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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一個歷史學家的藏書與讀書
先師黃永年先生所藏古籍書影出版在即,出版方希望我寫幾句話,附綴其間,向讀者談談業師的藏書與讀書。
這部書是由黃永年先生的公子、我的師兄黃壽成編選的。當年業師和我談起自己藏書的時候,總會說,我的兒子真是個福將,將來坐享其成,一下子就有了這么大一批好書。現在壽成師兄不僅自得其樂,還選精取粹,編出這本書影,與天下愛好者分享。先師若是在天有知,也會十分欣喜。想到這一點,作為受業弟子,我感到自己也更有責任向讀者談談對先生藏書情況的理解,以供大家參考。
按照我的理解,堪稱“藏書”的圖書收藏,首先是一種人生的情趣。這是一種有意思的讀書人的生活情趣,簡單地講,就是因為好玩兒才去收書,才來藏書。關于這一點,黃永年先生和我談過多次,買一些特別的古籍舊本,猶如小朋友搜集郵票,就是覺得好玩兒。
在當代中國學壇上,黃永年先生當然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其藏書自然與讀書密切相關。學人藏書,當然是為了讀書,也是因為先讀過很多書才能很好地藏書。但學者更首先是人。一個有意思的人,才能寫出有意思的文章,而在我看來,只有有意思的文章才稱得上是好文章,讀起來才會令人身心暢快,也才會以真心探討和解決真問題。

黃永年先生
現在的文史學者,一入師門,接受的都是崇高的學術目標,為國為民為世界學術,利他利世利天下蒼生。可在我看來,業師黃永年先生做學問,首先是覺得好玩兒,是覺得做學問有意思。這種好玩兒的感覺,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探索未知領域的欲望,或者說是一種好奇心,很原始,也很本能。但這種本能不像食色之欲那樣幾乎人人都與生俱來,世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會有;或者說只有很少一小部分人才不會被塵世的功利蝕掉這種本能。
基于這種本能的古籍舊本收藏,其首要著眼點是要有特色。我有,別人少有甚至沒有,這就是外行人最容易理解的獨家特色,其實也是古籍舊本收藏中一項最主要的特色。當年賈二強學長和先師一起編著《清代版刻圖錄》,其中很多書用的都是先師的藏本。在翻看一過之后,二強學長對我說:“幾乎每一本都有花樣。”這“花樣”,就是與眾不同之處。其中最一般的,如原刻初印;更特別一些的,則有名家批注本、鈔本和稿本,等等。很普通的大路本,先師一般是不會去買的。
以前我寫文章談過,業師黃永年先生一向不喜歡人家稱他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甚至歷史文獻學專家。這是因為先師以為這些知識,都是文史研究必備的基礎,懂這些是應該應分的,而不是什么特別的人掌握了某種人所不知的偏門絕技。
基于這樣的認識,先師搜求古籍舊本,在“好玩兒”、“有花樣”的前提下,對書籍內容的選擇,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對學術研究的態度。在這一方面,黃先生除了一些自己特別感興趣的領域和問題之外,主要有如下兩項重要特點:一是領域非常寬廣,二是特別重視骨干書籍。
讀過一些黃永年先生研究著述的人們都會注意到,業師的學術視野和學術研究范圍是相當寬廣的,不僅不像絕大多數與其并世的歷史學者那樣,一輩子只研究某個領域內的那些問題,而是能夠上通先秦,下達近現代,幾乎對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時代和各個方面問題,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更不同尋常的是,他還文史兼通,對中國古典文學乃至各種俗文學也都了如指掌。
這么廣闊的學術領域,研究和解決那么多五花八門的問題,黃永年先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難道是像古語講的那樣“頭懸梁”、“錐刺股”不成?先師是個聰明絕頂的學者,恐怕從來也沒做過這種“苦功”。
黃永年先生學識的積累,是在搜書、讀書的過程中逐漸養成的。喜歡逛書店的人都知道,逛一次書店,往往只買一兩本書甚至一本也不買,但在瀏覽、挑選書籍的過程中,卻會翻看很多本書。文史學者逛古舊書店,更是如此。先師生長于江浙人文淵藪之地,這里也是古刻舊本的淵藪。從少年時起,他就盤桓于古舊書鋪,以后終其一生都沒有改變這個嗜好。
買古書收藏和買瓷瓶子、字畫等古董不同,不是單單有錢就能辦到的事兒,想要買到好書需要先具備一定的文化,而歷史文化知識的擴展和積累又要有廣泛而深入的閱讀。這就像“先有蛋還是先有雞”一樣,是沒法清楚排出個生成的先后次序的。但現在我在這里談論黃永年先生藏書內容的廣泛性,當然不能不強調指出這種廣泛性是以先生閱讀和研究范圍的寬廣作基礎的;也就是說,要想在經史子集各個方面、各個時代的書籍中都能買到好書,首先需要具有相應的學識。
聽我這么講,有些喜歡抬杠的人一定會說,不管啥書都買下來就是了,那不就啥書都收藏了,這還需要什么學識?古往今來,頗有一些藏書家確實如此,但黃永年先生卻不是這樣。因為他從來沒有放手濫收過古籍——沒有那么多閑錢買書,更沒有那么多地方放書,也沒有那個興趣啥書都收。黃先生收下的都是各個方面的精品。
業師曾和我講,他買書從來都是精挑細選的,甚至可以說是“千挑萬選”,而且他還多次在課堂上講,并且也寫文章說,世上只有兩種人能夠真懂古籍版本:一種人是賣古書的書商;另一種是喜歡買古書的人。前者為多賺錢,需要用盡可能低的成本獲取盡可能大的利潤;后者為少花錢,需要用盡可能低的價錢買到質量更好的書——當然這首先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之語。
先師能夠在這么大的范圍內用有限的成本挑選出特別喜愛的好書來,靠的就是自己豐富的學識。書讀得多了,問題想得深了,見識也就很廣很高了。這個是普通收藏家沒法比的,不服也得服。
那么,黃永年先生“千挑萬選”地選書都選了些什么書呢?這就觸及了前面談到的先師藏書的第二個特點,即先生特別重視四部基本典籍。這樣的藏書觀念,實際上是緣于先師在學術研究中對待各種史料的基本態度。
眾所周知,在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領域,很多年以來的潮流,就是開口閉口談新史料,動手動腳找新史料,出洋入地搜求新史料。好像若是沒有所謂“新史料”,學術就永遠停留在暗黑長夜里一無所為了。可先師的態度從來不是這樣。
黃永年先生從事文史研究,終生堅持以四部基本典籍為重心。研究具體的學術問題是這樣,閱讀和了解古代史事更是這樣。為什么?因為這些典籍載述的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主干,也就是所謂“本”。舍棄這個主干,去找什么稀奇古怪的“新史料”,就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則結果可想而知。
當然,學問是一個人一個做法,所謂各尊所聞,各行其是,我受學于先師者如此、于先師所知如此而已。了解這一點,才能更好地看懂這部書影,更好地欣賞這部書影,也能更好地利用這部書影。
總而言之,我希望各位讀者朋友透過這部書影,能夠看到一位卓越的歷史學家是怎樣藏書和讀書的,這樣也才能看懂這些書為什么好玩兒和好玩兒的地方在哪里。

本文為《心太平盦古籍書影——黃永年先生收藏精粹》(黃壽成 編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5月)一書代序,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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