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半是與清明節、十月初一并稱的中國三大鬼節之一。它源自古老的太陰歷，形成于國家文明誕生初期，體現了中華先民敬祖法天的思想，后來又受到道教信仰與佛教信仰的影響而產生了復雜的變化。

（一）

七月半，即農歷七月十五，當代人也常稱之為中元節，其實“中元節”這一名稱最初是道教的稱呼。而提到中元節，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農歷正月十五的上元節和農歷十月十五的下元節。為何這三“元”節都選在農業十五日？原來它們都源自一種古老的時間知識體系——太陰歷。太陰歷也就是月亮歷，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總結出來的反映地月關系的時間知識體系。先民很早就發現月相的盈虧變化非常規律，朔（初一）、望（十五）、晦（三十）三個節點普通人用肉眼就可以觀察到，尤其是每月望日，不僅有著標志性的滿月，也因皓月當空而顯得異常明亮，因此成為早期先民安排祭祀、慶祝等重要生活儀式的時間節點。也就是說，在太陰歷這種古老的時間知識體系中，每月望日（十五）是其中最重要的時間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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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國家文明誕生之前，至少在神話中的神農氏時代，華夏先民就選擇了以農耕為主的經濟生產道路，因此他們對四季的變化感受特別深刻。古老的太陰歷與四季相結合，每季第一個望日的重要性就超越了其他望日，后來與中國人最普遍的信仰和中華傳統信仰的基石——祖先崇拜相結合，成為在夏商周三代就很流行的四時祭祖儀式。

先秦重要典章制度選集《禮記》的《王制》篇載：“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這是說天子與諸侯在每一個季節都祭祀他們的祖先，不同季節的祭祀儀式有不同的名稱。經歷過焚書坑儒的秦朝之后的大量儒家典籍都是在西漢時期被默寫出來的，其中不免有些錯誤，東漢經學家鄭玄后來對這一段文字進行了糾正，說：春礿祭、夏禘祭是夏代和商代的名稱，周代就改為春祠祭與夏礿祭。這里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四時祭祖是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就形成的重要祭祀儀式。

2020年9月1日，廣西桂林，中元節，人們在資江邊漂放河燈。 視覺中國 資料圖

（二）

在夏商周時期舉行四時祭祖儀式的不僅是天子、諸侯，普通民眾也這么做。漢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祭》中對四時祭祖的原因、具體時間以及供奉的食物進行了詳細記錄。他解釋一年四次祭祖的原因是四季成熟的作物不同，供奉給祖先的祭品應該用每一個季節最早成熟的作物，即正月春祠祭的供品是韭菜，四月夏礿祭的供品是新麥，七月秋嘗祭的供品是黍稷，十月冬烝祭的供品是新稻。很明顯，四時之祭選在每一季的第一個月，也就是即春季的正月、春季的四月、秋季的七月、冬季的十月，根據太陰歷中時間節點的重要性推測，四時祭祖的具體時間是在這些月份的望日，即十五日。董仲舒強調以四時作物祭祖是符合天地自然規律的神圣而嚴肅的事情，不僅不能錯過合適的祭祀時間，祭祀時還要齋戒沐浴。也就是說，四時祭祖是將作為經濟基礎的農業耕作、作為信仰基礎的祖先崇拜以及法地事天的傳統哲學觀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一種儀式活動，從天子到普通民眾都必須給予高度重視。

大約從漢代開始，古老的四時祭祖儀式逐漸發生了變化。比如春祠祭與歲首慶祝活動結合，發展為元宵節。夏商周三代歷法有別，歲首在不同月，漢武帝時期訂立了新的歷法，采用夏正月為一年第一個月，也就是今日農歷正月，處于正月中的春祠祭也就逐漸成為新年慶祝活動的一部分。此外，氣候的變化也是四時祭祖儀式變化的重要原因。在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氣候溫暖、濕潤，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2-3°C，冬季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5°C，商代與周代雖然經歷了冷暖氣候的交替，但整體比現代溫暖。這就意味著夏代制定的四時祭祖儀式的季節限定供品在漢代無法實現，比如在較為寒冷的正月韭菜不能自然生長，在還不夠溫暖的農歷四月十五成熟最早的大麥也尚不能收割，因此正月十五的春祠祭逐漸成為新年慶祝活動的一部分的同時，四月十五的夏礿祭則因為沒有合適的供品而消失了，夏礿祭相關的祭祀內涵后來融入了時間相差不多的寒食節、清明節。

在四時祭祖儀式的變遷過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三元節名稱的出現就與道教崇奉的三官大帝密切相關。三官又稱三元，是三位掌管人命運的神，即天官紫微大帝、地官清虛大帝、水官洞陰大帝，三官各司其職并分別在各自的誕辰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下界，或為百姓祈福（天官賜福），或為民眾赦罪（地官赦罪），或為人解厄（解厄水官），由此形成了上元節、中元節和下元節三個道教節日。唐代是三元節鞏固的重要時期，《冊府元龜》載：唐玄宗曾于開元二十二年頒敕天下，要求民眾在每年三元節期間要禁斷屠宰。

