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前，中國正處于經濟恢復的關鍵時間點。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還需各方付出艱苦努力。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能否實現？穩經濟有哪些“底牌”？促就業還有哪些新招？政策合力應向何處使？針對這些問題，澎湃新聞專訪了十位經濟學家，推出系列專題《問計穩增長》。

如何看待當前我國經濟的形勢？宏觀杠桿率抬升是否會帶來金融風險？“三重壓力”與匯率波動又會給下半年我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

7月19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鏗就這些問題接受了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的專訪。他預測下半年經濟增速或可能達到6%，全年經濟增速或在4%左右。賀鏗認為，長期來看一定要降低宏觀杠桿率，但當前去杠桿的時機并不合適，債務積壓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但得益于我國有效的調控執行和風險化解，并不一定會出現大的金融風險，但對于加杠桿要保持慎重。賀鏗還特別指出，要反對盲目和過度超前的基礎設施投資，要根據發展水平和財政情況而定。下階段的工作重點應是在穩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基礎上，加大對消費的刺激，可考慮加大鄉村振興的力度，帶動居民收入增長，從消費端打通經濟循環。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   澎湃新聞記者 周頔 攝

以下為澎湃新聞與賀鏗的采訪實錄：

下半年爭取5%-6%增速有把握，當前不是去杠桿的好時機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當前和下階段的經濟形勢？年初制定的經濟增速目標如何實現？

賀鏗：對于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情況，我們應該多從政策上找原因。當然，客觀上肯定是受到了疫情反復的沖擊，但疫情反復情況下，是不是還有更好的辦法，能夠不至于影響得如此厲害？

在正常情況下，中國每年四個季度的經濟增速分配是比較均衡的，從當前情況看，全年5.5%的目標應該是難以達到了。現在我們的經濟也隱藏著一些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債務積壓太多，這就要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必須有效發力，支持經濟更快地增長。

對下半年的預測要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比較順利、不出現特別大沖擊的前提來判斷。即使出現疫情，我們如果防疫得當的話，下半年爭取5%-6%的增長速度應該還是有一定把握的。

今年年初的時候，我測算過我國今年的潛在增長率大概是6%，我們下半年要爭取一個接近潛在增長率的增長，應該說是有可能的。如果要達到6%這個比較理想的增速，那么全年的經濟增速大概會是4%左右。但如果下半年沒有實現6%，那么全年增速可能就要低于4%了。

澎湃新聞：您剛剛談到當前中國經濟還面臨著一些隱性問題，像債務積壓等等，您怎么看當前我國的債務風險？

賀鏗：我覺得當前我國面臨的債務風險還是比較大的，金融風險也是，但卻不一定會真正出現大的問題，因為我們的調控執行還是比較有效的。即使是出現了一些問題，處理還是比較迅速、得當的。比如類似于恒大事件那種問題，如果在其他國家，肯定是要釀成一場災難的。但是在我國有效的調控之下，問題不僅沒有迅速擴張，還基本穩定下來了。

所以說，盡管債務風險很大，當前面臨的各種困難也很大，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不是一定會出現金融風險呢？我并不那么悲觀。

澎湃新聞：一季度我國的宏觀杠桿率達到了277.1%，央行近期也表示，宏觀杠桿率還會出現階段性上升。您覺得下階段要不要加強力度去杠桿？

賀鏗：目前可能不是去杠桿的好時機，收縮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我覺得并不合適。

因為當前我們經濟還是存在很多問題的，雖然5月份、6月份出現了比較強勁的反彈，但這個復蘇不見得是穩定的，我覺得基礎并不是很牢固，還有待進一步恢復。

所以，當前還需要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對經濟給予一定規模的支持。盡管因為債務的拖累，當前政策對經濟的支持規模、擴大規模空間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在一定規模下進行資金使用的結構性調整，這個空間還是比較大的。

到適當的時候，杠桿率還是要去的，不能長時間加杠桿。當前有些同志在建議加大投資，加杠桿，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謹慎，要慎重。

澎湃新聞：我們是否應該設置杠桿率的紅線？這個紅線應該設多高？

賀鏗：紅線是相對的。如果按照常規的經濟學理論來看，我們無論是宏觀杠桿率還是結構性杠桿率，可能都已經處在“紅線”以上了，但我們的機制體制有優越性，即使出現了一些問題，我們也能及時有效地控制和解決。

我覺得不好去明確定義這個紅線，并不能說我們當前沒有出現問題就是沒到紅線，出了問題才是觸碰了紅線。我認為，紅線是相對的，和具體的條件直接相關，與我們的經濟基礎，各方面負債的承受能力，后續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等都有關系。

