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元年（1056）三月，蘇洵帶著蘇軾、蘇轍同上京城開封，是年七月蘇軾兄弟即應開封府試，得解。次年，兩人又同登進士榜，一時榮光無限。然而，此間有一疑問：蘇軾兄弟乃四川眉山人，怎么可以參加開封府試？這與當時的科舉考試制度有相悖處。后代學者以“寄應”二字打發，仍有諸多疑惑。

宋代科舉考試圖

宋代科舉考試分為三級：發解試，省試，殿試。欲參加禮部省試，必須先通過地方一級的發解試，所謂“得解”。蘇軾兄弟參加的是開封府的發解試，問題由此而生。

首先討論宋代發解試解額問題。

唐代科舉考試，禮部省試之前也有地方一級的“鄉貢”，且有具體貢額規定：“應諸州貢人：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唐會要》卷二六）如果各地貢額沒有限制，大量士人涌入京師，省試當然無法應付；或者各地貢額比例嚴重失調，也會造成士人奔走鉆營的現象，皆不利于科舉考試。為各地規定貢額，是科舉制度之常態。

趙宋建國初期，戰亂頻仍，境內割據政權林立，讀書教育風氣不盛，故太祖朝沒有限制解額一說。太宗朝，宇內大致統一，聚集在京城的考生人數劇增。禮部省試終于無法承受，到了必須出臺限制名額規定的時候了。至道三年（997）五月詔令：“每進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四》之一六）這項規定，以后雖不斷變動，然而，發解試限定名額，從此得以確立。朝廷往往以詔書出臺那一年當地的考生數量為基準，為各地規定發解試名額，不再變動。各地文化發達程度不同，教育事業發展也不同，不同地區通過發解試的比例慢慢失調。歐陽修說：“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論逐路取人札子》）到了南宋，甚至失調到“歙士赴舉者二千人，而解額才十二”（《夷堅三志·汪會之登科》）。

其次，再來討論北宋冒名作弊現象。

上述失調現象，必然滋生宋代的“高考移民”，考生或冒名，或改變戶籍，到解額多的地區參加發解試，以求更容易得解。北宋考生往往更多地冒籍開封，原因有二：其一，開封解額最多；其二，開封府獲解者，更容易登進士第。以宋真宗咸平元年（998）榜為例：“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為河南人，馀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名托籍，以為進取之便耳。”（《容齋續筆》卷一三）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南郊赦書》特別提及：“昨來開封府本土進士，多聞因郡外舉人虛冒戶名，妄稱鄉貢就試，致解送本土舉人全少……開封府將來發解，仰別定條約，嚴設關防，勿容詐妄。”（《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五》之一一）

古人中榜后的熱鬧場面

朝廷雖有禁令，利益所在，甘冒風險者大有人在。皇祐五年（1053）殿試之后，金君卿有《仁宗朝言貢舉便宜事奏狀》，云：“臣竊見向來開封府、國子監兩處應舉者，常至數千人。其間雖有奇才異士，然亦類多托籍冒名、浮薄不逞者，雜于其中。”此奏折稱開封府眾多考生中，“多托籍冒名”者，朝廷雖然“詔立賞格，許人告訐”，然而“往者不絕于道”，不能遏制冒名作弊。由此屢屢發生考試糾紛，所謂“引試之際，則士人洶涌歡噪”，甚至“毆擊吏卒，肝腦涂地”。司馬光亦云：冒名開封者，“國家雖重為科禁，至于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貢院乞逐路取人狀》）。可見，冒籍開封，已經成為北宋科舉考試中屢見不鮮的作弊現象。

最后，討論科舉考試中的“寄應”制度。

所謂“寄應”，指非本土的考生寄籍應試。這種現象始于唐代。《唐摭言》稱盛唐之后，“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唐代考生“寄應”，是一種自發的自由行為，制度對此并沒有限制，所以，也不是違規的作弊行為。

