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

我仍然相信文學是重要的，不做家務是對的

文\石黑一雄

一

如果你在1979年的秋天碰到我，你可能很難給我分類，不管是社交上還是種族上。那時候我24歲，你會覺得我的一些特點看起來是日本式的。但是我又很不像當時大部分在英國的日本人，留著披肩的長發，還有著土匪風格垂下來的胡子。

唯一在我身上可識別的是談吐中的口音，是那種英國南部鄉村長大的孩子的口音，這也是受了毫無生機的已經過時了的嬉皮士年代的白話影響。如果我們有交談，那我們可能在討論荷蘭足球運動員的戰術，鮑勃·迪倫的最新專輯或者那一年我在倫敦和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一起工作。

如果你提到日本，問我關于它的文化，你可能會感受到我態度中的一絲沒耐心的跡象。我不得不承認，作為一個五歲就離開日本，甚至連假日都沒有回去過的日本人，我對日本文化一無所知。

那一年秋天，我背著背包拿著吉他和一個隨身攜帶的打字機來到巴克斯頓·諾福克——一個英國小村莊，老的水磨坊和平曠的農田包裹著它。我來這里是因為我接受了一個來東安格利亞大學的創意寫作研究生的學習機會。大學離諾維奇大教堂鎮有十英里遠。

石黑一雄精裝作品集

作者: 石黑一雄 著 郭國良 譯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9-04

我租了一間屋子，在經歷過倫敦那狂熱的日子后，這段不同尋常的安靜與獨處時光將我轉換成為一個作家。事實上，我的小房間并不像傳統作家寫作的閣樓，它傾斜得讓人有一些幽閉恐懼癥般的不舒適，盡管我踮起腳尖能看到窗外的風景，那是一片伸向遠處犁過的地。

正是在這個房間，我仔細檢查了夏天寫的兩個短篇，確保它們足夠好才能在我的同學面前展示。它們都不是寫得很好。我還寫了另外一個故事，關于一個青少年毒殺了他的貓，背景設置在當時的英國。有一天晚上，在我來到那個房間的第三周或者第四周，我發現自己用一種新鮮又緊張的強度書寫日本、書寫我的出生地——二戰最后歲月里的長崎。

我必須要說，這個效果讓我感覺很驚喜。如今，對于一個有抱負并有混合文化背景的年輕作家而言，在作品中尋找自己的根是一種盛行的文學氣氛，但當時卻遠非如此。那時候距離英國“多元文化”文學的爆炸還有幾年的時間，薩爾曼·魯西迪還是一個無名小卒，出了一本絕版小說。

如果去問當時年輕的英國作家，人們可能會提到瑪格麗特·德拉布爾，年長的作家則可能是艾麗斯·默多克、金斯利·艾米斯、威廉·戈爾丁、安東尼·伯吉斯、約翰·福爾斯，外國作家會是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米蘭·昆德拉或博爾赫斯只占少數，對于熱衷閱讀的讀者來說，提他們的名字沒有任何意義。

就在那樣的文學氣候下，我完成了我的第一個日本故事。我終于找到了一個新方向，但我馬上提醒自己這種突破是不是不應該被看作是一次自我意淫，也懷疑是不是不應該迅速回到被稱作正常的那個文學主題上。

遠山淡影

作者: 石黑一雄 著 張曉意 譯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9-04

在大量的猶豫之后，我開始讓別人看我的故事。就這樣，我回到房間里繼續寫，從1979年冬天到1980年入春，除了我們班的其他五個學生，賣早餐麥片和羊肉肝臟的零售商，還有我的女友——也就是我現在的妻子羅娜，她每兩周看我一次，我沒有見過任何人。

那不是一個平衡的生活，但是在那四五個月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說《遠山淡影》的一半，也是寫長崎的，關于原子彈掉落后的那幾年。我記得那段時間偶爾還會構思一些不是發生在日本的短篇故事，卻發現我的興趣在迅速減退。

至今為止，這些日子對我來說仍然很重要。如果沒有這段時間，我可能不會成為一個作家。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我經常回望并反問自己：在我身上發生了什么？這些能量從何而來？我的結論是，在生命的那一刻，我投身到了一項非常緊急的保護行動中。

二

1999年十月，我受德國詩人克里斯多夫·休伯納（Christoph Heubner）邀請，以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的名義去參觀之前的一個集中營。我住在奧斯維辛青年中心，離第一個奧斯維辛營地和比克瑙死亡營兩英里遠。他們帶我轉了這些地方，并非正式地會見了三名幸存者。

