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喬治·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美國的活動人士提出建立其他的公共安全體系以替代監禁和警察體系的設想。對此，性別暴力的受害者表示，與批評者想象中的情況不同，監禁式的懲罰措施未能起到人們預期的威懾作用。較低的報案率、令人失望的罪犯逮捕率和立案率讓舉報者感到寒心。受害者試圖尋求來自社區層面的互助與保障?！稄U除式女性主義，就現在》的四位作者，來自加州圣克魯茲大學的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Y. Davis）與吉娜·丹特（Gina Dent）教授；東北伊利諾伊大學的艾麗卡·邁納斯（Erica R. Meiners）教授，以及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貝絲·里奇（Beth E. Richie）與采訪者妮婭·埃文斯（Nia Evans）就廢除式的女性主義運動展開對談，回顧了該運動的歷史，展望了其發展前景，并討論了該運動如何從實際層面出發，審視社會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本文原載于《波士頓評論》，中譯略有刪減。

在幾乎所有關于廢除警察和監獄的辯論中，總是會有人問：那我們該怎么處理強奸犯？關于性別暴力與性侵犯的敘事似乎非常簡單，故事通常是這樣的：如果你是壞人，你會進監獄；但如果你是好人，警察會保護你——監獄很重要，因為強奸犯和虐待女性的人都被關在監獄里，以保護公眾。

這個看上去方便整潔的故事，卻掩蓋了更復雜的事實。性別暴力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黑人、酷兒、跨性別者、原住民、窮人或非二元性別者，往往也是國家暴力的受害者。監獄中的大多數婦女和女孩都是性虐待的受害者；成千上萬的人在獄中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暴力。警察經常駁回關于性暴力的舉報或將舉報者定罪，這也是為什么性侵犯事件的報案率不到31%的原因之一。舉報者很少得到公正的對待。只有5%的性侵犯案件最終對罪犯實施了逮捕；只有1.3%的案件被移交給檢察官。更糟糕的是，在有記錄的警察不當行為中，性暴力行為僅次于過度使用武力，在警察不當行為中占據了第二的位置。警察家庭甚至比一般家庭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

美國加州圣昆廷州立監獄，一排普通囚犯排成一行列行走。

事實證明，許多聲稱要保護公眾免受性別暴力侵害的個人和機構，往往是可怕的暴力來源。與鄰居、伙伴或家庭成員實施的性別暴力不同，某些公職人員實施虐待甚至帶有國家的權力和保護。突然，簡單的故事變得支離破碎；解決方案也變得不那么清晰。當公職人員是強奸犯的時候，你該向誰求救？當報警帶來的是暴力而非救濟時，你該怎么辦？

這是安吉拉·Y·戴維斯（Angela Y. Davis）、吉娜·丹特（Gina Dent）、艾麗卡·R·邁納斯（Erica R. Meiners）和貝絲·E·里奇（Beth E. Richie）在她們共同撰寫的新書《廢除式女性主義，就現在》中所提出的挑戰。她們向讀者介紹了一個全球性的性別暴力幸存者運動，受害者絕大多數是黑人、棕色人種、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者們在幾十年前就意識到，國家暴力無法根除家庭暴力。那些侵犯和監禁她們的個人和機構永遠無法提供受害者所需要的照顧和安全保障。這些幸存者拒絕了以監禁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建立了以社區為基礎的護理、支持和問責系統。她們為受害者建立了互助組織；匯集金錢、時間和資源，將家人和朋友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當城市通過耗費公共服務和助長大規模監禁來應對暴力時，她們奮力作出回應。這是廢除式的女性主義（Abolition Feminism）：兩個運動的結合，其中之一尋求建立一個不需要監獄和警察的世界，另一個則尋求結束性別暴力。運動的目標是結束根深蒂固的暴力形式，正是那種暴力使人們陷入困境，處于危險之中，并失去自由。

本書的作者敦促讀者不要去接受簡單的敘事，而要接受復雜和全新的思維方式。本書否定了大規模的監禁狀態，同時建立了新的安全保護、傷害修復措施和問責制。這是一場不斷變化、成長和發展的運動，將幸存者置于其分析的中心，而非邊緣；更是一場認為自由值得為之奮斗的歷史性政治斗爭。最后，作者們明確表示，廢除式女性主義已經在我們周圍迎來發展。本書作者安吉拉·戴維斯、吉娜·丹特和艾麗卡·邁納斯接受了線上采訪，貝絲·里奇以書面形式提供了回答。

