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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與林徽因：他們在深山里，找尋遙遠的盛唐

2022-07-15 20:5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梁思成和林徽因，他們是民國學人中的神仙眷侶，也是著名的建筑學家。他們為保護中國古建筑而奔走的故事，對很多人而言，也是耳熟能詳。

梁、林二人何以投身中國古建筑的研究？這一切的開端，竟與一本“天書”重現人間密切相關。

1925年，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寄來的一本叫《營造法式》的古書。正在美國讀書的梁思成為了破譯這本神秘的“天書”，最終選擇和林徽因一同回國。

在往后的日子里，梁林夫婦帶領著營造學社的同仁，走過了一處又一處深山、荒野與市鎮，抱著“與時間賽跑”的信念，他們忘情地投入到中國古建筑的找尋與研究當中，并終于在山西的深山里尋找到了唐朝的痕跡。

為什么梁思成會對唐朝建筑如此執著？他背后的營造學社是一個什么樣的團體？它與“天書”《營造法式》之間又有什么淵源？

下文中，作者張泉將帶我們走進民國學人的世界，通過梁思成與林徽因的故事，去呈現那個時代下的大師們的家國情懷與文化擔當。

下文選摘自《荒野上的大師》，小標題部分為編者所擬，經出品方授權推送。

1. “天書”重現

1925年的費城，正在緊張地籌備美國歷史上第一屆世界博覽會。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第一百五十個"獨立日"，費城大規模興建展館，準備向全世界展示最新的科技與藝術成果。

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學院建筑系四年級學生梁思成，卻忙于重新設計凱旋門。在課堂上，有時他被要求修復損毀的建筑，有時則需要規劃一座未完成的教堂。這些作業都必須遵循一個原則——無論做出何種構想，一定要與當地環境相契合。

父親梁啟超寄來的影印本《營造法式》，卻讓梁思成不知所措。透過微微顫動的紙張，縱橫捭闔的斗拱與飛檐似乎都峙立起來，栩栩如在眼前；他認識紙上的每一個漢字，但他讀不懂那些神秘的文字，它們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像是另一個世界的語言。

這本“天書”的扉頁上留著父親的字跡：“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

“天書”《營造法式》

《營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由將作監李誡奉旨編修，原本是為了推出工程標準，杜絕貪污浪費，卻也因此保留下中國營造的規則與智慧。不料，僅僅十四年后，帝王便拱手讓出汴梁，許多令人驚羨的技藝和美學，落進原木的裂隙間。歷經千年，《營造法式》中記錄的規則消磨在一代又一代工匠的口口相授中，流沙般漸次散佚，終被遺忘。

1919年，《營造法式》突然重現人間。作為北方政府總代表，朱啟鈐南下議和，卻在江南圖書館意外地發現了失傳已久的《營造法式》。他做過交通總長和內務總長，主持過紫禁城的修繕與改造，對營造格外感興趣，立刻意識到這部著作的獨特價值。他發現的《營造法式》是錢塘丁氏家族的鈔本，其間錯誤疏漏很多，繪圖也較簡陋，此后，藏書家陶湘將“丁本”《營造法式》與《四庫全書》及民間鈔本比對校勘，推出“陶本”《營造法式》。剛出版不久，梁啟超就把它寄給長子梁思成，希望梁思成不要只關注西洋建筑，也應當反顧中國傳統。

1920年代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學專業正處于鼎盛時期，在瓦倫·萊爾德（WarrenP.Laird）、保羅·克瑞（PaulPhilippeCret）等建筑名家主導下，長年包攬全美設計大賽近四分之一的獎項。一大批中國留學生也云集在賓大，楊廷寶、

范文照、童寯、陳植、趙深等人后來都在建筑界或教育界成就卓著。他們的同學里，還有約翰·埃文斯（JohnLaneEvens）、羅蘭·辛德爾（RowlandSnyder）以及未來的建筑大師路易·康（LouisIsadoreKahn），而這群才華橫溢的中國留學生則被美國同學戲稱為“中國小分隊”（TheChineseContingent）。父親的禮物卻把梁思成引向一條反顧東方的路。他想起剛到賓大讀書時，建筑史教授阿爾弗萊德·古米爾曾問他中國建筑史的情況，他才突然意識到，中國從來就沒有一部建筑史，并且，“中國人從來就不認為建筑是一門藝術”。此刻，仿若從天而降的《營造法式》或許能幫助他回答這個問題，他也因此更加迫切地想要追溯中國的營造傳統。

