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結果，推翻了近半個世紀前在聯邦層面確立墮胎權的判例“羅訴韋德案”，這意味著女性墮胎權將不再受美國憲法保護。以基督教福音派和天主教為代表的美國宗教保守勢力在美國關于墮胎問題的爭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現有文章主要強調他們在思想方面對墮胎問題發表的看法，較少談及他們如何通過參與政治議程實現自己的思想抱負。這些宗教保守力量通過控制共和黨議程，同時借著美國政黨政治極化的東風，成功實現了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性權利運動的反攻倒算，并且在未來極有可能推翻更多權利運動取得的成果。

當地時間2022年7月4日，美國華盛頓，墮胎權示威者在美國最高法院外舉行“墮胎是自由”集會。上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的判決，廢除了憲法規定的墮胎權，讓各州自行決定是否允許墮胎。

一、共和黨保守主義的演進

世人廣泛認為，1964年亞利桑那州聯邦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的總統競選歷程標志著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崛起，他在黨內初選中對代表自由派的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勝利，代表著兩派力量在共和黨內部的此消彼長，為1980年羅納德·里根成功當選總統奠定了基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戈德華特所標榜的保守主義，主要針對的是自羅斯福新政以來，政府在個人生活中不斷擴張的影響，希望回歸個人對自身命運的掌控及個人獨立做出決定的權利。表現在政策主張上，便是對聯邦政府規模和稅收的關注。正如里根所言，“政府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便是個問題。”因此在墮胎問題上，戈德華特支持女性自行決定是否墮胎，反對政府干涉。1967年，時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里根經過多日猶豫后，簽署法案，允許婦女在成為性侵或亂倫受害者，以及生理或心理健康受到威脅時進行墮胎，這是美國最早的將墮胎行為非罪化的法案之一。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共和黨內的保守主義開始發生變化，強調宗教與社會保守價值觀念的勢力逐漸占據上風。里根與花生漫畫的作者查爾斯·舒爾茨多次通信，其中一次提及，1970年的一期花生漫畫讓他重新思考墮胎問題，并回憶起了在簽署法案前經歷過的思想斗爭。該則漫畫提出的問題是，“假如有一位漂亮且高度聰明的孩子在天堂里等著降生，可他或她的父母認為家里已經有了兩個孩子，足夠了。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呢？”該漫畫觸發了里根去探究他所簽署的法案的影響，聽信了所謂的心理學家花上五分鐘時間便認定婦女具有自殺傾向，好讓她們得以實現墮胎的說法。在他簽署墮胎法案近十年后，里根公開宣稱該法案是個錯誤，婦女只有在遭受性侵、亂倫或有死亡危險時才可進行墮胎。

在個人觀念之外，宗教保守勢力對共和黨日益增強的影響與控制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共和黨政客轉向反對墮胎。20世紀60、70年代的一系列權利運動深刻改變了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致使多元的聲音與多樣的生活方式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所知曉和接受，卻也引發了宗教與社會保守人士的恐慌，認為他們正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決心予以反擊。老杰瑞·法威爾牧師在1976年決心摒棄政教分離的原則，舉辦了一系列集會，宣揚他的保守社會主張。與同一時期的“基督之聲”一道，他在其后成立的“道德多數派”組織在動員草根宗教保守分子參與政治、游說政府官員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組織在美國南方的深厚根基又吻合了共和黨自尼克松時期開啟的“南方戰略”，即侵蝕民主黨在美國南部的根基，宗教保守勢力與共和黨一拍即合。

