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沒過多少天，這位“周昌”就成了眾矢之的。眾矢自然非一，但最讓張岱惱火的則是“東林余孽”“任孔當輩”。任孔當是山東濟寧人，濟寧是兗州屬縣，他和朱以海自是同鄉，說起山東話容易溝通，又是進士出身，還做過一任山西陽曲縣令。但張岱瞧不起他，因為李闖打濟寧時他正在家居喪，縮頭不出；及至清兵入關，李闖敗逃，他才跟著人殺了偽官，卻歸順了清人；后來又南逃，現在則在監國政權中做著浙江道御史。就這么個不堪的任孔當，此時居然有臉說“非東林不可進用”！須知浙江特別是紹興，那是與東林互相扯皮撕咬的“浙黨”的老巢，“非東林”者比比皆是。你要把張岱從魯王身邊擠出去還不算，這不是要把當地的義軍領袖全部打入冷宮么。還有一條是說張岱沒有科名，一個老秀才，本來就不配做官，既然當了官就該閉著嘴別說話。這條揭了張岱的舊傷疤，傷害極重，張岱想把這批渾蛋煮了再多添幾把柴禾，起碼有一半是為這話惹的。至于他們編造謠言，說張岱為了升官，還送給魯王“美女十人，梨園二十四人”，這一點張岱倒不應生大氣，因為丟這丑的是魯王。可想而知，此時魯王宮中美女、梨園應該不少，雖然不是張岱所送，但走這條捷徑的卻大有人在。

就以上張岱所述，這個“任孔當輩”委實堪稱渾蛋，但如果僅根據自己所見所受而把包括復社在內一批概之為“東林余孽”，則未免打擊面有些過寬。依我淺見，東林末流誠然可鄙，究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宗老在加柴禾之前能不人參蘿卜一鍋煮，庶幾其可也。

其實張岱受到的攻訐未必全部來自“任孔當輩”，比如跟著朱以海流亡到此的國丈國舅、宦官幫閑等等真正的“從龍舊人”。他們雖然做不了官，卻會賣官。張岱這一茬“新進”，在他們眼里就未免有頂替自己位置的威脅，所以進些讒言就是必不可少的。這是壞人，還有來自好人一面的，我看那些最早舉義反清的豪杰，對張岱的“周昌”角色就不會不反感。特別是鄭遵謙那些在“迎楚”一事上被張岱暗算過的人，關系肯定是鬧僵了，我這不是胡猜，后文將會補上此筆。而張岱的“拒唐”立場更是樹立了一片政敵，其中最不好惹的就是方國安。方國安的親唐立場與馬士英做謀主有很大關系，因為馬士英的妹夫楊文驄與唐王朱聿鍵是至交，此時正在隆武政權中做著兵部侍郎。而張岱卻要捉住馬士英生祭弘光，你想方國安會怎么看？

而最關鍵的是，魯王的屁股已經不坐在張岱與陳木叔這邊了。張岱后來怨憤地說“東林余孽、國戚閹宦、廝養家奴溷亂朝政，變白為黑，指鹿為馬，自夸為正人君子，說木叔與岱為邪人，為小人，遂以從龍介推，淪落不用”。這種怨婦一樣的情緒真沒有多大意思。張岱應該明白，魯王坐上監國的位子是一回事，而坐穩則是另一回事。紹興城里放著一群在地方一言九鼎的尚書、侍郎、督撫級的鄉紳，又涌來一群被清兵攆過來的前明大僚，更有方國安、王之仁坐擁數萬兵馬的大將，魯王再蠢，也知道屁股放在哪里。而且朱元璋的子孫們都一個德性，過河拆橋是他們的家風，當年保衛北京城的于謙，扶立天啟的東林黨都是前車之鑒。不管怎樣，現在張岱意識到自己已經處于危險之中，再不走就性命難保了。