妮婭·埃文斯（Nia Evans）：《廢除式女性主義，就現在》。本書涵蓋了如此多的內容：建立一個運動的譜系、對自由事業的慶祝、對行動的號召。一些人認為廢除主義和女性主義是分開的，甚至是完全不相容的政治挑戰。什么是廢除主義？為什么它對理解我們的政治時刻如此重要？

貝絲·里奇：廢除式的女性主義是一種有抱負的政治實踐。它要求我們理解在傷害發生時，帶來自由和解放是實現正義的核心。它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思維方式，致力于提供安全與治愈，但并非將這兩者作為運動的最終目標，而是為人們創造機會，讓他們過上充實的生活。它要求我們超越眼前的危機，釋放我們的想象力，去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樣子的——我們希望如何生活，我們希望成為什么樣的人，我們對未來的期望，以及我們能為此做出什么貢獻。

安吉拉·戴維斯：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就認為廢除主義是一個女性主義項目。當我們在1998年組織召開“超越監獄工業綜合體”的“批判性抵抗”會議時，女性主義就成為我們的分析和組織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發現批判性抵抗組織委員會中的女性和非二元性別者占到了多數。但是，我們不曾明確表達過廢除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的聯系。這是因為主流女性主義以及所謂的監禁女性主義（carceral feminism）和廢除主義之間存在矛盾。女性主義與廢除主義的聯系，并不是簡單地指出我們要關注那些作為國家暴力和親密暴力的受害者；而是要理解由警察實施的暴力與受害者想象中的所愛的人實施的性別暴力之間的聯系。這就是女性主義層面上的廢除主義運動的本質，它不僅僅關注于擺脫警察或監獄，而是讓我們理解經濟聯系、暴力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系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斗爭。

妮婭·埃文斯：本書拒絕了關于性別暴力的流行概念和簡單敘事，同時指出了國家并不具有完全解決這一問題的能力。當我們默認警察和監獄是性別暴力的解決方案時，我們忽略了什么問題？

艾麗卡·邁納斯：我們忽略了巨大的問題。我們沒有意識到監獄和警察是對性別暴力的錯誤回應。幾十年的數據表明，警察和監獄并沒有終結性別暴力，甚至沒有起到威懾作用。我們忽略了社區的悠久歷史，尤其是有色人種社區的女性，她們拒絕了國家的回應方式，拒絕使用監禁作為對性別和性暴力的回應。

貝絲·里奇：我們失去了從暴力中獲得自由的可能性。即使我們承諾可以“立刻獲得安全”(實際上是無法做到的)，我們仍然必須生存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中。我們需要存在于社區或人與人的關系中。如果我們默認警察和監獄是最為合適的解決方式，可能會讓危險的機構介入其中。讓那些經歷性別暴力的人，任由一套剝奪權力的、控制性的、甚至是暴力性的政策和措施來解決她們遭受暴力問題，那是行不通的。對于黑人婦女、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年輕人、殘疾人、移民，以及其他弱勢群體來說，這更加難以接受。

吉娜·丹特：我們忽略了相互之間的關系。我們在書中引用了法學教授松田麻里（Mari Matsuda）的觀點，提出了需要“關注其他問題”的觀點。我們努力強調“關系的紐帶”，正是那些關系對我們造成了壓迫。我們需要超越警察和監獄的簡單概念，審視整個監獄工業綜合體和刑罰系統。

妮婭·埃文斯：性別暴力，尤其是性侵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獲得了更多的關注，但我們通常認為這是由壞人造成的問題。然而，你寫道，“反對個人和親密關系暴力的斗爭，與反對國家和結構性暴力的斗爭之間存在著重要聯系”。你還指出，僅僅關注個體施暴者會讓我們忽視 “性侵犯和其他形式的性別暴力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基礎”。結構分析對解決性別暴力意味著什么？