得到宗教保守組織背書和支持的候選人有更大的勝選機會，作為回報，同時也是為了確保未來能繼續勝選，當選的共和黨政客樂于推行宗教保守組織的社會主張，反墮胎從此成為共和黨政治綱領的組成部分。在此情況下，老喬治·沃克·布什盡管早年擔任聯邦眾議員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時支持墮胎權利，后來也轉而反對墮胎，以便更好地擔任里根競選搭檔的角色。對老布什滿心疑慮的社會保守分子還特地讓老法威爾接近他，以便影響老布什的觀點。堪薩斯州的聯邦參議員鮑勃·多爾在1974年競選連任時，在尼克松政府深陷水門事件丑聞的不利環境下，利用了前一年的“羅訴韋德案”大加造勢，將墮胎權問題拔高為重要的競選議題，最終險勝曾行醫數年的對手。事實上，據他的許多助手回憶，多爾本人并非一個堅定的反對墮胎權利者，只是在此之后才開始堅定地依照反對墮胎權利的觀點投票。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1996年總統競選時，多爾明確表示在墮胎權問題上的觀點不會成為他挑選競選伙伴的決定性因素，并且呼吁共和黨修改綱領，容許在墮胎權問題上的不同意見表達，以吸引支持墮胎權的共和黨人和獨立派人士。他甚至不再支持共和黨自1980年以來便一直推動的將禁止墮胎寫入憲法修正案的要求，希望能在孕婦健康等問題上留下特例，結果引來宗教保守勢力的不滿。堅持維護女性墮胎權利的戈德華特對此感觸萬千，對多爾說了如下一番話：“現在我們成了共和黨內部的新自由派了，你能想見這一天嗎？”

二、美國政黨政治極化

宗教保守勢力之所以能對共和黨施加如此巨大的影響，和美國政黨政治的極化密不可分。在“羅訴韋德案”發生的20世紀70年代，共和黨內部仍存在著相當數量的自由派，杰拉爾德·福特在尼克松辭職后繼任總統時，便選擇自由派的洛克菲勒擔任副總統一職。與此同時，在民主黨內部，持保守觀點的政客也不在少數，197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吉米·卡特便大談宗教對自己產生的影響，開創了現代美國總統競選中主動引入宗教因素為自己拉票的先河。在墮胎權問題上，除了不支持禁止墮胎的憲法修正案外，卡特與福特在墮胎權問題上的立場并無二致，即都主張只有在危及母親生命，或涉及性侵和亂倫問題時方才墮胎。

國會于1976年通過的《海德修正案》，進一步反映出當時兩黨在墮胎權問題上的復雜立場。作為撥款法案的一部分，《海德修正案》規定，聯邦政府資金不得被用于實施墮胎，只有在危及母親生命，或涉及性侵和亂倫問題時除外。鑒于換屆選舉即將來臨，且美國天主教的主教們在每個聯邦眾議員選區均組織力量游說，國會眾議員們感受到了巨大壓力。經過兩次投票，眾議院以207對167票和199對165票，通過了《海德修正案》，其中有超過100位民主黨眾議員投票贊成，超過30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反對。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自由派共和黨人逐漸式微的同時，保守派民主黨人的生存環境也愈發惡劣。自尼克松時代開啟了“南方戰略”后，在種族問題上持保守立場的選民開始傾向共和黨。共和黨先是逐步奪取了南部州政府立法機構的多數席位，進而在1994年的國會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40多年來首次獲得國會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得益于美國社會對伊拉克戰爭的不滿與惡化的經濟形勢，保守派民主黨人通過2006和2008兩次國會選舉收復了一些席位，在2010年中期選舉前，反墮胎的民主黨人仍舊占到本黨眾議員人數的約1/4。但2010年中期選舉的慘敗使他們大量退出政治舞臺，2020年選舉后，反墮胎的民主黨國會眾議員僅剩一人。國會民主黨部分議員的“保守主義”主要存在于經濟政策、福利政策方面，基本不涉及包括墮胎權在內的社會和文化議題。

民主和共和兩黨在政治立場上的極化同樣體現在參議院中。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選民會將自己的總統選票與參議員選票分別投給不同黨派，因此即便是在共和黨擔任總統的1980至1992年間，民主黨在南方與中西部的參議員選舉中仍舊保持了相當的競爭力，即使是在里根取得壓倒性勝利的1984年，民主黨仍在參議員選舉中凈增兩席，同時守住了內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馬等州的聯邦參議員席位。1994年共和黨重奪參議院多數權后，亞拉巴馬民主黨國會參議員理查德·謝爾比宣布轉投共和黨，此后也順利連選連任。在此之后，民主黨在南方與中西部的聯邦參議員選舉之路愈發艱難。比爾·克林頓與他的副總統阿爾伯特·戈爾盡管均來自南方，但他們所代表的“新民主黨人”擁抱社會文化方面的自由主義，只是在社會福利、經濟政策方面較為保守。