九月初五日，張岱向魯王遞上了第五箋，要“辭陛歸山”了。此時距魯王監國才僅僅五十天！

張岱離開紹興后，隱居于剡縣山中。陳函輝也被東林君子們翻出了老賬，說他在先帝時因為經濟不清而受過處分，不宜占據要職。函輝受到攻訐，魯王又不出面維護，只好也辭朝回老家，隱于云峰古寺中。而正好在此后沒幾天，隆武帝派來使者，提出兩家合力抗清：朕未有子，得金陵為期，當讓位皇侄，布衣角巾，蕭然物外。朱聿鍵此話應該說已經很大度了，于是魯王的文武大臣有不少人表示可以接受。朱以海見此，發起了皇孫子脾氣，宣布歸位，在九月十三日也回到了臺州。監國政權沒了主角，群臣不知如何是好，最后還是張國維極力調和，把魯王又從臺州請了回來。如此一來，反唐一派的氣勢反而更足了，此后兩家遂勢同水火，不可收拾。

但去東林黨容易，不用趕他們走，只要魯王不聽他們的就是。而根本無法去掉的是軍閥。自監國之始，以馬士英、阮大鋮為謀主的方國安，還有定海總兵王之仁，就是真正的實力派。一個蕞爾小國，幾個大學士加在一起頂不上過去的半個布政使，而軍閥的擁兵數萬卻是毫不含糊的真貨。他們自號“正兵”，霸有寧紹二府的全部賦稅，而各地義軍只能靠向當地鄉紳們強制募捐維持。方國安雖然有賦稅供養，對強制募捐也視為當然，于是先割肥的，后剝瘦的，最后想到了山里的張岱。

順治二年年底，方國安派人攜帶禮幣，找到張岱，請他“出山”，說是要商確軍務。

順治三年正月十一日，張岱經北山，逾唐園嶺，宿于平水鎮附近的韓店。

在韓店這一夜，張岱夢見沉塘殉國的好友祁彪佳，讓他不要去紹興，立刻回到山里去完成《石匱書》。我認為這夢不是張岱的虛構。夢由心起，張岱在離開魯王之后，這三個月中他一直躲在深山里寫《石匱書》，實際上他已經像過去放棄科舉而以史學為立身事業一樣，現在他又從“事功”再次返回到“立言”。但方國安召請他商確軍務，又打亂了他心中的平靜。只是現在他并不是在事功和立言二者之間的動搖不定，而是民族大義的召喚讓他無法安坐在書桌旁。夢中的祁彪佳已經指示他抗清事業終歸要失敗，這其實也是張岱對時局的判斷，但第二天他仍然動身前往紹興。張岱的民族大義始終堅執不懈，我認為他此時是準備為抗清做最大犧牲的。

正月十二日，張岱抵紹興家。

十日之后，方國安將田仰縛張岱之子張鑣去，隨即有逼勒助餉之事。這事不難解決，張岱典賣家中余產，賣光也就是了。

二月，定南伯俞玉聘請張岱商確軍務。盡管張岱的“從龍”夢早已破滅，這次的綁架逼餉也大出意外。心灰意冷，他肯定要思考這個政權還值不值得為之犧牲，即便犧牲了又有什么價值。所以他對俞玉的聘請先是推托，直到敦促至再至三，不得已，才勉力到營。但到了江干前線，張岱并沒有敷衍應付，此后三個多月，他不辭辛勞地乘船巡視百里江防各營汛。

四月，魯王以禮部右侍郎之職聘請陳函輝出山。函輝立即動身，五月至紹興。

五月十八日，張岱巡視諸營汛后得出結論：“兵不成兵，將不成將，藩不成藩，鎮不成鎮，江上大事已去”，遂上魯王第六箋，中言：“北騎必早晚渡江，各藩兵將只有一散，朝中諸文武只有一逃，郡縣百姓只有一迎，天下大事，如斯而已矣。”何謂“早晚”，就是清兵隨時都能渡江。于是張岱辭別魯王，再回剡中。此后的形勢發展完全證實了張岱的判斷：

