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繼儒全集》，陳廣宏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眉道人、麋公、清懶居士、空青公、白石山樵等，南直隸華亭（今屬上海市）人，明代文學家、文藝批評家、書畫家及鑒藏家，享譽當時的東南名士，新興出版市場造就的文化人。他以一介布衣立身行世，主盟文壇，并在地方社會發揮重要作用。其博識與志節受人欽敬，交游之廣、影響之大，不僅傾動士大夫精英文化圈，而且輻射廣大的市民階層，如錢謙益所說：“眉公之名，傾動寰宇。遠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詞章，近而酒樓茶館，悉懸其畫像，甚至窮鄉小邑，鬻粔敉市鹽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無得免焉?！笨梢哉f陳氏以其獨特的審美趣味及生活方式，引導晚明江南地區的新風尚，成為明代中晚期勃興的市民文化的代表。

陳繼儒畫像（《松江邦彥畫像》南京博物院藏）

陳繼儒出生于江南一個掾吏家庭，不過，其父陳濂石早自退棄，稱隱德君子。眉公的一生，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出生至二十九歲放棄生員身份。陳氏童子時，如那個時代諸多士子所經歷，就傅接受經史教育：十歲已通達《毛詩》；十四歲旁及五經、子史，尤喜《戰國策》；十六歲，拜邑人何三畏為師；十七歲“博綜六籍百家”。由此一隅，或可窺儒學成為其底色的緣由。當然，據其自述，陳氏也有性格縱放、叛逆的另一面：“某少狂，好談擊筑舞劍、荊卿隱娘之術”，“余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這隱然構成其復雜多面的人格及人生。

陳繼儒二十一歲為諸生，據說獲鄉先賢徐階的青睞。次年，他與衛氏成婚，一邊習舉子業，一邊四出坐館謀生。這種謀生方式無疑也成為其營建社交網絡的機遇與手段。如萬歷七年（1579）陳繼儒館于名士范允臨家；萬歷八年館于王翼明家，并得與唐文獻、董其昌、方應選、何士端等同社切磋藝文；萬歷十一年館于王錫爵家，與王衡讀書支硎山下，結為摯友，亦因而得受知于王錫爵、王鼎爵、王世貞、王世懋四先生。這些皆成為他重要的人脈資源。

萬歷十年、十三年兩次鄉試，陳繼儒皆不第。萬歷十四年（1586），年未三十的陳氏焚棄青襟，絕意仕進，具呈曰：

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老父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棼。揣摩一世，真如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既稟命于父母，敢言告于師尊。嘗笑雞群，永拋蝸角。讀書談道，愿附古人。

向官府以及公眾宣布放棄儒生身份，所謂“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皆驚”。于是他“隱居昆山之陽，構廟祀二陸，草堂數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示其隱逸山林之志。王世貞還專門撰寫了一篇《小昆山讀書處記》，為這位小友題拂。

明代生員棄巾之風，嘉靖間已出現，萬歷以來漸盛。如王士性指出：“是以近日才雋之士，不羈籠于學校，則高者每逃于山人。”這當然顯示時代士風之變。一個直接的原因，在于隨著人口及學校的增長，鄉試競爭越來越激烈，成為卡住士人上升通道的一道瓶頸。如萬歷二十四年（1596），浙江鄉試應試生儒“三千八百有奇”，為該省解額（90名）的42倍，萬歷三十七年（1609），江西鄉試應試生儒“四千四百有奇”，為該省解額（95名）的46倍。據時代相去不遠的顧炎武估測，宣德間天下生員不過三萬人，而至明末，“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生員的名額如此膨脹，然國家機器吸納、消化這些人的能力并無增長。那么，積攢下來，就會有數十萬士人未能獲得更高級的功名，故謂“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對于這部分士人來說，想要通過科舉進入國家政治體制，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越來越難以實現。

具體落實到陳繼儒這一個體，究竟出于什么思想動機，使得他下決心絕棄傳統士人出處之正途，而另尋安身立命之處？我們知道，明代中晚期，士大夫高談性命蔚成風氣。所謂性命之學，宋儒已講求，是一種通過對天人物理的格致，究明人的本體存在的學問。邵雍即可謂這種形上學的典型。明代中期以來，隨著陽明心學的流行，這種基于對外部世界即物窮理的體察，全然轉至人之內心良知的修證，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智慧之人遂基于這種內向修煉的自洽了徹性命。與此同時，三教合一成為整個社會大小傳統共趨的傾向。在陳繼儒周邊，發生于萬歷八年的王錫爵之女曇陽子仙化事件以及一系列連鎖反應，成為影響深遠的一大觸媒，不僅關涉朝野政治、文化權力之爭，而且通過信奉曇陽子“恬澹無欲”之教（屠隆所謂“教本人倫，理兼性命”）的士大夫精英——如王世貞兄弟、趙用賢、瞿汝稷、馮夢禎、沈懋學、趙貞吉、汪道昆、屠隆等，以及王穉登、徐渭等布衣文人的示范，對士人的人生價值取向具有明顯的引導作用。