貝絲·里奇：對性別暴力問題進行結構性分析是至關重要的。性別暴力的發生依舊離不開人與人關系的背景。這種暴力是個人的：個人的身體受到傷害，感到永久性的恐懼。其背后的影響是給個人帶來恐懼、感到被孤立和墮落、經歷社會和經濟機會的消弭、乃至導致死亡。這些都是極為深刻的個人創傷。但它們也反映在結構性暴力中，結構性暴力加深了這些傷害。在最基本的層面上，人們尋求幫助；但所謂的“幫助機構”可能會拒絕承認或最小化她們的痛苦。在更廣泛的層面，性別暴力是社會、政治、種族和性別權力不平等的直接結果。受害者承受著來自不同層面的暴力折磨，甚至那些在社會中擁有精英地位的個人也承受著傷害?；氐降谝粋€問題，如果我們不去審視社會統治何促成了性別暴力，那么我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應對個體事件。為處在危機中的人們提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發掘暴力事件的根源，探究其如何對人們的生活結構造成沖擊也同樣重要。

1941年，美國紐約女子拘留所，四名囚犯凝視著窗外。

艾麗卡·邁納斯：我們正在推進的女性主義，同樣支持同性戀、反資本主義、反種族主義、反殘疾歧視。這些術語提醒我們，人們的生活如何受到了白人至上主義，資本主義異性父權制的限制。由于缺乏兒童保育、醫療保健、適宜的工資和穩定的住房，我們的生活已經變得更加脆弱。這些因素讓人們的親密關系和家庭生活變得日漸脆弱。同性戀恐懼癥和白人至上制度讓人們的生活變得可有可無。人們，尤其是婦女，在日常生活中切實感到了傷害。一直以來，某些組織都在關注那些大問題，例如龐大的系統和結構如何使得特定的社區和人民顯得脆弱不堪？主流的反暴力運動往往只關注個人，例如“我們能做些什么來解決你此刻的生活狀況？”這當然很重要；但與此同時，發起結束性別和性暴力的運動也離不開對系統和結構的改變。結構性問題始終是組織工作中的一個矛盾點。我們如何保持對目標的關注，同時努力實現系統和結構的改變？又應該如何在經歷傷害的情況下相互扶持？

妮婭·埃文斯：我想討論一下反暴力運動的激進根源，以及黑人女性主義者在建立廢除式的女性主義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你們的書表明，受害者之間一直存在真正的分歧。在那些支持將監獄工業綜合體作為解決方案（或支持監禁式女性主義）的群體，與那些堅持廢除式女性主義的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自由主義式的女性主義和廢除式女性主義之間，為什么會有如此緊張的關系？為什么它在今天如此重要？

貝絲·里奇：這是一段漫長的歷史。與眼下的情況相反，自從現代反暴力運動開始以來，黑人群體和其他活動家一直在努力反對監獄國家的建立，以及通過監禁來解決性別暴力。我們知道，單單依靠法律和立法策略無法為社區帶來安全和自由。為什么針對性別暴力的解決方案會有所分歧？回顧早期的會議記錄、聯盟的立場聲明、政策文件以及組織聲明，我們會發現黑人群體曾反復警告個人不要過度依賴國家。隨著主流（白人）女權運動力量的發展，這些批評被忽視了。正如我在《被逮捕的正義》（Arrested Justice）一書中所說，白人女性主義贏得了主流支持，但運動也不復存在。她們主張將監獄、警察和政策作為解決措施的核心，同時放棄了性別正義斗爭的其他激進面：包括建立政治組織、抵抗策略、提供互助等等，同時變得更加依賴國家資助。今天，我們發現激進組織與廢警運動（defund movement）結盟。保守的女性主義者表示，為了保護女性的安全我們必須遠離種族正義的要求，這導致了緊張局勢的加劇。我們在書中就描述了當代的這種緊張關系。

妮婭·埃文斯：這本書中提到了廢除式女性主義的工具、策略和干預措施的悠久歷史。從70年代監獄內外人士組織的基層保釋運動，到由瑪麗·胡克斯（Mary Hooks）發起的“黑人母親保釋運動”（Black Mama’s bail Out）運動。本書清楚地表明，廢除式的女性主義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它“來自日常實踐，源于由必要性、實踐和反思所驅動的集體實驗?！蹦敲?，廢除式的女性主義在實踐中是如何體現的？

