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長城—天山”內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存空間

“1950年的秋天，我和一些青年同志到新疆南部的維吾爾族農村進行社會調查，一天我在疏勒縣的一個茶館里吃茶，碰到了幾個維吾爾族青年正在用維吾爾語講《三國演義》中的故事，好奇心使我同他們攀談了起來，得知他們祖上的男方都是在疏勒城外八個屯子屯田的漢族士兵，祖上的女方都是當地維吾爾族婦女。他們約我到他們的家里做客，我在他們的家里看到，他們的家庭生活和南疆的其他維吾爾族農民的家庭生活完全一樣。如果還有一點不同的話，就是我在他們的家里看到了用漢文寫的神主牌位，這只能算是漢族祖先崇拜的一點遺物。1877年清軍和新疆各族人民趕走阿古柏這幫外國侵略勢力后，駐疏勒的清朝軍隊在城外屯田，距我在疏勒縣調查時僅七十來年，可見這些屯田的漢族士兵融合于維吾爾族的速度是很快的。”

這是上世紀50年代，民族學家谷苞深入塔里木盆地南緣綠洲進行田野調查，于1989年寫成的《在我國歷史上有眾多的漢人融合于少數民族》一文中所記述的一件事。

以中原為本位的官方歷史很少記載“民族通婚”這樣的小事件，只有在記述邊疆的民間野史中可以找到只言片語。在谷苞的筆下，清朝駐疏勒的湘軍與當地的維吾爾人通婚，僅僅70多年，其后人就已經同化于維吾爾族，成為了維吾爾人，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如今，距離谷苞的調查，又過去了60余年，這些湘軍后代估計已經“遺忘”了自己的先祖曾是漢人。對這一群體和當地社區而言，這段歷史被選擇性地“遺忘”了。正如歷史學家羅新指出，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都有相當數量的非華夏人群加入華夏社會，這些人群都要通過不同途徑實現其文化轉型，最終轉換其歷史敘述，使得他們的社會面貌與其他華夏人群沒有差別。這個過程中，集團和個體都積極進行了遺忘。同理，來自華夏的散居人群加入非華夏社會，最終也會實現文化轉型和歷史敘述，逐漸成為非華夏社會的成員。中國古代文化對這種“華夷轉換”也持有寬容的心態，“入中國（華夏）則中國（華夏）之，入狄夷則狄夷之。”誠如陳寅恪所言：“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曰為漢人，胡化之人即曰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華夷”之間并非都能成功轉換，有時會形成共生形態——一種“過渡形態”的人群。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學者拉鐵摩爾在東天山調查時發現，在天山中段的巴里坤與奇臺之間有一個山居人群，是漢人與蒙古人通婚的后代。他們既熟諳漢語，又精通蒙古語，風俗既隨蒙古族，也隨漢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樣管理他們的牲畜，也能像漢人一般喪葬、婚嫁。在氈包內他們像蒙古人一樣穿著，當來到城鎮又打扮得像漢人。他們在冬季的低地草場擁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隨蒙古人一起進山搭建夏季氈包。他們有最普遍的宗教寬容，夏季在山中熱情地款待游歷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參拜漢人的寺廟。

拉鐵摩爾

這些兼收漢文化和蒙古文化，具有“過渡”特征的人群讓拉鐵摩爾“大開腦洞”，長城作為“過渡地帶”成為了他所作《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的核心思想。拉鐵摩爾挑戰了當時風行的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是對“歐洲中心觀”和“中原中心觀”的雙重拒絕。正如魯西奇教授所反思的，迄今有關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體闡釋，大抵都假定中國各個地區的歷史發展走過基本相同的道路、遵循大致一致的歷史發展模式。以社會形態演進為核心線索的敘述與闡釋體系，強調人類歷史均經歷了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以社會主義社會為其初級階段）的演化，認為歷史發展的總體線索自亦如此，中國各個地區亦概莫能外。此外，還有一種“漢化”的闡釋模式，“它假定一種單一的文明媒介，從漢人為基礎的帝國中心，直接傳導到不同種類的邊陲人群當中。擴張、移民和文化傳播的敘述，被看作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單向同化方向，從而將中國文化不斷吸收各種異質文化、并逐步形成自己特點的過程簡單化了”。這種以單中心為標準將社會視為同質化過程的歷史取向在根源上來自早期進化論，不僅掩蓋了中國社會與歐洲社會存在的歷史文化特性的差異，而且也掩蓋了中國內部的區域性發展道路。

