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5、26日，“特殊與普遍——現代中國的中國性與世界性”學術研討會在滬舉行。這次會議由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學術月刊》聯合主辦，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楊國強教授擔任召集人。討論會分作四場，主題分別為“現代中國基本問題的有無與拓展”、“現代中國歷史的寫法”、“當代史的前后溝通”、“域外視野下的現代中國史”，另有兩場綜合討論。應編輯之約，幾位報告人整理了自己的發言稿，由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發布。

時常有非近代史專業的朋友要我推薦中國近代史的綜論著作，以便快速獲得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整體印象，一個整體的變遷趨勢，并了解這種變遷的意義所在。我們數得出來的，往往還是蔣廷黻、徐中約、陳旭麓，都是好幾十年前的著作。最近二三十年，近代史學界似乎都喪失了寫通史的勇氣和野心。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近代史論文，基本看不到宏觀討論的文章，幾乎所有學者都在做具體的個案研究，寫專題論文。一方面，這固然是因為近代史研究脫離了大而化之、空泛討論的陋習，另一方面，這也折射出近代史研究面臨的新困境，此即近代史領域的“信息超載”。

近代史領域的“信息超載”，指的是過于豐富的文獻，即便是最聰明、最勤奮的研究者窮盡一生也不可能完全閱讀，也沒有人敢說自己讀完了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其結果是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無力從整體的視角來理解近代史，更無力以此為基礎對未來的發展趨勢作出判斷。近代史領域的“信息超載”，一方面是因為近代歷史去時未久，留下來的資料本來就多，另一方面是因為大量文獻被電子化并通過網絡共享，這些電子資源的獲取成本相較于購買圖書、查詢檔案小得多，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因為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多元化使得許多原來看起來不成其為史料的材料也成為史料甚至還可能成為重要史料。舉例來說，在革命史一統天下的時代，大概沒人會把記載晚清城市如何處置糞便的材料當作史料來嚴肅對待，可能也不會有人把舞廳的記錄和描述當作文獻來看，但是隨著社會生活史、城市史、衛生史、新文化史、女性史學等研究領域的開辟，這些統統都可以成為史料。這些新領域的開拓并不一定是對原來革命史學的補充，也可能是否證、改寫、糾偏，歷史畫面的豐富很可能讓我們意識到原以為是主干的歷史演進不過只是枝葉而已，因此你不能理直氣壯地說我只需要抓住主干，不了解枝葉也不要緊。總之，近代史學界現在很難說有公認的主干，也很難開列出一個近代史學界公認的必讀書目來。

此外，近代以來的中國史學規范深受乾嘉漢學和蘭克史學的影響，對材料的扎實程度、證據鏈的細密程度有明顯高出歐美史學的要求，給個人的推理、想象和詮釋留下的空間要小很多——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中國近代史界的同行評審極端強調一手文獻，拒絕單一文獻，對理論、方法論和相關研究的重視程度則遠遜于歐美同行。

一方面是“信息超載”，一方面是對舉證細密程度的高要求，其結果就是縮小論述的范圍，集中筆墨描述和分析特定的人物、事件，時限也盡可能控制在較短的時段里，如此方能盡量避免漏洞和硬傷，以至于不少學者一輩子工夫都花在某個人物或某一事件的研究上。我們今天可以看到一些專題論文對史料的挖掘甚至達到了涸澤而漁的程度，對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做了非常細密的史實重建工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歷史細節，我們一方面佩服他下了不少苦工夫，另一方面卻看不出這些苦工夫的目的和意義是什么，因為不少文章基本沒有論點，沒有刷新人們對重要問題的看法，對于我們理解中國近代史的演進助益甚小，遑論對理解中國的歷史、現在和未來有何幫助。

不少研究者拒絕他人對自己的研究做任何聯想，在遭遇質疑的時候往往會辯護道：我討論的是某人在某事上的作為，其他人我沒有研究過，真不敢說一定也是這樣的。這固然是智識上的謙卑、誠實和嚴謹，但另一方面也顯得非常無奈，知識的價值大小與其可遷移性有密切關系，如果史學生產的知識注定只能是特殊性的、不可遷移的，其價值就相當可疑。如果關于特殊人事的知識生產無助于改善我們對更長時段歷史演進的看法和理解，如果它不具備較為重要的解釋意義和反思意義，讀者為什么要浪費時間去了解一個死人的所作所為。有人的回答是，這個題目沒有人研究過，我填補了空白。這種回答是完全無效的，因為不是所有的空白都值得填補，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這樣的研究其實是沒有讀者的，作為一個知識生產的產品，它是沒有市場的，也沒有理由用納稅人的錢來為這樣的研究買單。

信息超載的另一個后果是，每個學者在做自己的專題研究時，通常不需要去閱讀與此專題研究不直接相關的研究，以至于同樣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從業者彼此讀不懂文章，研究近代經濟史的人讀不懂思想史，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沒有能力判斷近代社會史的論文，更為甚者，研究章太炎的不讀嚴復，也無法對嚴復研究論文做出有效的判斷。研究領域高度相關的同行學者尚且不互相閱讀作品，同行評審難以有效開展，學術會議常見雞同鴨講的情況，又怎能指望有多少讀者呢？

與歷史學尤其是近代史學界相反，今天敢于通貫地討論長時段歷史的，敢于去討論大問題的，反倒是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的學者，不少人努力去解釋宏觀問題。從歷史學對證據的高要求來看，他們提供的證據可能很難構成比較嚴密的證據鏈，他們的證據甚至不過是從他人的二手研究中扒過來的。這讓許多歷史學者甚為瞧不上，但是又羨慕他們獲得更多的閱讀和掌聲。讀者、社會和政府永遠都需要學者對重要問題做出回答，歷史學者拒絕承擔這樣的職責，把領地拱手相讓，也怪不得歷史學被邊緣化。

