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中國和印度在洞朗地區的軍事對峙，引發了全球關注。雖然洞朗并非爭議領土，但兩個新興大國之間的緊張，不由讓人聯想到1962年冬天的那場中印邊境戰爭。那是冷戰時代擺脫殖民統治的亞洲大國之間第一次軍事沖突，而沖突的直接原因——主權與領土爭端，長期困擾兩國關系，至今未能解決。

關于1962年的中印戰爭，已有諸多討論和研究。這場戰爭的意義，不能僅僅放在雙邊領土沖突的框架下認識，而必須置于更寬廣的視域中，看到殖民主義、冷戰，和民族主義之間的相互糾纏。它體現的是擺脫殖民后的亞洲國家，在新的歷史困境中的身份焦慮。“亞洲”概念在反殖前提下被賦予新的含義，但與此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

冷戰，至少在亞洲，很難用美蘇兩極對抗的模式去理解。1962年的沖突之后，印度被美蘇兩國拉攏，在冷戰中后期，更靠近蘇聯陣營。中國則徹底脫離了蘇聯陣營，與美蘇同時對抗。中國兩線“作戰”，在有的歷史學者看來，是再次自我孤立和封閉的佐證。這個說法有可商榷之處：中國同時被美蘇圍堵，恰恰使自己不依附任何一極。中國把反霸反殖當作歷史使命，積極推動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做出拒斥冷戰格局的另類選擇。從1950年代中國就提出并貫徹著“和平共處”的新國際關系準則，到1974年毛澤東完成了“第三世界”論述，這些原則和理念到今天已經被廣為接受。恰恰在這段所謂“孤立”時代，是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話語實力（或者說“軟實力”）最強的時代。

而和平共處、實現第三世界在反殖反帝基礎上的合作，正是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1950年代共同提倡的。印度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之一，兩個國家的意識形態相近但不完全一致，它們的關系，是以反對殖民主義、倡導民族獨立為紐帶而連結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借用了泰戈爾的泛亞主義浪漫表述，讓“中印是親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的口號廣為流傳，但真正促成中印蜜月期的，并不是源遠流長的古代交往或者文化親緣，而是反殖獨立之后相似的國內外挑戰。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雖是普遍性的，但提出它的背景，卻一點兒也不抽象。它所針對的最緊迫挑戰，是新獨立的國家之間，如何處理殖民主義遺產，特別是殖民者為自身利益、人為劃定的邊界問題。1950年代初，在中印、中緬邊界談判中，周恩來、尼赫魯及緬甸總理吳努共同提出處理雙邊關系的基本準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的精神，最早是用來處理中印、中緬雙邊關系，然后逐漸擴大為各國間普遍適用的一般準則。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以來貫徹始終的基本外交原則，是在具體處理與亞洲新獨立國家間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成為中國及亞洲對當代國際社會最了不起的貢獻之一。

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1955年萬隆會議能夠成為冷戰陰霾下一個難得的亮點。在尼赫魯首倡下，4月18日至24日，部分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了首屆亞非會議。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沒有歐美殖民國家參與的、代表了世界半數以上人口的大會。也是在尼赫魯的堅持下，和大多數與會國并未建交的中國，受邀出席會議，首次在這種大型多邊的國際舞臺上表達求同存異、團結合作的政治理念。

當時全球冷戰格局已經形成，但與會者最終擱置意識形態分歧，把議題集中在亞非各國如何實現政治獨立、擺脫經濟依附上。“求同存異”并不是謀求妥協和調和的權宜之計，而是各國面對獨立后政治、經濟并未真正自主的新問題，提出超越兩極格局、建設現代國家的第三條道路。中、印、緬三國首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完整納入會議公報和宣言中。經由此次亞非會議，“亞洲”的概念和“非洲”一道，成為反對一切形式（包括蘇聯）殖民主義的新政治概念。和日本20世紀的“亞細亞主義”不同，這里的“亞洲”超越了東西方對立，成為第三世界反殖獨立的標簽，這是對分割世界的冷戰兩極格局一個強有力的回應。

新亞洲概念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萬隆之后，第三世界國家開展了大規模的政治、經濟合作。這次會議為不結盟運動、南南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冷戰時代的中國，“亞洲”常常作為反殖革命的概念而出現。中國把和平共處原則當作長期的外交基石，把促進亞洲、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團結互助，當作外交工作的主軸之一。中國全力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建設，特別是為非洲提供了包括農業、醫療、基礎設施在內的大量援助。這種國際主義精神曾經在后冷戰時代受到嘲諷，但在今天看來，卻是那個年代留給崛起中國的最寶貴的歷史資產。