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已經突破了進化論的束縛，將中國歷史的中心恢復到以長城為中心的歷史過程，如李鳳山認為，古代的民族格局總是反映著經濟地理的生態結構。西周以降，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處于領先地位，建立了以當時農耕民族為主體的秦漢多民族統一的強大封建帝國；以蒙古草原為中心，則形成了以當時草原游牧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奴隸制政權。萬里長城恰好坐落在這兩大經濟、文化腹心的南北交匯處。

從“區域”形態看歷史的發展，除了游牧和農耕兩大形態外，谷苞很重視綠洲形態，對河西走廊綠洲從游牧區轉為農耕區給予高度評價。漢朝對于河西走廊的開發，特別是酒泉、武威、敦煌、張掖四郡的設置，不僅具有中國史的意義，也具有世界史的意義。由于河西地區由游牧區變為農耕區，分隔開了匈奴與羌人的聯系，同時，漢朝與天山以南的農業諸國，以及天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一帶游牧的烏孫結成了抗擊匈奴的聯盟，后來天山以南的諸農業國歸服漢朝，納入漢朝的版圖，這就加強了漢朝的實力，進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勢力。正是河西走廊將游牧勢力一分為二，使得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最后成為兩個異質性的互動游牧體系，兩大游牧體系分別和中原、西域發展出不同的關系，使得中國西北歷史變得豐富而多元，奠定了中國歷史的大格局。這一視域中，谷苞將綠洲歸入農耕社會的體系。

河西走廊將游牧勢力一分為二

將綠洲視野納入到中國歷史的分析框架的是拉鐵摩爾。上世紀20年代末，拉鐵摩爾混跡在商隊中完成了從華北長城商貿城市張家口到天山中段的重要商埠古城（1759年，清政府在迪化以北約400余里的奇臺堡設防駐守，該地為唐蒲類城遺址，人們以“古城”之名呼之）上千公里商路的考察。從沿線草原、沙漠、綠洲平原到高山地帶，他觀察到了不同地理環境中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態、經濟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動，繼而也提供了新的眼光來分析這一區域的歷史。他認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僅造就了新疆的地理態勢，它融化的雪水也成為了綠洲的生命線。

日本學者松田壽男利用歷史地理的概念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來研究“天山歷史地理學”，提出天山屬于“干燥亞細亞”區域，因此，“綠洲”這個“沙漠島”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歷史空間單位。綠洲是可以耕作的土地，但是這里的農耕受到自然條件的強烈制約：第一，享受不到雨水的恩惠；第二，依賴于地下水和河水，因此水量有限；第三，因水量有限，耕地不能無限度地擴大。受這些因素制約，綠洲具有與中國內地、印度或日本的農耕社會完全不同的性質。綠洲總體上屬于資源匱乏區，人口、耕地和水資源之間的關系會越來越緊張。要維系綠洲的運轉，就必須參與到商業活動中，獲得新的商業資源。綠洲又是一個活躍因素，即它不僅給農業社會增加了貿易的因素，還使之展現出中轉市場的性質，并起到了商隊驛站的作用。因此，他提出了綠洲就是沙漠中的“島嶼”，連通島嶼的商隊就是“航船”，從河西走廊到天山，因為商隊的聯絡使得各個綠洲被連成了“綠洲橋”。松田壽男的表述既生動又富有想象力。

