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國家間日益相互依存，區域整合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深化。而在東亞，盡管（除朝鮮外的）各個經濟體都是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且體量已超過北美和歐洲，但區域合作卻異常艱難。這其中有外部因素：美國一直試圖以“亞太”概念消解“東亞”作為政治區域的有效性；但同樣重要的是內部因素：還不要說頻繁引爆公眾輿論的領土爭端，東亞的每個國家之間、每個政治體之間，甚至一國之內的不同社會之間，都存在矛盾重重的歷史記憶。

歷史問題成為東亞合作最難以克服的障礙。

當我們作為游客，走進不同國家的紀念館，就能立刻體會現代國家塑造的歷史記憶，是如何與現實中的政治對立相互包裹。九一八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控訴；靖國神社游就館里對大東亞戰爭的粉飾，以及為在東京審判中主張日本無罪的印度法官帕爾樹立的紀念碑；廣島原爆紀念館里“錯誤不會再犯”的誓言；首爾的韓國戰爭紀念館里對壬辰戰爭和朝鮮戰爭的解讀；以及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慰安婦”少女雕像……

這些錯綜復雜的記憶呈現，很難用一個整齊劃一的框架來認知。作為觀察者，我們必須把它們一一還原到各自的歷史情境中，并且結合東亞社會在現代史上的整體際遇，才能大略體會它們看上去那么難以協調的原因。

和歐洲與北美不同，東亞和“現代”的關系始終是糾結不清的。串聯這種關系的，不僅僅是冷戰的對峙、日本從明治到昭和的擴張，更是19世紀以來殖民現代性對區域的徹底改造：這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關系上的全方位沖擊，也包括對原有知識體系和自我認知的顛覆。因此，僅批判日本逃避戰爭罪責是不夠的，把東亞矛盾簡單歸結為民族主義也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看到，對區域歷史認知的模糊，從東亞受到殖民現代沖擊之初就已開始；日本的脫亞，和東亞自認“封閉落后”、“閉關鎖國”的邏輯高度一致。我們對自身歷史的否棄，有時并不輸于日本對其侵略歷史的否棄。

困擾今天東亞的歷史認知問題，歸根結底不是對于某一場戰爭、某一個（群）人、某一件事的責任認定，而是我們對于現代性觀念的認定。從19世紀后期開始，東亞逐漸接受了一種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單向流動的、發展主義時間觀：歷史是不斷走向“進步”的過程；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未來要比過去更“先進”；我們挨打的原因在于“落后”，而落后的原因在于“封閉保守”。

這套邏輯要求我們永遠站在“文明的勝利者”角度，否定“蒙昧的野蠻人”。只是，誰代表文明和勝利，誰代表蒙昧和失敗？如果只能以力量、財富、技術作為評判標準——所謂富國強兵——那么這種“文明”里還有沒有道義、公平和正義的位置？如果一個有機的社群，在力量、財富和技術上處于弱勢，是否意味著這個社群在種族上是低劣的、在文明層次上是低等的？當他們遭到侵犯和凌辱，我們是應該指責侵略者不義，還是被侵略者不夠“先進”？

幾十年來，“落后就要挨打”的邏輯，是鞭策國人努力發展的動力。今天，中國比過去百年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復興。如果目前的發展勢頭持續，那么在可見的未來，中國一定會在國際社會承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人的歷史觀、發展觀和世界觀，會在人類社會產生指標性意義。正是在這個歷史節點，我們需要反思：發展主義的現代化史觀，會怎樣塑造人類社會的未來？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中國及東亞走向現代的路徑，包括它如何和其他區域一起，共同締造了全球化，又如何對不公不義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堅決抵抗。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恐怕必然會面臨當年曾經困惑過日本知識人的、如何超越（殖民）現代的問題。日本近代的亞洲想象，本身帶著揮之不去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色彩，其實踐無疑是失敗的。但它當年意識到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困境并不一定是個假問題。它的失敗是它選擇了與殖民帝國相同的邏輯，即仍然以想象中東方與西方、文明與野蠻的對立來試圖超越。但這個失敗并不證明殖民現代性的正確，而是凸顯了超越它的艱難。

戰后的日本，不少知識人主張重新發現“中國”的意義，以“中國為方法”。在他們看來，恰恰是被日本蔑視的中國，從晚清到五四，從魯迅到毛澤東，在對傳統和殖民現代性的雙重批判中，實現了自我改造，走上了一條不依附歐美的、獨特的現代化道路。也許其中包含某種一廂情愿，但這種他者的思考，也是對今天走在世界前沿的中國的期待。

任何一種發展都必然伴隨著危機。隨著東亞/中國與世界體系的高度融合，這個體系的任何一種危機，都會在東亞區域乃至中國國內產生震蕩。貧困問題、環境變遷、核戰陰影、金融風險、平等缺失、身份認同、主權爭端、宗教極端主義……幾乎所有這些現代性困境，都反映在東亞區域甚至中國內部的問題上。因此應對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只能超越靜態的民族國家框架，看到形成它們的全球性根源以及歷史縱深。反過來，中國和東亞區域對這些問題的求解，也就具有了世界性意義。近年來中國學界對何為東亞、何為中國的討論日漸增多，正體現了知識界對重新探討歷史認知、區域認知的迫切要求。

