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0日下午，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建所40周年“校友講堂”第七期在騰訊會議上成功舉辦。本次講座報告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孫宏年研究員，主題為“譚其驤先生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兼論‘中國邊疆學’的學術傳統”。本次講座主持人為復旦大學史地所所長張曉虹教授，近三百位校內外師生一同參與講座。

講座伊始，孫宏年研究員指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是以歷史時期中國邊疆地區的歷史地理為研究對象的交叉學科、邊緣學科，譚其驤先生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方面做出過巨大貢獻。譚先生和前輩們傳承、弘揚優良的學術傳統，并給今天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乃至“中國邊疆學”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講座圍繞譚先生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領域的成果、理論，譚先生作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領域的組織和推動力量以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優良學術傳統四個部分展開。

譚其驤（1911-1992）

一、譚先生在中國邊疆史地領域成果豐碩

譚其驤先生的著述涉及到歷史地理學的諸多領域，就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領域而言，孫宏年研究員將相關成果總結為三種類型：一是關于中國歷代疆域、政區沿革、人口遷移、民族分布、方志等諸領域的論著部分涉及到邊疆史地問題；二是對東北疆理、塞北建置、金門、馬祖至南海史地進行的專門論述；三是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的歷代全國疆域圖和邊疆地區地圖及相關成果。總體上看，這些成果超越了乾嘉時代的考據自學，開拓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視野。

第一類成果包含三個方面：一是論述中國總體的疆域、政區沿革問題時部分內容涉及到歷史上中國邊疆地區及其行政建置，1949年前主要有：①論述秦代郡縣時涉及到桂林、象郡等邊疆地區政區的論文，如《秦郡界址考》、《秦郡新考》；②論述兩漢和新莽時期的政區變遷時涉及到邊疆地區的州郡和屬國的文章，包括譚先生與顧頡剛先生“討論兩漢州制”的書信（1931年10月2日-24日，《討論兩漢州制致顧頡剛先生書》）等；③涉及到邊疆地區某些州縣的論文，如《〈遼史·地理志〉補正》。1949年后主要有《金代路制考》，以及《中國歷代政區概述》，《中國古代文化史講座》和《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其中后兩篇文章更是把史實與理論結合起來，較為宏觀地概述了中國歷史疆域的變遷、行政區劃的變動，其中也涉及到了邊疆地區。）二是評述學界同仁成果時涉及邊疆地區，如《評〈中國疆域沿革略〉》一文。三是研究民族史時論及邊疆民族，如《羯考》《記五胡元魏時之丁零》等論文。

第二類成果，如研究東北邊疆的《〈清史稿·地理志〉校正（奉天）》《清代東三省疆理志》，研究塞北問題的《唐北陲二都護府建置沿革與治所遷移——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札記》《遼后期遷都中京紀實》和《元代的水達達路和開元路》，研究海疆問題的《歷史上的金門與馬祖》《七洲洋考》《宋端宗到過的“七洲洋”考》《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再論海南島建置沿革》。這些論文都在這些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成為研究者必讀的學術文獻。

二、有關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理論

譚先生有關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理論，孫宏年研究員認為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中國疆域理論方面的見解獨到，尤其是《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持論謹嚴，今天已經為史學界大多數所認同，與《中國歷史地圖集》一道，明確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疆界”，奠定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理論的基石。中國邊疆史地在空間上、地理上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上中國的邊疆地區，現在論及某些邊疆地區歷史上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時，有關的說法總是講“某地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如何確定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史上的疆域？如果不能確定什么是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史上的疆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就成了找不到舞臺的戲劇。這正如譚先生所說，“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里看得到戲劇！”

《長水集》

孫宏年研究員為大家深入分析譚先生《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一文及其影響。對于中國歷史疆域的概念、范圍，清代道光、咸豐以來的史地學者就從不同角度研究了我國疆域的變遷。1919年以前，祁韻士、徐松、丁謙等10多位學者都有過論述，1920-1949年間又有葛綏成、顧頡剛、史念海、蔣君章、童書業等學者的近10部著作問世，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學術界關于疆域的定義并不十分確切,關于中國疆域的概態仍非常模糊，學術界也展開了學術討論。20世紀50-80年代，我國學術界對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疆域及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范文瀾、呂振羽、吳晗、費孝通、岑家梧、劉大年、白壽彝、譚其驤、翁獨健、何茲全、孫祚民、方國瑜、陳連開等學者都參與了討論，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說”“漢族王朝疆域說”“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說”“各民族共同活動范圍說”和“中原同統一王朝疆域說”等多種觀點。

譚先生在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過程中對此進行了長期的思考，1981年5月在“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系統地提出了在歷史疆域問題處理上的重要觀點：“新中國的學者，不能再學楊守敬的樣兒，僅僅以中原王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范圍。我們偉大的祖國是各族人民包括邊區各族所共同締造的，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在這個范圍之內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范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政權。”譚先生上述發言，經過整理、修改,以《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為題刊發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觀點發表后，盡管至今學術界仍在討論中國歷史疆域問題，但譚先生“這一認識實際上已為史學界大多數所接受”（馬大正、劉逖著：《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一門發展中的邊緣學科的演進歷程》，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修訂版，第182-183頁）。這表明我國學術界普遍反對“漢族中心論”和把漢族建立的王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疆域的范圍的“王朝史觀”，形成了“中國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中國歷史”和中國歷史疆域是各民族締造的“共同家園”的共識。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幾代學人的討論和學術普及，譚先生等前輩推動形成的“學術性共識”受到國家和社會各界重視，并逐步轉化為“社會性共識”。

