的細節。林睿說，他現在變成了“渣男”，傷害別人，也曾經被人傷害過，感情亂七八糟。

前段時間，林睿過40歲生日。父親一見面就問他，兒媳婦和孫子呢？林睿就給他爸買了一只黑色的“比利時牧羊犬”，花了150元。第二天給狗洗澡時，掉色了，變成了田園犬。

目前，林睿有女朋友。去年，他加了一個本地碩博士網友交流群，看頭像順眼，加了一個女孩，34歲，在醫藥公司工作。林睿約她逛公園，那是個夏天的傍晚，她穿了一件紅裙子和高跟鞋，他們在公園走了一大圈。夜深了，林睿想著，就她吧。

婚期定在今年10月，他依然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如期結婚。

沒有游戲的相親活動

據《襄陽日報》報道，湖北省襄陽市民政局公布數據，2021年襄陽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35.23歲，女性為33.96歲，相較于2016年推遲了近5歲，結婚登記數量從2016年的46783對，下降到28300多對。

7月，我來到襄陽，我好奇的是，統計學上初婚年齡推遲的背后，在小城，大家為什么選擇越來越晚地走進婚姻？在襄陽，做一個晚婚的人，到底意味著什么？通過一家相親機構，我見到了當地十幾個晚婚的男性和女性，阿文、阿偉和林睿是其中的三位。正如你們在前面所讀到的，他們邁入婚姻的障礙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性，在某一方面，不愿意順從主流。

相親館的負責人阿蔡給我看了一些數據。這是本地最有名的一家相親館——在市區已經開了五家分店。目前平臺上的大齡單身男士數量更多。一萬多名會員中，其中近六成是男士，一半多在30歲以上，包括了25%左右的離異男士，還有幾位50多歲的男士，現在還沒有結過婚。

女士集中在30歲左右，二十七八歲最多。現實中對于相親，女方表現得更加急切，很多女生是被父母逼著來報名的。大部分人通過相親很快能結婚了， “社會評價對于大齡女生要苛刻得多”。

阿蔡說，時間比什么都重要，“到了一個時間，對方只要沒有大的缺陷，條件差不多，愿意結婚，他就可以結婚。”這個時間可能是三十歲，可能是四十歲，可能更晚。男性選擇妥協、放寬條件的年紀比女性要遲許多，很多男性幾年晃蕩在各個相親平臺，都沒有碰見合適的。這也是襄陽男性初婚年齡高于女性的原因之一。

阿蔡是一位70后男性，他與平臺上大多數男會員都聊過天，除了互相喜歡、相互扶持、滿足夫妻生活之外，男會員們將婚姻看作必須完成的義務，傳宗接代。重要的是，只有結婚，他才可以擁作為丈夫和父親的社會身份。

那個周末，我在相親館參加了一場本碩博相親專場活動，12位男士年齡在28歲到36歲之間，9位女士幾乎都是90后。女士不需要介紹自己的任何信息，男士們則需要報出“八項條件”：出生年月、學歷、身高、工作性質、房、車，收入，父母退休情況。這叫“出牌”，先打出手中最亮眼的“牌”，才有可能吸引到女士。

穿著T恤、Polo衫與休閑褲的男士們站成一排，默契地都將雙手背到身后，開始背自己的履歷。一旦試圖略過“八項條件”中的一二項，紅娘會響起警鈴，精準打斷。

“單位安排住房。”男士說。

“自己還沒有買房？有沒有購買能力？”紅娘提問。

“我有一輛車，兩套房。”

“房子在你還是父母的名下？”

“父母都退休了。”

“退休干部還是職工？你是獨生子嗎？”

活動結束，你能對每個男士的稅后月收入、房子位置、名下資產，了如指掌。

現場一位女士提出，想了解男士們平時有什么興趣愛好。阿蔡說，以后約會再去談詩和遠方、興趣愛好，現在當務之急，是問清楚工作、收入和房子在誰名下。

這場相親沒有游戲環節。在阿蔡看來，相親中的游戲互動或許會激發男女之間的荷爾蒙，但對于結婚卻沒什么幫助。他更側重于這些話題：“婚后誰來管錢？”“與父母產生沖突，應該怎么處理？”“男士對女士的事業怎么看？”

襄陽的相親館

“婚姻在某些程度來講，就是錢與色的交易。”在場有個男士30多歲，穿一身白色休閑服，戴了一條金鏈子，手肘下夾著一個皮包。他認為，結婚不能跨越階層。前幾年拆遷之后，他開上了五十萬的車，對于女生的要求變為：她自己有一套房，父母也要有一套房，還要有存款，才夠門檻。他說：“我有房、有車、有錢，長得不錯，自然也要求女生有房有車，長得漂亮，不合理嗎？”

相親館一位有十年資歷的紅娘小諾說，來相親的人其實很矛盾，出于自我保護，他們都會把物質放在嘴邊上，但事實上，他們最終要找的還是有感情的另一半。

小諾接待過一位52歲的男士，瘦高個，長相溫柔、謙和，在事業單位工作，年輕時在當地肯定是搶手的相親對象。小諾與他交流時感受到了問題所在，他常常話到嘴邊，卻說不出來，于是聊天總是陷入尷尬的沉默。他要求女方在體制內工作，最好未婚，接受生育。

符合這位男士條件的女士少之又少。小諾與他溝通數次，可以放寬條件，多一些機會。他答應了，但見面之后，講述關于另一半的期待，依然時常提到二十歲的相親對象，彼此如何投緣，以至于他覺得所有接觸的女性，沒有辦法與她相比。