陳繼儒對于科舉，從制義帖括之弊，到文章取士之選拔方式在目標上出現的問題，皆曾有過反省，而這一切，又是在對性命之學作全般而真切思考的基礎上獲得的。他對自身的身體、性格乃至家庭經濟狀況，當然亦皆會有相當現實的考慮，不過，根本上的觸動，應該來自窮究個人生命意義及重獲心靈自由的感召。也就是說，他將自己的棄巾之舉，作為了悟性命之學的一種實踐：

儒束發竊有意于性命、天人之間，每謂訓詁、詞章非學，而制舉意尤甚。自少迄老，沉酣于患得患失之途而不得出，于是吐青衿去之，差覺耳目肝膽始為我有，而所謂性命、天人之學亦輟不談。

這一自省表明，其時他對于為學之本末有了清醒的認識，性命之學為本，訓詁、詞章以及制義為末，取本舍末既是一種學問方式的選擇，也是一種人生道路的選擇。他將這樣一種舍棄視作真正的自我成就，故而自此緘口不再空談所謂“性命、天人之學”。屠隆亦因此將陳繼儒是舉視為“了道之本”，話題正是從當時士大夫高談性命、口是而心非引出：

今之談性命者雖多, 奈何其結習久深, 舊緣太熟。世間泡影無常, 種種虛幻纏縛胸中, 戀不能割。

如足下無論其他，邇者逢掖之流日夜垂涎一進賢冠，以耀于里闬而飽其妻孥，何止如饑犬之望骼胔、餓隸之想酒炙。以足下之才，視此物且旦暮入手，而暼爾棄去，大者猶然，其他一無足掛達人胸懷審矣。如是則了道之本也。

以同道的身份，對陳繼儒的棄巾之舉表示由衷的贊賞，表彰他參透世相，直指本心，斷然拋卻世俗名利觀，是一種真正的“達人胸懷”，并寄望交相激勵，期待陳氏“早自了結，為此世界譚道士大夫作一榜樣”。

《陳眉公先生全集》書影

第二個階段，從三十歲至五十歲移居東佘山前。這一份了道的自覺，開啟了陳氏人生新的階段。自此他堅執其志，隱居不出，所能做的，只是悟學生之道。既然自此不再有獲取政治權力與身份的憑據，那么，如何治生，謀求自立于社會，如何附麗于古之有道者，謀求自足的價值世界，便成為他需要為之經營的頭等大事。為此，他繼續憑借自己所具能力坐館謀生養親，先后在沈時來、楊繼禮、徐璠、包檉芳、王士騏、項鼎鉉等名宦家設館授徒，獲取生活來源。這些名宦的資助或出手不菲，如萬歷十九年，徐階孫徐元普贈田五十畝為館廩，以孤見托。然陳繼儒自己居心存念，在以隱操自喜之余，總還希望能完全自食其力，故曾在給王錫爵的信中，表述過開家塾以自給的想法：“念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谷，然無食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慚。故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為糊口計，舉業之暇，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希冀作為生平恒心恒產之所在。