反對進行盲目的基建投資

澎湃新聞：上半年在疫情的沖擊下“三重壓力”遠超了預期。如果下半年疫情防控得當，您怎么看“三重壓力”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賀鏗：三重壓力是客觀存在的，在這三重壓力當中，我認為是要分清主次的，而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還是需求收縮。

對于供給沖擊，確實會面臨一定的問題，比如一些重要零配件的供應鏈可能會面臨中斷，汽車和手機的芯片現在明顯也不夠用，而這些我們短時間內也生產不出來，這些確實是客觀存在的問題。但是與需求收縮相比，供給沖擊對經濟的影響還是相對比較小的。

我們看到3、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得很厲害，這是超乎我的意料的。當前需求端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居民收入沒有明顯增加，失業率還是比較高的。

我們知道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失業率是城鎮調查失業率，這并不是全面的失業率，實際的失業率還是要高一些。當前我國有2億多農民工，他們中間相當一部分人都沒能重返工作崗位。所以，失業對于居民群體的收入影響是巨大的，也是當前需求端的主要矛盾。

至于投資，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面。一個方面是公共投資，需要根據我們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力的情況而定，要超前但也不能太超前。第二個方面是擴大再生產的投資，這個主要是企業投資，與居民消費、與出口規模都直接相關，只有需求規模上去了，我們擴大再生產的投資才應該上去。

如果不考慮這些因素，就容易出現無謂的投資、難以收回成本的投資，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當前對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的統計有多個口徑，我看到有人講總數值加起來可能有12萬億，這個數字太可怕了，這樣搞下去可能會有很大危險。

比如很多國家都很羨慕中國高鐵發展得很快，但當前我們的高鐵除了一兩條線是盈利的，其余都是虧本的，除了維持運營，每年還要還很多借貸利息，這些都需要財政補貼。

對于盲目的基建投資，我一向是反對的，這會把我們的經濟搞得更爛，而不是更好。

澎湃新聞：在經濟學理論中，很多人愿意用菲利普斯曲線來描述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的交替關系：通貨膨脹率高時，則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時，則失業率高。您認為我們如何能做到在保持低通脹的情況下解決失業問題呢？

賀鏗：當前我們的CPI增速很低，并不是因為政策措施把它控制住了，主要問題是居民的收入增長長期以來與經濟增長不協調，經濟增長快于收入增長，導致了消費需求的萎縮。如果我們的收入增長是正常的，消費水平也是正常的，那才會有菲利普斯曲線。

當前，我們不能用一般的經濟學理論來套現實，這也是有些同志會提出不切實際意見的根本原因，我們要對中國現實的具體情況做具體分析。

下半年出口需求有一定保障

澎湃新聞：當前全球通脹高企，很多國家陷入“滯脹”，出口還能有效支持中國經濟嗎？您怎么看外部環境變化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賀鏗：出口需求應該說是有一定保障的，盡管因為俄烏沖突等因素影響，很多國家跟我國的關系也比較緊張，但他們需要我們的產品，而且是剛需，這關乎到他們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我認為這個需求是不容易下降的。同時，我們對外的進口也基本上都是剛需，也都是我們一直不好生產的產品。

所以，未來我國與西方國家的進出口貿易應該會進入到相對穩定的階段，而我們與其他金磚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應該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對于下半年外貿的穩定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澎湃新聞：今年以來我國的匯率波動比較厲害，這對我國的出口是否也會帶來不確定性的影響呢？

賀鏗：現在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與去年12月份的平均匯率相比，下跌了6%左右，這個跌幅并不小。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因為它反映了我們經濟基本面可能存在一些問題。

我認為繼續跌得很大、跌得很快的可能性不會很大。我們有3萬多億的外匯儲備，我們的經濟體量也是很大的，論經濟韌性其他國家比不過我們，如果有人想炒作人民幣匯率，他是炒不動的。

當然，匯率下跌也帶來了另一方面的好處，比如會降低出口成本，對于出口是有利的，可以看到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了13.2%。但是我們的進口增長只有4.8%，這一方面說明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的促進，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內的內需不足，進口較少。

澎湃新聞：對于當前和接下來重振經濟，您認為最重要的是什么？

賀鏗：最重要的就是要穩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此基礎上，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規模都不要再盲目擴大了，應該在資金使用方向上認真地做調節，把使用方向從投資逐漸的轉向民生。

我認為當前對于鄉村振興應該多進行一些投入，要解決好2億多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提高他們的收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只要消費需求上去了，我們整個經濟就能循環起來，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會加強。所以我希望下半年政策在這個方面多下功夫。

當前已經出臺了很多政策措施，但我還是覺得應該直接針對需求收縮這個主要矛盾進行發力。應該在財政、金融的能力范圍內，在解決需求不足方面多做文章，只有這樣我們的經濟才能夠健康地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