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數年前“參加革命”，致力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與教學，時值年關，分享新近讀到的幾本不是太新的相關著述，分別是：《從共產國際歸來的軍事教官——王智濤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15年）、《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在學術文獻分類中，這三種應該歸入史料大類。這也正是筆者近來研習生活的常態：讀論文多于讀書，讀材料多于讀論著。

一、《從共產國際歸來的軍事教官——王智濤回憶錄》（以下簡稱《王智濤回憶錄》）

《王智濤回憶錄》是三本中最厚的一本，近60萬言，是作者80歲開始歷時數年自行撰寫初稿后由子女幫助整理完成的。該書面世兩年有余，但受到關注似乎不多。

王智濤（1906-1999）生于河北滄縣，13歲到馮玉祥部當兵，一開始做張自忠的勤務兵。1925年，王智濤被馮玉祥選送至蘇聯留學，先后入基輔步兵學校、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接受了系統正規的軍事教育。1928年以全優成績畢業后，留任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射擊學教員，同時為共產國際軍事部參謀，主要負責留蘇中國學員的軍事教育。王智濤1928年加入蘇聯共青團，1931年加入蘇聯共產黨，經本人再三要求于1933年回國來到中央蘇區，此后隨中央和軍委縱隊參加長征。抗戰期間，王智濤先后任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一二九師訓練科長、三八五旅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王智濤以參謀長的身份戰斗在冀東等地。新中國成立后，王智濤先后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軍委高級防空學校校長、軍事科學院戰術研究部副部長。

從履歷即可看出，王智濤主要人生經歷便是軍事教育，他也被認為是我軍軍事教育方面的代表人物，“搞教育時間最長貢獻最大”（許光達語）。王智濤不僅是最早一批赴蘇接受軍事教育和訓練的中國人，他還完整經歷了中央蘇區、長征、抗戰、解放戰爭，是中共軍隊從創建到發展過程的重要參與者，也是中共革命的重要見證者。在這個意義上，王智濤的回憶錄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有關中國留學生在蘇聯學習軍事的言說，目前比較多見的片段憶述多來自學員，像王智濤這樣曾任共產國際和留學生主要聯絡人以及教員的視角則非常罕見。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的“中國科”和“中國連”曾對三百多位中國工農紅軍干部進行了為期一年的正規化軍事教育和訓練，這些人回國后構成了中共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王智濤正是他們的教員和管理者。王智濤還受命負責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學院中國班共計數百位中國留學生的軍事教育。除了培訓人員，王智濤還為中國工農紅軍翻譯和編寫了上百萬字軍事教材，這些教材成了國內紅軍教學的主要參考資料。

現有研究中有關中共武裝的政治教育比較多，而對于作戰指揮等技戰術層面的探討較少，我們仍然不太了解八路軍究竟是如何打仗的，也不太了解中共軍隊如何走向正規化，甚至連常規的典章制度如何建立和運行也語焉不詳。與之相關，除了一些高級將領，數量更大的中間層級的指揮官并無清晰的面目，他們的訓練養成是怎樣的似乎也不能清楚地回答。王智濤在抗大以及一二九師的經歷和許多開創性作為，可以為觀察和了解相關問題提供一個難得的視角。新中國成立后，王智濤繼續發揮專長從事軍事人才培養工作，透過其個人經歷又可窺見我軍走向現代化的歷程。

不僅軍事教育方面，王智濤在回憶錄中還談到給李德做翻譯的經歷，這為了解李德的身份、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路上紅軍軍事指揮權轉移等諸多重要問題提供了親歷者的視角。

總之，因其獨特的身份和經歷，王智濤的回憶錄為我們了解軍史、黨史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二、《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

日記的主人劉榮（1919-1978），河南陜縣人，1937年3月奔赴陜北云陽鎮，在那里參加了紅軍。劉榮入伍前，念至中學，在當年已算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后，先后入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之后主要在晉察冀根據地工作，歷任大隊指導員、連指導員、營指導員、團參謀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204師直屬隊政治部主任兼黨委書記、華北軍區干部部軍銜獎勵科科長、南京軍事學院地形教授會副主任、八一電影制片廠副政委、內蒙古步兵學校副政委等職。

從履歷看，劉榮和那個時代的許多青年一樣，在時代風潮激蕩中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革命的大熔爐里接受歷練并成為一顆“螺絲釘”，無卓著戰功，亦未居高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革命同志。在過往有關革命的研究和言說中，這樣的普通人恰恰不為多見，主要原因是普通人往往沒有留下什么材料。劉榮的這個還不是一般的材料，是私密程度頗高的日記，時間跨度為1940年8月至1945年9月（殊為可惜的是1937年2月至1940年8月的日記夜泅時被水沖走）。與許多三言兩語式的日記不同，劉榮的日記大多篇幅較長，信息量大。也不同于一些記述時就料想到以后要給人看的日記，看不出來劉榮有那樣的“先覺”，因此其日記更有可信性。