年輕時的梁思成

遙隔千年，相距萬里，李誡的書寫、朱啟鈐的搜尋、陶湘的考證、梁啟超的期望……建筑之光曲折蜿蜒，最終匯聚在梁思成身上。紙面上的線條與圖案，蜿蜒成他一生無法走出的佛殿與宮墻。

未婚妻林徽因也鐘情建筑，梁思成到賓大學建筑其實是由林徽因促成的。然而，賓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自己只好暫時學美術，但一直旁聽建筑系的課，還因為才華出眾，一度在建筑系做助教，被當地的報紙譽為立志拯救祖國藝術的中國姑娘。

兩人成婚時，特地把婚期定在三月二十一日，就是為了紀念《營造法式》的作者李誡，因為那一天是宋代為李誡所立碑刻上唯一的日期。后來，他們又給兒子起名“從誡”，以示終生追隨李誡研究中國古建筑的決心。

梁啟超一直擔心梁思成所學過于專精，曾寫信規勸：“思成所學太專門了，我愿意你畢業后一兩年，分出點光陰多學點常識，尤其是文學或人文科學中之某部門，稍為多用點工夫。我怕你因所學太專門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單調，太單調的生活，容易厭倦，厭倦即為苦惱，乃至墮落之根源。”

梁思成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對美術、雕塑、音樂也很有興趣，有時也會運用這些學科的知識比較分析建筑的特點。林徽因的興趣更廣泛，由美術、戲劇、文學進入建筑領域，自然有不同的觀察視角與心得，后來，她一直無私地為梁思成的考察報告做著各種潤色工作，更以“建筑意”構建出中國式的建筑藝術美學，“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里，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于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人們很少能在建筑師筆下，見到這樣雋永的文字。

兩人的性格同樣互補，林徽因總是思路發散，靈感迭現，而梁思成則擅長化繁為簡，在最后時刻一錘定音，兩人因此也時常爭吵，卻又合作無間。

1927年，梁思成前往哈佛大學人文藝術研究所，希望研究東方建筑，寫作“中國宮室史”。東方藝術講師蘭登·華爾納列出的書單，卻完全無法讓他滿足。書單中充斥著西方世界對中國繪畫、陶瓷、玉石、雕刻的理解乃至想象，關于建筑的記錄卻寥寥無幾。只有瑞典藝術史家喜龍仁（OsvaldSirén）的《北京的城墻和城門》《北京的皇家宮殿》和德國建筑師恩斯特·柏石曼（ErnstBoerschmann）的《圖畫中國》《中國建筑》可以一讀。但是后來梁思成還是認為，“這些作者都不懂中國建筑的‘文法’。他們以外行人的視角描述中國建筑，語焉不詳”。

他知道，自己注定無法坐在哈佛大學圖書館里理解中國古建筑的發展史，想要破解《營造法式》的秘密，回國，或許是唯一的選擇。

2. 伊東忠太的“挑釁”

1930年6月，日本建筑學家伊東忠太的“挑釁”，如同平地驚雷，令中國建筑界五味雜陳。

他應邀到中國營造學社演講，提出從文獻和遺物兩方面研究中國建筑，并建議兩國學者合作。但他強調，中國學者應當以調查、研究文獻為主，而對中國古建筑遺存的研究，則應由日本學者代勞。

一石激起千層浪。

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于三個月前，創辦人正是《營造法式》的發現者朱啟鈐。朱啟鈐堅信，《營造法式》不僅是工匠的技術指南，更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意義：國家貧弱，士人對西學趨之若鶩，對自身的傳統卻視若無睹，甚至棄之如敝屣；吊詭的是，中國古建筑的風貌，反而吸引著海外建筑學家紛至沓來，不斷研究甚至競相模仿。因此，朱啟鈐深感這門“數千年之專門絕學”的重要性，而要傳承“絕學”，不僅要依靠工匠，士大夫也責無旁貸。