2008年奧巴馬當選總統后推行的醫療保險改革將保守派民主黨參議員置于極度危險的境地。此前借著民主黨在地方經營多年搭建起的政治影響的余熱，以及民眾對伊拉克戰爭和經濟形勢的不滿，于2008年在參議院擁有57席，其中包括北達科他、南達科他、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等州的席位。再加上改投民主黨的賓夕法尼亞聯邦參議員阿蘭·斯派克特，以及兩位經常投民主黨票的獨立派聯邦參議員，民主黨擁有了破除共和黨阻撓議事的60票。經過諸多意見交鋒與妥協，所有保守派民主黨參議員均投票支持奧巴馬醫改，這讓他們在此后的選舉中處處被動，逐一敗選或主動退休，哪怕是之前數次連選連任的資深參議員也不例外。

多年的政治演進，造成兩黨參議員在墮胎權問題上的立場幾乎涇渭分明。在目前的民主黨參議員中，僅有代表西弗吉尼亞州的約瑟夫·曼欽仍持反墮胎權觀點，之前與他持同一觀點的賓夕法尼亞聯邦參議員羅伯特·凱西（他的父親恰好是1992年關于墮胎權的凱西案的當事人）已轉換立場。在共和黨參議員中，也僅有代表緬因州的蘇珊·柯林斯和代表阿拉斯加州的莉薩·穆爾科斯基支持墮胎權利。

三、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與墮胎權之爭

在立法議程之外，兩黨在政治立場上逐漸清晰的分野也影響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在21世紀前，鑒于兩黨都有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參議員，單一議題上的觀點并不能明顯區分兩黨，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在參議院較容易得到兩黨的共同支持，并且經常是以個位數甚至零反對票的結果得到通過。總統在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尤其是任內的第一位候選人時，也通常會選擇觀點中正、從憲法出發的人物，以求贏得兩黨參議員的高票支持，維持與參議院的良好關系，以便為后續提名打好基礎。即使是在墮胎權問題上右傾的里根，提名的第一位大法官也是明確表示尊重“羅訴韋德案”判決的桑德拉·戴·奧康納，這令宗教保守團體大失所望，卻以99比0的高票獲得參議院通過。直到1986年第二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時，里根才選擇了較為保守的安東尼·斯卡利亞。對斯卡利亞和里根政府而言幸運的是，參議院剛就里根提名繼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法官威廉·林奎斯特進行了激烈辯論，無暇仔細盤問斯卡利亞。再加上參議員們也不想攪擾了任命第一位意大利裔大法官這一歷史性時刻，因此斯卡利亞獲得了98比0的高票通過。

桑德拉·戴·奧康納

只有當總統與參議院關系不佳，或提名極端保守的候選人時，參議院才會就提名問題展開激烈辯論。尼克松政府便數次遭遇該情況，他提名的頭兩位候選人均因民權問題與女權問題上的保守立場而被參議院否決，1971年提名的林奎斯特也因保守立場而在參議院遭遇阻力。但即便如此，多達7位的自由派民主黨參議員還是投了贊成票，因為“林奎斯特的智識水平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覺得不能單純因他的法律哲學理念便否決提名。”共有30位民主黨參議員投票贊成，23位民主黨參議員反對，38位共和黨參議員投票贊成，3位來自紐約、馬薩諸塞和新澤西的自由派共和黨參議員反對。里根提名的第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伯克也因其保守立場受阻，在里根宣布提名決定的45分鐘后，自由派民主黨參議員、在同僚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愛德華·肯尼迪立刻發表演講：“在羅伯特·伯克的美國，婦女將被迫尋求地下墮胎手段，黑人將坐在與白人分隔開的餐廳用餐。”拜登主持的提名聽證會成功將伯克塑造成為一個恪守憲法“原教旨主義”的人物，并強調憲法其實提供了遠超原典的對自由與隱私權的保護，最終有多達52位民主黨參議員和6位共和黨參議員投票反對伯克，只有2位民主黨參議員和40位共和黨參議員贊成。