谷苞、李鳳山、拉鐵摩爾、松田壽男等中外學者都提供了一種整體性的空間視角：把“長城—天山”作為一個整體的分析單位。李鳳山以天山區域發現了烽燧遺址為依據，將天山納入到“長城帶”中。松田壽男則指出，一方面，“天山半島”正因為長長地突出在遼闊的沙海中，其突出部分與東方的蒙古高原和中原之間橫亙著寸草不生、極其干燥的大沙漠，因此，要從東方靠近這個半島，就必須經過非常艱苦的旅程才行。另一方面，天山與萬里長城的功能類似，都發揮了隔離游牧和農耕兩種生活者的作用，但同時，它又成為使二者進行接觸、和解的媒介。萬里長城和天山山脈，盡管一個是人工的造物，另一個是自然山嶺的復雜連結，但可以把天山山脈看作是萬里長城的延長線。因此，松田壽男認為連結萬里長城與天山山脈的這一條線才是劃分古代亞洲的游牧圈和農耕圈的邊界線；同時，它作為連結雙方的交往線，又具有無與倫比的重大意義。如果說，松田壽男從空間提出了“長城—天山”作為劃分游牧圈和農耕圈的意義，而拉鐵摩爾則進一步從時間上提出了“長城—天山”聯通歷史的意義。他指出，約在公元7世紀，長城—天山沿線的游牧道路被唐王朝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為定居文明所制，實可稱為一大轉機”，從那時起“中國長城以內的道路，始與沿天山兩側綠洲間的道路，即從游牧者開辟的商路有相當的聯絡。”“長城—天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過渡地帶，其標志是連接“長城—天山”道路的形成。

谷苞則提出，“中華民族共同性”必須置于游牧與農耕兩大區域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生存地理空間這一視域中來理解，換言之，“長城—天山”劃分的農業區和游牧區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存空間。他因此強調，要正確看待古代匈奴游牧社會的歷史地位：“在漢朝設置西域都護以后，我國的中原農業區與天山以南的農業區連成了一片，這時我國農業區與北方游牧區的界線，從長城以北到天山以北長達數千公里。農業區與游牧區都各有自己所特有的產品，是對方所沒有或缺少的，因而也是對方在生產、生活上所迫切需要的。由于游牧區不能生產游牧民族所需要的全部生產、生活物資，游牧民族對于農業區生產的糧食和各種手工產品的需求是更為迫切的。受基本的經濟法則的支配，農業區與游牧區以有易無的交易便發生了，而且這種交易的規模和品種，愈來愈大，愈來愈多了。”他強調游牧與農耕并重，超越了把河西走廊視為“華夷邊界”的思路，以“長城—天山”重新界定中華民族共同體生存的空間——以亞洲或“內陸亞洲”為整體性視角，這與中國史以東亞為歷史空間的傳統敘述區別開來。谷苞的觀點也成為費孝通所編著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長城—天山走廊”的形成與民族間的交流、互動

清代是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的關鍵時期，也是新疆的多民族交往格局形成的重要時期。費孝通提出，“我們需要一個宏觀的、全面的、整體的觀念，看中國民族大家庭里的各個成分在歷史上是怎樣運動的。”

在清代，新疆的重要性凸顯，首先源于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動。地緣政治格局本質上是由實力和“地理力”（即地理屏障）組成的地緣政治力量。18世紀中葉，清朝統一天山南北，疆域擴大到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雖然3個哈薩克玉茲成為清王朝與南下哈薩克草原的沙俄帝國之間的屏障。但是，沙俄帝國南下對清王朝在中亞的地緣政治構成嚴峻挑戰。清朝中葉，由清王朝控制的伊犁河谷在地緣上與哈薩克草原、南俄草原連為一體，深刻改變了歐亞大陸的地緣格局。由于蒙古族土爾扈特部從伏爾加河流域回歸天山，沙俄帝國加強了對南俄草原與哈薩克草原大通道的控制，與清王朝在中亞形成對峙狀態。因此，處理不斷擴張的沙俄帝國以及內亞問題成為整個清朝北方戰略的核心。

在這一過程中，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降低，地緣政治的重心被轉移和前置到了天山北麓。如乾隆27年（1762年）《清高宗實錄》所載：“前因準夷未平，涼州、莊浪等處為西陲沖要，故將西安駐防之滿洲、蒙古、漢軍兵丁派出數千名，分地駐防。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皆成內地，涼、莊既非邊徽，……現在伊犁建造城堡，設立將軍駐防屯田，與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涼、莊兵丁摯眷遷移，較為省便。”

