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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場一瞥︱《春月》遮蔽下的星星——吳世良未刊譯稿
《春月》是美籍華裔作家包柏漪最知名的作品，譯校由吳世良英若誠夫婦完成。翻譯過程費盡心血，序言中英達寫道：“母親為《春月》投入了畢生積累和全部精力。她似乎知道這將是她的最后一次爆發，就像夜空中的超新星一樣。但上天似乎注定吳世良的一生必須是悲劇，就在譯書還剩最后一章之際，她病倒了。”
那是1987年1月，英若誠正在羅馬拍攝《末代皇帝》。他從拍攝現場趕回，“替那個40年前被他追到手的女生合上了雙眼，然后坐下來，譯完《春月》的最后一章”。
吳世良的翻譯不止于此。據英達回憶，其父母聯手初譯了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目前通行的是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由楚圖南譯出。是不是兩人的譯作沒有面世？《英若誠傳》給出了答案。原來兩人畢業分配到“對外友好協會”，當時的領導正是楚圖南。楚圖南對他倆十分熱情，不僅表示歡迎前來工作，還把自己翻譯的長詩《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取出，請英、吳二位專門搞外語的同志幫忙校訂。
確實只是校訂。此書早已譯出，且由商務印書館（1939年）及上海駱駝書店（1947年）先后印行，這次是在馮雪峰的提議下再次出版。楚圖南在校后記里并沒有提到英、吳兩人的貢獻。1936年動筆時，他所依據的是Juliet M. Soskice的英譯本，所以謙虛地寫道：“很希望能有根據原作的更完美而精確的譯本出現，使我的這本舊譯，亦如同舊時的陳跡一樣，在新中國讀者前進的步履下面迅速消失。”而英、吳兩人是清華英文系的畢業生，也并非合適人選。后來的變化為人熟知，兩人并未履職，當年的地下黨員、學生劇團“駱駝劇團”導演、時任北京市文藝處處長王松生鼓動兩人報考北京人藝，不出所料被主考官焦菊隱錄取。楚圖南頗覺失望，但還是放行。
英達又言及1959年結集成冊的《比昂遜戲劇集》，此書實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出版，署名為“茅盾等”譯，內收挪威劇作家比昂遜（190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劇作四種：《新婚的一對》（兩幕劇）、《報紙主筆》（四幕劇）、《破產》（四幕劇）、《挑戰的手套》（三幕劇）。茅盾翻譯比昂遜的作品很早，《新婚的一對》早在1929年就已發表，這次也是修訂后再版。 茅盾不會掠人之美，《挑戰的手套》內頁注明是吳世良翻譯，編輯就沒有這么講究了，吳世良這種小名頭，大可以劃入“等等”。
而后運動不斷，英達眼中的母親，“洗盡鉛華，荊釵裙布，廳上廚下，相夫課子”，目前沒有查到吳世良這一時期的創作或譯作，看來繁重的家務，已讓這位才女力不從心。
直到《春月》的出現。1981年《春月》英文版面世，在1984年包柏漪與英吳夫婦謀面之前，兩人應該沒有讀過此書。甫一接觸，吳世良就很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它就像自己的故事。與作者來自桐城世家相似，吳世良的繼父吳保豐（吳世良原名盧星，她母親應令言第一任丈夫姓盧，他們于1932年離婚，應令言與吳保豐結婚后，吳世良改用現名）是留美回來的科技專家，見證了中國無線電業的興起和發展，被認為是中國廣播業的創始人，上世紀四十年代曾任交通大學校長。吳家小姐開蒙早，資質佳，既接受過傳統教育，又入交通大學、圣約翰大學，后轉投滬江大學，直到進入清華園。
翻譯不單是精力的消耗，更是情感投入，而且感情已溢出書外，滲入作者和譯者之間。包柏漪時為美國駐華大使夫人，在吳世良最后的日子里，她幾乎每天都去協和醫院探望。吳在彌留之際，包柏漪拉著她的手，聽到她用盡氣力發出的一些聲音，已經聽不清在說什么，只知道是英文。平常兩人是說漢語的，吳為什么這會兒要改變通常的作法呢？包柏漪很快明白了，“她是在想辦法，她唯一的辦法，要我明白她知道我在她身旁”。
