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30日，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高級統計師許憲春做客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SAIF-CAFR名家講堂”，為大家帶來了關于新經濟統計問題的解析。許憲春在演講中說到，實際上我們執行的是發達國家給我們制定的現成的統計標準，有些標準對我們并不適用。比如中國在第八輪國際比較項目調查中我們正式參與，我們全國有八十多個城市參與了調查，提供了數據，但是最后計算出的結果和我們想象的差距非常大。國際組織專家也承認統計方法沒有考慮中國實際，但是他們說全世界199個國家參加這次調查，我們執行同一個標準，我們不可能僅針對中國改變標準，所以你只能接受這個現實。可見中國對于國際標準的制定是被動的。許憲春認為，作為新經濟發展走在前面的中國，或許可以抓住機會，在將來的新經濟統計國際標準的制定中發揮我們的作用。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整理的許憲春現場演講實錄，有刪節：

新經濟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動下迅速成長，對中國的新經濟產業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戰略新興產業保持了快速的增長。第二是高技術產業快速增長，比如電子技術通信設備制造業等，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速是比較明顯的。第三是新產品保持快速增長，比如民用無人機產量增長一倍以上，工業機器人增長也比較快。第四網上零售額也保持快速增長，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29.1%，非實物增長52.8%。

新經濟的快速成長對于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減少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可以預期，新經濟對未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將會產生更加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新經濟現在總量還是比較小，國家統計局算的新經濟增加占GDP的比重只有14.8%，所以它的增長還沒有完全扭轉經濟下行的壓力，傳統經濟下行壓力還比較大。新經濟可能在逐步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它的體量非常小，發展的勢頭還是不錯的。

新經濟的快速成長也在很多領域改變、方便了人們的生活，這個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比如說微信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之間的通信方式，微信支付、支付寶等新型支付方式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現金支付方式。共享單車成為許多城市居民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成為連接公交車、地鐵的重要紐帶，改變和方便了人們的出行方式。應該說新經濟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影響著經濟發展，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可以預期，新經濟將會在更多領域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更加重要的影響。這點大家應該都不會懷疑。

但是，新經濟的發展也給政府統計帶來了嚴峻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基本概念、統計分類、統計調查方法、勞動力統計、價格指數編制方法、GDP核算原則和核算方法等諸多方面，應該說對整個政府統計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如果我們能徹底改變這個環境，應對新經濟做得好的話，很可能政府統計會出現革命性的變化，我的判斷是若干年之后總結新經濟的發展，制定新的國際標準的時候很可能現在的國際標準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

在基本概念方面新經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一個國際社會普遍接受、通用的、統一的概念，這對政府統計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統計非常講究概念和口徑范圍，概念的變化或者模糊對統計是極為不利的，在實施過程中有可能會受到影響，給數據帶來很多的不確定性。那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盟統計局等國際組織，這些都是傳統統計中國際標準制定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組織，美國、瑞典等發達國家的專家和學者對新經濟的概念和內涵進行過一系列的探索，與新經濟相關的新名詞，比如知識經濟、數字經濟、分享經濟相繼出現，這是在近些年不斷出現的新概念。

但是這些名詞都是從不同角度刻畫的新經濟，到目前為止，人們對新經濟的認知仍然處于探索階段，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2000年和2001年兩次指出，新經濟對于不同的群體、不同的機構、不同國家而言具有不同的含義。因此，現階段不大可能定義一個國際上通用的、統一的概念，但是這并不妨礙各個國家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來界定本國的新經濟概念和新經濟的統計方法，有好多的國際標準都是在各個國家實踐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所以有沒有可能新經濟發展比較好的中國在國際標準的制定中先走一步，進行探索，總結出一些新的經濟，在今后國際標準的制定中也有我們的發言權。

傳統的國際標準我們說是執行國際標準，但實際上我們執行的是發達國家給我們制定的現成的標準，有些標準對我們并不適用。比如中國在第八輪國際比較項目調查中我們正式參與，我們全國有八十多個城市參與了調查，提供了數據，但是最后計算出的結果和我們想象的差距非常大。我們認為就是標準制定有問題。比如投資，國際第八輪的國際比較項目是怎么計算投資價格？他是按照投資的成本，你投資了多少的鋼材、水泥、玻璃等等，從建筑材料的角度來看投資品的價格變化，我們就在國際會議上提出來，這種方法對西方國家，對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可能適用，但是對中國不適用。尤其是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四個一線城市，我們的房價漲了很多，我們的投入的原材料價格也漲，但是我們從統計資料來看，原材料的價格上漲遠遠不如投資成品的價格上漲，所以我們說這種方法對中國是不適用的。國際組織專家說你們說得有道理，可能我們的方法沒有考慮中國實際，但是全世界199個國家參加這次調查，我們執行同一個標準，我們不可能僅針對中國改變標準，所以你只能接受這個現實。我們說既然你認為你的標準有問題，你的方法有問題，你承認不反映中國情況，那我們中國政府就不承認、不接受你的結果。而現在雙方達成協議，凡是發布的時候都寫上一個由于方法的原因，中國不承認數據，所以我們對于國際標準是被動的。