此間，伊犁的建設是重中之重。民國時期，地理學家蔣君章在《西北經營論》（1936年）中對伊犁的重要性曾有形象的描述：“新疆命脈一系于伊犁，伊犁為新疆頭顱，北路塔城，南路疏勒，則左右其肩臂也。烏魯木齊為其腰臍。其足骨則東伸抵于甘肅、青海”。清政府以伊犁為中心，確立了“以北制南”的空間策略。

清王朝北方的安全防御體系沿東西方向展開，大致形成四大體系：

一是天山北麓“三鎮”體系，其功能類似于河西走廊“四郡”，以伊犁、烏魯木齊、巴里坤三大軍事重鎮為中心，發展為聲息聯絡的城鎮體系。實際上，三大重鎮分別體現出天山北麓戰略區域的三重屬性：其一，戰略前沿區是天山西部伊犁河谷中的“伊犁九城”，以滿城惠遠為中心，周邊環繞其他滿城、漢城、回城等，共九城；設總統伊犁將軍，統率八旗駐防；主要應對沙俄帝國的南下、東進戰略，同時羈縻哈薩克、布魯特等中亞汗國，承擔巡邊、地緣外交和國防功能。其二，戰略支援區在天山中段，以烏魯木齊的滿城鞏寧與漢城迪化為主，尤以鞏寧為中心；設烏魯木齊都統，八旗駐防和綠營并重；北望蒙古，南通喀什，亦為重要的屯墾區。其三，戰略接應區是天山東部的巴里坤，在漢城鎮西和滿城會寧設巴里坤總兵，統率八旗及綠營駐防，以會寧為中心。“三鎮”之間聲氣相通，是清王朝北方防御體系的核心。“三鎮”的中心均設在滿城——惠遠、鞏寧、會寧。僅觀其城名，“天朝”心態和時空布局彰顯無遺。

伊犁將軍管轄范圍示意圖

二是在伊犁以北的塔爾巴哈臺山附近設置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與科布多參贊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庫倫辦事大臣、黑龍江將軍的駐地東西相望，形勢聯絡，互為犄角，共同組成了鞏固北部邊疆的屏障。

三是在天山南路建立以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為中心的“回疆”體制，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一度為“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亦曾移駐烏什和葉爾羌。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烏什、庫車、哈喇沙爾等八城均有滿、漢官兵駐扎。

四是在東天山與河西走廊交匯的哈密與吐魯番地區，由哈密回王與吐魯番回王管轄回部，另設哈密辦事大臣、吐魯番領隊大臣。東天山實為內地與西域的門戶，由此，從吐魯番、哈密至河西走廊的敦煌、嘉峪關、酒泉、張掖、武威一線聯成了一個安全體系。

在四大安全體系中，以天山北麓“三鎮”為最要，其中又以伊犁為第一。伊犁號稱“新疆第一重鎮”，伊犁將軍的名號冠有“總統”二字，其重要性高于其他八旗駐防將軍。

伊犁將軍執掌的外交和軍事事務范圍達及200多萬平方公里的整個西域，其巡邊、喀什噶爾換防、軍事訓練任務繁重；以各駐防地的軍事民事為主要職責，同時要負責開辦旗學、處理外交、制造軍械等；經濟事務主要涉及屯墾、馬政、制錢、貿易等等。行政成本遠遠高于內地。

伊犁是新疆的軍政中心，清政府首先打通烏魯木齊至伊犁的道路，沿途設置21座軍臺，長770多公里，史稱“烏魯木齊西路”，俗稱“紅廟大路”。此后又連通了烏魯木齊至北京的道路，至此，從北京經過山西、陜西、甘肅嘉峪關、新疆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到伊犁的官道終于完成，共有臺站218座，總長4645公里。這條官道的完成，不僅構建了北京至伊犁的軍政信息系統，而且也建成了將沿線體系納入到中央管理的有效通道，是清朝強化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