這樣的感情建立，不是朝夕之功。在包柏漪的回憶中，吳世良是一個得體的人，她在餐桌上滿足了自己愿望，“她沒有按照傳統的方式，將賓客塞得象一只八寶鴨，而是請我吃了一頓烹調精美的素菜，不多不少，恰到好處”。盡管都精通彼此的語言，兩人卻很少談及個人經歷，也極少互敘衷腸，只用翻譯中的溝通來互相理解，而在包柏漪的體驗中，“這種理解豐富了我們雙方的靈魂”。
之前包柏漪一直很苦惱。《春月》已有了不止一種中譯，卻沒有任何授權，她點名了臺灣皇冠的譯本，“僅僅是在《開篇》第一章就出現了一百零一處明顯得不像話的誤譯”，包柏漪認為那是篡改，甚至認為那不是她的書。直到吳世良的出現。至于為什么不自己翻譯，作者用了一個很好的比喻，“這好象是我創作了一部帶有中國韻味的西方交響樂，而吳世良必須用編鐘、琵琶、琴瑟、胡琴、鑼鼓鐃鈸為它完成配器”。
吳世良也沒讓她失望，或者說，兩人同時享受著翻譯中的快樂。在長達三年的翻譯過程中，“她會打電話給我，祝賀我對中國人某一種心態的洞察。我也會打電話給她，祝賀她某段精彩的譯文，居然把原來無法翻譯的原文巧妙地解決了。我們兩個會象孩子似地傻笑一陣”。
由于吳世良卓越的表現，包柏漪給了譯者最高的評價：“我如果有能力以中文寫作，那么這就是我要寫的《春月》”。
這么一位畢業于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的大使夫人，想象中的交游應是冠蓋滿京華，甚至會有一間太太的會客廳。可身邊的朋友回憶，她除了網球場上的伙伴外，沒有任何私人交往的朋友，平時不寫信，不打電話聊天，不發任何賀卡。朋友說，這樣的性格的人，在美國很少。
今年上半年，北京潘家園，出現了一部名為《陽光下的葡萄干》的譯稿，譯者署名吳世良。
《陽光下的葡萄干》是劇作家洛琳·漢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1930-1965）的名作，創作于1959年，劇名取自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的詩《哈萊姆》（Harlem）中的一段：
What happens to a dream deferred?
Does it dry up
like a raisin in the sun?
蘭斯頓·休斯是美國黑人作家，“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中最重要的人物，被譽為“哈萊姆桂冠詩人”。所謂“哈萊姆”，是曼哈頓的一個社區，長期是美國黑人文化與商業中心，也是貧困與犯罪的中心。當然，詩人筆下的哈萊姆是隱喻，如陽光下的葡萄干一般。
關于此書，通常可見的介紹還停留在幾十年前：“作者以反黑人歧視運動為背景，將懷揣夢想的黑人楊格一家，比喻為殘酷日光下曝曬的葡萄干，描述了他們在種族歧視的社會漩渦中相互扶持、堅守夢想的故事”。如同《春月》，洛琳·漢斯伯里也寫了一個自己熟悉的故事。
洛琳·漢斯伯里是非裔美國人，生于芝加哥，在家里四個孩子中最小。盡管她的父母很富裕，但根據當年芝加哥的法律，一家只能住在南區的貧民區。1953年，她與劇作家羅伯特··涅米洛夫喜結連理，婚后開始全職創作。《陽光下的葡萄干》是她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并靠著朋友們籌集的資金于1959年在百老匯上演。
該劇由當時還鮮為人知的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飾演沃特·李·楊格，大獲成功，漢斯伯里由此成為第一位榮獲紐約戲劇評論家協會獎（New York Drama Critics Circle Award）的黑人劇作家，鑒于她的性別和種族，這在美國戲劇界是里程碑式的成就。
這部被稱為“第一部在舞臺上表現非裔美國人生存現狀”的劇本，在美國有著持續的生命力。同名的電影有兩部，第一部于1961年拍攝，導演丹尼爾·皮特里，男主角沿用了舞臺劇演員西德尼·波蒂埃；另一部年代并不遙遠，2008年上映，由原名西恩·康布斯（Sean Combs）的“吹牛老爹”（P. Diddy）主演，還獲得了當年艾美獎“最佳電視電影”獎項。