發解試限額和寄應是相互矛盾沖突的，所以，入宋之后便頻頻“禁舉人寄應”。太祖開寶五年（972）詔書云：“應天下貢舉人，自今并于本貫州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如化外人，即述歸依因依，預于開封府投狀，長吏具事取裁。”（《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四》之一四）此處給“化外人”留下缺口，因為當地還沒有發解試，故仍然可以“于開封府投狀”寄應。太宗朝一再重申此道禁令。端拱二年（989）：“申明舉人并請本貫文解之制。鄉里在聲教未通之地者，許于兩京寄應。”（《山堂考索》后集卷三六）淳化三年（992）：“應舉人今后并須取本貫文解，不得偽書鄉貫發解……或舉人內有鄉里是聲教未通之地，許于開封府、河南府寄應。”（《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四》之一六）“鄉里聲教未通”即屬化外。真宗朝由翰林學士晁迥等制定的《禮部貢院條制》，明確規定：“舉人并不得寄應，仍不得分人田土，虛立戶名。違論如法！如有久在鄉縣，實無戶籍，許召命官一人保明行止，非妄冒者，聽具本貫家狀，于開封府投納收試。”（《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九、一〇）這里給“久在鄉縣，實無戶籍”者留出“寄應”出路。

清代貢院

留出后路，就有奔走作弊者，相應的糾紛也就因此產生。真宗天禧四年（1020），翰林學士承旨晁迥等言：“開封府舉人稍多，屢致詞訟……諸州舉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貫難于取解，遂奔湊京轂，寓籍充賦……本府土著登名甚少，交構喧競。”（《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五》之三）仁宗朝依然糾纏于這個問題。天圣七年（1029），臣僚奏云：“近年每開科場，外州舉人競湊京府，寄貫召保，多違此條。昨廬州進士王濟，因兄修己于祥符縣買田十八畝，投狀之際，逐以修己為父。又有王宇，亦貫濟戶，遂以濟之三代為己名諱。”（《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五》之七）

經過上述梳理，可以明了宋代相關科舉制度：其一，各地解額有限定；其二，許多考生冒名參試，更多的是冒籍開封，以求更容易得解；其三，寄應雖然屢被禁止，但是制度又對部分身份特殊者留有后路。

現在可以來討論蘇軾兄弟發解試問題。

蘇洵攜蘇軾兄弟前往開封，路過成都，曾謁見知州張方平，大得稱賞。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敘述此事云：“見其二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以從鄉舉，可哉？’仆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為后圖。’”鄉舉，即指發解試。品味此段語意，蘇洵率二子到開封“從鄉舉”，完全光明正大，似乎沒有任何制度上的障礙，故無須遮遮掩掩。北宋初年開封寄應，需是“化外”之人；北宋真宗朝之后，開封寄應需滿足下列條件：“顯無戶籍”和“久在鄉縣，實無戶籍”者，并且，滿足條件者還需有保人擔保。蘇軾兄弟顯然不符合上述條件。

張方平贊賞蘇軾兄弟的才華，認為他們有足夠的才能“從鄉舉”，進而建議其參加“六科”考試。“六科”指制科，宋代又稱“大科”，規格遠遠高于進士科，“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八）。張方平建議蘇軾兄弟越過進士科，直接參加制科考試。制科考試者身份為“內外京朝、幕職、州縣官及草澤”（《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八），蘇軾兄弟此時乃“草澤”，同樣可以參加考試，故張方平有此建議。然北宋參加制科考試并得以通過者，大都是官員，故蘇洵回答“姑為后圖”。蘇洵還是計劃蘇軾兄弟先參加進士科考試，再參加制科考試，后來事情之發展也符合蘇洵之規劃。問題是張方平對蘇軾兄弟“鄉舉”考籍問題并沒有任何質疑，看起來是理所應當，只是認為他們更有才華，可以直接參加制科考試而已。

綜上所述，蘇軾兄弟在開封寄應，是違反北宋科舉制度的。但父子三人和周邊人士并無遮掩，仿佛此事理所當然。或理解為制度之制定和實施，其間有較大的距離，多有變通之處。這種解釋又是很勉強的。只能求教于大方之家。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

本文首發于中華書局《文史知識》雜志2022年第七期，原題為《寄應與蘇軾兄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征得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