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舉辦暑期學校，邀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高校的學者圍繞“明清的疆土管理”這一專題對學員進行授課。經主講學者審定、授權，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刊發此次暑期學校這一系列專題報告。本文整理自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羅群教授講座。

一、想象與追求——“烏托邦”式的中國形象建構

羅教授通過對學界已有成果的梳理，說明早期“他者”來華后，如何完成對中國形象的建構。首先是旅行家視野中“大汗的土地”。蒙元時期，柏朗嘉賓、魯布魯克等百余位西方旅行家進入中國旅行，并撰寫了《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等游記，開始了西方“他者”對中國形象的構建。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即馬可·波羅。他曾進入元王朝西南邊疆，奉使哈剌章，其《馬可·波羅行紀》影響頗大。該書與同時代其他的一些游記或歷史著作，用幾乎程式化的套語稱贊大汗統治下的“契丹與蠻子”地大物博、城市繁榮、商貿發達、交通便利、君權強盛、政治安定……創造了西方集體記憶中的“大汗的大陸”。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大汗治下的中國相對于中世紀貧困混亂的歐洲來說，都算得上是人間天堂。

接下來是傳教士認知中的“大中華帝國”。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沙勿略、利瑪竇、門多薩等大量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在“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并推動了中國烏托邦形象建構的進一步發展。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札記》、門多薩在《中華大帝國史》中對中國贊譽甚高，后者更是塑造了一個完美、優越的中華帝國形象，將中國形象從傳奇引入地理現實，并開啟了從地理現實向社會烏托邦再傳奇化的進程。

利瑪竇

《利瑪竇中國札記》

最后是哲學家思索中的“孔夫子的中國”。17世紀，“中國潮”在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中普遍流行。哲學家萊布尼茨推崇“陰陽”與二進制，認為中國在倫理道德和政治學說等方面遠勝于歐洲，其《中國的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曾在歐洲引起轟動，成為歐洲人了解中國的窗口。伏爾泰尤通過將元雜劇《趙氏孤兒》改編為話劇《中國孤兒》，以此闡釋孔夫子的道德哲學，批判歐洲的暴政惡俗。

羅教授認為，西方文化建構出的中國形象經歷了旅行家將中國形象變為傳奇、傳教士將中國傳奇變為歷史、哲學家將歷史傳奇化，塑造出中國的“孔教烏托邦”形象等三個階段。需要強調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中國”并不是一個地理上確定、現實的國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個具有特定文化意義的虛構空間，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對立原則下想象“他者”的方式。

二、破門而入——“他者”來華

羅教授認為，18世紀中葉，“他者”對中國形象的美化建構達到頂峰，隨之而來的是認知的轉折與評價的負面化。在此思潮的影響下，親往中國請求通商的英國使團真切地體會到了這一時期西方思潮的走向，代表團隊即馬戛爾尼使團。此后，西方視野下建構起的中國形象繼續朝著負面的方向發展，一直影響到近代中西條約體制出現后的雙方關系的徹底轉型。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大量“他者”“破門而入”，將活動范圍深入中國內地，徹底改變了以往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在條約體制取代了傳統的藩屬體系后，通過條約進入中國的“他者”的身份愈加復雜。對此，清政府于1901年設立巡警部，其中警政司的戶籍科和警法司的國際科均涉及外事警察事務。外事警察在北京國民政府時期正式設立，并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進一步擴展，強調對“他者”的保護和制約。羅教授指出，在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后，西方對中國的評價相比過去“烏托邦”式的想象，產生了巨大的轉變，開始有了一種咄咄逼人、居高臨下的優越感。

羅教授認為，19世紀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哲學思想家、傳教士以及作家作品的表達與描述，中國在外國人眼中被鍍上了一層越來越晦暗而令人生厭，甚至是令人害怕與恐懼的色彩。在哲學思想家、傳教士和作家的有力渲染下，“一道知識與權力的連續弧線將歐洲或西方的東方學家連結在一起。這道弧線構成了東方舞臺的外緣”。中國完全成為不在場的“他者”為他們所審判。

羅教授還對同期外國人在云南的相關情況進行了研究。云南在這一時期有約開商埠（如蒙自、思茅、河口、騰越）和自開商埠（如昆明），并開通了滇越鐵路，大量傳教士由此入滇傳教，地理學家和探險家也入滇考察、探路和游歷，并撰寫了大量研究著作和考察報告。商貿方面，以洋行為例，1923年，法、英、美、日等八國在昆洋行已擴張至34家。他們建立了相對嚴密的市場網絡，采用先進的經營管理辦法，運用代理商和推銷機構。在云南海關各分稅務司，也有不少外國人在其中當值，其中英、法兩國占多數，這與英、法在云南地區的勢力密切相關。此外，外國人還在云南建立了醫院和慈善機構。

莫理循拍攝的昆明城內某教堂

三、裂變與重構——近代云南外僑的歷史考察

昆明市警察局外事科《外僑戶籍冊》現藏于云南省博物館。它記錄了民國時期截至1948年12月底，居留在昆明外僑的姓名、性別、年齡、國籍等極為詳細的個人信息。羅教授及其學生黃翰鑫遂以《外僑戶籍冊》為基礎，輔以《外僑在昆異動調查表》《外事科工作紀實》等檔案資料，考察在昆外僑的國籍、職業、經濟來源、居住地等情況。