貝絲·里奇：《創造性干預手冊》（The Creative Interventions Toolkit）、《摸索著修復》（Fumbling Towards Repair）這兩本書籍和“幸存與懲罰”（Survived and Punished）組織都是廢除式女性主義實踐中極好的例子。首先，這些干預措施嚴肅對待性別暴力問題，并為受害者提供支持。第二，它們積極利用變革的方法和互助措施來實現這一點。第三，它們會分析暴力產生的根本原因，并制定策略來改變這些狀況。第四，它們與其他社會正義團體建立聯盟，由其中受影響最嚴重的人擔任領導。第五，它們會在運動失敗時進行評估，重新整合，并再次嘗試。第六，認可并改善人們使用的日常廢除主義策略，鼓勵人們在不依賴國家監禁的情況下照顧自己和他人。這一切不是公式化的運動，而是一套旨在堅持廢除式女性主義目標的行動綱領。

吉娜·丹特：完美的干預措施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要承認目前的挑戰是困難的。面對那么多的暴力來源，我們必須以社區為基礎采取措施，為受害者提供治愈。歸根結底，廢除式女性主義者需要做到二者兼顧。我們不能僅僅通過解決目前發生的暴力事件來取得成功。我們也不只是抽象地談論“如何能立即改變一切”，而在此期間不采取任何行動。我們需要在這兩種模式之間轉換，我認為每一個成功的項目和組織都應該學習這種做法。

妮婭·埃文斯：國際主義視角對于這場斗爭意味著什么？把廢除式女性主義理解為一種全球性的運動將對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發？

安吉拉·戴維斯：我們強調了廢除式女性主義的反種族主義與反資本主義屬性。這必然涉及到國際主義的層面。多年來，人們傾向于使用“跨國”一詞，談論“跨國女性主義”等概念，但我們明確接受了更古老的國際主義概念，因為它意味著與資本主義斗爭，挑戰帝國主義，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戰。同時，也有必要敦促人們認識到“美國具有優勢”這一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影響。就連活動人士也常常認為，如果自己身處美國，就會比南非的活動人士做得更好。我們期望活動人士能夠適應一個更謙卑的姿態，從正在展開的斗爭中學習。例如在巴西，那里發生的種族主義警察暴力事件要比美國嚴重得多。我們也許可以從南非的情況，更清楚地理解結構性的種族主義。即使種族隔離制度已經廢除，那里的種族主義結構仍然存在，最終決定了警察和監獄系統的運作方式。我們從巴勒斯坦活動人士那里學到了很多與警察暴力有關的種族主義結構特征。本書證明了世界各地的女性主義團體參與了各種極具創造性的項目，并在我們試圖推進美國的女性主義項目時為我們提供了幫助。

妮婭·埃文斯：在書中，你認為廢除式女性主義者正在追求一種“激進的重建”，其靈感來自W.E.B.杜波依斯在《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1935）一書中對廢除式民主的設想。《黑人重建》有著怎樣的重要性？它又如何影響了現代廢除式女性主義者的運動？

安吉拉·戴維斯：黑人重建是廢除式女性主義運動的核心。它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處境，因為我們試圖根除在奴隸制之后尚未解決、甚至還未被承認的問題。杜波依斯在《黑人重建》中的論點是，進化并不僅僅關注擺脫枷鎖，廢除奴隸制制度這一消極的過程，而是聚集于如何創造一種讓曾經被奴役的黑人發揮活力的民主制度。這一問題從未得到充分的回答。即使在所謂的第二個廢除主義時代或民權時代，當時的主要問題也不是如何改造社會結構，以保證那些基本上已經被剝奪公民身份的個人能進行參與；而是保證他們融入現有的事態。因此，廢除式女性主義的使命是改變世界，而不是簡單地保證那些被推到社會邊界之外的人能夠參與社會。這就是廢除式女性主義的革命沖動。它具有反資本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本質；我們的靈感來自黑人女性主義運動，這可以一直追溯到非裔作家安娜·朱莉婭·庫珀（Anna Julia Cooper）以及許多其他人。但是我們也擴大了這一范圍，因為部分黑人女性主義不一定是反資本主義的。我們堅持反資本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女性主義和廢除主義。這是杜波依斯為我們帶來的最深刻的啟發。

吉娜·丹特：我們想與杜波依斯的作品以及他解釋19世紀所發生的事情的方式建立某種譜系關系；這將帶來一種辯證的勢頭。我們希望能在本書中公開他創造的解放框架。對于杜波依斯而言，能夠指出“是奴隸解放了自己，而不是由其他人解放了他們”是他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對于我們來說，廢除式女性主義者一直致力于解放自己。許多被監禁的個人往往是在努力地解放自己。

