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因為承載高等教育之任務，推廣現代教育之理念，從誕生之日起，其建筑風格往往成為中國社會探索現代與傳統對話的先鋒。例如，近代美國建筑師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在燕京大學（今北大校園）、金陵女子學院設計中所追求的中國古典建筑的復興樣式（Adaptive Chinese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可以說是這種探索中的早期代表作品。

有意思的是，在校園空間組織上，中國大學的校園更親睞古典主義的紀念性空間，這一點與通過大學教育而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實現平等的知識交流的浪漫主義情懷，似乎存在著悖論。其中最具影響力（被廣泛拷貝）的，可能莫過于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創建的弗吉尼亞大學校園、園林景觀設計大師弗萊德里克·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設計的略帶西部土豪風的斯坦福大學校園，以及將壯觀宏大推向極致的莫斯科大學校園。

隨著當代高等教育的擴招、大學園區的快速建設，雖然校園建筑仍然是最受設計師們青睞的項目，但大學校園越來越脫離原有相對寧靜的浪漫想象，變得日常、生產和世俗化了，越來越與城市融為一體，抑或成為新城新區中孤獨空曠的一部分。

現代主義大師們曾經在校園規劃中創造新的語匯。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主持下的包豪斯德騷校園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因為規模有限，對大眾而言其建筑風格的影響要大于校園規劃。很多現代主義風格的校園作品，處于“叫好不叫座”的尷尬境地，受到設計師們的追捧，卻遭到社會的冷落，例如密斯的伊利諾工學院（IIT）、格羅皮烏斯晚期的巴格達大學校園，以及臺灣的東海大學校園等。

鮮為人知的是，現代主義校園規劃也有過一次落地中國的嘗試：1948年，格羅皮烏斯與他的學生們曾為擬建于上海的教會聯合大學——“華東大學”進行過校園規劃。格羅皮烏斯將該項目放在“協和建筑師事務所”（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簡稱TAC）里完成。TAC是由格羅皮烏斯與7名年輕建筑師在1945年秋創建的，上海華東大學的校園規劃是該事務所承接的第一個重要項目，項目首席設計師在TAC檔案中署名為格羅皮烏斯和諾曼·弗萊徹（Norman .C. Fletcher），剛從哈佛設計研究生院畢業、隨即被聘為助理教授的貝聿銘也參與了這個項目。

聯合華東大學的艱難誕生

1930年代，隨著近代中國大學教育日趨發展，美國各基督教派考慮通過重組在華教育機構而提升其競爭力。1932年，10所中國教會大學的代表在紐約成立了在華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籌備校際間合并與重組。由于各校宗派利益、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資金問題，這一提議進展緩慢、幾近擱置。

抗戰爆發后，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杭州的東吳大學和之江大學先后遷往上海。在戰爭的特殊條件下，這幾所院校不得不與上海的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之間合作，以解決各校普遍面臨的師資與課程不足問題，謀劃多年的華東聯合大學變成了事實。抗戰結束后，資金問題和實際困難讓聯合華東地區基督教大學的計劃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然而，聯合過程并不順利。1946年，滬江大學宣布退出聯合計劃。

在紐約方面的敦促和給予巨額資助的承諾下，圣約翰、之江和東吳共同簽署了聯合計劃書，認可聯合大學應有一個校園、一個行政和一個預算。三校圍繞新校址、聯合程序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繁復的討論。對于聯合大學的新校名，三校在“江南大學”和“華東大學”之間選擇了后者，以便與其他地區的基督教大學（如華西、華南和華中相對應）。然而，聯合大學的選址最令籌劃者頭疼，最終確定在滬西的虹橋機場舊址。

在紐約的聯董會承擔了聯合華東大學所需資金的募捐任務，并聘請了時任哈佛大學建筑系系主任的格羅皮烏斯來負責這個新校園規劃。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濃厚，1940年代中后期的美國教會大學在不可逆轉的“本土化”、“世俗化”浪潮中風雨飄搖，希望通過機構重組而恢復對華教會教育機構的有力控制，其對校園設計形式風格的選擇（“現代的”和“國際的”），應當說折射了這一心態，從而促成了在華教會與現代主義者一次奇妙的合作。

正如TAC事務所名稱所指向的（C指Collaborative，合作與協商），格羅皮烏斯和七個年輕的合伙人們相信，在建筑設計中，集體的團隊合作是最為重要的。TAC日常運營的核心理念是每一個合伙人平等地參與設計項目的討論，而不像傳統的設計事務所按照效率和專業化分工的原則進行工作分配。隨著后期事務所規模的擴大，這種理想的模式慢慢變得效率低下，不再具有可操作性。