越是要說清楚東亞，越無法離開它所產生的這個現代時間觀。越要厘清它在現代時間中的展開，越不可避免地要檢討現代時間觀念本身存在的問題。在歷史學界，批判“歐洲中心主義”已經是老生常談。但所謂歐洲中心主義的要害，并不在于從（作為空間單位的）歐洲出發看歷史，而在于起源于18世紀歐洲的那種想象時間展開的方式：歷史是一個指向特定方向、實現特定價值的進化過程。這種時間觀念是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式的：機械、統一、標準化，并且與基督教世界觀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人類社會極為多樣的歷史經驗，以及理解這些經驗的方式，都被排列在一條線性時間軸上。

可是，不同人對歷史發展怎么可能有相同的節奏、過渡和斷代感呢？比如，“中世紀”、“啟蒙”、“文藝復興”這些產生于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分期，不但和非歐世界的時間脈絡關聯不大，就是生活在那些時代的歐洲人也感受不到。即使是對某一自然年的“客觀”表述，當采用“1840年”、“庚子年”、“（清）道光二十年”、“（日本）天保十一年”、或是“（朝鮮）憲宗六年”時，其背后指向的時空感和意涵也大相徑庭。

時間并不是統一的：在物理學如此，在歷史學就更是如此。觀察者對歷史材料的介入，很大程度決定了歷史表現的形態，時間感也是主觀介入的結果。破除歐洲中心主義，本質上是打破殖民主義借由近代工業文明帶來的那種單一線性史觀的壟斷。但需要強調的是，打破歐洲中心主義，一定不是用另外的中心主義進行替換（比如中國中心主義或者日本中心主義）。破除線性時間的神話，并不意味我們要回到復古的儒家時間觀、循環的佛教時間觀或者是朝代史觀。就好像我們今天反省民族國家體系的問題，也并不意味著要回到“天下”體系。所謂打破，是說我們應嘗試用多元的時間觀看待世界，以各種不同的視角審視過去以及現在，在相互交叉、影響的網絡下，歷史的意義方能更完整地顯現。

回到東亞和現代的關系。我們是否“現代”過？我認為是的。東亞世界很早就開始了自身的現代轉變，它是人類社會整體轉型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是這種進入現代的方式，在歐洲殖民主義到來后被否定了，變成了很扭曲的東西。人類的現代不是由一個地域起源、再擴展到全球的，而是在緊密交往、相遇過程中共同塑造的。沒有同東亞、南亞、美洲、非洲的互動，歐洲的現代化也不會以我們所知的方式呈現。因此，“現代”是內在于東亞的。討論東亞現代化，即不必言必稱西方，也不必刻意回避西方。正視外部世界帶來的沖擊，但不把這種沖擊看作是唯一的歷史推動力，而要探尋外部沖擊如何在遭遇、反應過程中內化為本土歷史動力的過程。

黑格爾以來的主流歷史觀，是把時間絕對化，地方相對化，不同的人類社會成為絕對時間軸上的一個個階段性組成。而“發現東亞”，則試圖做一個反向努力：以一個區域為中心，探討世界歷史時間如何在這個空間展開。歷史不是走向某個統一終點的過程，甚至不一定是一個“向前”的線性過程。“現代”的多元性也體現于此。

轉換視角的結果，則是發現無論“東亞”還是“中國”，都不是固定不變的、本質性的實體，更不為某種文化本質論（比如漢字、儒家、佛教）所概括。中國或東亞是一個動態過程，塑造它們的過程持續到當下，而且恐怕永遠也不會結束。正如美國史家濮培德所言：“我們描述東亞地區的豐富收獲，并不是得出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用這個分類去探究復雜的文化身份形成過程。‘東亞’各個社會并非一定要共享某些相同的價值或制度結構，但它們都介入了相互交換、拒斥和爭論的過程。東亞區域的歷史應該首要關注貫穿社會交往的渠道。”

追尋東亞的現代歷程，是探索現代這個歷史情境在東亞的內在展開，以及它和19世紀到來的“殖民現代”的復雜關系，打破后者對現代的壟斷性闡釋。這樣做的目的，并非為了論證東亞或者中國的特殊性，更不是要抬高東亞而貶低歐美，而毋寧說是提示歷史發展的另一種路徑，為認識昨天、今天、未來提供一個新的維度。如果我們可以從東亞視角提供認識歷史的另類線索，那么我們同樣也可以從南亞、中亞、中東、非洲、拉美，或者從跨區域的視角來提供解讀。

只有在這種多元碰撞下，才能形成比較完整的人類記憶的網絡。而借助發現另外的可能，我們或許會對未來有更多的期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