在法律與政治理念外，參議院對待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的態度還取決于現有法庭上的力量對比。具有保守思想的伯克一旦獲得參議院確認，便將取代最高法院的搖擺票劉易斯·鮑威爾法官，因此絕大多數民主黨參議員能夠團結一致，反對伯克的提名，哪怕他們中的不少人骨子里認同伯克的保守觀點。此外，伯克在民權問題上的判決記錄并不像自由派民主黨參議員描述得那么不堪。這場斗爭給初入參議院不久的肯塔基共和黨參議員米切爾·奧康奈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認為伯克遭遇不公正對待的他暗下決心，打算日后向民主黨復仇。

在伯克闖關失敗后，圍繞著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黨爭稍息。里根轉而提名的另一位保守派法官道格拉斯·金斯伯格，卻被曝出他在哈佛法學院任教時曾多次吸大麻，這對當時的兩黨參議員們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金斯伯格主動退出。里根提名的下一位法官安東尼·肯尼迪最終獲得參議院97比0的高票通過。當自由派大法官小威廉·布倫南在老布什任期內宣布退休時，他的繼任者再一次成為焦點。得到提名的大衛·蘇特被廣泛認為是個保守派，全國婦女組織和有色人種促進會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對運動。但與曾多次撰寫判詞的伯克不同，蘇特極少留下相關記錄，老布什得以在提名蘇特時表示并不清楚他對墮胎權和肯定性行動（即在招生錄取等方面考慮申請人的族裔，以糾正多年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造成的社會不公）的看法。此外，蘇特的智識水平給參議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終只有9位民主黨參議員投反對票，90位參議員投票贊成。在1992年的凱西案判決中，奧康納、肯尼迪與蘇特均投票支持墮胎權，這在令保守派大為光火的同時，或許也能讓參議員們感到欣慰；他們并沒有看錯人。與之相類似，克林頓總統提名的魯斯·貝德·金斯伯格被認為是溫和派，而史蒂芬·布雷耶取代的是同樣持自由派觀點的哈里·布萊克蒙，因此也獲得了參議院的高票通過。

然而，1991年老布什總統提名的克拉倫斯·托馬斯引發了巨大爭議。他所要取代的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位非裔大法官、擔任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律師的瑟古德·馬歇爾，托馬斯本人卻極度保守，尤其反對肯定性行動、缺乏判決經驗，這對自由派而言無異于一記耳光，讓他們記起數年前里根提名伯克的嘗試。此外，就在聽證會結束后，托馬斯前同事安妮塔·希爾站出來指控他曾多次對她進行性騷擾。時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的拜登迫于外部壓力，只得重開聽證會，請希爾出庭作證。曾經在否決伯克提名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拜登這次卻表現不佳，未能傳喚希爾之外同樣對托馬斯提出指控的潛在證人，且任由委員會中的共和黨男性同僚質疑希爾的可信性。與此同時，諷刺的是，托馬斯引用非裔美國人的血淚史，稱這場聽證會是委員會“對一位自豪的黑人的高科技私刑”。托馬斯的非裔身份給了他伯克所未曾具有的保護，再加上男性統治的參議院對女性的不信任，以及民主黨內部仍具相當影響力的保守派的存在，致使在參議院擁有57對43席優勢的民主黨阻止提名失敗。共有11位民主黨參議員投票支持托馬斯，而僅有2位共和黨參議員投票反對，托馬斯的提名最終以52對48涉險過關。

圍繞著托馬斯提名問題展開的激烈爭論預示著未來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上黨同伐異時代的到來，這在21世紀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林奎斯特于2005年去世后，小布什提名約翰·羅伯茨繼任，二者均持保守觀點，且羅伯茨在聽證會上明確表示尊重“羅訴韋德案”的裁決，他的提名原本不會引發太大爭議，但仍有22位民主黨參議員投票反對，接近林奎斯特當年遇到的阻力。事實上，在肯尼迪于2018年退休后，羅伯茨成為了新的最高法院搖擺票。換言之，他并不像自由派參議員們所描述的那樣保守。更大的爭議在小布什提名塞繆爾·阿利托取代奧康納時來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明確表示了對他的反對，上一位遭到該組織反對的正是伯克。在聽證會上，阿利托拒絕表態尊重“羅訴韋德案”判決，時任伊利諾伊聯邦參議員的奧巴馬直言小布什此舉是“為了安撫共和黨的極右翼”。部分民主黨參議員考慮實施阻撓議事，以阻礙阿利托的提名獲得確認，只因他們的民主黨同僚憂心此例一開，后患無窮。最終有40位民主黨參議員和1位共和黨參議員投票反對提名，僅有4位民主黨參議員贊成。共和黨參議員也幾乎全體反對奧巴馬提名的頭兩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她們分別得到了9張和5張共和黨參議員的贊成票，盡管她們取代的也都是自由派大法官，不會對法庭的力量對比構成影響。共和黨參議員此舉既是對民主黨的回敬，同時也是迫于他們的領袖麥康奈爾的壓力，即最大限度地阻礙奧巴馬政府的施政。2013年，對麥康奈爾濫用阻撓議事戰術感到忍無可忍的參議院民主黨人廢除了該程序在審議所有總統提名人選中的存在，僅保留其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中的作用。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1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現身國會大廈。

