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在20世紀歐洲的女性思想家里，選出兩位代表的話，想必大多數人都不會對這兩個名字有太大的異議——西蒙·波伏娃與漢娜·阿倫特。有趣的是，她們倆還通過另一種關系將彼此聯系，波伏娃終身的戀人薩特，與阿倫特在大學時的精神導師和戀人海德格爾之間在“存在主義”上的糾葛。

拋開哲人之間的風流韻事不談，波伏娃的《第二性》，可以說是女性主義經典，而阿倫特的《極權主義起源》更是20世紀反思極權主義、甚至是整個人類歷史上的政治經典。相較于波伏娃，阿倫特的猶太人身份，以及二戰期間從納粹德國逃亡的經歷，更是給她帶來了對世俗社會更多關注的責任，也正是如此，也讓她成為20世紀最具原創性、最有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即便如此，對于國人來講，阿倫特的名字還大多停留在她與海德格爾之間的韻事里，更多人認識阿倫特，也不過是從一些哲學和政治的八卦新聞中，卻很少真正的去接觸她的思想。而另一方面，阿倫特的確是不像霍布斯或者羅爾斯那樣，連續的創造出一套有體系的政治哲學，她的大多數思想都是分散在她更具文學性的、時效性的、以及隱喻性的文本當中，這也給讀者帶來了極大的閱讀困難。

好在，阿倫特的主要著作基本都已經翻譯成中文，在綜合了十余本阿倫特本人以及后世的編著的中文書籍后，在此用四篇內容來展現出阿倫特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側面和主要著述的核心內容，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一、阿倫特的生平、著作及思想（本篇）

二、《極權主義的起源》解析

三、《人的境況》解析

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解析

漢娜·阿倫特

參考書目——

阿倫特本人著作：1-《極權主義的起源》、2-《人的境況》、3-《在過去與未來之間》、4-《艾希曼在耶路撒冷》、5-《論革命》、6-《身處黑暗時代的人們》、7-《共和的危機》、8-《責任與判斷》（中文修訂版名為《反抗“平庸之惡”》）、9-《精神生活》（兩篇：思維和意志）、10-《政治的應許》、11-《共和的危機》

其他著作：12-《劍橋阿倫特指南》、13-《阿倫特手冊 生平·著作·影響》、14-《朋友之間 漢娜·阿倫特、瑪麗·麥卡錫書信集》、15-《海德格爾與阿倫特通信集》

成長：舊大陸到新大陸的逃亡

1906年10月14日，阿倫特出生于德國漢諾威市。父母均出自殷實的猶太商人家庭，并且是19世紀沙皇迫害猶太人期間從俄羅斯移民至東普魯士的猶太人后裔。阿倫特出生幾年后，他們一家從漢諾威遷回哥尼斯堡。阿倫特七歲的時候，父親和祖父相繼因病去世。后來俄羅斯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入侵東普魯士之時，阿倫特的母親帶著她逃往比較安全的柏林。幼年的阿倫特生活在戰爭的籠罩和失去親人的悲痛氛圍當中。

阿倫特是一個早熟的孩子，在上幼兒園之前就已經能夠閱讀了。她的母親曾是開放、進步的女性，并且還是積極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她把女兒送入哥尼斯堡的一家女子學校就讀。進入高中后，阿倫特的興趣就集中在哲學上，癡迷于涌現出來、以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為代表的批評性思潮，隨后便以合格的成績進入了海德格爾執教的馬爾堡大學，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涯。

起初，阿倫特對自己的專業，猶豫在希臘語和神學之間。而后她的興趣轉向了海德格爾，同時這種轉向也得到了海德格爾的回應。這位18歲的女孩，成為了海德格爾的學生，以及戀人。這段戀情起初只有阿倫特的一位同學知道，大家都小心謹慎地隱瞞著海德格爾的妻子和孩子們，直到兩位當事人去世二十多年后，他們之間來往的信函才被公開發表，世人也得以一窺他們戀情的究竟。