北京至伊犁的官道保障了行旅和客商的安全，因此，它也成為了一條重要商道，形成了官商共用的格局。

從河西走廊到天山西部的伊犁草原，清朝的戰略區向西北躍進千里，經濟區必須匹配跟進。正如河西走廊一樣，盡管清朝政府在經濟上給予西域巨大的支持，但是這種“外嵌式”的，由軍政力量主導的城鎮發展動力，使得城鄉統籌功能并不完備。天山南北分散的綠洲難以形成連片的經濟核心區，除了糧食以外，綠洲經濟無法形成自給自足的體系，棉花、茶葉、布匹、綢緞以及各種民生用品都不能形成循環體系，要滿足駐軍、家屬及屯民的需要，大宗商品必須通過從內地遠距離運輸進行調配。新疆本地的財政能力無法負擔如此浩大的開支。而糧食與日用物資一直是支持戰略區的根本保障，需供應范圍也隨之向長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轉移。由于天山以北與華北情況相似，不是一個“雨養精耕”地區。天山北麓氣候寒涼，積溫不足，巴里坤一帶的農作物種植以小麥、青稞、粟谷為主，普遍采用粗耕的方式，通過屯田，能夠滿足駐軍和居民的糧食需要。但是，由于綠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氣候的原因，除了糧食有剩余以外，其他物資均不能生產，導致天山北路經濟區功能并不完整。這種不平衡的問題只能依靠內地補充“能量”，而這一能量的補充必須要開辟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擴大舊的通道。

從1760年開始，清政府每年從內地調撥“協餉”200萬至300萬兩白銀，充作新疆軍政費用。25個省級行政區，除了邊疆諸省外，其余各省以及粵海關、閩海關、江漢關、江海關等海關，都要分擔新疆所需的財政支出。有學者統計，1760年至1911年，清政府撥給新疆的協餉和專餉，總計近3億8千萬兩白銀，約占清朝中葉財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相當于清朝乾隆中期8到10年的財政收入總額。

清朝政府立足于天山南北發展經濟，采取了鑄造貨幣、開墾荒田、開礦、經營官鋪、對哈薩克等周邊民族、國家開展貿易等措施。從伊犁河谷到巴里坤盆地的千里沿線出現了絡繹不絕的屯墾區和大小不一的城鎮，大片的游牧區轉化為人工綠洲，成為了重要的糧食產區和糧食市場，紀曉嵐曾慨嘆“天下糧價之賤，無逾烏魯木齊”。同時，清王朝開發新疆的努力將農耕區的界限從河西走廊向西北推進了上千里，并將之與河西走廊到關中平原一線的農耕區相銜接，這一游牧區與農耕區關系的新變化，深刻改變了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進程。

哈薩克、蒙古等部的游牧經濟圈對農耕經濟圈的糧食、茶葉、布匹、瓷器等有著強烈的需求，北疆綠洲農耕區的糧食、南疆綠洲農耕區出產的布匹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另一方面，以軍餉、協餉等形式發放的白銀大量流入天山南北的城鎮，造成白銀與銅幣的匯率遠低于內地，讓商人有利可圖。同時，南北疆各級城市人口劇增，也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消費市場，刺激了對內地茶葉、瓷器、日用品等的需求。內地民商正是看準了此間蘊藏的巨大商機，因而不辭險遠，開辟出從歸化（今呼和浩特）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長途駝運路線，形成了多層次、多流向的市場流通體系。民商在這個市場體系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北套客”和“西路客”基本壟斷了這些市場。據紀曉嵐的記錄，“大賈皆自歸化城來，土人謂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賂蒙古人所開，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須攜鍋帳耳。”而西路客則是指從陜甘方向進入新疆的客商。

清軍西征的巨大軍需催生了市場需求，總有內地商販隨軍。據官修《新疆圖志》記載：“饋糧千里，轉谷百萬，師行所至，則有隨營商人奔走其后，軍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頒，聲色百伎之娛樂，一切取供于商。無行赍居送之煩，國不耗而餉足，民不勞而軍贍。”古城、歸化、張家口、包頭等地涌現出了一批駝運店，專門承攬往西北地區的貨運。一些大型駝運店的駱駝多達千峰。僅古城就有安德堂、天順魁（后遷包頭）、天德全等大小駝運店近40家。