《營造法式》發現者、營造學社創辦人朱啟鈐

伊東忠太的態度當然令中國學人頗為尷尬，但是，不容否認的是，他揭示的正是中國建筑界的癥結所在——自古以來，建筑在中國都被視為工匠之技，不受重視，而學者們習慣于鉆研古籍，皓首窮經，不愿亦不屑進行田野考察。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創刊號上，史學家瞿兌之發表了一篇紀念李誡的文章，希望學界從六個方向研究中國營造：訓詁解釋、考據、考察制作流程、考察材料、社會經濟狀況和外來文化影響。他的論述代表了中國學界研究古建筑的態度和取向，而他倡導的這六個方向其實正符合伊東忠太對中國學者的界定——“以調查、研究文獻為主”。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學者的探索與研究方法。關野貞、大村西崖、常盤大定等人的足跡遍及中國各地，伊東忠太更是如此。無論年齡、思想還是實踐，他都是亞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他是“建筑”這個譯名的命名者，早在1894年就提議把英語中的architecture一詞翻譯為“建筑”。1902年，梁思成一歲時，伊東忠太已經開始了為期三年，橫跨中國、印度、土耳其和歐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攝氏度的高溫中重新發現了被遺忘多年的云岡石窟；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時，伊東忠太已經給自己長達二十多年的調查與研究理清了頭緒，出版了《支那建筑史》。

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時對中國古建筑遺存的調查與記錄，乃至對中國建筑史的總結與書寫，確實都是由日本學者代勞的。

中國古建筑遺存的狀況同樣堪憂。日本不乏千年以上的木構建筑，其建造時間相當于中國的隋唐時期，而鑒真和尚東渡在日本留下的招提寺更被視為國寶；相形之下，20世紀初偌大的中國，卻找不到一處幸存的唐代木構。基于多年的考察，關野貞宣稱，在日本還有三十多座建筑的歷史長達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而中國和朝鮮都不存在一千年以上的木構建筑。

這個判斷同樣刺痛著中國學人，可是，他們似乎無從反駁，只能感嘆世事無常。

林徽因與梁思成 | 在日本人的“挑釁”下，中國學人將紛紛研究從“紙上”轉向“地上”，通過實地的田野考察，找尋中國大地上存留的古代建筑，而梁思成與林徽因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937年之前，他們先后三次前往山西尋找唐代建筑，卻都無果而終。

3. 大唐微塵

唐朝，仍是梁思成的執念所在。未能發現唐代木構建筑，讓他一直耿耿于懷。在給林徽因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但凡有一點關于唐朝的痕跡，“則一步一磕頭也要去的！”

1937年6月，他們再度啟程，第四次前往山西，尋找夢寐中的唐朝。

短短五年之間，梁思成、劉敦楨等人一直在各地奔波，考察了一百九十個縣市，二千七百三十八處建筑，繪制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張測繪圖。梁思成重點調查了京郊、河北、山西一帶的古建筑，參與了杭州六和塔與曲阜孔廟的修葺計劃。劉敦楨雖是文獻部主任，也并未放棄田野考察，最初聚焦于北平與河北周邊，后來又走訪了河南、山東、江蘇和陜西等地。此外，兩人還聯手擬出了故宮文淵閣、景山萬春亭的修復計劃。

但梁思成從未忘記自己的夙愿。

四年前抵達大同時，他就深信，在華嚴寺和善化寺的一些建筑細節中，一定潛藏著唐代的痕跡。他猜測，有一些與《營造法式》規則不符的細節，或許就是殘留下來的唐代手法。只是，這一切還只能停留于猜測。

山西趙城縣的女媧廟，曾讓他心存幻想，因為廟志宣稱它是唐朝天寶六年重修的，然而，僅僅看一眼正殿的斗拱，梁思成一行就已經知道，它的建造年代不會早于元末明初。趙城興唐寺也號稱是唐代建筑，盡管需要繞很長的路進山，他們還是決定前往探查一番。一路走了十三個小時，中途又在霍山的山神廟中借宿了一晚，次日才終于抵達興唐寺。可惜，他們所見到的，卻只是幾座清式的小殿和西洋式的門面，古建筑早已被拆除殆盡。

