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鄭周明 文學報

和過去相比，中國文學的外譯發生了哪些變化？書寫哪些主題又能夠讓異域讀者感受普遍的共鳴？上世紀90年代已被國外讀者熟知的作家蘇童對此有著諸多觀察，他的小說《黃雀記》與散文集《露天電影》也新近推出英文版，在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英國SINOIST BOOKS出版社聯合舉辦的蘇童對話英國漢學家吳芳思（Frances Wood）活動中，他們共同分享了對中國當代文學在英國的譯介與傳播的新觀察。

“中國文學在英國”

身處疫情之下，相比緩滯的旅行流動，全球文學翻譯出版的活力恢復超出了業界的預期，人們似乎更渴望了解其他國家折射現實思考的文學世界。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龔古爾獎等一系列文學獎不約而同頒給了非洲或非洲裔作家，包括《衛報》在內的主流報紙都對此現象感到驚訝，探討當代非洲文學是否還有新的發現和再講述。不僅是非洲文學，亞洲文學的翻譯出版也在近年有了許多變化，今年國際布克獎長名單一經公布，業界即發現像傾軸出版社（Tilted Axis Press)這樣的新成立的專注于亞洲作家的小型出版商，因為專業專注而在文學獎聲音中獲得了更多曝光機會。

▲ 英國傾軸出版社專注于亞洲作家作品

▲ 馮驥才《單筒望遠鏡》英語版、張平《抉擇》俄語版、殘雪《邊疆》西班牙語版

對中國文學翻譯而言，從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在海外也有許多新收獲，張平《抉擇》、馮驥才《單筒望遠鏡》、格非《人面桃花》、殘雪《邊疆》、路內《少年巴比倫》等作品相繼推出更多語種的譯本，國內出版社與海外出版社聯合組織多場新書宣傳活動，實現了中國作家與海外學者、譯者、普通讀者的互動。和過去相比，中國文學的外譯發生了哪些變化？書寫哪些主題又能夠讓異域讀者感受普遍的共鳴？上世紀90年代已被國外讀者熟知的作家蘇童對此有著諸多觀察，他的小說《黃雀記》與散文集《露天電影》也新近推出英文版，在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英國SINOIST BOOKS出版社聯合舉辦的蘇童對話英國漢學家吳芳思（Frances Wood）活動中，他們共同分享了對中國當代文學在英國的譯介與傳播的新觀察。

▲ 蘇童與倫敦現場的吳芳思視頻對話

吳芳思年輕時曾到北大交流學習過一年，之后在大英圖書館工作，負責管理中國典藏，并出任中文部主任，翻譯創作過多部中國文學、古代藝術、“絲綢之路”話題的著作。在倫敦的活動現場，她對蘇童作品中首次譯介的散文類作品《露天電影》表達了好奇，這部作品顯然袒露了蘇童關于南方生活的種種記憶以及意象，涉及風俗地理、美食文化、手工藝人等等，對中文讀者而言是再也熟悉不過的蘇童風格，吳芳思顯然注意到了其中的記憶與懷舊氛圍，這是全世界作家都無法繞過去的熟悉母題，由此她向視頻連線的蘇童表達了自己的疑問——蘇童這一代中國作家身上的記憶如何影響著寫作？

“懷舊是一種情緒，記憶則更偏向于真實。作家實際上都是憑借著記憶在寫作，一個沒有過去的人很難進行寫作。唯有記住過去，才能處理當下的現實。”蘇童回應說道，繼而他表示，自己作為“60后”一代作家是極為幸運且特殊的，“我在兒童時代觀察著60年代，又通過少年的視角看到70年代，在成年時分感受80、90年代的蓬勃生活，當代中國的巨大變化都在自己身上留下烙印，并且作為一種向度深入到寫作之中。”《黃雀記》如同之前作品一樣佐證著他的這一自我判斷，該小說以部分源自真實事件的記憶創造了一個命運循環的故事，吳芳思表示自己很容易便進入了小說營造的世界之中。去年末在倫敦舉辦的《黃雀記》讀者推薦活動中，當地讀者也給出了相似的反饋，當時，英文版譯者蒲華杰（James Trap）表示，蘇童往往通過具體的、渺小的人物形象去反映時代變遷的宏大主題，時代變遷與個人成長產生的碰撞，在角色命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英國SINOIST BOOKS出版社推出的《黃雀記》《露天電影》

蘇童自己也注意到，許多國外讀者是通過改編自他的小說《妻妾成群》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認識了他的文學風格，這種熟悉感一直貫穿在他之后的外譯作品陣容中。在現場，吳芳思也提到了這部在1993年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的作品，直到今天她依然記憶猶深。蘇童回應表示自己的確受益于這部電影良多，“我至今還震驚于這部電影的影響力。”他提到，許多時候在國外被朋友介紹給陌生人時，對方一聽說他就是這部電影的原著作者，立即從陌生切換到了熱情的狀態。也因此，他大方坦承影視改編對文學傳播帶來了很好的“破壁”效果，希望自己有更多作品能夠影視化。

▲ 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英文海報

當代中國文學的“走出去”多年來一直有所發展，并在網絡文學、類型文學開辟出了新的方向，取得良好的成績，但也存在著譯者短缺、出版社推廣偏傳統形式等方面的難題。當吳芳思問到蘇童如何看待當代中國作家的國際傳播情況時，蘇童給出了自己的觀察，他提及上世紀90年代初親歷了國際翻譯的“中國熱”現象，許多小眾的作品也被翻譯，背后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不久，國外讀者的好奇心急迫想通過文學作品來獲得交流理解。“但如今網絡時代打破了這種信息匱乏，這對文學作品提出了更高的挑戰，一部作品只有足夠優秀才能被全球各地讀者閱讀，這恰恰說明了交流的平等，不依賴于文學之外的力量，僅僅依靠文學自身去贏得受眾。”

在倫敦活動現場，有讀者問蘇童寫作的狀態體驗時，蘇童回應說，寫作更像是取經過程，與愉快或痛苦無關，已經成為了自己的精神支柱。他也表示正在挑戰寫一部大約四十萬字篇幅的新長篇，過程非常艱難，推倒重來了好幾次，寫作過程中他以看短篇小說來釋放焦慮情緒，比如愛爾蘭作家威廉·特雷弗的《雨后》這類短篇集。他也注意到全球疫情之下，許多人在記錄書寫，“相比過去歷史上的大瘟疫，我們能夠如此記錄是一種幸運，給予后人一個呈現今天的我們真實感受的機會。但記錄只有立足于客觀、理性、真切的態度，對文學對世界才是有效的。”現場的國外讀者自然也期待蘇童能對此有所記錄書寫，但對他而言，從觀察思考到文本成型還需要醞釀延遲幾年甚至更久，正如他曾在講述寫作觀念時形容自己欣賞的是“離地三公尺的飛翔”，“離地三公尺，不高不低，有一種俯瞰的距離。我一直比較喜歡舉的例子是雨果的《九三年》。這部寫法國大革命的小說其實是大革命以后20年寫的。大革命當時很多描述法國大革命的文本都沒有留下來，留下來的反而是20年后雨果的這部小說。”

原標題：《蘇童對話英國漢學家吳芳思：唯有作品本身的質量才能帶來譯介的平等交流》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