大宗糧食類商品成為古城與蒙古游牧區交易的主要商品，從古城通往蒙古科布多城的糧道被稱為“蒙古食路”，可見其關系之重。道光初年，清人描述了古城中轉市場的流通范圍:“（古城）地方極大，極熱鬧，北路通蒙古臺站，由張家口出京者，從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間。口內人、商賈聚集，與蒙古人交易，利極厚。口外茶商自歸化城出來到此銷售，即將米面各物販回北路。以濟烏里雅蘇臺等處，關系最重。茶葉又運至南路回疆八城，獲利尤重。”當時的民諺云:“想掙白銀子，走趟古城子。”可見古城商業之繁盛。

歸化—古城道路也是左宗棠進軍新疆糧運路線：示意圖來源：蔣致潔《左宗棠進軍新疆運輸路線考略》

從華北長城腹地的張家口到天山中段的商埠古城，形成了若干條貿易大通道，匯聚成一個東西方向的“長城—天山走廊”。這基于幾個條件：

其一，沿著清俄邊界，從天山南北、經蒙古北部一直到東北建立起了四大防御體系，為跨區域、遠距離的商貿往來提供了長時段的安全保障。唯有“大一統”方能如此。

其二，“走廊”兩端都有中心市場，形成商貿交換的動力機制和樞紐。華北長城的中心市場是張家口，天山的中心市場是古城。據乾隆末年秦武域著《聞見瓣香錄》所載：“張家口為上谷要地，即古長城為關，關上舊有市臺，為南北交易之所，凡內地之牛馬駝羊多取給于此賈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兌換而歸又有直往恰克圖地方交易者，所貨物多紫貂、猞猁、銀針、海貂、海、銀鼠、灰鼠諸皮以及哈喇明鏡、阿敦綢等物。”從市場規模看，張家口更勝一籌，因為還開展對沙俄的貿易；二者相關聯之處主要在于對蒙古的貿易。科布多城的蒙古人到古城購買糧食，販賣皮貨，內地商號向科布多城運去糧食、酒和手工業品，換回畜產品；內地商號從張家口到古城販賣茶葉和各種日用品，再將皮貨等販回張家口。

其三，“走廊”能夠成為一條常態化的商路，是因為形成了便捷高效的通道，有效降低了運輸成本。其主干道是始自張家口、經蒙古草地到達新疆古城的“大草地”路線；還有從張家口經額濟納旗到古城的“小草地”路線；此外，還有南北向從古城到科布多城的“蒙古食路”；在伊犁，還開通了對哈薩克的貿易。

其四，“走廊”的形成還源于所運商品的“民生化”。商路貿易從奢侈品轉向了民生商品。除絲綢外，茶葉、瓷器、書籍、藥材，甚至海貨、水果都販運到了天山南北，雖然價格昂貴，不過較之唐、元等歷史時期，這已經是革命性的變化了。

“長城—天山走廊”不僅方便了駐軍、家屬和屯民，給他們供應了生活用品，而且還活躍了沿線的商業市場。在紀曉嵐的記載中，可以看到新的市場流通體系給迪化居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改善，“一切海鮮皆由京販至歸化城，北套客轉販而至”，“柑橘皆有，但價昂爾”，“土人惟重內地之果。榛栗、楂梨，有力者使致之”，吐魯番的出產也參與到市場流通當中，“吐魯番賣果者多”，“土產之瓜，不減哈密”，“味特干脆，但不久爾”。這些景況在元代時是難以想象的。

同時，“長城—天山走廊”也保留了奢侈品貿易。據學者估計，江南絲綢在新疆的交易量占交易總量的比重，在乾隆時超過90%，嘉慶和道光前期超過85%，道光后期到清朝結束亦超過90%。可以說，內地與新疆的絲綢貿易，主要是江南與新疆的絲綢貿易。在乾隆時期，每年用于哈薩克貿易的絲綢就達6000匹。

更重要的是，由于屯墾駐防的需要、商業市場的流通，在“長城—天山”兩側形成了“民族大走廊”。在清代，各民族人口不僅出現了從東往西的“走西口”大遷徙，還出現了從南往北的遷徙，以及從內地前往天山北麓、從內地前往蒙古的遷徙趨勢。他們不僅推動和參與了跨區域的商道開拓，還有很多人最終定居在這些西北和北方的新興城鎮。

