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底，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連續推出《女子花高價境外非法代孕，嬰兒患腦萎縮》等3篇有關非法代孕的系列報道，并調查非法代孕地下產業鏈。報道刊出后，武漢市衛計委、武漢市工商局等相關部門已派執法力量前往調查涉嫌非法營業的代孕中介公司。

去年11月，澎湃新聞前往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多個村莊采訪，走訪了七里村、田湖村 、柴河村等，發現這些村里有不少婦女被中介機構選中，或者被曾經代孕過的婦女介紹給中介，選擇到一些大城市做代孕媽媽。多位代孕媽媽稱，生一個孩子可以獲得15萬-20萬元左右的高額傭金，正是如此高價的誘惑讓她們不顧代孕的種種風險鋌而走險。

眾多的代孕媽媽被卷入地下代孕，其背后是一個個非法代孕機構進行的地下操作。澎湃新聞先后暗訪神州中泰、長江優孕網等多家代孕機構，神州中泰等部分中介稱，他們不僅雇傭大量“代媽”，還設有實驗室，雇請有證或無證的醫務人員進行非法的胚胎移植等業務，包辦整個環節直到代孕媽媽完成生產。

多位接受采訪的代孕媽媽也稱，當其身體檢測被中介公司認為符合代孕條件后，就被中介工作人員秘密帶往私設的所謂實驗室進行胚胎移植，移植成功后需服藥或打針兩個半月直至胎兒穩定，之后便是七個多月的孕育過程。

針對非法代孕現象，中國醫學科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翟曉梅認為，“代孕對身體的傷害非常大，婦女跟妊娠有關的死亡率很高。”不僅如此，代孕媽媽還會面臨情感上的風險，十月懷胎，她與孩子建立起的母子聯系，硬生生被商業性割斷。

“為了掙錢而生孩子，一定程度上會導致人類生育動機的改變，動搖和瓦解社會的慣例。” 翟曉梅說，正因此，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即使在代孕合法化的國家，商業性代孕都是禁止的。

國家衛計委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樊民勝也堅決反對商業性代孕。廣東寶典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廖建勛等多名律師認為，我國法律明令禁止代孕，無論是代孕女性還是找代孕的夫婦，他們與中介機構簽訂的合同都是無效的，一旦代孕過程中出現問題，他們的權益都得不到法律保障。

2017年12月28日，經澎湃新聞報道《女子花高價境外非法代孕，嬰兒患腦萎縮》后，貴州女子林涵（化名）的遭遇引起熱議。次日，該中介機構的武漢分公司悄然從原辦公地點搬離。

澎湃新聞從多個渠道證實，澎湃新聞首篇報道刊發的第二天，武漢市衛計委、武漢市工商局等相關部門對涉事的神州中泰（武漢）健康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上門調查時，該公司正在搬離寫字樓，大部分辦公用品已搬走。

相關部門稱，將進一步調查非法中介進行的地下代孕等違法違規行為，待調查結果出來將公開披露。

1月2日，澎湃新聞再次前往該公司所在地，該公司已是人去樓空，公司的玻璃大門已上鎖，房間內的辦公桌上已空無一物，此前看到的電腦等辦公物品已全部搬走。

此外，澎湃新聞1月3日重新探訪此前暗訪的多個代孕媽媽居住點，多次敲門均無人應答。其中，在“神州中泰”的一個代孕媽媽居住點，房門緊鎖，室內燈光常亮，記者多次敲門均無反應。其鄰居介紹，近半個月來，并未看到該居住點有人搬走，這家租戶一直較為神秘，無論白天黑夜，很少看見有人走動。

不過，在半個月前澎湃新聞暗訪該代孕媽媽居住點時，該公司工作人員在強調“代媽”居住點的安全性時介紹，“如果不是熟人敲門，她們不會開門”。

此前，國家衛計委曾多次重申禁止代孕。2017年2月8日，時任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毛群安曾公開表示，代孕是涉及法律、倫理和社會的復雜問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禁止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對參與代孕的機構和人員進行經濟處罰和刑罰。衛計委等有關部門將繼續嚴厲打擊代孕這種違法違規行為。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原衛生部第14號令）明確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2003年原衛生部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也明確規定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代孕技術。

在有關代孕的行政處罰上，《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僅規定對醫療機構實施代孕技術的行為，衛生行政部門應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并給予有關責任人行政處分。該辦法還稱，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廖建勛律師認為，國家雖然已經有了明確的法規來禁止代孕，但我們還需把它細化，甚至把它上升到更高層次的法律進行規定。具體應該如何去禁止代孕行為，除了有部門規章外，應制定相應的責任條款。

他認為，代孕中介機構從事代孕活動，涉嫌構成非法經營罪，如非法經營的數額達到一定數額的話，它就構成刑事犯罪。

澎湃新聞另悉，因花錢委托中介找人代孕出腦萎縮患兒的林涵表示，等孩子病情進一步好轉之后，將尋求律師起訴非法中介公司來維護自己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