與此同時，陳繼儒藉已獲之聲名，展開與私人刻書業的合作，開啟了操觚編書模式。他利用與嘉興包檉芳家的關系，先后與此地錢士升、士晉兄弟，項氏家族以及沈孚先、德先兄弟等結交。萬歷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短短六年間，陳氏先后纂輯而成《香案牘》《辟寒部》《太平清話》《虎薈》《讀書十六觀》《見聞錄》《讀書鏡》等作，據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萬歷二十三年譜所記：“時付‘秘籍’于梨棗?！贝怂^“秘籍”當指《眉公雜著》，知陳繼儒此次赴嘉興際，于諸雜著已陸續謀梓之，而沈氏兄弟、姚士粦等眾多當地士人皆與其事。當然，所纂刻者也包括《建文史待》。《眉公府君年譜》萬歷二十四年丙申譜記曰：“五月，赴館南湖，纂《建文史待》成。”該書之纂輯始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陳氏赴南湖包家坐館際，萬歷二十六年在嘉興地區刻成，以《建文朝野匯編》二十卷行世，乃秀水籍監察御史屠叔方出于政治建言之需，由陳氏搜討編纂，而遜讓署名。萬歷二十九年，刻《逸民史》于新都吳氏，次年《元史隱逸補》成。此外，萬歷二十七年，他利用館于王世貞子士騏家，選《論膾》刻于書肆；萬歷三十一年，刻《古文品外錄》于婁江。萬歷三十四年，沈氏尚白齋《寶顏堂秘籍·眉公雜著》及《寶顏堂秘籍·正集》刻成，這也意味著一個更大規模的商業出版計劃的展開。無論尚白齋、亦政堂所刻“寶顏堂秘籍”諸集與陳氏是否構成實質性的關系，他的諸多雜著的編纂、出版，幾乎集中在這一階段，是不爭的事實。

《逸民史》書影

以上這些著述，如《香案牘》，乃“自《列仙傳》《集仙傳》諸書中抄撮成編”的神仙故事集；《辟寒部》為作者冬日閑居時的讀書摘記，專述與冬季取暖避寒相關的瑣聞逸事；《太平清話》所記“皆古今文獻翰墨玄賞之事”；《虎薈》是增補吳中王穉登談虎筆記《虎苑》之作；《讀書十六觀》“采古人成語，自呂獻可以下凡十六條，聯綴成編，以為讀書之法”；《見聞錄》“排次明代朝士事實，間及典章制度”；《讀書鏡》可算作一種史論，“或一人遞舉數事，或一事歷舉數人，而以己意折衷其間。欲使學者得以古證今，通達世事，故以鏡為名”。諸如此類，皆屬“說部”，往往就某一專題，雜采歷來子雜、小說、藝術、史雜、地理等類書籍，抄撮類編成帙。內容是那種博物學式的，天文地理，陰陽方術，異書僻典，軼事遺聞，靡所不錄，而非囿于正統經史之學。其所反映的，多如 《讀書十六觀》所演示——“凡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勘方、經行、負暄、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晏坐、翻經、看山、臨帖、刻竹、喂鶴，右皆一人獨享之樂”，那樣一種閑適自在的狀態，是日常風雅事物與生活的書寫，顯示他的生活理念與姿態。其呈現的境界，直指內心對于性命、天人之際的體驗，如此讀書閑談、隨意摘錄清勝之事，本身就是全性保真的一種履踐。向外傳遞的，既是一種有異于傳統的開放的雜知識，又是消閑娛樂為目的的“輕閱讀”，可以想見如何受到閱讀市場的歡迎?！督ㄎ氖反芳啊兑菝袷贰贰对冯[逸補》等，屬史部別史類或旁史類，前者體現了萬歷間士林對于建文革除之敦復以及仗節諸臣昭雪、撫恤的關注，也是陳氏本人忠義是非傾向的風標；而后者，“悉取二十一史之長篇，旁獵孝義、文學、方技之具隱德者，裒為陳氏《逸民史》。既成二十卷，卷中惟《元史·隱逸傳》寥寥若而人，……余以是搜討傳志，不忍筆削其文，悉為網羅，曰《元史隱逸補》”，通過梳理二十一史中逸民等志傳，構建隱士這種社會角色的歷史范型，展示這一特殊人群在歷史上存在的價值，作為自己人生選擇的依據，而這正是他構筑自身價值世界并利用傳媒輸出的見證。至于《論膾》與《古文品外錄》，則屬集部總集類，可以看作是在王世貞的影響下，陳氏以復古的形式重回“文章博學”傳統的一種自我訓練，兼及對廣大文學受眾的指導與規范。

陳繼儒《云山幽趣圖》（遼寧省博物館藏）

第三個階段，五十歲至八十二歲辭世。知天命之年，陳繼儒移家東佘山，可以看作他人生中又一階段之開始?！巴矶I山東佘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辈粌H如此，他還在這里為自己營建生壙，所謂“穿坎筑壙，為容棺之墟”，表明“終焉之志”。萬歷三十五年四月，友人章憲文“割童山四畝相贈，遂構高齋”，此后陳氏在周邊又不斷有所拓建。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天啟元年譜”曾錄其父自敘東佘始末，除了述先后所營建頑仙廬、含譽堂、高齋、水邊林下、此君軒、喜庵等軒室廳堂在山四處的布局，山野上下松杉梅竹及數百種花草的品種成色，則便是山居所有蘇、米、黃之碑，顏魯公《朱巨川誥》、倪云林《鴻雁泊州圖》以下至明代文征明、沈周及董其昌真跡不勝記，還有漢以來各種文物及圖書萬卷，以及“山友有田叟、漁丈人、旦旦先生、阿誰翁，方外有達老漢、云棲老人、秋潭、麻衣和尚、蓮儒、慧解、了微、古冰時來作伴”。在如數家珍的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闡揚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大部分時間杜門讀書、怡然自樂以應世，“暇則與黃冠老衲窮峰泖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