清朝為充實伊犁的力量，除八旗駐防和綠營兵外，還從東北調來錫伯、索倫等族官兵，從天山南路調來綠洲維吾爾人、從內地招攬漢、回民戶，從西北調來察哈爾蒙古人等，實現了各民族共同參與伊犁的開發建設。

伊犁的常住人口以多民族為主。按照嘉慶末年《新疆識略》的人口統計，伊犁地區總人口是151940人，其中滿營人口為35940人，約占23%；察哈爾、厄魯特、錫伯、索倫營人口為61000人，約占40%；從南疆征調來的“回戶”（維吾爾人）人口為34300人，約占24%；綠營和民戶（漢人）人口為20700人，約占14%。總體而言，來自東北的人口占65%以上。同時，以南疆維吾爾人組成的“回戶”和漢人組成的綠營官兵主要承擔屯田開發，為駐軍提供大宗糧食和重要的后勤保障。

清兵在昭蘇格登山追擊準噶爾汗達瓦齊

三、“長城—天山走廊”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的區域性路徑

18世紀到19世紀初，天山南北的地景變化，特別是幅員遼闊的天山北麓從游牧區轉向農業區，深刻反映了中國史與世界史的新變化。這一地景改造第一次實現了天山北麓與天山南麓的均質化，將南農北牧的空間格局轉化為南北均以農業為主的空間結構。從區域自身的演變看，至少在秦漢以來的兩千年間，天山南北地景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是一次革命性的變動。

清王朝為建立北方的安全秩序，鞏固國家的疆域，以驚人的財力來維持“塞防”的巨大財政支出。正如雍正所說，“朕不惜國帑數千萬億，極邊遠塞駐扎兵丁，特欲保全喀爾喀、內扎薩克之故也”。這也與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財政能力有關，如乾隆中期財政還有盈余6000-8000萬兩，財政能夠負擔“塞防”的經濟能力，并持續一百余年，其持久力遠超漢唐時期。

由于“塞防”的保障，曾經影響中國歷史上千年的游牧區與農耕區之間的沖突被徹底解決了，“和平紅利”給廣闊疆域上的各民族都帶來了巨大的福祉。根據學者駱毅對清朝人口的估算，1775年，內地的人口數據為264561355人；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之年，清代官方人口數字的最高值為432164047人。經過大致維持和平的70余年，清朝竟然增加了1億6千余萬人口。從1759年到1864年，天山區域內部的人口增長也是驚人的，天山南路從25萬人增長到110萬人；天山北路從10萬人增長到43萬人，總人口達到150余萬。“塞防”提供的“和平紅利”究竟在多大程度轉化為國家“人口紅利”，已然無法量化，但顯然，其貢獻是不能低估的。正如左宗棠高度評價清朝北方安全秩序帶來的“和平紅利”：“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烏里雅蘇臺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后畿甸宴然。蓋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

河西走廊本來作為中原—“農業中國”的安全屏障，主要防御來自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同時也被視為“華夷邊界”；但是另一方面，如民族學學者李建宗所言，它更重要的是發揮了溝通農牧邊界的橋梁作用。而天山不僅是蒙古、西藏等“游牧中國”的安全屏障，同時也是河西走廊和中原“農業中國”的安全屏障；另一方面，極為重要的是，天山與河西走廊又構成了一體——“張國之臂腋”！國家的這一“臂腋”，從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天山的伊犁河谷，這一綿延不絕的農業區和新興城鎮，既構成了蒙古—天山—哈薩克草原的嵌入線，同時又是溝通三者的連接線，形成了農牧之間的巨大過渡地帶，也是“長城—天山走廊”形成的最重要動力。

正是沿著“長城—天山走廊”，清王朝將整合的疆域范圍從蒙古高原經天山南北延展到了歐亞腹地。由此，清王朝的視野從東亞延展到更遠方，這使得其疆域意識也開始從“華夷之防”向“中外之防”轉變。