海德格爾

在他們剛剛熱戀不久的1925年2月27日，海德格爾就這樣寫道：

親愛的漢娜！

我著了魔。你可愛雙手的沉默禱告和你明媚的額頭將它庇護在了女人的變容之中。像這樣的事情還從未在我身上發生過。在歸途的風暴中，你卻是更加美麗和偉岸。我本想要連續幾晚都與你一起漫游。請將這本小書看作我的感謝的象征吧。讓它成為這個學期的一個標志吧。

求求你，漢娜，再多贈予我幾句話吧。我不能讓你就這樣消逝。在出行之前你會非常繁忙。但只要一點點；而且不必寫得“漂亮”。你一能寫就寫。重要的只在于：你已經寫了它。

——你的 馬丁

海德格爾的話語熱烈直接，反觀阿倫特的信，則充滿了對偶像的敬重與文學青年的遣詞，在一封給海德格爾的信中，阿倫特用一種第三視角對自己的觀察這樣寫道：

每當她從長長的、多夢的然而卻深度的睡眠（在其中，一個人如此完全地與她自己融合在一起，就如同與她所夢的完全融合在一起一樣）中醒來的時候，對世界的事物她都擁有同樣的羞怯和猶疑的柔情，這世界使她明白她本己生命的多大部分已經完全沉沒在了自身之中——人們可以說，像睡眠一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與之可比的東西的話——已經經過了多少歷程。因為她早已面臨著陌生與柔情成為一體的危險。柔情意味著羞怯的、猶疑的喜愛之情，不是放棄，而是一種觸碰，這種觸碰是愛撫、愉悅和對陌生形式的驚奇……

當然，海德格爾作為哲學大師，也不可能一直是那么直白的表達，在1925年5月1日給阿倫特的信中，海德格爾寫出了一封標準的哲學情書：

最親愛的！

愛還會是與之一起在心靈中提升的偉大信仰嗎，如果等待和守護不恰恰是持續著信仰的話？被允許去等待被愛的人，是最美妙的事情——因為在其中被愛的人恰恰“在場”。

讓我帶著這種信仰進駐你心靈最深和最純潔之處吧。在日記中和在沉默的、苦楚的相遇中，你對我展示的是如下事實：在你生命中存在著一種不動搖的確定性和穩靠性。

而且，我甚至已經變得對你心靈的這種羞怯的自由和未受威脅的希望負有罪責了。

而且，我不是把你顫抖的心靈驅入玫瑰花之中，驅到清澈小河邊，驅入田野上空的太陽的炙熱、風暴的狂嘯和群山的沉默之中——而是將之驅入了丑陋的東西、荒涼的東西、陌異的東西、做作的東西之中。

而且，當不久前的寂靜和夜晚的清新包圍著我們，河流在黝黑的樹干之間向我們閃耀，馬兒清晰的蹄聲在孤寂的道路上延宕，你在這一切之中感受到了如此純粹的快樂——這時我給予你去經受的東西又與我相遇了……

除此之外，海德格爾有時還會拋下哲人的理智，客串一下浪漫的詩人，寫下一些讓人覺得有些好笑的蹩腳的“詩”，比如這首《奏鳴曲鳴響》：鳴響的東西在鳴響，它沉降，入從不悲鳴的東西之中，唱入沒有被冒險試過的東西之中，從花冠中被形成的東西，生發著，將愛和痛愛撫地邀請進相同者之中。

不過這種秘密的戀情并沒有持續太久，阿倫特于1926年離開了馬爾堡前往海德堡大學，并獲得了另一位德國哲學大師雅斯貝爾斯對其哲學論文的指導。在此期間她與海德格爾仍有聯系，但是已經不再是那種熱戀的關系。當與納粹黨有公開聯系的海德格爾在希特勒1933年當選總理后接任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并像德國其他大學一樣驅逐那里的猶太教師時，阿倫特就開始質疑海德格爾的反猶傾向，并不再與其他聯系，直到1950年。

