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0日，廈門大學 “南強世界史系列講座”2022年第一期順利開展，主題為“太平洋沿岸的城市——以青島和洛杉磯為例的城市環境史比較研究”，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侯深主講，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韓宇主持。講座吸引了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諸多高校200余名師生的廣泛參與。

《無墻之城：美國歷史上的城市與自然》

講座伊始，侯深教授向大家介紹了她選擇這一主題的緣由。支持她進行探索的首先是個人情懷，雖然侯深教授于2021年出版了廣受好評的《無墻之城：美國歷史上的城市與自然》一書，但在她看來，這本以“美國城市環境”整體為切入的作品更像一種全面考察性質的“survey”，其中缺乏一種“地方感”，即一種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性研究中去尋得的體悟。結合侯深教授幼時生于蘭州卻眷戀青島的個人經歷，及其母親年事漸高后對海洋的向往，這座處于陸海之交的“第二故鄉”便成為此次主題的第一個研究對象。但若只研究青島，便意味著她要擱置多年來在美國環境史領域所做的訓練和積累，因此同在太平洋沿岸的美國城市洛杉磯成為了比較研究中的另外一端。其次是目前歷史研究中海洋的“缺席”，在侯深教授看來，雖然海洋覆蓋了超過70%的地表，但大部分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仍將人類視為一種陸地生物，鮮少重視陸地與海洋之間的關聯。作為城市與海洋的相遇，侯深教授本想就青島與洛杉磯、泉州與波特蘭進行兩組比較研究，但因其中每座城市的相關資料卷帙浩繁，故只能擇取其一，以青島和洛杉磯為例，進行“家鄉”與“異鄉”的比較。

被人類認知所忽視的太平洋

侯深教授首先介紹了兩城之間的重要水體——太平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水體，其面積1.6525億平方公里，占全世界46%的水表面積和32%的地球面積。但這片宏偉的大洋卻長期在世界歷史上呈現一種“缺位”狀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在太平洋之上全無經歷。實際上，早在6-7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已出現去往太平洋的移民，這些移民大多在沿海地區活動，通過早已消失的路橋奔赴各地。頻繁的移民活動出現在公元前3000-1500年的新石器時代，此時部分熟悉洋流規律的東亞人開始搭乘原始的船只前往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然而雖有一些空間上的探索，但彼時的人們還未建立起有關整片大洋的知識性認知。關于太平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性認知始自現代，廣為人知的麥哲倫航行拉開了這一進程的序幕。1521年，費迪南·麥哲倫將該水域命名為Mar Pacifico。此后的數個世紀，西班牙人無數次在這片大洋進行探險。18-19世紀，俄國人加入其中，開始了對北太平洋地區的探索。不過真正意義上跨太平洋兩岸的交流發生在19世紀后半葉，此時美國完成了大陸版圖的西擴，1843年金礦的發現以及1848年“淘金熱”不僅持續將美國國內人口引向西部，也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源源不斷地向西海岸進發的移民浪潮。因此從各種意義上來說，太平洋在人類知識版圖上均是一個現代的海洋。

太平洋

那么在此之前，人類如何認知海洋？侯深教授講道，在漫長的人類歷史時期，我們對于這片海洋的認識極為有限，我們的認識更多集中于“海”，而非“海洋”。就中國而言，我們現在所講的“中國海”（China Sea）毫無疑問是屬于太平洋的一部分。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太平洋在中國人眼中是一片完全陌生的水體。中國人最偉大的一場航行便是在15世紀初由鄭和率領的寶船下西洋，如果拋卻一些大膽猜想，認為鄭和已經橫渡太平洋到達現今美國西海岸地區——現有資料證明鄭和一行人仍是在進行由中國海進入印度洋最后超越印度洋的沿岸航行。雖然中國早在戰國時就已有某種程度上的海上貿易，甚至到南宋時海上貿易占據歲入的半壁江山，但這些貿易基本集中于印度洋地區，并未與太平洋發生實質上的聯系。就歐洲人而言，至少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他們對世界的認識主要是基于托勒密的地圖。這幅地圖上雖有大洋，但基本是依托時人對大西洋的理解進行繪制。這一世界的中心便是他們所言的地中海。這片不大的海域凝聚了歐洲人對海洋的一切想象、傳說、向往與恐懼，圍繞著地中海的大洋對他們來說則是一種完全陌生的狀態。故此，歐洲人對海洋的理解其實就是一種對“地中海生態”（Mediterranean Ecology）的理解。