在“長城—天山走廊”的整體性視野下，更能清晰地呈現左宗棠所述：“塞防”的關鍵是新疆，“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左氏的名言，肯定了滿、蒙、漢等多個民族對奠定統一的國家疆域共同作出的卓越貢獻，是對百年來清王朝“大一統”所帶來的“和平紅利”的充分肯定，不僅體現出一種地緣政治意識，更重要的是，體現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國家意識。

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長城—天山走廊”的形成，成為中華各民族交往史上的一次壯舉：共同開辟這一通道、建設新疆的過程，推動和形成了清代各民族的主要交往格局，其成果最終體現為新疆的民族格局與疆域的奠定；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在中國疆域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萌發和沉淀的。正如周恩來對清王朝的功過進行評價：清雖然有過，所以滅亡了，但也做了幾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國許多兄弟民族聯在一起，把中國的版圖確定下來了，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為了要長期統治，減低了田賦，使農民能夠休養生息，增加了人口，發展到四萬萬人，給現在的六億五千萬人口打下了基礎。第三件，清朝同時采用滿文和漢文，使兩種文化逐漸融合接近，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谷苞通過考察河西走廊至天山一線的“日常生活”，發現“長城—天山”是游牧圈與農耕圈的連接線，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放在游牧與農耕兩大文化圈的交往進程中去觀察，顯示出他將民族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深刻洞見，跳出了民族主義史學的單線進化觀，從而開辟了從區域性道路來思考“中華民族共同性”如何形成的新路徑。

“長城—天山”作為中國南北的地理與人文分界線，原本也是游牧與農耕的分界線，但是在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百年間，清王朝作為“大一統”秩序的發動者和構建者，疆域涵蓋了游牧與農耕兩大體系，帝國在維系其政治治理的同時也提供了安全秩序。

由于綠洲體系的分散性和特殊性，不能形成完整的“核心區”。清王朝不得不從內地調動龐大的人力、財力、物力資源以支撐“塞防”建設，開發的成果之一是在游牧、農耕與綠洲的交匯帶形成了巨大的物資交換體系，并自發形成市場網絡，還吸引了國際商業力量——俄羅斯商人與中亞商人的加入。從東北到西北、從中原到邊塞、從江南到北國，來自游牧、綠洲、農耕區域的人群隨著國家軍政與市場力量的擴散運動發生著變遷、流動、分散和凝聚，出現了自東向西為主的人口遷徙過程，構成了宏偉而富有生氣的歷史畫卷。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必然成為中國自身某種近代國家意義的發展道路與模式的關鍵組成部分。換言之，“長城—天山走廊”是“中華民族共同性”生長的重要空間。

19世紀中葉，從海上到來的歐洲殖民主義力量打破了以大陸為中心的秩序，以海洋世界為中心的秩序逐步占據上風。蒸汽機時代的輪船、鐵路、公路也逐步取代了駝隊和駝路。雖然西北的地景變化遠不如東南的劇烈，但毫無疑問，“長城—天山走廊”留下的最重要的歷史遺產是伊犁、烏魯木齊和巴里坤一線形成的眾多城鎮、多民族聚居區和散居區。這一深刻的地景轉變，是理解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轉換與連接的一把關鍵性“鑰匙”，也是十分重要的“窗口”。

20世紀30年代后，隨著地緣政治變化與現代交通運輸的發展，“長城—天山走廊”日漸式微。那時，拉鐵摩爾跟隨駝隊而行，風餐露宿中，發現了“過渡地帶”的重要性。20世紀50年代初，谷苞則在塔里木盆地的綠洲記錄了正融入維吾爾族的漢人后裔的“日常生活”，留住了“長城—天山走廊”族群互動的珍貴歷史記憶。

進入21世紀，“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新時代的“現代文明走廊”，將“邊疆”轉化為“走廊”、轉化為“核心區”，必將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一個新契機；同時，“一帶一路”建設將“綠洲”作為“現代文明走廊”的“站點”，“綠洲”必將煥發出勃勃生機。因此，被湮沒的“長城—天山走廊”的歷史記憶和“日常生活”的經驗值得發掘和借鑒。

（本文首發于《中國民族報》12月29日微信公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