海德格爾對阿倫特來說，是她思想的啟蒙者和精神的導師，他教會阿倫特的縝密思維使其受益終身。他一直是她的“思想楷模”，直至她發現他在浪漫的反現代主義掩飾下的納粹本質的可笑。海德格爾在與阿倫特了結了這段關系之后，并未對她在哲學方面的發展表現出絲毫興趣，但他卻告訴阿倫特，她一直是他從第一部著作以來寫作的靈感之源和生命之愛。

1950年，當阿倫特決定再次與海德格爾聯系之后，她釋然了，也徹底的放下了曾經的那種少女的愛戀，能夠與海德格爾平等地、坦誠地交談。

雅斯貝爾斯

除了海德格爾，給阿倫特的思想帶來巨大影響的還有一位就是被她視為父親雅斯貝爾斯。他的個人修養和對政治理想的追求都使他有能力、有勇氣抵制國家社會主義。他如康德般的親和力，也令阿倫特將其視為哲學上追求的新楷模。

二戰期間，阿倫特流亡到巴黎，并于1940年與第二任丈夫布呂歇爾結婚，在結束了兩周的拘留營（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為敵國僑民設立）的折磨后，她經比利牛斯山脈到達里斯本，并最終前往紐約。值得一提的是，這條逃亡路線與瓦爾特·本雅明的類似，但本雅明卻在西班牙邊境受阻，并最終選擇了自殺。

本雅明

流亡美國的日子，這對逃出納粹魔爪的夫婦也并不輕松。阿倫特開始學習英語，布呂歇爾去工廠做了一名工人，阿倫特用日漸熟練的英文撰寫書評，同時還為一份銷量不錯的德文日報的政治專欄供稿。隨著生活的逐漸穩定，阿倫特也就此開啟了她人生的第二個階段，在新大陸這個異鄉，以寫作為生，并收獲頗豐。

成熟：極權主義的終身創傷下結出的荊棘果

總體地去考察阿倫特的思想，并希望得出一個體系化的結論是非常困難的。除了寫作方式外，阿倫特并沒有有意的將自己的思想構建成一個諸如康德、黑格爾一樣嚴謹而閉合的體系，很多時候，他都是在大量的敘述中，夾雜著一些個人的觀點，不過那些觀點當中，還有很多是以一種冷冷的諷刺口吻講出，如果不能切身的去感受阿倫特當時的思路的話，就很容易陷入一種前后矛盾的語義森林中。

不過她的思想也并非無跡可尋，特別是當了解了她的主要著作之后，雖然很難看得清那個思維的大廈，但卻能隱約的感受到它們共同的地基和思想動力，那就是阿倫特對反猶主義、極權主義的持續關注以及對人該如何共同生存的不斷反思。

對此，可以從雅斯貝爾斯的一段經歷中看到端倪。雅斯貝爾斯并不是猶太人，但他的太太是。隨著納粹的掌權，戰前巨大的學術名譽并沒有成為雅斯貝爾斯的保護傘，反而讓他步履維艱。整個二戰期間，雅斯貝爾斯都是在不斷地躲藏中度過的，并為自己和妻子準備了最后的道路——在被抓前自殺。有消息稱1945年4月14日，雅斯貝爾斯和妻子將在“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下被遣送走，但好在3月30日他們所在的海德堡就被美軍占領，這對夫婦逃脫了被押遣甚至被“解決”的厄運。

戰后，很多報紙載文把雅斯貝爾斯堅持與妻子在一起并沒有逃離的行為描繪成英雄所為，隨后他發表聲明“反對這種虛假的頌揚：失真是有害的，即使它出自善意……對這種虛假的頌揚，我們在納粹時代以后比以往時候都更反感。我不是英雄，而且也不想當這樣的英雄。”

