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集文獻紀錄片《揭秘日軍“慰安婦”制度暴行》，已經在中央電視臺第4套國際頻道《國家記憶》欄目播出兩集。

這部紀錄片由南京廣播電視臺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聯合攝制。2015年9月30日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重大理論文獻影視片創作領導小組批準立項，制作兩年，12月11日至15日每晚8點在央視向海內外觀眾播出。

今年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0周年，我國第四次國家公祭今天在南京舉行。紀錄片《揭秘日軍“慰安婦”制度暴行》進一步有力地揭露了日軍“慰安婦”制度嚴重侵犯中國、韓國、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女性人權的國家戰爭犯罪行為。

紀錄片總導演、南京廣播電視臺專題部主任張建寧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說，不同于以往同等題材的紀錄片，《揭秘日軍“慰安婦”制度暴行》是從“制度”層面入手，盡量從各個角度、方面印證、揭露二戰中“慰安婦”是一個由日本政府參與建立的慘絕人寰的性奴隸制度，揭露其暴行和危害。

“以往的紀錄片一般就受害者個體和群體入手，拍攝“慰安婦”命運和生存狀態，我們這個站在國家層面。”張建寧說。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采訪了主創團隊，了解幕后故事。

原名為《國家犯罪》

張建寧告訴澎湃新聞，片子的策劃源于2014年他聽到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講有一個日本慰安婦秋子二戰期間在江蘇揚州碰見初戀情人，兩人在一起，后來雙方承受不了（被迫當“慰安婦”的經歷），在揚州自殺。

“這個故事蠻觸動人的，便就這個線索跟當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請教。朱說做個體“慰安婦”故事不如做“慰安婦”制度，因為“慰安婦”是日本軍隊在國家的指導下實施的慘絕人寰的制度。”張建寧說，這種建議一下把他們的視野打開了，同時也因為秋子的故事無從考證，秋子的個人信息也無從了解，因此轉而從制度層面入手，策劃選題。

張建寧透露，立案時片子是放在日本國家犯罪的角度來做的，“當時取名《國家犯罪》，做成后審片時改了，審片認為強調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犯罪刺激性太大。”張建寧說。

已開播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罪惡起源》《地獄魔窟》，主要揭露了“慰安婦”這一制度是如何在華實施推行的。既然是制度，就意味著日本官方的主導參與。這也是做這部片子的困難所在。

張建寧說，制度性的紀錄片難度很大，因為日本政府已經把很多資料證據銷毀或封存了。幸好歷史還是留下了一些材料。

《揭秘日軍“慰安婦”制度暴行》總撰稿兼編導、南京廣播電視臺專題部萬小菡對澎湃新聞說，紀錄片中用到了日本歷史學家吉見義明早年在日本防衛省圖書館查到的軍慰安所從業婦等募集文件。

這份文件由日本陸軍省兵務局兵務課于1938年3月4日起草，向日軍北支方面軍和中支派遣軍參謀長發送。文件要求募集“慰安婦”時，“務必保證在（日軍）派遣軍的統制下進行，注意做到人員周到恰當。”這份文件上蓋有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以及兵務局長今村均的批準印章。

萬小菡說，這份文件有力地證明了日本軍方直接參與了“慰安婦”制度的建立。

“政府也參與了，是很明顯的。”吉見義明在紀錄片中說，“加入的女性，是被販賣、被誘拐或被擄掠去的，其中任何一種都是犯罪。建立在這些犯罪行為之上的系統，是由國家維系支持的。”

此外，片中還用到日軍軍官大木繁的一份報告。1938年2月28日，日軍華中派遣憲兵隊司令官大木繁提交了《關于南京憲兵隊轄區治安恢復狀況的調查報告》，他描述了南京轄區日軍慰安所設置狀況和“慰安婦”的情況：日軍在南京駐扎25000人，有“慰安婦”141人，每1個“慰安婦”必須要應對日本軍人178人。

此外，片中還采訪了：中國、韓國、菲律賓、印尼、東帝汶等各國的“慰安婦”受害者和她們的家人；中國、日本、韓國、美國等各國的學者、研究者；日本、韓國、荷蘭、美國等國家的國會議員。片子從各個角度印證、說明這一制度的暴行和危害。

“專家寫的論文、出的書也有談這個制度問題的，但不會這么集中、篇幅這么大，尤其我們是影視化。”張建寧說。

“硬著頭皮”的采與編

按照播出的順序，接下來幾天將播出《傷痛永遠》（揭露幸存“慰安婦”遭受暴行的命運）、《南洋泣血》（揭露日本在東南亞推行“慰安婦”暴行）、《正義吶喊》（揭露幸存者面對日本政府不承認暴行時的抗爭）等，多位來自中、日、韓三國和東南亞等地區的“慰安婦”幸存者將面對鏡頭。

萬小菡說，采訪這些幸存者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我們有幾十萬字采訪記錄，我都看了，要理出來用在片子里很難。”萬小菡說，這是因為受訪者大多不太愿意提及當年所受的傷害，且他們基本上已達八九十歲，思路已經不如早年清晰，經常一個問題需要兜兜轉轉問很久才能得到對應的信息。

“他們很多不愿意講受害的細節，但一點細節不講，我們又達不到采訪的目的。”萬小菡回憶，湖南有位幸存者一直不愿意講受害過程，最后只說了一句話：“你知道嗎，我們的第一次，被子上好大一攤血，這個話我只講一次，你不要再問了。”

還有的老人提及當年時“會說是日本人逼她‘嫁’給他，絕不說‘強奸’這個詞。”萬小菡說。

盡管殘忍，但為了留下更多證據，采訪團隊只能硬著頭皮、一遍一遍地問她們“日本人把你抓去之后對你做了什么事”？有的老人在這一過程中失聲痛哭。

“我們每一次采訪都有女同事，大家都是克服心理障礙。”萬小菡對澎湃新聞說。

也有愿意講的人。比如今年5月離世的海南幸存者陳亞扁。1942年春天，未滿15歲的她被日本兵抓去充當“慰安婦”，在日軍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4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她才得以逃離魔窟與親人團聚。她是海南最早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之一，曾多次赴日本出庭，控訴日軍罪行。

“她很勇敢，會說日本人當初是強奸她，并且會說出傷害她的日本人名字。”萬小菡說。

但萬小菡覺得，哪怕是一輩子不愿意說而把這些事情都帶進墳墓的幸存者，在其心底，也是希望得到日本政府道歉，讓全社會知道她們是“受害者”，而不是“自愿”的。

“因為她們很多一輩子都被人戳脊梁骨，被說是日本人的女人，是壞人，是‘不干凈’的人。”萬小菡說。

通過兩年的走訪，主創團隊認識到各個國家“慰安婦”幸存者愿意站出來進行抗爭的情況都不太一樣。萬小菡說，比較好的是韓國，他們愿意站出來的“最早、人數最多”。萬小菡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民間組織比較發達，支持她們，很早就有學者研究這一問題，社會也較早認識到這一群體的不幸。

“有一個學者叫尹貞玉，她當年差點被騙去做‘慰安婦’。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她著手研究這一問題，鼓勵了很多受害者站出來。”萬小菡告訴澎湃新聞。

如今，片中接受采訪的二十多位幸存者已經去世六位。“后期制作時，我們經常一邊編一邊難過，有的男同事都受不了，說怎么編得下去。因為好幾位去世了，我們硬著頭皮反復看她們的影像，聽她們的聲音。”萬小菡說。

“我們最遺憾的是立項太晚，現在搶救性拍攝太晚了一點。”張建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