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納粹瘋狂迫害屠殺猶太人。世界各地幾乎都將猶太難民拒之門外之時，上海向猶太人敞開了大門。

1933年至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難民遠涉重洋來到上海，也有少數(shù)人從其他城市進入中國，總?cè)藬?shù)達到3萬人左右。除了其中數(shù)千人經(jīng)上海等城市去往第三國，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仍有25000名猶太難民把中國，特別是上海當做他們的“諾亞方舟”，這一人數(shù)超過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接納猶太難民數(shù)量的總和。

關于來華猶太難民的研究如今已是一門顯學，但在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世界史學會會長潘光1980年代之初開始這一研究時，這個領域還是盲區(qū)，國內(nèi)幾乎無人了解，歐洲人對上海接納猶太難民的事實也有很多誤解，甚至有學者認為是日本人在上海保護了來華猶太難民。

這讓潘光感到了這一研究的急迫性，如今經(jīng)過30余年的研究和宣傳，“這個研究從一開始的盲區(qū)，逐步到現(xiàn)在成為熱點，而且現(xiàn)在已經(jīng)推向社會。”

12月12日，上海圖書館、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在上海圖書館聯(lián)合舉辦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來華猶太難民研究》最終成果發(fā)布會暨潘光主編的《來華猶太難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論與模式》首發(fā)活動。以深切悼念被德國納粹政權(quán)屠殺的600萬猶太人，沉痛悼念被日本法西斯殺害的30萬南京市民，同時，梳理中猶太兩民族攜手抗爭法西斯的歷史，為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借鑒。

現(xiàn)在是熱門話題，1980年代無人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國是亞洲主戰(zhàn)場，但很多人不知道在人道主義救援方面中國也做出了貢獻。

“上海救了將近3萬猶太難民這個問題以前研究得很少。建國以后由于各種政治運動，一直沒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到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涉及這方面研究。”

1980年代初，潘光開始做來華猶太難民研究，發(fā)現(xiàn)這一領域幾乎是盲區(qū)。無人研究，缺乏資料，甚至他們虹口尋訪當時親歷過此事的上海市民時，這些人知道當時有一批猶太人來這里，卻不知道這些外國人逃到中國來干什么。

1995年二戰(zhàn)勝利50周年，潘光應邀到奧地利開一個“紀念奧地利猶太人在上海避難50周年”的會議，那也是歐洲紀念活動中唯一和中國有關的活動。

會上潘光見到了五六個當時在上海呆過的猶太難民，他們見到潘光這位會上唯一從上海趕來的中國人也十分動情，“潘教授，我們是生在上海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五六十歲了。我們父母這一代馬上就要離開了。你們再不研究，以后就沒有資料了。”

潘光受此觸動，回國后開始把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的研究重點轉(zhuǎn)向上海猶太難民這個課題。在他們的推動之下，和虹口區(qū)合作建成了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以色列總統(tǒng)、總理，各國猶太名流，德國總統(tǒng)、總理，奧地利總統(tǒng)等人來上海都曾訪問該館。上海來華猶太難民這一課題從盲區(qū)走向顯學，開始被世界關注。

潘光的研究歷史和過程

“到1990年代末21世紀初，這個課題雖然已經(jīng)家喻戶曉，但實際上還有很多的不足之處，主要是資料基礎薄弱，話語權(quán)也不在中國學者手里。”潘光坦承，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進行來華猶太難民研究，也做出了一些成果，但正如他在奧地利見到的來華猶太難民后裔所說的那樣，他們未采訪過這些當時事件的經(jīng)歷者，缺乏第一手資料。

中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缺乏話語權(quán)更是讓潘光覺得責任重大。一次他去德國柏林猶太紀念館，看到一張“全球救助猶太難民圖”，上海赫然在圖，標注救助了25000名猶太難民，但卻插了一面日本國旗。因為外國學者認為1937年之后上海是日本占領區(qū)，所以這些在滬猶太難民是由日本救助的。

潘光當即提出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他詳細解釋這個問題之后，紀念館接受他的觀點，拿掉了日本國旗，“這個問題你不去研究，人家在研究。我們說講中國故事，外國人也在講，但話語權(quán)應該在中國人手里。”