然而事實上，這種閑適生活的另面又是極其繁忙的，《明史》本傳描述為“征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獎掖士類，屨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去”。作為聲名在外的隱士，至這一階段，陳繼儒已在江南文藝學術共同體中建立起非凡的聲望、人脈、地位，尤其是文名遠播，如董其昌贈詩表彰之“巋然耆舊表江南”、“廣大代推風雅主”，又如董氏在《白石樵真稿敘》中所說：“四方使日走公，東西京與南北驛越嶺嶠而至者不遠萬里征公文。公文出即傳四方，所題縑素或贈寄和倡詩，一傳人口，即傳海內。”在這種情形下，各種送往迎來，詩酒酬酢，日償文逋，是為常態，當然，也帶來可觀的收益。此階段陳氏為人作壽序、賀序、贈序、書序、堂記、傳狀、墓志銘、祭文等數量明顯大增，上至臺閣重臣，如為申時行、韓爌、溫體仁等作壽序，為王錫爵刪定藏稿；中至社會賢達，如為東林領袖顧憲成作壽序及為顧母作墓志銘，為諸多父母官作各類奏績序、去思碑等；下至無名鄉鄰，如為節婦隱君作傳狀，為各地方重修學校作學記，為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宮作碑記等。至于為四方孝秀、能文之士作詩文集序及贈序之類，更是不可勝計。正因為如此，崇禎十年，于陳氏生命的最后時段，他仍在給錢士升的信中訴苦說：“近來文字浮，人品浮，自朝至暮，自元旦至臘月三十日，但以浮字應酬，嚼蠟無味。”所述無非是如何以文債度日、痛苦不堪的經歷，也可以說是他晚年生活狀況及心態的真實寫照。

因此，在他的日常書寫與交流中，“避客”竟成為一個相當突出的要求。萬歷四十三年六月，陳氏時年五十八歲，作《書避客》曰：“余畏客，舍城而山，客跡之山；舍山而舟，客跡之舟。嘗戲謂蓮公曰：‘能為我出奇策？有避客處乎？是安身立命處。’”隱逸之士無處可遁，避客被提到安身立命處的高度，實在是富于戲謔。及至崇禎十年秋，陳氏八十歲之際，其日常生活中索序求見者不見稍減，在給王時敏的信中，于此仍幾近控訴：“且遠客迫之必欲見，遠書到迫之必欲答，刻刻違心，面面相對，八十病癯，能堪此乎？得諭良苦人世之厭煩，人情之澆競，處處皆然。”那種深重的壓迫感、厭苦感，對于陳繼儒這樣一位風燭殘年之人，又只能說是一種悲哀的體驗。

[明]張琦、項圣謨《尚友圖》（上海博物館藏）

雖說他的日常生活主要是一種“削跡郡城”的隱居狀態，但也難免會有外出游賞交接的日子。在上一階段，陳繼儒因為坐館及編書事，已多往來嘉興，此外則或與董其昌攜游蘇州，賞鑒書帖畫卷；或游武林，應黃汝亨之邀，觀古法書名畫及金石鼎彝。至本階段，這樣的活動亦屢見不鮮，如萬歷三十八年修禊日，與董其昌同游塘棲；萬歷四十一年春，結夏太湖翠峰寺；萬歷四十五年端午，與董其昌、張丑在蘇州賞玩李公麟、趙孟頫書畫；同年八月，又至南京與鐘惺訂交；崇禎元年，游杭州，黃宗羲遇之西湖，但見眉公在游船上迎送不休。陳繼儒自己有過這樣的說法：“生平有二誓，北不渡揚子，南不渡錢塘?！睆乃幕顒榆壽E來看，還真是限于以杭州、南京為南北兩端的區域內，不出蘇、松、杭、嘉、湖五府及太倉一州。然而即便游蹤不遠，畢竟仍顯現其一定的活躍度。

