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詩賦選》，[北周]庾信著，譚正璧、紀馥華選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199頁，0.65元

陶淵明《讀山海經(jīng)（精衛(wèi)銜微木）》一首中，關(guān)于“刑天舞干戚”句，頗有爭議，大多都集中在該句的異文之上，因其較早版本作“形夭無千歲”，然于義未安，宋人則據(jù)《山海經(jīng)》校作“刑天舞干戚”，認為是用了《山海經(jīng)》“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的典故，意思較為明確，也符合《讀山海經(jīng)》的題目。這在洪邁的《容齋隨筆》、周必大的《二老堂詩話》等書中都有所提及。此后，或主古本，或從意思，聚訟紛紛，莫衷一是。但“刑天舞干戚”的版本，因其意義顯豁，終究還是略勝一籌，不少陶詩注本，尤其是普及類讀本都選擇了“刑天舞干戚”這一版本的異文。

至于“刑天舞干戚”的意思，則無甚爭議，各注本的注解也都差不多，幾無異辭：即用《山海經(jīng)》中典故，刑天在與黃帝的爭斗中失敗，被砍去頭顱，以乳房與肚臍為眼口，依然舞動著干戚——一般的注釋都解釋作盾牌與斧子——以示依舊保持著戰(zhàn)斗意志，比如龔斌先生的《陶淵明集校箋》就說：“刑天雖無首，猶舞干戚以斗。”一些后世流傳的神話故事里，刑天也被描繪為無首但卻依舊揮舞著斧與盾與黃帝爭斗的斗士。

然而，“干戚”一詞，被解釋為單純的盾牌、斧子之類的武器，卻并非是毫無瑕疵，無懈可擊的。《禮記·樂記》：“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鄭注：“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大武》，周舞也。”又《文王世子》：“大樂正學舞干戚。”孫希旦集解：“干戚，《大武》之舞也。”由此可知，周代樂舞中，有一種《大武》舞，舞者即執(zhí)干戚，其中的“干戚”是“朱干玉戚”，即作為舞具，象征性的盾與斧。照此解釋，刑天之“舞干戚”，并非是真正拿著武器戰(zhàn)斗了。

但《禮記》中各種有關(guān)“干戚之舞”的表述，尚不足以坐實“刑天舞干戚”之“干戚”是舞具非武器的推論，因為畢竟“干”與“戚”的原意是盾與斧，“舞干戚”，固然可以解釋為舞干戚之舞，但解釋為揮舞著盾與斧戰(zhàn)斗似也無可厚非，還要看看詩文中其他的用例。

較之陶淵明稍后但也同屬六朝大家的庾信《哀江南賦》中，有“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zhàn)”的句子，是描述侯景之亂時梁平叛軍隊不力，故無法為國家急難奔走、起不了平定叛亂的作用，因此倪璠《庾子山集注》注釋此句云：“戎，謂侯景也，言不能平之。二語謂援兵之不力也。”即是此意。建國后第一部庾信詩賦的注本，由譚正璧與紀馥華共同編寫，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庾信詩賦選》承襲此注，云:“兩句是說當時數(shù)十萬援兵在外，互相猜忌，號令不一，沒起支援作用。”這類解釋，皆是本著《梁書·侯景傳》中湘東王馳援京師，但援軍卻各自為戰(zhàn)，燒殺搶掠的事件的意會之詞，并沒有具體解釋詞句的意思。如要翻譯二句：“官守無奔問之人”，自無問題，即沒有為了國家奔走急難的官員； “干戚非平戎之戰(zhàn)”句，若將“干戚”解釋為一般的作為武器的盾、斧，倒也可通：即武器（也失去了效力），無法為平定侯景之亂出力，或者因“干戚”為武器的意思，將它引申指代為軍隊，整句解釋為馳援的軍隊無法平定叛亂。這樣的翻譯，亦差強人意，于大意無害，只是解釋時要轉(zhuǎn)個彎。