作為一種折中方案，比較可取又可行的史學訓練往往強調以小見大，從具體個案折射廣闊的歷史畫面。但是問題在于，有什么理由說自己選擇的個案具有代表性，從而可以從個案看出廣闊的歷史畫面？即便是說透過個案看出時代變遷的主流趨勢都可能遭到質疑，因為既無整體圖景為前提，又如何可能判斷何為主流何為支流。從嚴格的邏輯來講，我們真的很難為個案研究的代表性做出有力的辯護。所以，在信息超載的前提下的“以小見大”，嚴格地說，都不過是自我宣稱而已。

特定的人事總是需要放到整體性的歷史畫面和大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才可看出其意義，所以即便是開展專題研究，作為背景知識的整體性畫面和大的歷史脈絡仍然是必需的。筆者近年寫作專題論文的時候，最感困難的就是描繪整體畫面、鋪墊時代背景、交代大框架，怎么寫都是幾十年前的陳詞濫調，讓人望而生厭，怎么寫、怎么改都不滿意。如果基于經典的二手研究來做概述，外審專家往往會批評說，輕易地采用既有研究為論述起點，不可接受；如果擇取特定的原始文獻來分析和描述時代背景，往往又遭遇這樣的質疑：你怎么確定這幾個文本能代表時代氛圍、整體圖景？老實說，我回答不上來，怎么都缺底氣。

這并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獨特困境，最近讀到美國和英國的兩位歷史學家寫作的、在歐美史學界很有影響的《歷史學宣言》（英文原版于2014年10月通過劍橋大學出版社公開上網，后出版紙質版；2017年3月出版中譯本），發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史學界的共同困境。該書指出，從1968年以來的三十余年間，西方歷史學界都習慣于在短期歷史的框架下尋找素材，“其短視程度堪稱歷史之最”。在一項以1880年以降的8000篇歷史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為抽樣范圍的統計中，1900年論文涵括的歷史時限大約為75年，到1875年，其時限縮短至30年左右，“5至50年的生物時間尺度遂成為歷史研究入門的模本”。史學界養成了“只求時段縮短、文獻精益求精的習慣”，目標是“對越來越少的東西知道得越來越多”，“其結果是，文獻愈不為人知、愈艱澀難解，便愈被人看好，因為孤僻的文獻方顯史家治史的功力”。1981年，時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伯納德·貝林感嘆道：“歷史研究同時朝一百個方向長出分枝，而彼此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協調……想要實現整體的綜合，哪怕是有限的某些地區，都是完全不可能的。”無窮無盡的細節卻無法結成網或塊，非專業讀者甚至史學同行也看不到這些細節的意義和價值，“史學界只顧彼此交談，話題越來越窄，時段越來越小”，史學遂難逃被邊緣化的厄運，而“以長時段思考歷史與未來在專業史學之外極為流行”，比如自然科學界、經濟學界、政治學界。

該書作者認為大數據和數字人文的迅猛發展使得克服信息超載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可能。“主題模型軟件能夠用機器快速閱讀大量的政府報告或科學文本，然后反饋數十年甚至數世紀以來人們的學術關切和觀念變化的基本事實……許多這類的軟件能夠把大量的文獻記錄迅速轉化成可視的圖示或圖表，否則數據量太大根本難以讀完”。該書作者之一、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喬·古爾迪牽頭的團隊在2012年夏季推出了一款叫做Paper machines（紙機）的文本挖掘軟件，“專供學者全面梳理大宗紙版文檔之用，尤其適合檔案極其豐富的20世紀的跨國研究”。類似于此的大數據處理軟件在西方正在陸續開發中，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將來我們可以借助某些工具挖掘文獻，迅速地定位文獻中的特定部分，生成詞頻變化圖表，甚至在文獻之間建立起時間或邏輯的關聯，生成大事年表，研究者在此基礎之上再來判斷和分析文獻的來源和文獻作者的價值立場、細讀文本深層含義。歷史學家從過于繁重的文本挖掘工作中解放出來，可以把更多時間和精力用于文獻的深入解讀和創造性思考中。新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強史學家綜合大量信息的能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過載的困境。

該書作者暢想，“如果歷史院系能夠培養出研究工具的設計者和大數據的分析師，那就等于把史學專業的畢業生塑造成知識生產的尖端人才，在學院內外都將大放光彩”。中國近代史一方面有著海量的原始文獻需要挖掘和爬梳，另一方面也有著數量龐大的二手研究需要整合，此外，越來越多學者意識到中國近代史需要置入古今嬗蛻、中西交沖的框架中來理解，對古今中外的相關知識當然知道得越多越好，因而顯然更多地面臨信息超載的困境，也更為急迫地需要探索如何克服信息超載的困境。不克服信息超載的困境，近代史學界怎能把被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等學者搶走的地盤奪回來，怎敢重新思考長時段歷史，怎敢回答社會最為關心的大問題？相較于依靠圖書館和資料卡片做研究的時代，今天的中國知網、讀秀以及近代期刊全文數據庫等已經給了我們很多的便利，但是要克服信息超載的困境，仍有很長的道路要走。在不久的將來，歷史系是否有可能把數據挖掘能力的培養也納入培訓體系之中？史學與情報學、信息技術的結合，在何時可以提上日程？史學界、圖書館、出版界和信息技術公司要怎樣才有可能聯合作戰，開發龐大的數據資料庫以及高效的信息挖掘工具？國家的科研基金、出版基金是否有可能資助產生大容量的、有統一架構的、互相補充和兼容的文獻數據庫？谷歌學術、百度學術這樣的搜索引擎工具，什么時候可以把信息抓取的觸角深入到全網的史料數據庫和大量圖書資源的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