格羅皮烏斯在TAC是“居于核心位置”的一位“思想者、合作者和評論家”。他每周參加事務所例會，提供哲學和理論層面的指導，放手讓年輕建筑師充分參與，在平等地協商、評論的基礎上共同完成設計工作。華東大學校園規劃作為TAC第一個主要的設計項目，嚴格地執行了這一工作程序。最終設計成果中，所有平立剖面設計圖均未署個人名，效果圖表現中，諾曼負責圖書館和教學樓、商學院、法學院、文理學院，貝聿銘完成了宿舍樓和教工宿舍，模型由劉易斯·麥克米倫（Louis McMillen）制作。

現代主義中注入傳統元素

在格羅皮烏斯主持下的華東大學校園設計，嘗試了在現代主義設計中注入表達傳統建筑與空間的新語匯。如果說燕京大學是以西式的紀念性空間組織方法，串聯帶有傳統中國宮殿樣式的古典風格建筑，華東大學則從傳統江南園林和民居得到啟發，在較為自由和自然主義的校園空間格局上，通過廊、道、水系串聯起簡約風格的現代建筑，并依據華東大學三校聯合的特點劃定了功能區塊。

TAC的華東大學校園設計模型（模型制作：Louis McMillen）

華東大學校園所在區域地勢平坦，建設面積約150公頃，計劃容納3000名學生，并為1000名學生提供住宿。校園的總體布局是由較低矮的建筑圍繞一個人工湖組成，建筑分4個組團靈活地安排在湖的周圍。學校入口設在基地東南角，操場和球場等運動場地位于入口以南，教學區位于人工湖東側，三個宿舍組團則位于西側，從北到南圍繞著人工湖，各組團間以連續的路徑和水系相連。

教學區以各學院的教學建筑為主，包括文學院、工學院、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法學院以及醫學院，功能主要有教室、實驗室、辦公室、報告廳等。各學院大多通過2-3棟單體建筑圍合，并以長廊串聯。

華東大學教學區總平面設計

公共建筑有兩座：含圖書館（設計30萬冊藏書）在內的學術交流中心，以及具備博物館、餐廳、商店、舞廳、游戲室等多種功能的學生活動中心，兩者均被安排在靠近人工湖的一側，行政辦公樓與這兩棟建筑有直接聯系。整個教學區平面呈現非軸線的形式，建筑布局靈活自由，多種尺度的室外庭院之間相互流通和聯系。

華東大學的圖書館入口與連廊。  貝聿銘 繪

華東大學文學院與理學院間的庭院通過建筑與圍廊圍合并聯系在一起。  N. Fletcher 繪

宿舍區分成3個組團，分屬于圣約翰、東吳和之江三所大學。學生宿舍與教學建筑布局類似，通過幾棟2-3層的單體建筑圍合出庭院，以長廊串聯。考慮到中國傳統文化，女生宿舍受到較好的保護，庭院內設有圍墻，男生宿舍則相對開放。教員住宅與學生宿舍分開設置，為一層的平屋頂獨立建筑，住宅中間設計有內院。在教員宿舍和學生宿舍之間設有小教堂，這是設計中唯一具有宗教色彩和講究街道對景的地方，分別為圣約翰大學的圣公會教徒、東吳大學的衛理公會教徒和之江大學的長老會教徒服務。

從華東大學男生宿舍望向人工湖及教學樓的鳥瞰圖。  貝聿銘 繪

在華東大學校園設計方案中可以看到，格羅皮烏斯自德騷包豪斯校園以來一貫的現代主義風格和主張，例如強調對新材料的充分運用、盡可能利用自然的通風采光、嫻熟地以相互串聯的開放和半開放空間塑造空間的流動感等手法，并且從本土建筑文化中，抽象出傳統建筑和空間語匯來呈現地方文化、景觀和氣候特征等等。從他在TAC參與完成的作品風格看，他職業生涯的中后期更加趨于平和與成熟，對被簡單地貼上“國際主義”標簽表達了否定的態度。

包豪斯強調通過標準部件的重復使用，即在不同的建筑物中使用同樣的材料，產生協調樸素的城市面貌，并通過幾種形式重復使用而造成一種有變化的簡潔效果，在華東大學設計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在華東大學的校園建筑設計中，鋼或鋼筋混凝土的骨架、帶型窗、伸臂板或挑空翼角作為建筑設計的素材反復出現，借助這些素材去創造因地區而異的建筑風格。

