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談失落的全球化

15年前，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出版《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探討為何在發展中國家存在如此之多的對全球化的不滿，他指出，很多國家認為全球化體系被非法操縱以至于對其不利，其中全球貿易協議尤為不公。隨著全球化帶來的不滿情緒蔓延并在歐美發達經濟體引發民粹主義潮流，斯蒂格利茨近日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探討下列問題，為什么本應使所有人受益的全球化如今在世界各地都遭到詬病？為什么各方都認為貿易協議對自己不公平？對于全球化帶來的失落情緒有何解決之道？

斯蒂格利茨指出，特朗普認為此前美國的談判者被中國和墨西哥蒙蔽，簽署了對美國不公的貿易協定，而在發展中國家看來，特朗普的主張是可笑的，因為全球化的規則和機構幾乎都是由美國所制定、創造的。作為關注貿易談判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學者，斯蒂格利茨認為，實際上美國的談判者們得到了大多數想要的東西，問題出在他們想要的東西本身。

他進一步指出，這些議程是由大公司們關起門來制定的，只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服務，并且以工人和普通公民的利益為代價。盡管工人們的損失（收入減少和失業）經常被解讀為不可阻擋的經濟進步的附帶損害，但事實上存在另一種解讀，即全球化的目標之一就是削弱工人的議價能力，大公司為獲得更便宜的勞動力不擇手段。

斯蒂格利茨稱，存在三種對全球化的世界性失落的回應：其一是“拉斯維加斯策略”，即將目前過去二十五年間的全球化手段翻倍，也就是賭這種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政策將來會起死回生；其二就是特朗普主義，即脫離全球化，希望以此回到過去的世界，但保護主義不會奏效，因為全球范圍內的制造業都在衰落，而即使制造業回到美國，由于技術進步，原先的那些低技能崗位也不會回來。特朗普甚至無法減少貿易赤字，因為這是由國內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距決定的，而共和黨稅改減少了對億萬富翁的稅收，國內儲蓄將會下降，隨著美元升值，貿易赤字則會上升。

第三種應對方法是非保護主義的社會保障，這正是北歐國家采取的方式。這些小國不得不保持開放，而開放會將工人置于風險之中，因此制定了社會契約幫助工人從舊工作轉向新工作，并在過渡階段為其提供幫助。斯蒂格利茨指出，在這些高度民主的北歐國家，政府知道只有當大多數工人認可全球化對其有益，全球化才可能持續；而這些國家的富人也認識到，只有全球化按照應有的方式運轉，他們也能得到足夠的收益。2008年的經濟危機足以證明美國資本主義近年來肆無忌憚的貪婪，而北歐國家的實踐說明，市場經濟可以采取緩和過度的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形式，從而帶來更可持續的增長和提高大多數公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對全球化加以管理使其造福所有人，那么招致強烈反對的風險將會加劇。

性侵者有可能是好學者嗎

1966年，漢娜·阿倫特在發布在《紐約客》上的一篇文章中大膽聲稱壞人也是壞作家，思想者越軌行為的嚴重程度會在其作品中顯示出來。阿倫特認為，當布萊希特與斯大林主義共謀，他也就放棄了自己的才能。當前，在哈維·韋恩斯坦性丑聞曝光引發的#MeToo運動的余波中，美國學界近年來頻發的名教授性侵學生事件再度甚囂塵上。在此背景下，哈佛大學哲學系博士生貝卡·羅斯菲爾德（Becca Rothfeld）近日在《高等教育紀事報》發表了“性掠食者有可能是好學者嗎？”一文，就學者的道德品質是否與其學術才能有關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

羅斯菲爾德指出，阿倫特關于藝術報應的愿景令人安慰，然而無論是在哲學界還是更廣泛的學術界，杰出的壞人都大有人在。僅僅在過去的五年間，超級巨星哲學家托馬斯·博格（耶魯）、約瑟·塞爾（伯克利）和科林·麥金（邁阿密大學）、著名天文學家杰夫·馬西（伯克利）都爆出性侵女學生的丑聞。這些廣為傳播的性犯罪都指向幾十年來一直存在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模式：和哈維·韋恩斯坦的案例一樣，博格和塞爾都是“公開的秘密”，一群女性充當義務警員對其進行審判和譴責，大名鼎鼎的學術機構則將其奉為名人，男性同事則故意視而不見。因為導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學生事業發展，學界一直都是性侵的重災區，在后韋恩斯坦的指控浪潮中，已經有三名達特茅斯大學的心理和腦科學系教授、兩名斯坦福大學的文學巨頭面臨指控，還有更多的學界性侵者正在浮出水面。

這些人的著作和論文是不是會像阿倫特希望的那樣泄漏其道德缺陷呢？羅斯菲爾德認為，阿倫特對于好作品意味著好人品的堅持或許可以從另一方面解讀：她的導師、顧問以及某一時期的情人海德格爾曾與納粹合作，他的天才能否證明他的無辜或至少作為救贖的潛能呢？盡管無比希望審美和智力的正義能夠在所有虐待女性的男性身上得到聲張，但這要如何起作用呢？它的執行機制是什么呢？在MeToo#運動的余波中，男性的不當行為開始受到公眾的譴責，在沙文主義與學術缺陷之間建立聯系的必要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最近的一系列文章作出了勇敢的嘗試。阿曼達·赫斯（Amanda Hess）在《紐約時報》上指出，很多我們敬仰的作品都禁不起仔細審查，據稱下藥并強奸13歲少女的電影導演波蘭斯基的作品和據說曾在女同事面前自慰的路易斯·C·K的喜劇，都被他們的性別歧視扭曲了。而在上個月的《Frieze》雜志中，艾薇·威爾克（Elvia Wilk）以更加嚴厲的措辭重申了阿倫特的主張：“性虐待者不可能創造出好作品。……這不僅是說作品被壞行為玷污了，而是作品本來就不好。”

然而，在羅斯菲爾德看來，阿倫特和威爾克的斷言并非論證，而且是錯誤的。惡并不會進入惡人所做的一切，很難想象性別歧視會損害數學計算或抽象的形而上學論文。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是性別歧視的，但仍然有其價值。黑格爾認為“男性和女性的差別就像是動物和植物的差別”，但他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政治建議。很多思想者在作品中都比在真實世界中更善良，托爾斯泰拋棄了為他生下孩子的農奴，但卻寫下了西方文學中最具同情心的女性心碎描寫。因此，質量與道德相匹配的智力分配迷思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如果壞人都是壞思想者，那就意味著好作品一定有好作者，正是這種謬誤讓我們長期以來為那些不值得為其開脫的男性免罪。

羅斯菲爾德認為，對于寫出了好作品但德行有虧的過世了的思想家，我們應該繼續閱讀其作品，因為他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再侵害女性了。此外，學者們應該關注在經典形成中具有開創性的沙文主義者，啟蒙運動以來的倫理學大多是對康德的回應，而康德就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對于仍在世的性侵者的處理更為棘手，虐待女性的男性應該被開除、被譴責、被從有權力的崗位上驅逐，但也應該盡量將思想的榮耀和生命的榮耀分開。一些人主張抹掉他們的作品，或至少使其難以獲得，但根據作者的道德狀況而取締重要發現可能是有害的，并且，對好作品的回避是對自我的剝奪。羅斯菲爾德最后指出，阿倫特的愿景也并非完全無效，她認為，如果一個男性是性別歧視者，那么盡管他的作品仍然可能是有價值的，但他也因此失去了成為更好的思想者的機會，這就是他在智力上受到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