五月廿九日，張岱走后十天，清兵渡錢塘江，方國安遁走紹興，江上諸軍皆潰。時陳函輝方到紹興十余日。

六月，清兵克紹興。與張岱的預測稍有不同的是，朝中文武并沒有全部隨魯王逃跑，其中有不少直接投降了清軍。

從去年的閏六月初張岱投身抗清，至此整整一年。時局變化之快，張岱可能也不會料到。在他辭別魯王之后僅十幾天，魯王就在一批不肯降清的文武扈從下匆匆離開紹興，向臺州逃去。在途經剡縣時，陳函輝特意乘夜到山中與張岱見了一面，那訣別的場面可想而知。張岱沒有和陳木叔一起去追隨魯王，因為陳木叔此時已經有必死之心，也不會贊同和自己一起走的。

曾有人說，張岱，還包括黃宗羲，沒有與魯政權共始終，是在魯政權處境艱難時逃離到清兵占領區剃發做順民的。我的看法是，暫不要問剃發做順民是多么嚴重的罪過，先把有沒有這回事弄清楚。諸位可以回顧一下，張岱第一次脫離魯政權時，魯政權并非處境艱難，而是處在上升期，各色人等正在蜂擁而來，其中不乏撈取榮華富貴者，張岱是被他們擠走的，雖然張岱也有咎由自取的一面。與此相反，順治三年初魯政權處境困難的時候，張岱一聽方國安讓他去商議軍務，便毅然放下《石匱書》的寫作，而且明知前程兇多吉少，仍慨然由剡中奔往紹興。至于第二次辭別魯王，魯政權已經不是處境艱難，而是死到臨頭了，大廈已被蛀空，梁木已經摧折，末日已經降臨，只差轟然一聲巨響了。在此之前的幾個月，張岱已經為魯政權做了力所能及的貢獻，他既已洞知必然崩潰，就沒必要讓自己的生命搭進去做無意義的犧牲。他珍重的不僅是自己的生命，還有這生命對民族的價值。順便說一下黃宗羲。黃宗羲在江上兵敗之后，仍召聚義兵，想追隨魯王。在得知魯王航海之后，他率義兵五百入四明山。復因山中無糧，他才逃入剡中。在剡中避兵三年，他與左都御史方端士入閩朝魯王，任左副都御史，直到閩地盡失。有什么根據說他“在魯政權處境艱難時逃離到清兵占領區剃發做順民”呢？與張岱、黃宗羲走同樣道路的，還有江南的顧炎武、歸莊，永歷政權中的方以智、王夫之。他們在反清失敗之后剃了發，但并不等于就做了大清的順民。如果認為寧可砍頭也要留發，否則就算偷生茍活，這種觀點想必不會有多少人會接受。

另外，張岱并沒有主動到清兵占領區去避難，他去剡中時那里還是魯王的地盤。魯政權崩潰之后，為了不被清兵抓捕，張岱開始了三年的流亡生涯，這期間他“無所歸止，披發入山，駭駭為野人”。“披發”就不是剃發。張岱并不是清兵捉拿的要犯，他所以東藏西躲，怕人告密，是因為“戎索正自苛，搜羅遍荒僻”（張岱作于順治四年春的《避兵越王崢留謝明遠上人》），所謂“戎索”，就是清人的剃發令。為了留發而像野人般四處逃躲，此間他“瓶粟屢罄，不能舉火”，連衣服都要借來穿，但他還是完成了《石匱書》的大部分，并寫了一篇篇追懷故國城郭人民的文章，編成了《夢憶》一書，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順治六年他回到山陰城內時，當然是已經剃發了，我覺得時過三年，天下大局已定，也應該不必苛求了吧。張岱不是圣賢，他的毛病能找出不少，前面已經講了一些，后面還要說。但對他的大節，我們就要平允公正，特別是有疑問時更要小心求證，不要輕易定案。像張岱這樣半生苦節，四十年含辛茹苦，不用新朝正朔，只是為了在墓碑上問心無愧地刻下“有明”二字，我們怎么能忍心不加考察就說他是清朝的“順民”呢？