妮婭·埃文斯：在結尾處，你寫道：“廢除式女權主義者的視角告訴我們，我們的工作不僅僅是‘贏得’具體的運動，而是重新規劃為自由而斗爭的領域?！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但這與許多人對社會運動的作用的理解截然相反。廢除式女性主義運動的“成功”有著怎樣的面貌？種族資本主義又如何塑造了我們對“勝利”的理解？

吉娜·丹特：從語言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是再合適不過的：如果人們開始談論“廢除式女性主義”，廢除式女權主義就會成功。這正是我們不去定義它的方式，對我們來說，為歷史上或未來的事物貼上“廢除式女權主義”的標簽貼并不重要。我們所關心的是，人們能夠通過一種兩者兼顧的方式去分析情況和創造解決方案，并確保它能夠整合有色人種女性主義、酷兒女性主義和跨性別激進主義女性以及殘疾人關注的議題。廢除式的女性主義框架改變了人們思考正義的方式，讓人們思考何種類型的正義能真正讓人們從傷害中痊愈、茁壯成長。

安吉拉·戴維斯：在書中，我們研究了許多幫助重新選定運動領域的團體與集體。這是成功的標志，與其讓慈善組織給你定義離散的“可衡量指標”，不如改變斗爭的舞臺，重新配置行動的語言和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我們正處于這樣一個時刻：人們呼吁取消對警察的資助，并擁護廢除主義。當然，我們也被告知犯罪率正在上升，人們現在需要更多的警察，但這是過程中的一部分。我們不會因為當下的倒退而認為所有努力都白費了?，F在，身處監獄里的人能夠被嚴肅對待；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功。作為一個長期參與此項目的個人，我記得過去沒有人愿意談論這些問題。甚至家庭成員也不愿意談論他們身陷囹圄的父親、兄弟、姐妹和母親。我們正在進行新的對話，這意味著我們正在開辟新的斗爭領域。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么我們將取得巨大的成功。

美國加州都柏林聯邦監獄（FCI）是美國六所全女子監獄之一，有大約750 名女囚，其中許多人因毒品犯罪而服刑。

妮婭·埃文斯：你希望讀者能從這本書中得到什么？

貝絲·里奇：我希望讀者能理解什么是廢除式女權主義，以及它蘊藏的可能性。我希望反暴力活動家能夠要求國家資源重新進行分配，發展互助行動。我希望堅持監禁的女權主義者承認她們的工作所造成的傷害，并幫助建立廢除主義的實踐。我希望鼓勵讀者嘗試其他方法來完成他們的工作。

艾麗卡·邁納斯：對我來說，一個核心信息是強調集體性和參與的重要性。人們要參與到教學、學習和拒絕錯誤概念的工作中來。這本書是一個切入點。我希望人們參與進來，找到從事這項工作的人，然后投身其中。

安琪拉·戴維斯：我希望人們能夠接受復雜性。我們在書中經常圍繞語言進行斗爭，因為我們知道，人們可能不習慣我們使用的一些概念，覺得這些概念非常陌生。我們該如何使這些概念變得容易理解？我們如何鼓勵人們去掙扎著抗爭？閱讀本身就是一種掙扎。而這也反映了組織的過程。包括參與其中和這個過程本身的復雜性。我們希望人們能夠欣賞這一點，并學會如何享受它。

吉娜·丹特：讓廢除式女性主義得以成功的想法，來自那些被輕視、被忽略，通常是被監禁的個人。我們四個有能力去旅行，去到外面的世界的作者為她們完成了這項工作。但它的成功主要是因為我們能夠啟發所有其他的實踐。我希望人們能夠在這本書中看到自己，肯定她們所堅持的斗爭。

安吉拉·戴維斯：我希望看到在身陷監獄里的人能集體閱讀這本書，并在書中找到自己。當我談到與復雜性作斗爭的想法時，很多身陷囹圄的人已經學會了如何去反思復雜性，因為那成為了他們能夠有意義地生活的唯一方式。我真的希望身處監獄里的人能閱讀本書，給我們反饋，同時告訴我們其中存在哪些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