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上海。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是1.3，低于國際社會通常認為1.5的警戒線，被認為有跌入低生育率風險的可能。2021年，中央公布實施一對夫妻可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措施。而當年出生人口數字僅為1062萬，出生率7.52‰，引發“老齡化”的討論。

出生人口減少，意味著未來年輕勞動力規模縮減、人口紅利消失和養老負擔加重。其影響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

而另一個趨勢也不可忽視：2022年5月，16歲到24歲之間的求職者失業率躍升至18.2％，相當于其中每5個年輕人中就有1個處于失業狀態。許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35歲以上的中年人也紛紛被擠出正規就業市場。一時間，“職業規劃的盡頭是網約車司機”等說法充斥網絡，進一步加劇了求職人群的焦慮。

那么，到底年輕勞動力是過剩還是不足？如果不足，為何這么多人經歷失業危機？如果過剩，為什么要鼓勵多生孩子？現在生出的孩子，未來能找到工作嗎？

這并非危言聳聽。日本老齡化嚴重，一再出臺鼓勵生育政策，可工作崗位增量不足。一邊是老年人迫于生計不得不延遲退休、“就業降級”，一邊是大學畢業生找一份正式工作難于登天。面對激烈的就業競爭和不景氣的發展預期，越來越多人主動或被動進入“低欲望”狀態，“家里蹲”人數超過百萬。為增加年輕勞動力而鼓勵生育，真正的年輕勞動力卻找不到工作，生計都難以自保。

反觀中國，會不會發生這種現象？恐怕需要從歷史上的人口數字與勞動力供給分析。

出生人口少了，但并不十分少

可以先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年及以后的《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體現出生人口數據；而2010年以前的出生人口規模，只能根據抽樣數據推算。梁建章、黃文政采用兩套推算方式，一套通過出生率、總人口規模推算，另一套是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嬰兒死亡率和預期壽命回測。結合網上流傳較廣的數據，形成三套有所差異的估測結果。

歷年出生人口數據圖（作者根據三套估測結果自繪）

三套估測結果的趨勢基本一致，即三個波峰、三個波谷，整體反映出中國歷年出生人口在波動中遞縮的趨勢。

三個波谷，分別出現在1961年、1977年前后、2003年-2006年，對應三年自然災害（1959-1961）、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政策的末期，體現了社會經濟環境和政策對出生人口的影響。

經歷環境沖擊后，出生人口數量曲線均出現回升趨勢。由此產生三個波峰：1963年、1987-1990年前后、2016年，每兩個波峰間隔24-29年，基本符合代際傳遞關系，其中，2016年小高峰得益于“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影響。

2016年后，出生人口數量逐年滑坡。2021年的出生人口數量只相當于1963年高峰點的1/3。然而，細觀趨勢可以發現，這些數字滑坡和1987年以來的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趨勢基本一致，體現了出生人口規模的代際傳遞效應。而生育率降低主要受新冠疫情這一特大公共衛生事件影響。疫情結束后，很可能小幅反彈。因此，2020年、2021年的出生人口數量既不意味著“突變”，也不意味著“持續”。出生人口的確在變少，但“斷崖”一說并不準確。

適齡勞動力人口規模減少，受教育水平提高

相比出生人口，勞動力人口規模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近在眼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80年中國勞動力人口規模為5.03億，此后逐步上升，2010年達到峰值9.3億，2021年回落至8.8億。然而，更少的勞動力人口規模，沒有令求職環境短期變得更好。2022屆大學生畢業人數超過一千萬，截至5月，只有一半左右的學生實現就業，平均薪資水平比去年下降10%以上，將我國年輕人口失業率拉高到18.2%。不僅找工作難，且薪資低。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2022屆畢業生比上一年平均薪資降低12%以上，平均期望月薪下降約6%。相應地，自由職業（18.6%）、慢就業（15.9%）比例均有所提高。僅從求職情況說，年輕人并非主動選擇“躺平”，只是擠不進去。

從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到在求職市場上被迫躺平，不到三十年時間。這一變化為何會發生？數字上看，這期間的大學生實在太多。1990年，全國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指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數約為226人，2000年，數字變為3611人，2010年為8930人，2020年為15467人，三十年間翻了七十倍，相當于每6個人就有一個具備大學文化程度。而正規就業崗位數量增速遠沒有這么快。這也解釋了近年博士下基層、碩士送外賣等“就業降級”的現象。

進一步，當80后步入求職市場時，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有大量新增崗位需求，擁有本科、碩士學歷，意味著無可替代的綜合優勢；但當90后、00后步入求職市場時，不僅要與同齡人競爭，還要與已占據崗位的80后競爭，甚至拉動80后的“35歲危機”。與此同時，制造業、服務業盡管有大量崗位缺口，卻因低薪、高強度、低社會地位等原因，不被年輕人尤其是高學歷人才接受，造成人才供給與市場需求不匹配的情況。