繁忙的另一大端是關注民生并介入地方公共事務。早在萬歷十六年，松江大水，陳繼儒即已在第一時間上書內閣大學士王錫爵，為鄉民疾困呼號，祈請政府蠲賑。萬歷三十六年，松江大饑，陳氏又撰《煮粥條議》，親自主持救荒事，并建議士紳關注惠民藥局。此后，凡松江一地的賦役、海防，至朝廷相關制度建設，以及漕運、賑災等時政得失，經濟、民生之舉措宜忌，他皆有建言議論，并通過公共輿論空間，利用朝中的人事關系網絡，張大影響，助成其事。熊劍化《陳征君行略》舉其要曰：“其所注述，有《役議》《荒議》《金山議》《吳淞議》，以至軍興國計，皆切時務?！背绲澣?，陳繼儒又應知府方岳貢之邀，主持《松江府志》的修纂。

明王朝自萬歷中期以降，政治生態日益惡化，內憂外患，屋漏之態愈顯。就朝中而言，圍繞著國本論等引發的激烈黨爭，令最高權力者與政治精英之間、官僚系統內部諸勢力之間發生嚴重斷裂，而宦官爭權，閹黨橫行，又令黨爭的性質就此改變；外部如東南倭寇、遼東女真侵襲等，天下苦兵苦賦，民不聊生。面對這樣的局勢，陳繼儒一邊切身感受到時不可為，愈加深隱以避禍；一邊仍密切關注從內閣到言路、鄉民疾苦到邊患的方方面面，倡言經國濟世之策，而皆有明確的是非觀。如天啟三年陳氏撰《建州》，崇禎初又撰《遼左》，為東北靖邊謀劃建言，他的詩文集在清代被禁，即因斥“建酋”等違礙。崇禎六年夏，孔有德南犯，陳氏作《齊心帖》聲討之。崇禎十年，他寄書范景文曰：“目下最緊要者，一曰買衛之弊，一曰淮兌之苦?！拾耸先颂貫闁|南孝順百姓告急于千手眼之如來耳?！蹦昝鼘⒈M，他仍在為“地方之根本大遭際”而呼號。

有鑒于此，當時的名家重臣敬重陳繼儒之學識人品，紛紛予以舉薦。先是在萬歷三十五年三月，直隸巡按楊廷筠已行推舉，給予高度評價：“繼儒，華亭人，蚤謝青衿，為古之學，留心經濟而澹于榮利，不談性命而慚于道德。自嘉靖以來學者無先之者?！标愂夏炅搴螅@樣的舉薦日見頻密，如御史吳甡于天啟三年上疏，請求經明行修之士如陳繼儒、李光縉等，征詣公車；光祿寺卿何喬遠于崇禎三年薦舉陳繼儒博綜典章、諳通時務，當加一秩，如先朝文徵明故事；工部侍郎沈演于崇禎四年四月薦舉陳繼儒等行為世儀、學饒經濟者，得各陳所見；給事中吳永順于同年薦舉陳繼儒淹通今古，聞達無干，可襄盛典；吏部尚書閔洪學于崇禎五年四月薦舉陳繼儒等識通今古、學富經綸，乞敕令各抒己見，進呈御覽；黃道周于崇禎十年兩次薦舉，謂“雅尚高致，博學多通，足備顧問，臣不如華亭茂才陳繼儒、龍溪孝廉張燮”；江西巡撫解學龍同年亦薦舉陳氏，曰“文章命世，真稱鄒魯之干城；匡濟填胸，不愧巖阿之宰相”，而請求特旨敦延。

面對種種延譽，陳繼儒似乎不為所動，仍獨享其樂，堅臥不起。在崇禎十二年所作《盧九似讀史笥存序》中，他不無諧謔地說：“會稽楊鐵崖、天臺陶南村日與八十二老眉公談經射史以為樂。薦舉紛紛，勿污我耳。”當然，對于影響如此之大的隱逸之士，在明末的內廷，或已有不同的看法，據崇禎朝錦衣衛僉事王世德所記：“松江處士陳繼儒，已將下詔征聘，廠衛訪得其人務虛名，無實學，事奔競，而衣服、飲食、器皿俱用務以詭異，上曰：‘此妄人也?！鲿熘??！毙液藐惱^儒始終是清醒的，不然在剛愎多疑、好以統治階級意識形態要求人的崇禎帝面前，真不知該如何裝點這座朽敗的大廈。

本文為《陳繼儒全集》前言節選，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刊發時注釋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