當我們談到“地中海生態”的時候，其實我們所言的不僅是托勒密地圖中向我們展示的地中海，而是散布全球的地中海沿海地區（Mediterranean littorals）。那么“該地區究竟有怎樣的生態特征，提供了怎樣的生態現實？”便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實際上，這一地區僅包含3-5%的地球表面，是地球上主要環境系統中最小的氣候類型。其特征為夏季干旱，冬季溫和、濕潤。其植被為常綠闊葉灌叢。在這些生態現實的基礎上，歐洲人形成了一種類似于中國“江南愿景”的“地中海愿景”（Mediterranean Imaginary）。其中海洋與沙灘、陽光明媚，不寒不燥的氣候是該愿景的必需品。在18世紀的歐洲，人們渴望在此尋求健康與療養。時至今日，這些因素成為一種現代生活的符號，蘊含著休閑、時尚、開放、自然的寓意。

邊緣的崛起——青島和洛杉磯的成長史

在這一愿景的影響下，侯深教授接受了歐洲人與青島和洛杉磯兩地環境現實相遇的故事。同樣臨近太平洋的地理位置、相差大致半個世紀的城市誕生歷程使得這兩個城市具有可比性。但侯深教授表示，無意講述一部簡單的城市發展史，她試圖在“城市的建立者與居住者懷有怎樣的環境期待？”“多大程度上，他們所面對的環境現實鼓勵了他們的環境期待？”“多大程度上，允許其環境期待的實現？”“又在多大程度上，打碎了他們的環境期待？”“他們的環境期待又怎樣改變了他們的環境現實？”“在改變中，他們將自身帶入怎樣的不確定性當中？”六個前置問題的基礎上，解答“為何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它們分別從邊緣成為全球性的都市？”“為何兩個在文化源頭上如此不同的地方，最終在規模、城市景觀甚至城市氣質上變得如此相似？”這兩個后續問題。

青島

就青島而言，在20世紀之前，這片海濱地區只生活著少量漁民和辛苦謀生的農民，淡水和植被都不算豐富，是名副其實的“帝國邊緣”。1898年，青島成為德意志帝國的第一個遠東殖民地。彼時德國人初臨青島，環境期待與其舊有的環境體驗交融，期望將這個“帝國邊緣”地區建構成一座符合“地中海愿景”的宜人都市。他們期望青島成為連接華北腹地與海外市場的港口城市、成為以輕工業和商業為主的現代城市、成為建立在消費文化之上的城市、成為遠東的地中海度假城市，即一座不在地中海氣候區的“地中海”城市。通過在青島創設啤酒產業，以及扶持前向和后向產業的發展，德國人部分實現了這一愿景，而該愿景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青島的后續發展。現在的青島儼然是一座面向海洋的全球城市。該城1000萬人口中有六成住在城市，GDP處于中國城市第13位。既是世界第五大港（有爭議），也是中國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與青島隔洋相望的洛杉磯，起初也并非今日樣貌，與處在“帝國邊緣”的青島一樣，彼時的洛杉磯也因艱苦的自然條件而得名“毒橡樹之地”。受其水源限制，這一地區長期處于人口稀少的狀態，至19世紀七十年代仍是一個較為落后的農業地區。較之依靠金礦起家的舊金山，我們不禁會問洛杉磯究竟有哪些優勢促使其得以從邊緣走向中心？侯深教授認為這一崛起與洛杉磯的深歷史息息相關。從某種程度上講，洛杉磯的深歷史就是該地逐漸被太平洋型塑的歷史。其對洛杉磯的正向影響在于：百萬年前的海洋生物形成的化石能源為其提供了大量的“黑色黃金”。1892年，該地發現石油。1923年，該地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地，生產全世界1/4的石油。在充足的能源支持下，1915年，洛杉磯擁有55000輛汽車，成為名副其實的汽車的城市；濕度適中、陽光明媚的地中海氣候賦予了洛杉磯這一海濱城市作為度假勝地的潛質等。當然洛杉磯的深歷史中也有城市建造者不愿面對的環境現實：該地位于環太平洋火山帶（the Pacific ring of fire）之上，處于太平洋板塊與北美板塊形成的斷層地帶。故此地易受地震、颶風、山火、極度缺水等惡劣條件的威脅。雖有上述難題，這座建立在斷裂帶休眠期的城市還是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水、石油、良港資源和好萊塢夢工廠的影響下，洛杉磯迅速發展為美國第二大城市，實現了“地中海愿景”的預期。

