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小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四書五經”幾乎無人不曉，談及中國傳統文化，我們無法繞過“四書五經”，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歷史文化古籍中的寶典。

“四書”一詞發源于宋代，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之名始于漢武帝，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

“四書五經”并不是有些人理解的孩童啟蒙書，事實上不同于現在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在古代只有少數有一定經濟實力背景的家庭才會送孩子去讀書。

如果有幸滿足了出去讀書的門檻，很多人讀了一輩子書也沒能讀出名堂，古代科舉制度的錄取率遠比現在的高考殘酷。一個讀書人若想通過科舉考試來實現抱負，首先得通過院試、鄉試，省試與殿試的層層選拔。

古有俗語“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講的就是在科舉制度下，選拔極其殘酷，直到五十多歲才成為進士也不稀奇。

近來隨著“國學熱”的興起，“四書五經”作為傳統儒家思想的精華，又一次走進了大眾視野。國學培訓班“一位難求”，高校們也紛紛建立起國學研究院。

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經后人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蓬勃地煥發生機。它始終流淌在每一個中華兒女的血液中，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情感歸宿，涵養著中華民族的根與魂。

那么你想過，“四書五經”是怎么產生的嗎？為什么偏偏是這“四書”呢？為什么“四書”排在“五經”前面？“四書”對“五經”的取代只是考試重點的改變嗎？

復旦大學吳震教授從時代變革的大背景出發，探索宋明理學的思想意蘊與理論輻射力的最新力作《朱子學與陽明學：宋明理學綱要》能夠解答你的這一困惑，這本書脫胎于復旦大學廣受歡迎的哲學新課，結合思想史與哲學史的寫作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01

新經典的形成

“四書”是被他們建構起來的

所謂“四書”是指《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然而，無論是唐初的《五經正義》還是唐中期以后形成的“十二經”，不僅《孟子》未列入“經”的序列，而且《大學》和《中庸》也未從《禮記》中獨立出來。

在唐中期由于韓愈和李翱的提倡，《大學》和《中庸》才開始受到一些關注。

《大學》和《中庸》原本是《禮記》這部經典中的篇目，從未獨立出來。從中抽出而成為新經典，必須重新做一番改定的工作。

朱子對《大學》的重建體現為《大學章句》。他對《大學》一書進行了理學化的解釋，認為其中第五章“格物章”的《傳》在流傳過程中遺失，故作《格物補傳》一百二十八字。朱子改定的這部《大學》，史稱“《大學》新本”。

朱子還認定，在為學次第上，《大學》具有“初學入德之門”的首出地位，意即讀書須從《大學》入手。至此，《大學》的地位陡然上升而位居“四書”之首。

至于《中庸》，其哲學化的進程始于宋代范仲淹、二程、司馬光等人。《中庸》這部書在歷史上之所以頗受重視，與其豐富深邃的思想有關。

《中庸》開首三句話，素稱難解而且重要：“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就在看似簡短的三句話當中，蘊含有關“天”“命”“性”“道”“教”等儒學的重要概念。應如何理解和把握這套概念，成為后代儒者不斷進行詮釋的動力。

《孟子》的受重視始于韓愈，然而在9世紀晚于韓愈的“十二經”中仍未見《孟子》蹤影。入宋以后，經孫復、石介、二程、張載特別是王安石的大力推崇，至宋徽宗宜和年間(1119—1125)，《孟子》首次被刻成石經，列入“十三經”，至南宋淳熙年間，又被朱子列入“四書”。

“四書學”的建構，以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為標志。從《學庸章句》和《論孟集注》的書名來看，朱子沿用了經學傳統的章句或注疏的手法，但事實上與傳統經學的注疏手法迥然不同，集中表現為以下四點：

第一，朱子注重文字訓詁，但他卻保持了相當的克制力，盡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圍之內，竭力避免煩瑣的印證工作。

第二，朱子的四書詮釋非常突出思想性、義理性，有時為了解釋一個概念，不惜打破注疏的格套（例如“疏不破注”之類），使用大量文字進行比較詳細的解說。

第三，朱子的“四書學”自成一套嚴密的義理系統，建構了一套理學的思想體系。

第四，“四書學”的形成在儒學經典史上影響深遠，構成了一套儒家新經典，伴隨后世科舉制等文教政策的落實和推廣，逐漸取代了“五經”的地位，贏得了“四書五經”這一新經典系統的殊榮。