我那時44歲了，我開始考慮二戰，屬于我父母那一代人的，它的恐怖和勝利。但是現在我突然想到，目擊過這種大事件的人很多都死去了。記住歷史的壓力是不是到了我們這一代人肩膀上？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爭，但是我們被父母撫養長大，戰爭不可磨滅地摧毀過他們的生活。我，作為一個公眾面前講故事的人，有沒有我還沒意識到的責任？有沒有一種責任去把我們父母這一代的記憶和教訓傳遞下去？

1989年《長日留痕》獲布克獎時石黑一雄與妻子

之后，我在東京的觀眾面前演講，前排有一位聽眾問我接下來準備怎么做。更具體地說，這位提問者指出，我的書經常關注那些經歷過重大社會和政治動蕩時期的人，然后他們回顧自己的一生，并想方設法向自己更黑暗、更可恥的記憶妥協。她問我未來的書是否會持續相同的領域。

我發現自己給出了一個沒有準備好的答案。我說是的，我總是寫那些在遺忘和回憶之間掙扎的個體。但是未來我想寫一本關于一個國家或者社區是如何面臨這個相同問題的書。

一個國家記得和忘記事物的軌跡和個人一樣嗎？他們在哪兒保存記憶？記憶是如何被形成和控制的？有時候忘記是制止暴力循環，阻止社會瓦解成混亂或戰爭的唯一途徑嗎？另一方面，穩定的自由國家是否真的可以建立在任性隨意的失憶和令人沮喪的正義的基礎之上呢？我聽到自己回答她這些問題，但是那一刻，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做。

長日將盡

作者: 石黑一雄 著 馮濤 譯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8-05

三

我們把目光轉到現在。我最近醒來，發現自己多年以來一直生活在一個泡沫之中。我沒有注意到我周圍的許多人他們的挫折和焦慮。我意識到，我的世界——一個充滿諷刺、開明之人的文明世界，充滿刺激的地方，實際上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2016年，令人驚訝的一年——令我感到沮喪的是，歐洲和美國的政治事件以及全球各地的恐怖主義行為讓我不得不承認，我從小就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人道主義價值可能是一個幻覺。

所以，我，一個六十多歲的男人，在這兒揉著雙眼，試圖從迷霧中辨別這個世界的輪廓，這個直到昨天我才開始懷疑的世界。我，一個疲憊的作家，來自一個理性疲乏的時代，是否能找到能量來注視這個陌生的地方？在社會努力適應巨大變革的時代，我還有什么東西可以在情感層面給將來的爭論、爭斗和戰爭帶來新的視角？

我必須繼續努力，盡我所能。因為我仍然相信文學是重要的，而且在我們克服困難的環境時尤其如此。但是我會期待年輕一代的作家來激勵和引導我們。這是他們的時代，他們將有我缺乏的知識和本能。在書籍、電影、電視和戲劇的世界中，我看到了今天的冒險、激動人心的才能：四十、三十和二十歲的男人和女人。所以我很樂觀。為什么我不應該樂觀呢？

但是，讓我完成呼吁，如果你喜歡，我向諾貝爾呼吁！要讓整個世界都擺正是很困難的，至少讓我們思考一下，我們如何才能做好自己的小角落，“文學”這個角落，在那里我們讀、寫、發表、推薦、譴責和獎勵圖書。如果要在這個不確定的將來發揮重要作用，如果我們要從今天和明天的作家中獲得最大的收獲，我相信我們必須變得更加多元化。我的意思是在兩個特定的意義上。

首先，我們必須拓寬我們共同的文學世界，把更多來自第一世界精英文化舒適區之外的聲音包括進來。我們必須更有力地探索，從今天仍然不為人知的文學文化中發掘寶藏，不管作家是否生活在遙遠的國家，還是生活在我們自己的社區。其次，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要過分狹隘或保守地定義什么構成了好的文學。

下一代將會有各種新的，有時令人困惑的方式來講述重要而精彩的故事。我們必須保持開放的態度，特別在體裁和形式方面，以培養和鼓勵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人。在不斷分裂的態勢如此危險的時代，我們必須聆聽。良好的寫作和良好的閱讀將破除文化的藩籬。

我們甚至可以找到一個新的想法，一種偉大的人道主義愿景，讓一切因此聚集。

石黑一雄作品系列

作者: 石黑一雄 著 周小進 等 譯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6-01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男，日裔英國小說家。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長崎，1960年隨家人移居英國，先后畢業于肯特大學和東安格利亞大學，并于1982年獲得英國國籍。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畫家》和《長日將盡》等。曾獲得1989年布克獎、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大英帝國勛章、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勛章、首屆大益文學雙年獎等多個獎項，與魯西迪、奈保爾被稱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

原標題：《石黑一雄 ：我總是寫那些在遺忘和回憶之間掙扎的個體 | 純粹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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