道教認為中元節是地官下界裁定善惡的日子，無論是人還是鬼，有罪者可以向其祈求赦免罪行，無罪者則可以祈禱消災降福。道士們會在中元節這一日設道場頌經，一方面為民眾祈福，另一方面也普度孤魂野鬼。反映南宋杭州風俗的《武林舊事》說：“七月十五日，道教謂之中元節，各有齋醮等會。”

七月十五不僅是道教的中元節，也是佛教的盂蘭盆節。盂蘭盆節是以供養三寶，超度父母及歷代祖先，施食眾鬼為主要內容的佛教節日。“盂蘭”為梵語“解倒懸”之意，佛教認為人生前作惡，死后魂魄便會沉淪暗道，受倒懸之苦。“盂蘭盆”是一重盛裝紙錢和百果用以祭祀和施舍的盛器。《佛說盂蘭盆經》載：佛弟子目連之母不信佛法，死后進入阿鼻地獄，目連用天眼看見母親在餓鬼群中受苦，便用法力為母親送飯，但飯未入母口就化為火炭。目連向佛求助，佛讓目連在七月十五具五味百果，以供養十方大德，最終使目連之母脫離了餓鬼道。南朝梁時期可能就舉行過盂蘭盆會，《舊唐書》載武則天不僅下令分送盂蘭盆至各佛寺，還親自出宮觀賞了盂蘭盆會。到了宋代，盂蘭盆節供養佛僧的色彩逐漸減弱，轉為以超薦亡靈為主要內容，此后，佛教的盂蘭盆節就逐漸與道教的中元節相融。

（三）

實際上，無論是道教的中元節還是佛教的盂蘭盆節，其雛形都是古老的秋嘗祭。如果從夏朝建立的公元前21世紀算起，到西漢開國的公元前202年已經過去了兩千年，到南朝劉宋建立的公元420年又過去了四百多年，兩千四百多年足夠秋嘗祭具有特別深廣的群眾基礎了。道教和佛教正是基于這種深廣的群眾基礎，為擴大其宗教影響，傳播其宗教教義而對秋嘗祭進行了改造，其結果就是中元節和盂蘭盆節的產生。所以兩大節日不僅有著相同的時間，也有著共同的內涵——祭祀、超度亡靈，而這兩點正是秋嘗祭的重要特點。

至少在宋代，古老的秋嘗祭在與道教信仰結合產生中元節，與佛教信仰結合產生盂蘭盆節之后，還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反映北宋都城開封風俗人情的《東京夢華錄》有“中元節”條目，同時表現了道教信徒、佛教信徒和普通民眾在此日的不同活動：道院舉辦祭祀大會，焚燒紙錢堆疊而成的錢山，祭奠陣亡的將士，設置超度孤魂的道場；佛教的《尊勝目連經》以及盂蘭盆在幾日之前就有售賣，《目連救母》雜劇連續上演，觀者絡繹不絕；普通民眾從街上買來祭祀祖先時用來鋪襯桌面的楝葉等用品，七月十五當天在祖先靈位前供奉糜子，有“告祖先秋成”之意，還前往城外新墳拜掃。

宋以后，古老的秋嘗祭受到道、佛兩教信仰的影響而逐漸改變了面目，從專門祭祀祖先亡靈的節日轉變為同時祭祀家鬼與野鬼的“鬼節”七月半。民間相傳，七月半這一日地獄之門大開，陰間鬼魂返回人間，其中不乏孤魂野鬼，俗諺有云：“七月半，鬼亂竄”。這種認知就是在道、佛兩教影響下產生的新民俗觀念。與七月半鬼節相關的重要民俗活動是放河燈。記述清代北京歲時風俗的《燕京歲時記》載：七月十五晚間北京民眾沿河燃燈、放燈，清代《清嘉錄》也載：蘇州民眾在七月十五夜“或剪紅紙燈，狀蓮花，焚于郊原水次者，名曰水旱燈，謂照幽冥之苦。”為何要放河燈呢？民間認為，七月半從陰間趕回陽間的鬼魂眾多，有后代的亡魂可以接受家人的香火祭祀，孤魂野鬼只能四處乞食，而施放河燈則可以指引孤魂野鬼通過奈何橋，再投生路。

但民俗具有很強的慣性，不會在短時期內完全銷聲匿跡，傳承了數千年的古老秋嘗祭直至今日還留有一些蹤跡，比如在華北等地保留的七月十五送面羊習俗。“面羊”泛指用小麥粉制成的羊、牛、豬等動物，先以發面捏成動物形狀，并用豆類等鑲嵌眼睛，再上籠屜蒸熟，最后用紅綠兩種顏色點染。面羊皆有龐大、俯臥的身軀，類似供桌上的犧牲，又能體現秋收成果，與古老的秋嘗祭似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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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看，作為祭祀節日的七月半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它源自一種在先民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古老時間知識體系，又受到作為經濟基礎的農耕生產的影響，并與中華祖先崇拜結合，后來又與宗教信仰融合，改變了原本的面貌。從這一過程中可以見出中華傳統的民俗儀式、節日與信仰無一不是建立在先民科學認知的基礎上，在當代我們認知傳統節日與儀式時，不能簡單地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而應該透過現象認知科學觀念與傳統思想的發展歷程，挖掘我們民族善于創新，敢于迎接新變的傳統。

（畢旭玲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論評論專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