華東大學教學與宿舍區的建筑基本為2-4層，立面采取連續橫向豎開窗，以細鋼窗欞劃分；結構使用清晰的鋼筋混凝土框架，底層架空以提供活動空間。設計方案中，不同的建筑形式對應不同功能，如教學樓和宿舍樓是兩種不同尺度的“一字形”建筑，報告廳為楔形造型，教堂以十字平面為基礎并連接一斜向單體。

盡管整個校園采用的建筑形式相對單一而樸素，但通過不同的尺度、比例和庭院圍合方式，加上庭院景觀及偏于自然的校園景觀的襯托，達到了統一而又多樣、完整與差異的平衡。這些手法在包豪斯德騷校園、在后期TAC設計的哈佛大學研究生宿舍、巴格達大學校園設計中也反復出現。

哈佛大學研究生宿舍是華東大學之后TAC設計的第二個重要項目（1949年），從建筑形式、走廊和庭院組織上可以明顯看出與華東校園設計的延續性。

不同以往的是，TAC的幾位設計師并未堅持包豪斯學派對建筑平屋頂的偏好，在華東大學教學樓和宿舍樓中采用了江南傳統民居的單坡屋頂形式，同時也有別于之前教會大學“中西合璧”的建筑設計中，對傳統歇山、廡殿等宮殿形式的模仿。建筑立面設計上，方案沒有加入古典柱式或裝飾，而是采用包豪斯經典的大片玻璃與鋼筋混凝土框架構成的現代形式。但是，現代主義風格的經典的白墻，卻也與中國南方傳統建筑的青瓦白墻有所呼應。

考慮到江南地區氣候溫暖潮濕，多數單坡屋頂的建筑都帶有天窗以提供自然通風。建筑通過百葉窗和挑檐遮陽，只有圖書館和禮堂裝有空調。整體校園建筑設計沒有大面積連續的墻面，輕巧素雅，反映了中國江南地區民居的特色，并且與現代主義所追求的簡潔明快相一致。

華東大學教學樓設計（左上剖面和立面分析了教學樓如何充分利用自然通風采光的問題）

從幾幅透視圖中可以看出，設計方案中引入了一些體現地方建筑構造方式和材料使用的元素，如斜角屋頂上筒瓦的運用、建筑橫向長窗下面砌筑的磚石墻面，以及室外庭院和路徑的鋪地所采用的石材等。學術交流中心和學生活動中心兩座公建采用的材質相對豐富，不僅有大片的磚墻設計，室內裝飾也選取了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作品，如石獅和木格柵。

為適應江南地區氣候而為教室立面設計的百葉窗細部及窗下的磚石砌面。  N. Fletcher 繪

在總平面規劃上華東大學的校園布局沒有紀念性軸線，建筑的組合與院落的組織也未采用對稱的形式，自由不對稱的組合形成生動有韻律的均衡形式。華東大學校園中建筑與庭院景觀緊密聯系、相互融合，設計通過建筑單體圍合成大大小小、景觀豐富的四合院，同時將中央人工湖的水引到4個組團之間和庭院內部，建筑錯落配置并以輕盈通透的廊相連。這里借鑒了中國園林中的常用手法，但其連廊設計采用的是現代平頂加方柱的形式，這一連廊設計形式在后來的哈佛大學研究生宿舍中也出現了。

校園的組團之間、庭園內部相互開敞，建筑室內外空間彼此交融，形成現代而開放的校園氣氛。TAC的設計師們認為，這種建筑與景觀環境之間親密的關系——才是對中國傳統的真實表達（“a genuine thread of tradition”）。貝聿銘的水墨渲染技法，包括鳥瞰近景中他所喜愛的松柏形象，加深了方案與傳統結合的現代中國文化想象。

華東聯合辦學夢的終結

1948年5月，TAC的華東大學校園規劃方案獲得了聯董會的批準，模型展示在聯董會紐約的辦公室中。然而此時，上海各教會學校的聯合熱情已經褪去，圣約翰大學首先無視聯合協議的規定獨自招收了理科學生作為醫學院預科班；之江也開始招收文學院的學生，甚至新的校董會的組建都發生了困難。

華東大學校園設計模型教學區近景（模型制作：Louis McMillen）

隨著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聯合計劃無法繼續進行下去。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美國教會在大陸的教育事業被宣告正式終止。華東大學的方案最終停留在了紙上。

（本文源自作者2016年發表于《城市規劃學刊》第四期“另一種中西合璧：格羅皮烏斯主持下的華東聯合基督教大學校園規劃”，有刪節。主要檔案資料來自哈佛藝術博物館Walter Gropius Archive、耶魯神學院及MIT有關TAC的收藏。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