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認識人類，我們只能在時代的軌跡（Gang）中認識時代，但無法在其運行過程（Lauf）中認識它。每一個歷史時刻都有其特性、節奏及生命體驗。事實、政治興衰的事件，或是每日發生的重大事件，都不能決定時代的軌跡。往往只有后來的知識才能讓人們澄清當時的不清不楚。但恰恰是這些含混不清決定了時代的軌跡，一直到我們的時代。

哲學的軌跡更呈現出許多含混不清及非同時性。很多非常遠古的思想，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是開創性的或現代的；一些新近的思想卻顯得老舊和蒼白。可誰又知道，將來對它們的評判是否會得到確證或有所改變呢？哲學史家一般很少注意到視角和評價的變化。他們總是傾向于以相似的方式來敘述歷史——出于對同行專家評判的擔心。他們發現自己的主要領域沒有得到充分研究或被忽略，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某個新的要點、某種新的選擇、別樣的細節，都與勇氣和無畏有關；故而人們傾向于更為謹慎地編排章節。如同本系列第一卷那樣，我的新要點主要涉及社會和經濟的歷史，以及對身體性和生物性的追問。

哲學史設定了事物的進程與人物的先后出場順序。這種時間順序就如河流一樣，它的河床幾乎沒有變化；更多的只是些常規路線，而不是某種必然性。因為書寫歷史并不是一門需要遵守嚴格規則的科學，但它也不是藝術或意見的大雜燴。然而，正如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在《自然哲學的觀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導論”里所寫的那樣，哲學應該是什么，這本就是個哲學的問題。哲學家與哲學的角色也變化著，尤其是本卷所處理的15世紀到19世紀初期這個時間段。橫亙在庫薩（Cusanus）與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之間的，不僅有時代，也有世界。其中一個是了解基督宗教——權威世界秩序的知識分子世界。每一位哲思著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這個偉大秩序。另一個在啟蒙及革命后見證了資產階級高光時刻的破曉，與之相伴的還有混凝土的煙囪、無產者的貧困和社會夾縫中的教會。

資產階級的生產分工最終也拓展到哲學家這里。18世紀末，亞當·斯密（Adam Smith）想看到它們被分成“不同的分支，每一個都與哲學家的特定部門和階層有關”。因為“哲學領域的勞動分工，和別的職業一樣”，提升了“技能并節省了時間”。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們可能不會想到，時間是某種人們需要節約的東西。相反，對今天的人來說，它成了我們生活中確定的指導觀念。可能令黑格爾感到不快的是，哲學家們成了精神產品的專家，即便事實上這已經成為隨處可見的事。

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在今天已經非常罕見。從那個時代開始累積的專業知識的負擔，顯得過于沉重。在專業領域及專家的世界里，所謂的通才也僅只能彌補一些方向性知識（Orientieruingswissen）上所缺乏的東西。哲學史的寫作似乎成了通才學者最后的領地之一。這一卷所涉及的時期出現的大問題往往是老問題，我們從第一卷就已得知：真實的真實性何在？我們如何知道，我所知道的東西是什么？我能欲求我想要的東西嗎？我為什么應該是道德的？什么是好的和正義的社會？但是，這些問題在本卷所涉及的400年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在逐步發展的市民社會里，這些問題又被重新提了出來。“勞動”和“個人權利”的概念，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及行動的范圍。這些概念塑造了我們認為“正常”的社會——它們可能也會因數字化而走向終結。

在這穿越數世紀的漫長旅程中，一些時間和人物帶來了特定的困擾。我們所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涉及慣例（Formalit?ten）。本卷分為文藝復興、巴洛克、啟蒙與德國唯心論等四個階段。雖然人們長久以來就追問，文藝復興究竟從哪里開始，從何時開始，但“巴洛克”并非一個真正的哲學上的時代。有人認為，“巴洛克”甚至算不上歷史時期，毋寧說僅僅是一種藝術風格。但是，時代究竟存在嗎？人們越是進一步考察時代，就越會發現它是多么混亂和任意。關于本卷的時段劃分，我不想參與這樣的討論。它僅提供一個概覽。就這點而言，我也不想爭論，康德（Immanuel Kant）究竟是否屬于“德國唯心論”，或僅只是作為啟蒙者開啟了它。不管怎樣，這個概念只能追溯到19世紀中期。在我看來，康德屬于這一階段，因為一個帶有德意志色彩的哲學思想潮流從他那里開啟了。他使德國哲學區別于英國和法國的傳統，而后建立了自己的傳統。