“新城市”與“新海洋”

接著侯深教授從“太平洋時代的新城市”和“城市時代的新海洋”兩部分入手，進一步闡釋了兩座城市與海洋之間變動不居的關系。

作為“太平洋時代的新城市”，兩城均在太平洋的影響下打破了自然的魔咒；享受著海洋時代的豐裕；擁有了發達的現代港口與現代貿易；依賴著由石油所支撐的經濟；擁有了迷人的氣候與新的審美，以及太平洋化的生態特征。故此，太平洋將這兩個遠隔萬里的城市相結合，當不同的人群來到這兩個位于海角的地方，建造海邊的城市時，他們也為跨越太平洋構建了隱形的紐帶。毫無疑問，貿易港口與軍事基地是這兩個城市的重要職能，但是海洋對它們的意義遠不止于運輸商品，進行戰爭的載體，甚至它也并不僅是魚類、石油、礦產或者維持城市運轉的其他能源與資源的倉庫。在海洋與其海岸的深層歷史中，海洋構成與人類歷史共同演化的巨大生態系統，它是一切生命的源頭，也在演化中不斷參與、形塑著人類的歷史，提供了種種可能，也設置了種種極限。而在其城市演化的淺層歷史中，海洋成為一種現代性的象征，代表著新的審美，新的生活方式。更進一步而言，這兩座城市都是復雜的人造生態系統，在這一系統中，所有人與地質、氣候、洋流、動植物與微生物進行著共同的演化。一個星球城市始終與海洋以及地球的其他地方之間發生著互動。它建立在對自然的征服之上，在不可能之地實現種種可能，歡慶著技術的勝利與自信；但是，它同樣呼吁著一種對現代的自然體驗，在非文化的野性、壯偉與靜謐中與自然相往來。海洋成為現代審美的實踐之地，海岸城市吸引著百萬計的人群去往那里，為了健康、休閑，為了某種時尚、某種生活方式，消費著自然，也成功地改變著海洋和海岸的環境現實。

洛杉磯

至此，侯深教授再次發問，大量人口選擇向沿海城市聚集，其背后的推動力究竟何在？這是否僅是一種現代趨勢，抑或其后有著某些更加古老的驅使力？在學者們慣常認為的經濟牽引力之外，生態的、審美的、政治的因素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這樣的人口涌動與海洋之間發生著怎樣的聯系，又為之帶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環環相扣，引人深思。

所幸，侯深教授在“城市時代的新海洋”這一部分對上述問題作出了解答。她指出，太平洋在被視為繼“第二地球”——美洲之后，另一可供開采的“最后的邊疆”的同時，也將我們帶入了一個有關城市和海洋的新悖論。傳統農業時代的人群遠離海洋，因為海洋完全不在其掌控之中。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性阻止密集的人群遷往海岸，觀察它的變化，享受它的壯美。而現代技術令海岸的生活成為可能，它消解了古老的恐懼，提供了新的安全感。20世紀的海岸城市似乎已經擁有在海岸居住的能力、他們從海洋中創造了新的土地，也看似創造了抗拒臺風、颶風、地震、干旱，以及林林總總來自太平洋的危險的能力。無論這種能力是真實的還是幻覺，這些技術在太平洋的兩岸鼓勵著人們遷往海岸的躁動，也滋長著海岸生活堅實而安全的信心。在這些新的審美需求與技術制造的安全感的牽引下，人類趨向海洋，將太平洋視作“不竭”的腹地，享受其豐富的海洋資源和巨大的生物圈、將其作為天然免費的泄污口、填海造陸的新空間等。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類在改變甚至破壞海洋環境的同時，也將我們自身帶入更多的危險與不確定性當中。

雖然侯深教授暫時也未想出有關這一悖論的可行答案，但她說道：“現代的海岸城市太過年輕，一個半世紀的城市歷史很難驗證它們是否已經成功地嵌入其所處之地經歷的億萬年環境歷史，是否能夠在漫長的未來中，與之共存。但或許正如洛杉磯的環境史家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所言：‘我們自詡為這片土地的主宰，但其實我們只是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