大多數人對于另一半的標準會停留在一個階段，沒有隨著年齡變化，于是先給自己設置了一個框框住了自己，再在其中尋找感情，成功可能性已是微乎其微。

晚婚的女性

某種程度上，男性晚婚的壓力更多來自于對成功人生的渴望，有了婚姻，人生就圓滿了。女性呢？阿蔡說，女性處在兩個極端，要么很容易就結婚了，要么就非常難。其中一小部分女士，自身條件很好，有較強的自我意識，遇不到合適的就單著，久而久之對于結婚便不那么上心了。

“在襄陽，成為后者，境遇就太難了。”李茉說。

李茉是一位老師，今年34歲，每年她都會給自己定一個最晚的結婚時間。30歲時，她被母親“綁去”相親館報了名。她在平臺上的照片是母親選定的，素面朝天，穿一條長裙，樣式保守，溫婉大方。這些年，她參加了至少三四十場相親活動。

李茉把對于婚姻的焦慮和生活中很多小事聯系上。她的新家裝書柜，書柜快遞上門，配送師傅加了十塊錢，才肯幫忙抬到客廳，這件事提醒她：“因為缺少對象，只能花錢來解決。”

李茉認識一位1986年的單身女老師，成了茶余飯后的話題中心：老領導安慰年輕的老師，沒關系，你還不著急，你看人家八幾年的都還沒結婚；女老師哪節課講得不太好，領導也會說，不要為婚姻的事太著急。傳來傳去成了，她因為結婚這個事太焦慮了，課也沒講好。

“誰也不想成為身邊最后交卷的那個人。”李茉說，“老公就是一張抵御外界流言蜚語的盾牌。”

李茉在外地讀的大學、研究生，遠離家鄉的漂泊無定，讓她很難與身邊人建立親密感。畢業后到了襄陽，離老家的車程只有一個多小時。工作第一年，她完全不焦慮，很享受獨處。

很快，李茉和很多同齡的同事，都進入婚戀焦慮期，急迫地去相親，襄陽的高學歷女士們很容易在集體活動上碰見，或者在不同時間和同一男孩相過親。

李茉的焦慮更多來自媽媽的催婚，而非找對象本身。她覺得，女人一生都是孤獨的，結了婚要照顧家庭，做家務，經歷生育上的痛苦，帶孩子，很多事情都得自己面對。而找人結婚的意義或許在于該享受孤單的時候，她可以享受孤單，需要溫暖的時候，可以有個人在。

一次相親時，李茉說，以后可能會辭職。對方厲色道，你信不信你現在辭職了，不可能再找到對象，絕對不會有人找你了。她覺得被輕視，很不適，回去后把對方刪了，“他總在衡量、算計女生在婚戀市場的價值，甚至貶低女性。”

李茉說，大家都會廣撒網，同時接觸幾個人，相親對象之間保持著不緊不慢的接觸，常常處于“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階段，條件合適但不來電。在這個過程中，你會進行比較，想找一個完美的人，最后一個都看不上。

對未來的另一半，李茉有自己的標準，那個人可以不浪漫，不溫柔，不懂她喜歡的書、木刻與茶藝，但是穩重、靠譜，并且專情。那他們就可以結婚了。

今年5月，李茉遇到了這樣一個人，第一次見面，他們竟然有了老夫老妻的感覺，給了李茉安全感。她們見了三次就定了婚。準備領結婚證那天，她給我發來消息：“我最后能找到他，如釋重負，我有一種感覺，卷子終于交了，不至于后面老有人催你趕緊交卷。而婚姻里后續的事情，就交給時間吧。”

在襄陽散步

離開襄陽前，一個下午，阿文調休，帶我去逛襄陽。他開了一輛橙色的車，陽光下很亮眼。他玩笑道，亮橙色可以緩和他陰郁的心情。

傍晚，阿文帶我去了一家隱藏在居民樓巷子里的牛雜火鍋店，不起眼的門臉兒，桌凳從店里一直擺到路邊，粗曠的牛排骨、牛雜在鍋里燉煮著，熱氣撲面而來。我們走過襄陽很多條街，每到一處，阿文說，這是他的傷心地。在襄陽相親十來年，每個地方都有一個阿文相親失敗的故事。

初到襄陽，你很快就能感覺到，這座城市總是交錯著熱鬧與沉寂感。城市邊緣立起簇新的樓盤，道路寬闊，夏日炎熱的午后，行人絡繹不絕。可過了兩個路口，眼前可能就變成一排低矮、荒廢已久的紅磚廠房，居民樓外掛著“XX家屬院”的招牌。沿街的店鋪半開半閉著，有時一段路上，街邊店鋪全關著門，招牌曬褪了色，被遺忘在城市繁華與熱鬧之間，突兀極了。

漢江穿過這座城市的中心，江道很長，將襄陽劃分為樊城和襄城。樊城區一側，更多的感覺是燥。原來漢江路一側，全是大小紡織廠，銹跡斑斑的廠門虛掩著。我們路過了如今只做軍用的鐵軌，當年轟隆隆的火車拉著棉花、羊毛進來，又運送出布匹、床單、棉絮往外銷售。

一江之隔的襄城氣質則完全不同。傍晚的岸邊是規整的居民樓、學校、政府部門辦公大樓，襄陽重點小學、中學曾經都聚集在此。老城區的街道很靜，路兩旁的樹木樹冠闊大，遮擋了酷熱，更有一種小城生活的閑適感。

在以前，襄樊兩城不通婚。阿文玩笑道，襄城的男孩最受歡迎，女生不愿意嫁到樊城，除非愛得死去活來。襄城的男女青年在城內內部消化，消化不了的，很有可能就單著。阿文指著江邊遠處跳廣場舞的隊伍，“毫不夸張地說，連襄城跳廣場舞的歌，都比樊城時髦，永遠走在流行的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