但如知道了“干戚”有作為舞具的武器這一意象后，再來審視這句話，則干戚解釋為舞具，似意義更佳：干戚是象征性的武器，自非“平戎之戰(zhàn)”，此句正說的是梁軍戰(zhàn)斗不力，如干戚一般，不過是擺擺樣子的。諸本注釋中，倒也有點出這一點的，瞿蛻園《漢魏六朝賦選》解釋這句話，就說：“干戚，指古時廟堂樂舞所用的是朱干玉戚。朱干，朱漆的盾牌。玉戚，玉作的戰(zhàn)斧。戎，指侯景。這句說：干戚只是一種象征，而不能用來對外作戰(zhàn)。指當時的兵將無能。”言簡意賅地指出了此句“干戚”作為舞具的象征性與非實用性，一語中的。《漢魏六朝賦選》雖是銖庵先生為普及而作的小書，但于此類注釋中，皆可看出大家的手眼與用心。

另一個相似的意見則出現(xiàn)在對另一部大家普及之作的批評之中。1958年9月28日的《光明日報·文學遺產(chǎn)》中，有一篇《讀〈庾信詩賦選〉》的文章，署名“潘辰”，對譚正璧、紀馥華二先生編的《庾信詩賦選》提了不少意見，其中不乏政治性、立場性的問題，比如該書序言中描繪梁朝的強盛時期，用了“全國自上而下都充滿了歌舞升平的景象”，即認為：“人民生活如此痛苦，那里談得上‘歌舞升平的景象’？關(guān)于這一點，范文瀾同志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中說得很清楚。如果說梁朝有‘歌舞升平的景象’，那不過是蕭衍和他那一小撮統(tǒng)治者們在醉生夢死而已。”此類評論政治傾向性太過明顯，有著強烈的時代烙印，在今天看來，意義不大。但該文卻又對注釋提出了一些實質(zhì)性的建議，其中就包括對“干戚非平戎之戰(zhàn)”一句的解釋：

如“哀江南賦”的“干戚非平戎之戰(zhàn)”句，倪注把它與上句“官守無奔問之人”聯(lián)在一起，說是：“二語謂援兵之不力也”。選注者仍之，說：“兩句是說當時數(shù)十萬援兵在外，互相猜忌，號令不一，沒起支援作用。”（頁23）其實這兩句是兩個意思。上句是說援軍不能盡職，協(xié)力救助王朝；下句則是說梁朝重文輕武，抵御侯景不得其方。按：“干戚非平戎之戰(zhàn)”句是用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的典故。這是一句用文德代替武力的古代傳說。后來詩人常用此典，如李白的“古風”第三十四首：“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庾信這里也是說明蕭衍重文輕武，而對侯景這樣的人，又是不可能用文德降伏的，因此致敗，所以說“非平戎之戰(zhàn)”。“干戚非平戎之戰(zhàn)”怎么能與援軍沒有起支援作用聯(lián)系起來呢？