雅斯貝爾斯在第一次公開表達對希特勒國家看法時又講過類似的話：“我們這些幸存者沒有去尋求死亡。當我們的猶太朋友被押遣走的時候，我們并沒有上街示威，也沒有大聲吶喊。我們沒有這樣做，哪怕自己也遭殺害。相反，我們茍且地活著，其理由盡管是正當的，但卻是那樣的軟弱無力，這個理由便是：我們的死亡無濟于事。我們仍然活著，這就是罪過。在上帝面前我們知道，我們受過何種屈辱。”

這種“活著的罪過”，想必深深地刻在阿倫特的心中，作為一個猶太人，在戰時逃亡新大陸，在大洋的另一邊，聽著同胞被屠戮的消息，她會覺得自己是為了生存而丟掉了猶太人的尊嚴么？這很難說，但大屠殺本身，就成為了阿倫特所有觀點的起點和思想發展的動力。

從為什么是猶太人遭到大屠殺這個問題，阿倫特不斷地追問，直到發現了當時的兩種極為殘忍又罕見的全新政治模式——希特勒和斯大林領導的兩個國家體制。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做出了一個大膽的判斷，極權主義，不是像很多人想當然的那樣是專制的進化，而是一種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全新政治模式。

隨后，阿倫特又回到古時的政治哲學中，以希臘和羅馬為參考，去探索一個問題——是什么導致了極權主義的形成，這些思考成果凝結在《人的境況》中，雖然這本書一次都沒有提到過極權主義，但從內容結構和結論上看，都是對《極權主義起源》的一種呼應，因為起源這本書中僅僅是從歷史的角度來來考察了極權主義，而在境況一書中，阿倫特從人類學、政治乃至哲學的角度去考察了“前極權主義”的情況。

不過，在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研究中，還是缺少了一部分，恰好在以色列逮捕了艾希曼并準備審判的時候，阿倫特找到了這個機會，即近距離觀察極權主義政權當中具體的執行人的機會。她向《紐約客》申請成為報道庭審過程的記者，并最終將相應的內容集結成為一本將她頂到風口浪尖的書——《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對艾希曼“平庸的惡”的形容以及對歐洲猶太組織和猶太領袖的指責，讓阿倫特一時間成為“同情納粹”、“責怪同胞”的人冷酷的人。除了跟風的大眾紛紛譴責之外，在以色列、在學術領域，阿倫特也因為這本書成為“公敵”。不過半個多世紀過去后，對阿倫特的指責平息了，而“平庸的惡”卻永久地在人類的文明中流傳了下來。

在“平庸的惡”之后，阿倫特極力的淡出公眾視野，但她已經成為了20世紀最受人矚目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也持續的對所處的時代進行獨立而深刻的觀察，她的主要著作以及年代如下：

1951年，《極權主義的起源》；1958年，《人的境況》；1961年，《在過去與未來之間》；1965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5年，《論革命》；1968年，《身處黑暗時代的人們》；1972年，《共和的危機》；1975年，《責任與判斷》（中文修訂版名為《反抗“平庸之惡”》）。

落幕：帶著未完成的遺憾

在生命的最后階段，阿倫特再一次回歸到極權主義，回到對極權主義形成的原因的探索，回到對“平庸的惡”中的那種“不思考”的思考，并試圖將自己的經驗總結成體系。此時她構想了一本名為《精神生活》的書，內容分為三個部分：思維、意志和判斷。

1975年，阿倫特在她瑞士的膳宿公寓度過了一個安靜的夏末。為《精神生活》最后一部分《判斷》的寫作她閱讀了康德的著作，還拜訪了一些朋友，她嘗試著放松自己，但卻還是不輕松的拜訪了生病和幾乎耳聾的海德格爾，那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

秋天，阿倫特回到了紐約，進入冬天后的一次朋友聚會之后，阿倫特心肌梗死發作，于1975年12月4日，帶著還未完成的《判斷》，離開了這個給她帶來痛苦，也帶來愛與希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