在孫宏年研究員看來，譚其驤先生有關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理論貢獻之二，在于譚先生關于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文獻用等方面的理論對邊疆史地研究也有指導意義。《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科》（《史學月刊》1982年第11期）全面論述史料的重要性、搜集和鑒別等問題，可以說是代表作之一。關于方志價值的論述也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文獻學理論，如《地方史志不可偏廢 舊志資料不可輕信》，就此進行較為全面的論述：舊方志仍然有其價值，但方志記載的內容也會不可靠，因此對“經過方志作者之手的記敘，那我們就必須對每一條都進行審慎的考核，決不能輕易置信。”孫宏年研究員認為，譚先生這一十分中肯的認識對于邊疆地區的方志同樣適用，并舉出在漢族文人所修的邊疆地區地方志中將內蒙古地區昭君墓傳說、青藏高原上文成公主進藏遺跡、川滇等地諸葛亮南征典故等傳說當作史跡的例子，證明如果一定照搬舊志中的記載，就會出現和內地史地研究一樣的訛誤。

三、譚先生是20世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主要組織者、推動者之一

從組織層面看,譚先生是20世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主要組織者、推動者之一。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形成第二次高潮，譚先生協助顧頡剛先生發起禹貢學會，創辦《禹貢》雜志，又作為發起人之一參加中國地理學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因而獲得了專門的學術機構、學術平臺，逐步向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新興學科邁進。

20世紀50年代起，譚先生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在繪制歷代疆域總圖和邊疆各地區地圖過程中，中國科學院、南京大學、云南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院校的鄧銳齡、方國瑜等知名專家承擔了邊疆地區歷史地圖的考證、繪制等工作，形成了一個高水平的學術團隊,同時也培養一支邊疆史地研究的骨干力量，為改革開放后邊疆史地研究進一步發展和第三次高潮創造了條件。此外，譚先生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發表文章，對東北疆理、塞北建置、金門、馬祖至南海史地進行研究，并與學術界同行討論海南島建置、七洲洋等問題，直接推動了邊疆史地研究的深化和發展。

四、“中國邊疆學”的學術傳統——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優良傳統

在講座的最后一部分中，孫宏年研究員為我們介紹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優良傳統。他指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積累深厚，經歷千年積累、百年探索，19世紀中葉以來出現三次學術高潮。20世紀以來，顧頡剛、譚其驤、翁獨健、黃奮牛、華企云、胡耐安、吳文藻、王鐘翰、馮家昇、韓儒林、任乃強、陳得芝、方國瑜、鄧銳齡、王忠、賈敬顏、洛桑群覺、王森、常鳳玄、祝啟源、馬長壽、馬大正、周偉洲、尤中等專家學者前后相繼，他們著書立說、培養人才，為深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做出卓越貢獻，推動形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二、二次學術高潮。他們薪火相傳，始終傳承優良的學術傳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經世致用”的自覺、意識，“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板凳寧坐三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 的學風和“求真求是”的精神。

《禹貢》半月刊

隨著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深化，我國已經出現獨具特色的“邊疆研究熱”，構建“中國邊疆學”的呼聲越來越高，邢玉林、馬大正、周偉洲、李國強等學者都對“中國邊疆學”的學科概念、性質、研究內容和體系框架做出過定義。當前，學術界從不同學科、視角開展邊疆研究，中國邊疆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取得初步進展，并呈現出“百家齊鳴”局面。

顧頡剛、譚其驤、翁獨健等前輩長期堅持以科學研究的成果服務國家、造福社會，對維護國家統一、促進邊疆地區穩定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又傳承、弘揚的優良學術傳統，成為今天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守正創新、構建“中國邊疆學”寶貴的精神財富。譚先生強調：“求是師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關鍵首在能虛衷體察，棄絕成見，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學術之趨向可變，求是之精神不可變。”“求真求是”的精神與“經世致用”的學術自覺密切相關，以“板凳寧坐三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學風為基礎，對今天構筑“中國邊疆學”具有重要意義。

在孫宏年研究員報告結束后，復旦史地所所長張曉虹教授向孫宏年研究員對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發展脈絡的精彩梳理和細致報告表示感謝，并提出關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看法。她指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最經世致用的分支之一，且譚其驤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時也對邊疆史地研究方面十分重視。張曉虹教授分享了譚先生在1934年《禹貢》半月刊發刊詞上說到的：“在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夠受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在這種意識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國通史出來，好看看我們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樣，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應當歸我們的。”她指出，從孫宏年研究員的內容分享之中，可以看出晚清西北邊疆危機出現之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開始興起。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到今天為止，今天的中國邊疆歷史地理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也正如孫宏年研究員所提到譚先生提出“歷史上的中國”概念之后，中國邊疆歷史地理研究發展就處于健康的學術性發展過程之中，對于當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貢獻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