此駁并非十分有力。首先，所謂“援兵不力”也好，“沒起支援作用”也好，是基于《梁書·侯景傳》記載的湘東王馳援京師之事的，二句概括言之，正可言援軍的不力，所以也并未說錯，只是沒有解釋具體句子的意思而已。引用《尚書·大禹謨》“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認為干戚是宣示文德，又說到蕭衍重文輕武之類，則又嫌過度闡釋：“舞干羽”即干羽之舞，古代樂舞有文舞與武舞兩種，文舞佩羽，武舞佩干戚，即《詩經(jīng)·簡兮》中的萬舞，以示崇文抑武，故云“誕敷文德”，但“干羽”與“干戚”還是兩樣的，云“干羽”有“誕敷文德”的意思尚且說得通，但以干戚說之，則有些牽強。（干戚無“誕敷文德”義也不絕對，唐人經(jīng)常將“舞干羽于兩階”，引作“舞干戚于兩階”，如盧照鄰《南陽公集序》以及上文所引的李白詩皆是，但只能在特定的語境中理解。）但該解釋終究還是提示了“干戚”不當指單純的盾斧，解作實質(zhì)的武器，認為“干戚”確實本身就“非平戎之戰(zhàn)”，于此句的正確理解，還是有所幫助的。瞿蛻園的《漢魏六朝賦選》初版于1964年，此解可謂更早地指明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又《后漢書·崔寔傳》記載崔寔《政論》中的話，則更為明確地表達了“干戚”象征而非實用性，可助理解“干戚非平戎之戰(zhàn)”：“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jié)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平城之圍，自要靠陳平的智謀與漢朝的國力才能解決，“干戚之舞”，自然是“俗士苦不知變”不合時宜的臆想，毫無用處的。可見，漢代即有“干戚”無助于實際戰(zhàn)斗的比方，甚至可以說，崔寔的話，可能才是“干戚非平戎之戰(zhàn)”的出典。（平成之圍是漢與匈奴的戰(zhàn)爭，“戎”實指侯景，在典故中指的正是匈奴。）

現(xiàn)在再回過頭來看“刑天舞干戚”句在詩中本身的意味，如“干戚”解作象征性的盾、斧，似亦可通，甚至在意思上還更勝一籌：刑天已經(jīng)失去了實際戰(zhàn)斗的能力，只是空懷復仇之志，只能拿著象征武力的干戚起舞罷了，也正與“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相對，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具西方神話西西弗斯式的悲劇色彩，亦更符結(jié)句“徒設(shè)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無可奈何的意思。

下面還想再說說上文提到、遭到批評的譚正璧、紀馥華編《庾信詩賦選》。該書是建國后第一部庾信詩賦的注本，前面有一篇長序，詳述庾信生平、作品前后分期以及藝術(shù)風格等問題，可謂在庾信研究上有著突破性的意義。序言將庾信生平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生活如意，因此文學重視辭藻用典而內(nèi)容空虛；后期慘遭離亂，生活失意，因此反而作品變得優(yōu)秀起來。雖然用了諸如“封建奢靡”“空虛浮泛”“具有人民性”等頗具時代烙印的字眼，但實際上基本承襲了傳統(tǒng)觀點，認為“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詩賦動江關(guān)”，即其詩賦在晚年離亂之時，是有一個質(zhì)的飛躍的。

更為難能可貴的一點是，二位作者承認了庾信詩賦在形式上的美。由于當時的評論風氣，很多認為用典、駢體、對仗等，皆是封建文人拽文逞辭，無聊的文字游戲，該文則在批判“一般”駢體、用典、對仗的同時，肯定了庾信用典的巧妙得體，對仗的輕盈靈活等，如談到他用典時說：“許多詩文中由于事事用典，使得它顯得奧澀、堆砌，索然無味。庾信的作品中也用典，不過由于他運用得靈巧、自然、恰當、準確，典故的意思和自己所要表達的能完全一致地融合在一起……用典不但沒有限制住作品內(nèi)容的表現(xiàn)，反而大大幫助了它，用典使得詞句含蓄，在少量的語匯里能含有更多更深刻的內(nèi)容，可以使人產(chǎn)生更多的聯(lián)想和豐富的想象。”在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下，先抑后揚，曲折地肯定庾信詩文的形式美，這也顯示了編者對作品是具有真賞的。

也許是這種“曲折的肯定”，該書甫一出版，就遭到了不少批判，《光明日報·文學遺產(chǎn)》1958年就有三篇批判《庾信詩賦選》的文章，分別是5月10日發(fā)表的署名“太林”的《對“庾信詩賦選”序言的兩點意見》、9月28日高海夫的《對“庾信詩賦選”的選文標準和序言的幾點意見》以及上面提到潘辰的《讀“庾信詩賦選”》，其中除了潘辰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對具體注釋的意見（其中大多亦可商榷），其他兩篇則都頗有政治傾向性，認為編者在序言中對庾信還是溢美太過，選文還是有浮艷之作的之類。這也許與譚正璧于1955年卷入過《文史哲》胡風案的風波有關(guān)，此事雖在當時已“沉冤昭雪”，但也應有不少人懷疑他政治不那么正確，對他編寫的書進行審查批判的。不過，這部書出版后不久，就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chǎn)》上引出三篇討論文章，也可側(cè)見該書的影響力。