2016與2020年的兩次爭議將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過程中的黨同伐異推向新的高度。2016年2月斯卡利亞去世，當時共和黨在參議院占有54席，麥康奈爾迫使幾乎全部共和黨參議員，包括曾推薦金斯伯格的猶他州聯邦參議員奧林·哈奇，結成統一戰線，借口當年是總統選舉年，且奧巴馬無法參選，拒絕為奧巴馬提名的溫和派法官召開聽證會。麥康奈爾的賭博收到了奇效，特朗普在總統選舉中擊敗了希拉里，得以在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提名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深感被打劫的參議院民主黨人在聽證會過程中進行阻撓議事，結果該程序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中的應用被麥康奈爾以2013年民主黨開啟的先例為由廢止，參議院以54對45通過了特朗普提名的第一位大法官。轉眼到了2020年9月，離大選不足2個月時，金斯伯格去世，麥康奈爾此時將他2016年發明的規則拋到腦后，迅速就特朗普提名的艾米·巴雷特進行了聽證與投票程序，憤怒的47位民主黨參議員全部投票反對，但只有2位共和黨參議員加入他們，于事無補。一位女性大法官取代了另一位女性大法官，她們在政治觀點上卻是大相徑庭。加上特朗普任命的前兩位大法官，以及托馬斯和阿利托，保守派在最高法院擁有了穩定的絕對多數，最終導致了“羅訴韋德案”的被推翻。

四、對未來最高法院的展望

2016年與2020年的兩次爭議開啟了一個可怕的先例，即只有當總統與參議院多數黨屬于同一黨派，或總統遵從參議院多數黨對法官立場的偏好時，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方才有通過的可能。就參議院選舉版圖而言，民主黨愈發處于不利地位。如前所述，民主黨整體投向自由派使該黨在大城市較少、鄉村遍布的南方和中西部地區競爭力銳減。事實上，2014年選舉前，算上兩位大體贊同民主黨觀點的獨立派參議員，民主黨在參議院仍擁有55個席位。可2014年選舉凈輸9席的慘敗使得民主黨讓出了參議院的多數權，奧康奈爾這才有了拒絕考慮奧巴馬提名人選的資本。更不利的是，在輸掉的9席中，蒙大拿、南達科他、伊阿華、西弗吉尼亞、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短期內恐怕都將牢牢掌握在共和黨手中。與之類似的是，2018年選舉見證了北達科他和印第安納現任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的敗選，特朗普向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吹噓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舒默的回應是“當總統為贏得北達科他和印第安納而沾沾自喜時，他其實已經有大麻煩了”，言下之意，是共和黨在此類州取勝是理所應當的。推翻“羅訴韋德案”的多數派意見在結尾寫道：“憲法并沒有禁止各州公民監管或禁止墮胎。羅伊案和凱西案僭越了這一權力。我們現在推翻那些判決，把權力交還給民眾和他們選出的代表。”在共和黨占統治地位的州內，這意味著黨內初選的獲勝者基本等同于大選的當選人，候選人必須持極端保守的立場方能勝出，因此越來越多的共和黨參議員在墮胎權問題上持極端立場。更何況，2016年與2018年選舉均表明，相比于自由派，保守派對最高法院有著更大的熱情，更愿意參與選舉。