政府間倡導的互助合作又極大刺激了民間的交往。在剛出版的一期《亞洲研究學刊》上，美國歷史學者郭旭光（Arunabh Ghosh）利用新的數據編年，指出在1950年代，中印民間貿易、科技、文化交往遠比高層互訪頻密得多。文章質疑以往研究的問題取向：即過于強調中印高層外交或1962年的領土沖突，忽視了半官方和民間的密切互動。新興國家間的政治文化合作也拓展到體育領域：1963年，為抗議國際奧委會借體育推行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議程，印度尼西亞另起爐灶，舉辦了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除少數歐洲國家外，48個參賽隊伍主要來自亞非拉。萬隆會議精神成為與奧林匹克精神并列的賽會宗旨。

作為反殖概念的“亞洲”，在當代國際政治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記。

當然，我們也不應回避，建立在反殖基礎上的第三世界合作，在實踐過程中遇到重重困境，新興力量最終沒能實現它所期待的愿景。其中一個原因是冷戰——霸權國家的競爭，一方面迫使不少國家屈從于現實政治壓力，另一方面把爭奪輸入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導致政權顛覆甚至內戰。1965年，印度尼西亞發生軍事政變，蘇哈托推翻了親左翼的蘇加諾政權，在美國介入下，建立獨裁的軍政府，血洗印尼共產黨及無辜華人。印尼由第三世界獨立的倡導者，變為美國東亞遏制戰略的一環。而冷戰在全球大部分地區結束后，不結盟運動也因為失去了主要著力點而漸入低潮。

擺脫政治上的殖民，只是國家建設的第一步，遠遠不是國家建設的完成。新獨立國家往往面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重重問題，很多解殖國家未能成功應對這些挑戰。隨著新一輪全球化帶來的資源、財富重組，世界權力格局更為復雜，發達與欠發達同時出現在第三世界，甚至同時出現在一個國家內部。

更為關鍵的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反殖民運動，其本身就存在難以克服的邏輯悖論：因為民族主義恰恰是從殖民主義中衍生出來的，許多新獨立的民族國家，本身就是殖民產物。民族國家賴以存在的諸多機制，比如邊界、國籍、族裔身份等等，是隨著殖民現代性的到來才到來的。

不要說非洲、東南亞許多社群在被殖民者占領之前并不存在歐洲意義上的國家形態，就是印度，在被英國強行整合之前，也只是一個松散的區域概念而非嚴格的主權國家概念。亞洲、非洲的反殖民訴求，強化了各自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帶來國家、族群邊界的固化和絕對化。“界而治之”，本是宗主國控制殖民地的手段，但當反殖民的民族主義也依照這套邊界想象自身，則必然令新獨立國家在處理內部族裔關系、以及相互間關系時十分麻煩。這也是為什么，二戰后層出不窮的邊界、族群爭端，幾乎都和殖民主義歷史有著扯不斷的關系。

殖民者走了，但卻在世界各處埋下了日后種族沖突、國家沖突的禍根。1947年，末代英屬印度總督蒙巴頓提出，把英屬印度分為印度教人口為主的印度，和穆斯林為主的巴基斯坦（包括孟加拉），以此實現印巴兩個新國家各自獨立的方案。印巴分治導致大量本在印度教地區居住的穆斯林，以及在巴基斯坦居住的印度教和錫克教徒，被強行遷徙。據統計，僅1947年幾個月間，總遷移人數就超過1450萬。短期內大規模的人口強制交換，造成本來混居共處的族群間慘烈的暴力沖突、種族仇殺和報復，留下難以愈合的傷口。再加上克什米爾地區的領土爭議，印巴兩國世代交惡。

除了與巴基斯坦的主權爭端，印度還出兵占領錫金，控制不丹，并聲索由英國單方面劃給英屬印度的中國藏南地區。中印之間的領土糾紛，實際是英國殖民者統治印度次大陸、染指西藏、覬覦中國內亞邊疆的產物，但當這些殖民時代的遺留問題為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繼承，就演化成了在民族主義旗號包裹下的國家利益沖突。

當被殖民者以強烈的身份意識訴求主體獨立之時，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邊際清晰的主體，并不是他們以為的歷史的本然，而恰是借由被殖民經驗而來的新發明。所以越是要以想象的主體身份來反抗，就越落入壓迫者的邏輯而無法自拔。這就像是臺灣學者陳光興所批評的后殖民論述：“即使是具有高度的批判意識，卻依然卡死在殖民史所局限的范圍內，還沒有能夠擺脫寄生于殖民主義的命運。”

盡管如此，作為第三世界的“亞洲”概念仍然有其歷史意義，不能輕易地全盤否定。它在嚴酷的兩極對抗環境下，指出當今世界的根本矛盾并非東西對立，而是南北差異。它的確更多是一種理想主義，在現實中也遇到諸多困難，但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將和平互惠的基本理念付諸實施，提出了一種超越殖民現代性的路徑。更關鍵的是，它為中國展開了一個遠比中—西二元格局更宏大的視野，讓中國找到了作為“第三世界”一員的政治認同。在冷戰格局雖大體結束、但殖民資本主義體系仍然主導世界的今天，它為當代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思想和政治資源，提示我們不斷探索不同于殖民現代性的另類發展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