在1200年至1900年的七百年間，“四書五經”成為中國知識人的必讀書籍，對于中國近世社會的知識、思想與文化的延續與建設奠定了方向，對東亞世界的文化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02

“四書”取代“五經”

是對漢唐思想的大突破

儒家經典構成儒學思想的基本系統，并對中國傳統的知識形態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從歷史上看，在先秦“子學”時代，儒家經典的“六經”系統就已初步定型。然而，將經典知識轉化為一種專門的學術形態即形成所謂的“經學”，則是進入漢代以后，以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獨尊儒術”之倡議被納為國策為標志。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五經博士”設立作為制度保障，被認為是“經學”正式確立的標志。

自此，漢代經學成為了官方意識形態，在政治文化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具有制度化儒學的主要特質，可以賦予社會制度及秩序以思想經典的依據和保障。它包含豐富的儒家思想，對于形塑中國古代社會的價值形態具有重要作用，總體特征表現為“通經致用”或“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和實踐取向。

董仲舒畫像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漢代經學研究注重運用文字訓詁的方法，并注重名物典章制度的注解，力求曲盡其詳，講求家法傳承。唐代經學則進一步對漢代經學的注解進行疏釋，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逐漸統一各家經學注疏形成“十二經”。這一方面意味著經學形成了統一的知識系統，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套穩固的意識形態。

在宋儒眼里，雖然至唐宋之際，經學注疏已經構建了一套龐大的系統，卻存在著刊落儒學“性命之源”的問題。他們過度關注文字訓詁，可是忽略了儒學的思想精神和哲學義理。

在宋代新儒家看來，這可是念茲在茲、耿耿于懷的大問題。也就是說，新儒家想要實現“思想突破”，必須擺脫漢唐經學注疏的舊格套，重新挖掘出儒家經典中湮沒不彰的性命之學。

因此我們可以說，宋代新儒家是從反撥漢唐經學的注疏傳統上找到了思想突破口；但另一方面，義理之學的建構又不能脫離于儒家經典，經學仍然是義理之學存續的文本基礎。

因此關鍵就在于：如何在擺脫漢唐經學“舊之注說”的同時，重建經學傳統和經典系統？這才是擺在宋代新儒家面前的思想課題。

如何把握經學與理學間的關系？此處可以以程頤的觀點為代表解釋：就讀書過程看，義理與經典同樣重要，讀經以明義理與先明義理而后讀經這兩種方法并不是絕對不變的，而是可以互相含攝或轉化的。就原則而言，則應以“義理”為終極目標，切不可拘泥于文字訓詁。

程頤畫像

程頤的義理《易》正是以理學解經的典范之作，也可稱作經學理學化的典型。朱子承程頤之法作《四書章句集注》，從其體例看，兼顧訓詁而突出義理——特別二程道學一系列的道學思想，并融入朱子自己的哲學觀點。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朱子的四書學系統體現了化理學于經學中、力求義理與經典相統一的特征。《四書章句集注》足以被視為經學理學化的成功典范。

此外還要講一下王陽明的經典觀，也可被稱之為心學經典觀。與朱子遍注群經相比，王陽明沒有留下任何一部有關經學的注疏著作，他唯一一部可稱作經學注疏的著作是《大學古本旁釋》。這與陽明本人不喜注經的思想特質有關，更與陽明對經典知識的看法及其對朱子經學思想持批判態度有關。

王陽明認為，自孔子之后直至宋代理學的興起，逐漸導致“虛文勝而實行衰”的知識狀態，更為嚴重的是，人人憑借自己的經典知識，意見紛紛，并以“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產生了“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等可怕后果，而所有這一切現象的根源就在于“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很顯然，陽明的這番話是暗指程朱理學以來的經典著述活動應當承擔上述后果的責任。

王陽明畫像

當然，陽明心里也清楚，傳授經典的諸多經學知識是不可或缺的，德性之知并不排斥聞見之知，致良知同樣需要一般道德知識。然而陽明對經典知識有一基本態度不可動搖：

他堅持認為，問題不在于后世儒者的“著述”對于解讀經典是否必要，而在于這些著述活動已然忘卻了孔子“刪述《六經》”的根本旨趣——“敦本尚實，反樸還淳”，“務去其文，以求其實”。歸根結底，陽明認為，學習儒家經典的目的不在于徒增書本知識，而在于使圣人之道復明于天下。