跑到清兵占領區剃發做順民的確有其人，那就是“任孔當輩”和一些朝中大佬。張岱在祭陳木叔文中有一段痛快淋漓的話，不可不引：

魯王所信任者，公侯、閣部、司禮、中丞、翰林、柱史皆辮發為異人。魯王所托為腹心者，一長史以薙發降，一錦衣以投誠死，一錦衣以獻宮眷死。魯王所敬禮為正人君子者，初效西山之僵餓，見快壻而加餐；后仿義烏之披緇，為寵姬而還俗。上不能效文文山之捐生，下不能效鄭思肖之苦節。皆是投誠，何論僧俗；總為薙發，不在數莖。乃猶然饜飫酒肉，儲偫妾媵，靦然自號于世曰“我正人君子也”，人有不掩口而笑之乎？

這些變節者張岱都沒有直斥其名，我只知道任孔當是逃回到濟寧老家去了。從浙東到山東，如果不剃發是寸步難行的，而作為魯政權中的一員，不向清軍表示投誠連錢塘江也過不去。此人到順治十七年才死于濟寧，死時尚獲“公祭”，肯定是清人的“良紳”了。“任孔當輩”可謂持論極左，出言激烈，但往往最后投敵也最積極，真足以讓后人引以為鑒。但他還不是張岱說的“正人君子”，因為那位“正人君子”的地位遠比任孔當高，是不是“東林余孽”，以后有時間也不妨一考。但“仿義烏（駱賓王）之披緇”的可能不止一人，那個馬士英就是一位。馬士英的結局有二說，一是說他降清，一是說他逃亡，而逃亡后也有從軍和為僧二說，但最終都是被清人殺死則無異議。弘光朝的奸臣向以馬、阮并稱，而阮大鋮為惡勝馬士英十倍。即便是阮氏降清，清人都能收容到軍中效勞，如果馬士英真的降清的話，料也不會被清人殺死。看弘光亡后馬士英先跑到杭州扶潞王監國，潞王降后他又跑到浙江，雖然因誤國之罪為正人所斥罵，成了過街老鼠，但終究沒脫離抗清陣營。所以時人說他“一死已蓋平生丑”，應該是有事實根據的。但其平生之丑可蓋而不可贖，如果因為他拒降被殺而以“烈士”為蓋棺之論，甚至認為黃宗羲、張岱等既然終于剃了發就沒資格斥罵“烈士”馬士英，我想，馬士英在九泉之下如果良心未盡泯滅，也要說句“不敢當”吧。

方國安對錢塘江防線的崩潰負有最大責任，所以他被率先降清的阮大鋮拉過去，與其負罪感有一定關系。他后來又與隆武政權暗通款曲，想伺機反正，結果被清人發現，全家被殺。明清之際降清的武將多有反正者，其中肯定有它的緣由，方國安的反正應在情理之中。

另一位大將王之仁死得壯烈非常，足以讓正人君子們無地自容。張岱在《石匱書》中寫道：之仁送魯王、張國維等由江入海，然后返回寧波，把家屬八十余人載于船上，全部沉海。他自己獨至松江，峨冠登陸，口稱：“大明興國公到南京請死！”至南京，蟒袍玉帶見洪承疇，痛罵不止。承疇下階婉容勸降，之仁閉目不視。死前衣冠昂立，以示不屈。

英勇就義的還有楚將軍朱華堞，錢塘敗后，他逃于湖州西部的長興山中，仍然從事反清活動。后被清兵追及，自剄于北岕山石磴之上，死時猶身衣缞麻。民間傳說其血跡印于石上，磨洗不滅。