國籍方面，英、法、美、越四國在昆外僑占據總外僑人數的85%，這與當時的國際環境和近代以來云南、昆明的發展有著必然聯系；越南鄰僑人數的激增與滇越鐵路建成通車密切相關。職業方面，洋行商人在戶籍冊上的比例最高，這是由商埠和滇越鐵路的開通所致；傳教士數量可觀，還有少數外國軍職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居留在昆。外僑經濟來源方面，主要有本國政府、所從事的職業機構、工廠或自己供給等三類，最后一類多以越南鄰僑為主。總體來看，外僑在昆明的經濟狀況中等偏上。此外，外僑中男性占多數，年齡則以30-39歲居多，大多聚居在昆明的主要商埠地帶和商業街上。

羅教授認為，外僑在昆明活動，也對昆明地方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首先是支持昆明的地方建設，推動其城市化進程。其次是提升昆明與國際社會合作的能力。最后是帶入一些西方的生活飲食習慣和消費觀念，繁榮了昆明的物質文化生活。

針對外僑這一特殊人群，抗戰期間云南地方政府將他們分為“友僑”“敵僑”和“鄰僑”進行管理，以維護邊疆地區安全，強化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威。對“友僑”（主要是指美英法三國僑民）的管理，昆明地方政府重在避免地方性中外群體的沖突，化解社會危機，極力維護“友僑”在昆的各項權益，體現出維護地方治安的職責和功能。對“敵僑”（德國等軸心國）則“分而治之”，對于不同性質的“敵僑”采取不同的制度進行制約。對于越南、老撾等“鄰僑”，地方政府對其的管理在仍維系于“權威實體”控制下的原有制度和框架內展開。

在此基礎上，羅教授進一步總結了云南地方政府管理外僑的特點。一是中央權威滲透力度的加大，促使昆明地方政府管理外僑的制度管理體制相對健全和完善。二是注重對不同職業的僑民進行區別化管理。三是在管理過程中凸顯出維護國防安全的功能和作用。

四、“他者”在滇——以云南“越僑”“德僑”為個案

云南毗鄰越南，近代以來邊貿經濟發展迅速，交通環境改善，出于維護法國駐滇各類機構正常運作的需求，以及受到越南國內局勢的影響，大量越僑進入云南工作和生活。依據《1941年越僑在云南省異動調查表》《云南省警務處越僑調查統計表》等材料，羅教授認為民國時期越僑分布呈現出與自身經濟地理區位密切相關、多數舉家遷居來滇謀生、居住地分布凸顯職業性特征等三個特點。

由于區域地理環境和職業分布有一定的差異性，越僑在滇省各地的生活狀況基本上與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相適應。越僑經濟狀況為“尚可、平?！蹦酥痢吧屑选闭?，他們的社會地位也相對較高，熱衷于參加或自發組織當地的各種社會活動。在此，羅教授呈現了越僑阮吉祥和昆明本地富戶1939-1940年間在昆明的生活開支情況。

羅教授指出，地緣作為傳統人際關系的紐帶，越僑在昆明也建立了各種社會團體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是“越僑旅滇同鄉會”。此外，“越南革命同盟會云南特別分會”在云南近代史上尤其是辛亥革命、護國運動期間，扮演著重要作用。

云南地方政府對越僑管理制定了詳細的規章制度。例如戶籍方面，實施人口居留證制度，并不定期對越僑居住地進行調查匯報。財產管理方面，不動產需要在當地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下進行合法經營，動產則需要繳足稅項后，才能將收入歸為己有。

“德僑”在云南數量較多，羅教授也對一戰后云南地方政府對德僑的管理進行了研究，具體涉及德僑在華貿易情況、遣送安排以及德產歸還等。羅教授認為，云南地方政府“靈活”德僑遣送問題，說明云南雖脫離北洋政府統治圈，但沒有否定中國，更未獨立，故外交問題仍需依靠國際承認的北洋政府來處理，體現了云南地方政府與北洋政府、廣東軍政府在外交上的互動與補充，亦反映云南地方政府處理外交問題的靈活性和實用性。在與德國交涉德產歸還的過程中，北洋政府與云南地方政府能夠相互協調溝通，配合頗為默契，在解決這一外交問題上形成了互補。這樣一種由地方政府主導的“補位外交”，是北洋政府權力缺位時解決外交問題和維持外交秩序的有益補充，推動了中國外交利益的最大化。

約瑟夫·洛克所拍攝的思茅海關衙門

結語——我者與他者：邊疆中的人與人群

羅教授指出，邊疆史是區域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以西南邊疆為例，江應樑先生曾經提到“西南學”的構建，強調西南邊疆的特殊性和多維性。過去的研究視角往往是自上而下，從中央、地方政府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層面進行探討。羅教授則更加強調邊疆史研究中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提出應該對邊疆人，甚至是“他者”的本土聲音予以高度關注。

通過探討邊疆的地理屬性、政治屬性、軍事屬性和經濟屬性，人本主義視域下邊疆的歷史屬性、民族屬性、文化屬性，以及民國時期云南地區的邊疆開發情況，羅教授認為，人民作為邊疆區域中的主體，“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邊疆的存在即人民的存在，人民是邊疆存在的“終極理由”，其核心部分仍然是邊疆各族人民對邊疆、對國家的認識與認同。對邊疆各族人民而言，守家即衛國的歷史使命決定了他們是維護國家邊疆長治久安的根本和棟梁。準確理解判斷邊疆人民對于國家發展的意義，既是邊疆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對今天的邊疆研究具有根本性影響的問題，能為邊疆研究注入活力和動力，推動邊疆研究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