03

禮教的壓迫

當禮與理走向日常生活

在孔子開創的古典儒學的思想系統中，作為內在德性的“仁”與作為外在規范的“禮”同樣受到重視，仁與禮互以對方為必要條件，缺一不可。

儒家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而有別于“禽獸”，就是因為人所構成的社會是一種禮儀社會，從而使人成為一種道德性的社會存在。

這種禮儀精神是普遍的，對任何人都具有普適性，但禮儀制度卻是具體的。因此，儒學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把禮學思想落實為禮儀制度，讓具體的禮儀制度體現出禮學精神。其中的關鍵在于：如何在理論與現實、思想與制度之間加以調適，避免二者發生脫節。

以天理觀的重建為標志的理學思想，至朱子學有了重要的理論推進，其表現之一就在于解決這個問題：圍繞國家（王朝）和家族（宗族）這兩個中心，如何將理學思想落實在現實的禮儀制度層面，以重現儒家倫理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禮儀理學化的一個突出表現是觀念上的變化，“禮”被規定為“理”之“節文”，是理的一種儀式表現。這樣一來，禮獲得了理在抽象思想層面的保證，理又借助禮獲得了具體性。這一思想成為朱子禮學思想的根基。

但是從語言形式看，“禮即理也”的命題將禮與理直接同一，似乎泯滅了兩者的差異，不免導致禮的天理抽象化，故清代有儒者指責宋儒將禮從實際生活中抽離出來，墜入抽象玄談之窠臼。

然而若將該命題置于整個文本的脈絡中，我們便可發現朱子旨在強調：禮與理乃相即不離的結構關系，而非理念上的同一關系。

禮是理的呈現，而理是禮的保障，換言之，理的具體性表現為禮，禮的法則性表現為理。就此而言，可以說朱子“禮即理也”的命題賦予傳統禮學以理學的依據，通過理學觀念為禮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絕非后人所指責的那樣，“禮即理”便意味著以理代禮，遂使禮學產生空洞化的后果。

“禮即理也”容易導致的另一誤讀是：由于理屬本體論的概念，具有永恒不變的特質，因而作為理之體現的“禮”也可能成為固定不變的東西。這一解讀看似順理成章，然而卻是一種嚴重的誤讀，其后果將使禮喪失“以時為大〞的時代性，導致唯古禮為是的復古主義。

從根本上說，這種復古主義態度與孔子的禮學精神相違背。盡管禮學有著代代相因的基本精神，但是作為制度的禮必須因應時代要求而改變。即便“圣王”復興，也需要根據當代的“世俗之禮”來改變“古制”之禮，符合儒家禮學的基本要義。

朱子一生遍注群經，《四書集注》是其成就的巔峰，但他沒想到他撰寫的《家禮》在無意間成為后世認可的一部經典。《家禮》一書在明清時代成為一部儒家的“新經典”。若從東亞文化圈觀之，該書在后世所產生的影響，或許可以超過后來被當作科考書的《四書集注》。

朱子《家禮》主要涉及四方面的內容：冠婚喪祭。其范本乃是《儀禮》《禮記》等古禮，其對象主要是士人和庶民，故其適用范圍遍及一般家庭，成為后世中國社會家庭禮儀的典范。

《家禮》標志著儒家禮儀由思想落實為生活、由經典轉化為常識。它推動了儒家禮儀文化向社會基層、普通人群深入拓展，而且影響深遠，逐漸在東亞形成了一種“家禮學”傳統。

概言之，宋代新儒學是對漢唐經學的一場“思想突破”，在此過程中，出現了重建儒家“新經典”的運動，經典詮釋也出現了理學化的轉向，其典型標志便是“四書學”的形成，而其典范之作是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

與此同時，在“禮即理也”觀念的引領下，新儒家開始了一場將思想落實于生活的禮學重建運動，出現了以建構家族禮儀為核心內容的“家禮學”，不僅在哲學層面，更是在文化層面，推動了儒學的全面復興。

原標題：《“四書”如何取代“五經”？從中讀懂思想的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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