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瘋狂迫害屠殺猶太人。世界各地幾乎都將猶太難民拒之門外之時，上海向猶太人敞開了大門。

1933年至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難民遠涉重洋來到上海，也有少數人從其他城市進入中國，總人數達到3萬人左右。除了其中數千人經上海等城市去往第三國，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仍有25000名猶太難民把中國，特別是上海當做他們的“諾亞方舟”，這一人數超過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接納猶太難民數量的總和。

關于來華猶太難民的研究如今已是一門顯學，但在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世界史學會會長潘光1980年代之初開始這一研究時，這個領域還是盲區，國內幾乎無人了解，歐洲人對上海接納猶太難民的事實也有很多誤解，甚至有學者認為是日本人在上海保護了來華猶太難民。

這讓潘光感到了這一研究的急迫性，如今經過30余年的研究和宣傳，“這個研究從一開始的盲區，逐步到現在成為熱點，而且現在已經推向社會。”

12月12日，上海圖書館、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在上海圖書館聯合舉辦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來華猶太難民研究》最終成果發布會暨潘光主編的《來華猶太難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論與模式》首發活動。以深切悼念被德國納粹政權屠殺的600萬猶太人，沉痛悼念被日本法西斯殺害的30萬南京市民，同時，梳理中猶太兩民族攜手抗爭法西斯的歷史，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借鑒。

現在是熱門話題，1980年代無人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是亞洲主戰場，但很多人不知道在人道主義救援方面中國也做出了貢獻。

“上海救了將近3萬猶太難民這個問題以前研究得很少。建國以后由于各種政治運動，一直沒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到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涉及這方面研究。”

1980年代初，潘光開始做來華猶太難民研究，發現這一領域幾乎是盲區。無人研究，缺乏資料，甚至他們虹口尋訪當時親歷過此事的上海市民時，這些人知道當時有一批猶太人來這里，卻不知道這些外國人逃到中國來干什么。

1995年二戰勝利50周年，潘光應邀到奧地利開一個“紀念奧地利猶太人在上海避難50周年”的會議，那也是歐洲紀念活動中唯一和中國有關的活動。

會上潘光見到了五六個當時在上海呆過的猶太難民，他們見到潘光這位會上唯一從上海趕來的中國人也十分動情，“潘教授，我們是生在上海的，現在已經五六十歲了。我們父母這一代馬上就要離開了。你們再不研究，以后就沒有資料了。”

潘光受此觸動，回國后開始把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的研究重點轉向上海猶太難民這個課題。在他們的推動之下，和虹口區合作建成了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以色列總統、總理，各國猶太名流，德國總統、總理，奧地利總統等人來上海都曾訪問該館。上海來華猶太難民這一課題從盲區走向顯學，開始被世界關注。

潘光的研究歷史和過程

“到1990年代末21世紀初，這個課題雖然已經家喻戶曉，但實際上還有很多的不足之處，主要是資料基礎薄弱，話語權也不在中國學者手里。”潘光坦承，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進行來華猶太難民研究，也做出了一些成果，但正如他在奧地利見到的來華猶太難民后裔所說的那樣，他們未采訪過這些當時事件的經歷者，缺乏第一手資料。

中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缺乏話語權更是讓潘光覺得責任重大。一次他去德國柏林猶太紀念館，看到一張“全球救助猶太難民圖”，上海赫然在圖，標注救助了25000名猶太難民，但卻插了一面日本國旗。因為外國學者認為1937年之后上海是日本占領區，所以這些在滬猶太難民是由日本救助的。

潘光當即提出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他詳細解釋這個問題之后，紀念館接受他的觀點，拿掉了日本國旗，“這個問題你不去研究，人家在研究。我們說講中國故事，外國人也在講，但話語權應該在中國人手里。”

有感于這兩方面的原因，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將“來華猶太難民研究（1933—1945）”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并于2010年底被正式批準確立，潘光擔任首席專家。他開始帶領團隊爭分奪秒地采訪仍然健在的猶太難民及其后裔，搶救了一批口述和文字記憶，并收集了大量與猶太難民相關的文件、檔案資料。

項目搶救了一批資料

“這個項目最大的成果就是搶救了一批資料。”潘光說。

2015年，《艱苦歲月的難忘記憶——來華猶太難民回憶錄》出版，其中使用了30位來華猶太難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書中還收錄了目前掌握的1.37萬個來滬猶太難民的姓名。

在此基礎上，項目組將已收集到的大量與來華猶太難民相關的文件、檔案、報刊、記憶、人物、評析等各方面資料匯集、整理，于2016年完成了《來華猶太難民資料檔案精編》四卷。

第二卷是親歷記憶資料，也是潘光認為較有價值的一部分。潘光提到了“梅辛格計劃”，這是1942年德國企圖聯合日本徹底消滅生活在上海的數萬名猶太人的一項計劃。

戰爭結束后，德日銷毀了“梅辛格計劃”的所有資料，因而現在有些人認為“梅辛格計劃”并不存在。

“是啊，現在書面檔案找不到了，但是我們有采訪。” 潘光說。《來華猶太難民資料檔案精編》中收錄了美國學者采訪當時日本駐上海副領事柴田的內容，柴田正是當時德軍蓋世太保代表梅辛格到上海后聯系的日方代表。

“柴田親口說了這件事，還有其他一些人的采訪也可以佐證。這一采訪的口述史學可以作為證據證明梅辛格計劃是存在的，不能否認這一事實。”潘光表示。

2017年4月完成的《來華猶太難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論與模式》是這一項目的最終成果。

這本書在掌握充分資料的基礎上，將來華猶太難民的歷史做了比較系統的梳理和考察。從理論視閾對來華猶太難民和中猶關系進行深入研究，并將來華猶太難民與猶太人避難世界其它地方的經歷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納粹大屠殺期間猶太人避難史上的“中國模式”的概念。

未來研究任重道遠

盡管這本書是“來華猶太難民研究”項目的最終成果，但潘光認為這不意味著這段歷史的研究就此結束，也不意味著這是“出版工程”的最后一本書。

他提到，來華猶太難民準備申報聯合國記憶遺產，但采訪內容和實物資料都遠遠不夠，“很多東西都需要鑒定，比如要說這是一個猶太難民用過的杯子，如何證明？”

如今虹口對近400件實物開了鑒定會，但潘光覺得還遠遠不夠，“我們的課題將這部分資料大大的推進了一步，但是和國際上很多先進的檔案館、紀念館相比還差得遠。”

大數據庫的建立更是一件緊迫的事情。進行歷史研究，數據庫必不可少。上海猶太研究中心起初商議要到世界各地搜集來華猶太難民資料，但卻發現“上海自己的資料都沒有搞好”。

“上海檔案館就有幾屋子舊的資料，都是各種外文的，有公共租界的英文資料，法租界的法文資料，還有希伯來文等等資料，還有俄文的等等，這些資料堆在那里沒人整理。”

“來華猶太難民研究”項目搶救了一批口述資料，掃描整理了一批上圖的報紙史料，但上海檔案館的外文史料仍未得到系統整理，“這些檔案是放在一起的，你不知道哪些是跟猶太人有關，哪些跟猶太人無關。”

潘光覺得，雖然項目已經結項，但“來華猶太難民研究”這個課題只是邁出了一步，“還有很多史資料怎么整理，如何形成一個數據庫，或者用大數據進一步推進這件事……今后任重道遠，我們還有很多的任務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