陳函輝扈駕至海門，魯王登舟，函輝辭魯王曰：“老臣不能扈從遠去，誓以一死報殿下矣！”遂哭入云峰山中自盡。死前作絕命詞十章，有“生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子房始終為韓，木叔生死為魯”之句。過了一年多，張岱從深山中潛回山陰，從五弟道子口中才知道木叔死訊，作文哭之。在“一心為魯”上他與張岱聲氣相投，雖然未免狹隘，但也不能求全責備了。

鄭遵謙出身官宦，家富于財，但嫉惡如仇，行事果敢。他與張岱在山陰學宮為同學，可能還一起謀畫過反清，但性情未必契合。鄭是個在前明時就敢上梁山的人物，他舉義之時，老父跪求為全家性命留后路，他大義凜然，不為所動，而張岱絕對沒有這個膽量，所以因為立楚立魯意見不同，遂生嫌隙，也不足為怪。以反清意志之堅忍決絕、義無反顧論，他比張岱大有過之。他是義軍中的主要領袖，封為義興伯，在監國政權中的地位也遠比張岱為重要。錢塘敗后，他隨魯王入閩，準備繼續抗清。唐王朱聿鍵犧牲后，鄭成功想用舊唐王年號，不接受魯王。閩中大將鄭彩倒是擁戴魯王，但其自有野心，為了控制魯王，他先除掉魯王的大學士熊汝霖，又襲殺鄭遵謙，投尸于海中。張岱在《石匱書》中論及此事，對鄭遵謙之死并無痛惜之情，反說：“人臣至國破家亡而舉兵起義，事有可為，則竭股肱之力；事不可為，則繼之以死，此起義之定局也。蓋起義之人，義既不成，以一死謝君父，以一死謝鄉里為吾戰死累死之人，一死而起義之事盡矣。鄭遵謙逃死閩中，終葬于魚腹，而事仍不了，此起義之一變也。”簡單地說，起義者事既不成，就應殺身以謝君主父老，鄭遵謙不死而逃，最終沒有戰死于敵人之手，而為內賊所殺，就不是完美的結局，也就是不能成其為“義”。宗老這番議論，不知將置自己于何地，他也許認為自己沒有參加紹興起義，所以無所謂“義”之了與不了吧。

監國政權中最重要的大臣應該是張國維。惠王降清之后，同樣是前明大官，他沒有像劉宗周和祁彪佳那樣以死明志，而是在東陽、義烏舉義反清，并親率八千義師迎立魯王。在唐魯對立問題上，他雖然不主張退魯進唐，但與張岱不同，他視隆武政權為兄弟之邦而非仇國。魯王入海之后，他回到東陽。六月二十五日，聞義烏陷落，遂投池死，年僅五十二。張岱言其最得人心：“張國維長厚忠誠，其鄉人與天下人稱之者如出一口。”

魯王及殘部入海之后，雖然多經波折，但最后為鄭成功所收容。魯王這時實已退出歷史舞臺，但大臣張煌言等與鄭成功合作無間，最盛時曾率師逼到南京城下。張岱在《石匱書》的《魯王傳》中說朱以海“見后人，則前人棄若弁毛，聞后言，則前言視為冰炭”，多有嫌魯王不聽自己建言的怨艾情緒，未必中肯。但他對南明五王的總評中卻有幾句話很適用于魯王：

“但得居民擁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滿，不知其身為旦夕之人，亦只圖身享旦夕之樂。”又言：“黃道周、瞿式耜輩欲效文文山之連立二王，誰知趙氏一塊肉，入手即臭腐糜爛！如此庸碌，欲與圖成，真萬萬不可得之數也。

“只圖身享旦夕之樂”的只有福王和魯王，不應該把唐王、桂王混在其中。但“趙氏一塊肉，入手即臭腐糜爛”這話卻說得極好。張岱為魯王諱，僅說唐、桂二王，其實魯王又何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