時代劃分所遇到的困難在人物（研究）上更是如此。例如，直到今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研究仍然面臨重重困難。盡管他并非哲學家，但在精神和政治層面他都屬于哲學史。歷史上的路德深深地隱藏在各種解釋的沉積層之下，它們想要把路德的積極方面看作永恒性的，而把消極面歸結為時代局限。幾個世紀的粉絲性文學歪曲了路德。以類似的方式無數次被闡釋的歷史，使得其他哪怕略微不同的評價都似乎是在對路德進行挑釁。盡管人們并非有意為之——2017年的“路德年”就深刻地證明了這一點。對歷史人物的崇拜與批判之間的“中間道路”實際上并非中正。一個中立的判斷甚至不應該涉及信徒們的路德，以便適當地評價歷史上的路德。

有時候自我設限的并非人本身，而是（學術）地形（Topografie）。本卷包括一些世界地圖上最難攀登的“8000米”哲學高山。障礙賽開始，第一座高峰便是庫薩，之后緊接著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呈現萊布尼茨的哲學是一件沒有盡頭的不討好的事。不存在所謂的萊布尼茨體系，而僅有大量零散的思想。開始于1920年代的百卷本萊布尼茨著作集的編輯工作，直到今天還未進行過半。此外，同一思想框架中的很多概念也難以理解。只有有了足夠的語言自由，我們才可以用當代的詞語來理解它們。比如說，我在解釋單子理論（Monaden theorie）時使用的是“意識”（Bewusstsein）概念——這個詞（的使用）是1711年（萊布尼茨去世前五年）被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創造出來的。

托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權重也會引起反思。他在哲學上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他開啟了理性的國家理論以及社會契約思想。然而，如果人們將他與同時代的詹姆斯·哈靈頓（James Harrington）比較——幾乎所有哲學史，包括大多數英文的哲學史都沒有提及他——霍布斯的思想就顯得遠不如這位被忽視的議會民主和三權分立之父那么具有開創性和現代性。

詳實地展現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時候，我想指出這位“啟蒙之父”的所有矛盾之處。人類自由與平等的觀念在17世紀末出現，并非僅僅因為它們是好的觀念。很多自古以來就被構想的觀念，只是因為其背后強大的經濟利益才變得具有政治意義。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雙重道德的形成，與洛克的思想也息息相關。事實上，當時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無權享有英國公民所擁有的財產權。即便今天歐洲的許多人對此的看法與洛克不同，我們社會的特殊美德之一仍然是更多地關心我們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世界上的饑餓問題。

如何權衡英國和法國的啟蒙運動，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對此，我們應當如何詳細地闡明呢？法國的思想家算得上是帶有光鮮羽毛的群鳥，打頭陣的是伏爾泰（Voltaire）、拉美特利（La Mettrie）、狄德羅（Diderot）和盧梭（Rousseau）——相反，貝克萊（George Berkeley）、休謨（Hume）和斯密，乍看之下略顯暗淡。但實際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啟蒙形成了資產階級社會。在法國，最晚在大革命后，普遍理性和公意（der allgemeine Wille）才登上上帝的位置；在大不列顛，降福的市場同樣如此。理性的專制主義（Absolutismus）只燃燒了一段短暫的烈火，市場的專制主義卻在世界范圍內有很多追隨者。

德意志的情況則完全不同。英國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創造了硬件準備，法國則提供了享樂個人主義這一思想性的基礎。康德卻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充當著人類意識的審判官。由此開始，數以百計的新概念對“人”進行掃描，進行歸類、評價和估值。隨著康德，讀者費力地登上了四座8000米哲學高峰中的第一座。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緊隨其后。他們在德國哲學史中的卓越地位毋庸置疑，相應地擁有自己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大學教授安東尼·肯尼（Anthony Kenny）這位哲學家的四卷本哲學史中，費希特和謝林總共只占了兩頁篇幅！

康德哲學轉變為新教的浪漫主義、沒有上帝的精神宗教，這不適合內心清醒的人。隨后，德意志唯心論的偏激與肥沃使其在哲學史上評價不一。無論如何，1800年前后，在耶拿（Jena）這個圖林根州（Thüringen）的貧瘠小鎮上被思考的東西，成為一種盛產唯心論養料的肥沃哲學土壤。最后，它在黑格爾那里越是理性地展開，就越是導致聽眾相反的見解。——世界最內在處不是由理性來支撐的……

哲學，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并非直線的上升，而是諸多波浪的運動；就像酒一樣，沒有什么目的導向，卻以希望的方式給人啟發。這條道路會兩次穿過多樣化的、激發靈感的風景。帶著對精神的奇妙景觀的這一前景，我希望所有的讀者能夠享受一場美妙的旅行！

（本文為《認識你自己：近代哲學四百年》一書導言，[德]理查德·大衛·普萊希特著，賀騰、孫純、王匡嶸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標題為編者所擬，澎湃新聞經世紀文景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