目前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多數黨地位異常脆弱，而現任保守派大法官均身體健康，短期內不會出現空缺。即使是在選民熱情高漲、民主黨四面出擊的2020年選舉后，該黨也僅擁有50席，得算上副總統哈里斯的決定性一票，方能掌握參議院多數，任何一位高齡參議員的去世都將使參議院權力易主。鑒于金斯伯格的教訓，年老的布雷耶大法官剛剛退休，為年輕的凱坦吉·布朗·杰克遜所取代，以防夜長夢多。畢竟由于通脹危機嚴重，美國民眾對拜登政府的支持率較低，民主黨很可能在2022年中期選舉后丟掉參議院多數黨地位，共和黨也極有可能在2024年重奪總統席位。此外，由于政治極化嚴重，選民越來越傾向于在各級選舉中把票投給同一黨，這對2024年需競選連任的蒙大拿、西弗吉尼亞與俄亥俄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極為不利，除非出現戰爭或經濟高速發展等特殊情況，否則該黨至少在2026年前都很難重奪參議院多數黨地位。因此最高法院年齡最高的兩位保守派法官托馬斯和阿利托有極大可能還是會為共和黨中意的候選人所接替，繼續維持保守派在最高法院中的優勢地位。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1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國會大廈。

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已經成為兩黨間你死我活戰爭的一部分的情況下，共和黨再也不會提名觀點中正的法官了，而是盡一切可能向法庭輸送極端保守派法官，以保證未來數十年最高法院的保守傾向。2018年搖擺派肯尼迪退休后，特朗普提名的布雷特·卡瓦諾在意識形態上比他提名的第一位法官還要保守。此外，為了防止再度出現像蘇特那樣的“變節者”，共和黨加強了對未來候選人的培養與審查。所有共和黨提名的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均出自聯邦黨人學會，以確保候選人意識形態上的“純粹性”。

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最高法院的獨立性與權威性飽受質疑。在制度設計之初，最高法院大法官之所以能夠終生任職，為的是使他們獨立于行政部門和立法機關，能夠對涉及行政部門和立法機關的案件進行公正的審判，尤其是判斷行政部門的行事與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是否合乎憲法。除具有明確意識形態立場的法官外，大多數法官都能對具體的案件進行個案分析，考察它們是否合乎憲法，在此基礎上做出判斷。如前所述，審理1992年凱西案的三位共和黨提名的大法官站在了多數派一邊，維持了“羅訴韋德案”。有鑒于此，再加上當時兩黨意識形態分野并不涇渭分明，因此保守派在寄希望于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的同時，也在不斷推動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反墮胎寫入憲法，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然而，兩黨間意識形態分野逐漸明晰，黨派間關系急劇惡化，導致墮胎權問題成為了你死我活斗爭的一部分，掌握了參議院多數的共和黨極力推動任命反墮胎權的法官，并將其作為向選民邀功的一部分。2016年競選辯論時，最高法院空缺尚未填補，特朗普明確表示他將提名推翻“羅訴韋德案”的法官。這一目標在最近的判決中得以實現，志在2024年卷土重來的特朗普當然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吹噓自己功績的機會。與此同時，支持墮胎權的共和黨參議員柯林斯大呼上當，稱卡瓦諾在與她會面時明確表示不會推翻“羅訴韋德案”。這也開啟了更為危險的先例，即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為了獲得參議院確認，不惜扯謊。

與對憲法尚有敬畏之心的老一輩法官相比，新上任的保守派法官顯得有些急不可耐，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以回報將他們推上席位的共和黨總統與參議員們，同時羞辱自由派民主黨人。早在聽證會時，便有參議員質疑，圍繞著卡瓦諾性騷擾案件的爭議可能會令他滿懷怨恨，越發變本加厲地貫徹自己的主張。經歷非議的巴雷特法官也是如此，在她的主導下，最高法院改變了基本不介入持槍權的做法，宣布諸多限制公共場合隱蔽持槍的州法違憲，這對控槍事業構成了嚴重威脅。托馬斯親自撰寫了該案以及推翻“羅訴韋德案”裁決的多數派報告，而這還僅僅是保守派利用本屆最高法院推行自身主張的開始，據悉托馬斯對推翻2015年最高法院以5比4確立的美國同性戀婚姻合乎憲法的裁定躍躍欲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