在中國倒顯著過氣。雖然當代美國戲劇的研究者們總會涉及此劇，但中譯本始終沒有推出。其他地位類似的如理查德·賴特的《土生子》，1983年由施咸榮譯出，為“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一種，上海譯文出版社發行；2008年又被譯林出版社列入“外國現當代文學系列·鳳凰文庫”再次出版。終于在2016年，一個叫做“譯言··古登堡計劃”的協作翻譯項目將全劇譯出，譯者為謝毅珺、周國慶。目前可購買電子版，尚無紙質版圖書。
我們可以選用全書第一幕的首段文字比較一下翻譯風格：
如果不是有許多無法改動的蹩腳之處，楊格家的客廳倒也可以算得上舒適整潔。客廳的陳設中規中矩，而且很顯然，它們已經被迫供太多人在這里生活了太多年，因而顯出了疲態。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來，曾經—— 一個可能楊格家已經沒人能夠記起的時候(也許除了媽媽)——這間屋子的陳設是主人滿懷愛意，甚至是希望，用心挑選而來，然后運回這間公寓，按照自己的品味驕傲地進行了布置。（新譯）
楊格家的起居室原本倒也可以算作一間舒適而井井有條的房間，只可惜許多無法消除的痕跡抵消了這種印象。房中的家具是典型而普通的，它們目前的基本特色是：顯然它們已經為太多人的生活服務并年頭太久——因此它們精疲力盡了。不過我們還看得出來當初——這家子人可能都不記得那段時光了（也許媽媽除外），這房中的家具還真是由主人珍愛而細心地挑選的，挑選時主人甚至還滿懷希望——而運到這公寓里來之后也是用了審美的眼光，帶著自豪的心情布置妥帖的。（吳譯）
整部稿件未注明年份，推測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所譯。五六十年代是戲劇翻譯的高峰，有大量蘇聯劇作出版，如阿爾布卓夫的《達尼亞》（1956年，作家出版社，林耘譯）、羅佐夫的《祝你成功》（1956年，作家出版社，王金陵譯）、沙特羅夫《以革命的名義》（1959年，北方文藝出版社，周克英譯），當年大熱作品，如今籍籍無名。
北京人藝排演的劇目也以東歐為主，如蘇聯作家索夫洛諾夫的《非這樣生活不可》（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戲劇家約·卡·代爾的《仙笛》（1956年）、蘇聯作家包戈廷《帶槍的人》（1959年）、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智者千慮，必有一失》（1962年）。如此氣氛下，吳世良翻譯一部美國當代劇作家的作品，盡管作者和題材均有進步性，總還是不合時宜。
同時期出版的西歐戲劇，如楊憲益等翻譯的《蕭伯納戲劇集》、趙少侯和李健吾分別譯出《莫里哀喜劇選》《莫里哀喜劇六種》、潘家洵譯《易卜生戲劇集》、孫福熙譯繆塞《勿以愛情為兒戲》、葉蓬植、韓世鐘譯席勒《斐哀斯柯》。相較而言，這些作家和作品，在當時出版的安全系數就高得多。不過，不出十年，這些也被當成反動劇目統統打倒。
說到美國戲劇的譯介，英若誠在自傳里提到，在新中國成立剛兩個月的時候，他就已在清華的圖書館讀過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雖然之前不知道這位劇作家，但被這個劇本深深吸引。不過，他也清醒地認識到，在當時的中國，上映這樣的劇目是不可能的。
后來出版的美國戲劇，雖屈指可數，但戰斗性都很強。如《四十九經度》，1953年由光明書局出版，作者赫布·丹克曾經當過海員，描寫的是美國油輪“麥加號”上水手和船長斗爭的故事。譯者葉君健在后記里說，這個劇本證明了“在被戰爭的歇斯底里的空氣所籠罩的美國，人民還是在斗爭著”。還有一部《馬爾茲獨幕劇選》，平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馮亦代等譯。作者馬爾茲是進步作家，也是一位積極反戰反帝的民族主義戰士，以《莫里生案件》為例，主人公莫里生是美國海軍造船廠的工人，反派巴特勒是“美國忠誠審訊委員會”的調查員，作品“尖銳的諷刺了資產階級所謂‘民主’‘自由’的謊言，同時熱情頌揚了美國人民的斗爭精神”。
與之相比，溫情脈脈的《陽光下的葡萄干》，火藥味未免太弱了。
作者為墨跡收藏群“廢紙幫”成員，感謝李東元老師長期以來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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