劉榮日記中相當多的內容是內心獨白，其多次記載了對于愛情的渴望和生理需求不能得到滿足的苦悶。蔣介石在日記中為心生“邪念”而自責、郁達夫被壓抑的“二十歲的青春”等故事大家已熟知，但對于共產黨人來說，類似的隱秘記述卻不為多見。見諸文字的材料不多，并不意味著這個問題不具代表性。事實上，婚戀情欲是許多共產黨人面臨的一大難題，其背后不只是資源不足的問題，還關乎黨性與人性沖突，也涉及組織紀律與個人情感的調適。雖然從常情常理出發即可想見這種沖突和緊張，但劉榮的日記無疑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切近廣大革命者內心的依憑和徑路。

在劉榮的日記中，還經常出現其提高自我道德修養和黨性修養的努力。比如與其他優秀領導干部的對照，結合整風運動，對自己小里小氣、斤斤計較、虛榮心、自由意識、階級觀念的檢討和反省，表示應下定決心提高政治覺悟，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在長期的、深入的工作中鍛煉自己的決心和毅力，老老實實地為黨為人民而發奮工作。這種轉變，實際上也折射了一個普通知識青年如何蛻變為一個“用馬列主義觀點、立場、方法看待事物”的革命戰士。透過這些，可以窺見革命的意識形態、組織的理念和文化如何涵育革命者，尤其是普通的革命者。

在日記中還可以看到許多有關敵后游擊戰爭的記錄、作者對當時國際局勢的密切關注、晉察冀邊區群眾面貌、日偽軍暴行等諸多方面的內容，這些都有助于拓展和加深對相關問題的認識。

三、《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一本書的歷史》）

金沖及先生整理的這本書不算太新，但具備非常鮮明的常讀常新的特質。從類型上說，《一本書的歷史》很特別——不是專題研究，也不是一般的憶述，而是有關一部重要黨史編撰的工作談話錄。這部黨史是《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七十年》）。在這之前，得到中央正式認可的黨史只有誕生于1951年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編寫一部新的、更長跨度的黨史勢在必行。1990年3月“全國黨史工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上正式提出編寫《七十年》這本書，編撰工作由黨史研究大家胡喬木和胡繩主持，金沖及先生作為主要參加者詳細記錄了相關的工作談話。

胡喬木和胡繩長期從事和領導黨的宣傳工作和黨史研究工作，同時還是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對諸多問題既有學理思考又有親身經驗。這樣的資歷是后來絕大多數黨史研究者所不具備的。金先生說，這些談話原本并不是準備發表的，但鑒于二人的談話“對讀者了解這本書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問題為什么要這么寫，對提高黨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是有益的”，便將這擱置了20多年的筆記整理付梓。

《一本書的歷史》將胡喬木、胡繩等人關于《七十年》寫作的談話按時間順序編排如下：第一、二兩部分是編寫任務的提出和編寫大綱的擬訂；第三、四兩部分是胡繩有關初稿修改的多次談話；第五、六兩部分是關于《七十年》的出版批準討論和出版座談會。此外，附錄還收入了胡喬木和胡繩關于黨史問題的講話，以及金沖及回憶胡繩的文章。

全書20萬字，如章百家先生所說“并不算厚重，但讀來卻不輕松”。主要原因是談話內容跨度大，涉及問題多，談話者知識淵博，信手拈來，書中無腳注，讀者若不具備相應知識自然難以跟上。從另一角度看，這使得談話內容到處有玄妙，值得反復研讀。

對于許多黨史著述，不管是學界還是輿論界，普遍評價不太高。從談話來看，胡喬木、胡繩等黨史權威們對此情形顯然有足夠的認識。胡喬木說：“我們的黨史要寫得讓那些對黨史沒有多少興趣的普通讀者，讀了也有收獲，他覺得總結了歷史的教訓，這種教訓不是干巴巴的文山會海、誰是誰非，要使任何一個愿意從歷史中吸取智慧的人，都可以有收獲。”他還說“黨史要多講事實，要敘述大量的豐富的事實”，否則寫出來的東西在“黨史界、史學界、國際國內不容易站住”。

公平地說，《七十年》在這方面做的不錯。在談話中，胡繩多次提到《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特里爾的《毛澤東傳》、邁斯納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等書。不僅胡繩，其他編寫組人員也在閱讀這些國外著作。對于書中的觀點，有批判，有吸收。這種立足學術標準、主動與學界對話的姿態，對這部黨史的品質無疑大有裨益。《七十年》對于諸多有爭議的問題并沒有采取簡單粗暴的方式，而是給出了平允公正、有說服力、經得起推敲的分析和表述，無怪乎該書至今仍被諸多學者認為是一部經典的黨史學術著作。

當然，黨史必然有其特殊性。借由談話，可以獲知不少黨史編纂的特質。比如在黨史工作座談會上，胡喬木明確指出要認清“黨史工作的戰斗性”。他說黨史工作者和黨的其他思想工作同志一樣，必須站在與敵對勢力、敵對思潮斗爭的最前線，目的不是面向過去，而是面向現在和未來，不能把黨史工作看成是平靜的、書齋里的事業。由此，讀者也就容易理解為什么《七十年》基本主旨便是要解釋、說明和強調當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而中國共產黨仍巍然屹立并不是偶然的。還比如對于重要歷史人物提與不提、提多提少都有講究，而在世的歷史親歷者也會直接影響到撰寫。相關的編撰規范也并非一成不變，除了戰斗性，也有科學性的要求，還必須與時俱進。總之，黨史編撰本身無疑也是一門學問，《一本書的歷史》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