這種不匹配對個人和對社會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從勞動力市場看，每有一個人失業，都相當于市場損失了一個潛在勞動力；而一旦曾經的嬰兒長大后無法憑借勞動養活自己，又如何撫養未來的嬰兒。

甚至，失業對年齡結構的影響，比對出生人口的影響更顯著。舉例說，2021年出生人口僅1062萬，是否會導致適齡勞動力規模斷崖？答案是：不會。更極端一點，即便接下來15年完全沒有新生兒，到2037年，全社會的適齡勞動人口（按16歲-59歲統計）仍接近8億人，與現在相比差距不大。

原因是，嬰兒起碼要16年后才能進入勞動力市場，而當下勞動力的逐漸退出，需要44年左右時間。如果經濟及就業形勢能持續向好，那么當下的勞動力可以在相當長時間內，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足夠支撐；而如果畢業即失業、35歲失業成為常態，那么勞動力供給的危機也會近在眼前。

2020年3月，上海寶山。

對一個家庭更是如此。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我國2021年度適齡勞動力人口（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8222萬人，占全國人口比重62.5%；60歲及以上人口26736萬人，占全國人口18.9%；相應地，0到15歲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8.6%。平均下來，每3.3個勞動力養1個老人、1個孩子。

這個數字乍看有些不可思議。按照一般人的印象，在一般家庭結構中。夫妻2人養4個老人、1到2個孩子。為何與人口結構所體現的不同？答案在于，伴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不斷提升，16-22歲人口，普遍尚未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在城鎮化背景下，大量50歲以上的農村人口進城即失業。這樣一來，一個家庭孩子未能就業、老人已然失業，全家老少都靠夫妻二人收入維系，自然負擔沉重。而一旦50-60歲年齡段的就業比例上升，情況就隨之改變。一個四代之家，子女1歲，小夫妻30歲，父母55歲，祖父母80歲，看起來，像是1對夫妻照顧1個孩子、12個老人，實際一家中稱得上老人的只有祖父母，父母輩和小夫妻都在工作，而祖父母有退休金、子女有生育補貼，這樣一個家庭，實際可能是收支平衡甚至寬裕的。

更進一步，伴隨營養健康和醫療環境提升，對老齡的定義正在發生變化。例如，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老年人的年齡起點是60周歲，而世界衛生組織（WHO）規定這一數值為65歲，至于日本、新加坡等國，認為年齡70歲以上才能稱為老年人。與此類似，2000年，中國女性平均首次生育年齡為24歲，202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27.95歲，北京、上海等城市則上升至30歲。而英國相關研究顯示，女性首次生育最佳年齡為34歲。不妨認為，與傳統定義的年齡結構中的年輕人比例逐步走低同時，全社會的中年人、老年人正在變得“年輕”。

總之，年齡結構不僅有數量，還有“質量”。當一個人到達就業年齡卻被迫失業，當一個人的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當一個人的健康水平無法參與社會生活，這樣的沖擊不亞于生育率降低和年輕人口數量減少。

因此，對少子化、老齡化前景的焦慮，不應聚焦于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數量，而應關注現有人口的就業與收入前景、生活品質與信心。例如，相比這些人是否選擇生育、會生幾個孩子，更應關心的或許是：他們未來能否找到工作，找到怎樣的工作。

畢竟，生育是對未來的投資。只有當一個人對自身發展和社會前景有信心，才會將生育視作自然而然的選擇。而未來的一份工作，恰恰決定著一個人的收入與生活水平，影響其價值感與信心，也必然影響對生育的選擇。

進一步說，年齡結構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的供給，也意味著社會對“一老一小”的保障。當80后面臨“35歲就業歧視”，90后、00后找不到工作，人們只能靠自己去承受壓力、化解焦慮的時候，恐怕少有人會意識到，他們曾經也是孩子，伴隨期待與祝福出生。如果社會對這些已出生的“孩子”不友好，又怎能鼓勵更多孩子降生？ 相應地，任何鼓勵生育的政策，除了面向兒童的福利之外，都有必要先回答這個問題：社會能否為人謀劃美好未來，有沒有能力提供未來發展所需的崗位。以及，如果大家步入不同崗位，能否得到基本平等的尊重。一如1998版《新華字典》所說：“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總之，“低生育風險”的真正風險，不在低生育率，而在于已出生的人口能否參與社會經濟的良性循環。相應地，生出更多的孩子，最多只能推遲老齡化社會出現，而提升既有勞動力參與社會生活的方式，包括合理的工作周期、勞動效率、經濟與健康水平，才能讓每個人與必然到來的老齡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