但是1937年的這個夏天與往常不同。這一次，他們有了新的線索。在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中，莫高窟61窟的佛龕背后，有一面巨幅壁畫《五臺山圖》，長13.45米、高3.42米的空間里描繪了唐代五臺山的寺廟群，從河北鎮州到山西五臺山，數百里山川、寺廟、風土、民情，歷歷在目，而其中有一座寺廟，名為“大佛光之寺”，根據壁畫上呈現的方位來判斷，它應該不在五臺山的中心地帶。

佛光寺舊照

于是，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測繪員紀玉堂一行，從太原到東冶，換了騾車以后，沒有進入寺廟云集的臺懷鎮，而是向北走，沿著偏僻的山間小路向南臺外圍一路搜尋。終于，二十多棵古松沉默地迎接他們，單是看一眼佛光寺的斗拱，就帶給他們極大的震撼，它“巨大、有力、簡單，出檐深遠”，他們下意識地想到薊縣獨樂寺觀音閣——那是他們曾經尋訪過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筑。

佛光寺大殿中的佛像，與敦煌石窟中的塑像相仿，他們深信，這些應該都是晚唐的塑像。在莊嚴的佛像群里，角落處有一尊小小的女子像，一副世俗裝扮，與周遭的環境格格不入。僧人告訴他們，那是邪惡的武則天。

第二天，他們開始勘察建筑的每個角落，從斗拱、梁枋到平暗、石雕柱礎，都顯示出晚唐的風格。最讓梁思成震驚的是屋頂梁架的做法，這樣的梁架只在唐代壁畫中有過描繪，而在多年的考察歷程中，他從未見過。蒙著面罩，在厚厚的積塵上，他們借助手電筒的微光開始測繪、拍攝。幾千只蝙蝠一齊撲扇著翅膀，驅逐著這些不速之客，頂棚積了千年的浮土紛紛落下，橫梁上陳列著蝙蝠干癟的尸體，擋住了他們的視線。黑暗中，數以萬計的臭蟲從橫木中探頭張望，鉆進他們的衣襟。幾個小時后，到檐下呼吸幾口新鮮空氣，他們才發現遭到了臭蟲叮咬，還有無數只臭蟲已經鉆進睡袋和筆記本里。

有大量的蛛絲馬跡顯示著這應該是一座唐代建筑，但他們仍然期望能找到更直接的證據。第三天，林徽因在一根梁下發現了淡淡的墨跡，它被塵土覆蓋，又被后世涂抹的淡赭色涂層遮蔽，難以辨識。她在空中努力變換著身形，試圖分辨梁上記錄的官職和人名，終于，她發現了這樣一行字：“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她猛地想起曾在殿外的石經幢上看到過一些關于官職的記錄，決定重新讀一讀經幢上的文字。在經幢上，她發現了一行相仿的字——“女弟佛殿主寧公遇”。經幢是唐朝大中十一年立的，那一年是公元857年。

佛光寺的真實歷史，終于揭曉。直到此刻，他們這才領悟到，那尊坐在角落里的世俗女子像，并不是武則天，而是寧公遇。把供養人安置在佛像下的角落，在敦煌壁畫中也非常普遍。

林徽因在佛光寺

雖然佛光寺已是晚唐風格，并且梁思成根據其規模斷言，在晚唐它也并不是一流的寺廟，但它畢竟給他們的想象畫出了一個全貌，“斗拱雄大，出檐深遠”。他尤為興奮地感嘆，佛光寺云集了唐代的繪畫、書法、雕塑和建筑，“此四者一已稱絕，而四藝集于一殿更屬海內無雙”。他從來不吝于用最華美莊嚴的字句來描述他發現的建筑——他的建筑。

其實，十二年前，關野貞曾經見過佛光寺的照片。當時，關野貞和常盤大定一起輯錄《支那佛教史跡》，收錄了日本僧人小野玄妙和太原美麗興照相館為佛光寺拍攝的九張照片。可惜，他們關注的是大殿里的三尊佛像，認為它們是“五臺山中唯一杰作”，卻對建筑幾乎視而不見，并且斷言，“佛光寺之寺院規模、伽藍并不雄偉”。

最終，是田野考察澄清了歷史的真相。

梁思成一行拊掌疾呼，忘了連日來的勞頓與疲憊。他們只看見，一千年后的夕陽殘照，如約傾覆在這座被遺忘的建筑上。它來自遙遠的盛世大唐，而它所象征的繁華喧囂，原本就敵不過光陰積下的一粒微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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