有感于這兩方面的原因，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將“來華猶太難民研究（1933—1945）”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并于2010年底被正式批準確立，潘光擔任首席專家。他開始帶領團隊爭分奪秒地采訪仍然健在的猶太難民及其后裔，搶救了一批口述和文字記憶，并收集了大量與猶太難民相關的文件、檔案資料。

項目搶救了一批資料

“這個項目最大的成果就是搶救了一批資料。”潘光說。

2015年，《艱苦歲月的難忘記憶——來華猶太難民回憶錄》出版，其中使用了30位來華猶太難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書中還收錄了目前掌握的1.37萬個來滬猶太難民的姓名。

在此基礎上，項目組將已收集到的大量與來華猶太難民相關的文件、檔案、報刊、記憶、人物、評析等各方面資料匯集、整理，于2016年完成了《來華猶太難民資料檔案精編》四卷。

第二卷是親歷記憶資料，也是潘光認為較有價值的一部分。潘光提到了“梅辛格計劃”，這是1942年德國企圖聯(lián)合日本徹底消滅生活在上海的數(shù)萬名猶太人的一項計劃。

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德日銷毀了“梅辛格計劃”的所有資料，因而現(xiàn)在有些人認為“梅辛格計劃”并不存在。

“是啊，現(xiàn)在書面檔案找不到了，但是我們有采訪。” 潘光說。《來華猶太難民資料檔案精編》中收錄了美國學者采訪當時日本駐上海副領事柴田的內(nèi)容，柴田正是當時德軍蓋世太保代表梅辛格到上海后聯(lián)系的日方代表。

“柴田親口說了這件事，還有其他一些人的采訪也可以佐證。這一采訪的口述史學可以作為證據(jù)證明梅辛格計劃是存在的，不能否認這一事實。”潘光表示。

2017年4月完成的《來華猶太難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論與模式》是這一項目的最終成果。

這本書在掌握充分資料的基礎上，將來華猶太難民的歷史做了比較系統(tǒng)的梳理和考察。從理論視閾對來華猶太難民和中猶關系進行深入研究，并將來華猶太難民與猶太人避難世界其它地方的經(jīng)歷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納粹大屠殺期間猶太人避難史上的“中國模式”的概念。

未來研究任重道遠

盡管這本書是“來華猶太難民研究”項目的最終成果，但潘光認為這不意味著這段歷史的研究就此結(jié)束，也不意味著這是“出版工程”的最后一本書。

他提到，來華猶太難民準備申報聯(lián)合國記憶遺產(chǎn)，但采訪內(nèi)容和實物資料都遠遠不夠，“很多東西都需要鑒定，比如要說這是一個猶太難民用過的杯子，如何證明？”

如今虹口對近400件實物開了鑒定會，但潘光覺得還遠遠不夠，“我們的課題將這部分資料大大的推進了一步，但是和國際上很多先進的檔案館、紀念館相比還差得遠。”

大數(shù)據(jù)庫的建立更是一件緊迫的事情。進行歷史研究，數(shù)據(jù)庫必不可少。上海猶太研究中心起初商議要到世界各地搜集來華猶太難民資料，但卻發(fā)現(xiàn)“上海自己的資料都沒有搞好”。

“上海檔案館就有幾屋子舊的資料，都是各種外文的，有公共租界的英文資料，法租界的法文資料，還有希伯來文等等資料，還有俄文的等等，這些資料堆在那里沒人整理。”

“來華猶太難民研究”項目搶救了一批口述資料，掃描整理了一批上圖的報紙史料，但上海檔案館的外文史料仍未得到系統(tǒng)整理，“這些檔案是放在一起的，你不知道哪些是跟猶太人有關，哪些跟猶太人無關。”

潘光覺得，雖然項目已經(jīng)結(jié)項，但“來華猶太難民研究”這個課題只是邁出了一步，“還有很多史資料怎么整理，如何形成一個數(shù)據(jù)庫，或者用大數(shù)據(jù)進一步推進這件事……今后任重道遠，我們還有很多的任務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