譚正璧，1978年3月23日攝于長風公園。

《庾信詩賦選》第二編者紀馥華在《師恩如山，無日能忘》一文中交待了該書的編纂始末，紀馥華原為譚正璧在齊魯大學中文系（山東大學中文系前身）的學生，深受賞識，譚正璧因病離開山東后，二人依舊保持著聯(lián)系，“1956年初，譚老師寫信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編一本魏晉南北朝作家的作品選，由他介紹給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至于哪個作家，何種文體均由我決定。我因毫無編選經(jīng)驗不敢接受，他鼓勵我說，可以由他把關(guān)，于是采用合作編著的方式。至于選哪一個作家、選哪些作品、選注何種體例等，都由我先擬稿，老師改定。由于我是新手，有許多不足之處，老師都不厭其煩地修正，并做詳細說明，所有改動都能切中肯綮，給我不少啟發(fā)；偶有不同看法，老師也會細心傾聽，商酌解決，所以在合編過程中，我學到了許多為人和治學的道理”（該文收入《譚正璧傳》，北京出版社，2016年）。可知該書實際是由紀馥華主要執(zhí)筆編寫，譚正璧做了把關(guān)修改的工作，但最后酌定皆出譚手，且譚正璧是紀馥華的老師輩，所以署名在前。

紀馥華有一個筆名叫璧華，是福建省福清縣人。1949年開始，先后在北京輔仁大學、濟南齊魯大學、青島山東大學中國語文系就讀。1952年畢業(yè)于山東大學中國語文系。此后一直在北京從事文教工作。七十年代初定居香港，從事編輯工作，曾在現(xiàn)代教育研究社、新亞洲出版社、文達出版社任總編輯，麥克米倫（香港）有限公司任中文總編輯，香港啟思出版社任編輯顧問等。業(yè)余時間他依然進行著古典文學的選注工作，在香港三聯(lián)“中學生文學精讀”叢書里，擔任陶淵明、李商隱、李白、李煜四位作家作品的選注者，反響不錯，這也許正是當時譚正璧先生指導他編寫《庾信詩賦選》時打下的底子吧。

紀馥華定居香港后，與譚正璧亦一直保持著通信，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出版、樊昕編的《譚正璧友朋書札》中，紀馥華的書信收入了二十四通，皆是1970年赴港以后所寫，屬于書信來往比較頻密的。在這些書信中，數(shù)次提到《庾信詩賦選》。如第九通：“目前國內(nèi)想要出許多古典文學選本，那本《陰何詩選》不知有無面世之日，我常懷想寫《庾信詩賦選》的那些日子，那是一段多么有意義的日子啊！”第十七通又說：“獲悉《八百種古典文學著作介紹》中亦收有《庾信詩賦選》，十分欣慰，因為那說明了我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這可為證，《庾信詩賦選》還是獨一無二的書，這應歸功于您，因為沒有您，根本就不會有這本書，您的指導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庾選》受批判的情況猶歷歷在目，而回憶總是甜蜜的。”信中提到《庾信詩賦選》受重視、受批判的諸多情況，并又提到二人應還有一部未刊的《陰何詩選》。從字里行間可見紀先生十分重視這本他初出茅廬時合作編纂的小書，或者說是重視與譚正璧先生一起編書、跟隨他學習時的那段經(jīng)歷，至以“甜蜜”來形容。紀馥華先生亦一直在從事著文學的研究、普及、出版等工作，這正是譚正璧先生在“三身著作”之外，教書育人方面成就活生生的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