雖然國際標準的制定我們聲音很小，但是新經濟我們有可能走在前面。現在新經濟的一系列領域，比如支付領域美國遠遠趕不上我們，有沒有可能因為新經濟的發展我們可以領先于國際，在國際標準制定的過程中有我們的發言權。所以我現在也在組織人做這件事，我覺得挺有意義的。

統計分類標準方面的挑戰。新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大量新的活動，我們在統計實踐中深深感受到，由于新的經濟活動不斷涌現，有的企業從事新經濟活動在現行的標準里面找不到類別，沒辦法填，可能會有遺漏，或者結構上不合理。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是統計調查工作的重要基礎，為了保持統計分類數據的可比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要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那怎樣既能夠使得數據相對穩定、合理，又能把新經濟反映上來，這對制定國際行業標準是很大的挑戰。

第三個挑戰就是統計方法的挑戰，互聯網創造了一類新的經濟活動，這類活動不再以法人單位、產業活動單位和個體經營戶為經濟活動主體，而是以居民個人為活動主體。比如居民在家里通過互聯網銷售商品，在家里從事各種方案的設計，一旦互聯網中標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筆很豐厚的收入，但是這類活動不是法人單位、產業活動單位和個體經營戶來進行的，完全是個人，所以這在傳統的調查方法下很難采集到，而且這種活動以后可能會越來越多。

還有就業統計方面的挑戰，新經濟創造了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在互聯網時代，許多人在家里工作，這些人可能長時間沒有獲得收入，但是得到一筆收入就可能維持較長時間的生活。現行的就業統計標準是按照1982年的標準，在調查試點的前一周為獲得勞動報酬和營業收入而工作一個小時以上這就是就業的標準。那這些人是進入就業人員還是不進入就業人員？所以怎樣去界定就業人員就帶來了困難。

價格指數編制方法也帶來了挑戰。創新和技術進步導致了相當一部分產品，尤其是電子類產品功能不斷增強，質量不斷提升，但是價格在不斷下降。以手機為例，當今的一部手機比十年前的手機功能強大了許多，質量提升了許多，但是價格低了很多。產品功能的增強和質量的提升屬于產品的物量增長，比如這個手機去年五千，今年它由于產品質量提升了變成六千，但是這六千漲的部分有一部分是由于產品質量的提升和功能增強，剩下的才是純粹的價格上漲，所以你要區分開，質量的提升和功能增強導致的漲價是不能作為價格上漲來統計的。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產品好了，價格沒有上漲，反而是下降，但是對它的性能提升部分，質量提高部分應該對應一部分的價格上漲，所以這個價格下降，純粹價格變動應該下降更多。

GDP的核算原則和核算方法面臨了挑戰，我們都知道無論是國內外，目前為止大家都把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很重要的指標，但是新經濟的產生對GDP的核算原則和方法都帶來了挑戰。比如互聯網網站向居民提供大量的免費的或者價格低廉的服務，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GDP是以交易為原則，有價格才有核算，沒有價格哪有核算？很多的互聯網網站提供大量的免費或者低價的服務，比如信息服務，商品信息、旅游信息、醫療信息等等，這些企業主要是通過在線廣告獲得收入。因此互聯網提供的免費或者價格低廉的服務生產及居民關于這些服務的最終消費被忽略或者嚴重低估。

第二個挑戰，對不變價GDP核算帶來的挑戰，創新和技術進步導致相當一部分的產品功能不斷增強，質量不斷提升，但價格卻不斷下降。這種情況不僅對價格指數編制是挑戰，對不變價核算也是一種挑戰。在價格指數的編制中，如果不能準確地度量這種產品能強質量的提升，客觀地反映出純粹的價格變化，那么不變價GDP核算也就難以體現出產品功能的增強和質量的提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講，創新和技術進步可能會對GDP增長的統計數據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新經濟給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劃分也帶來挑戰，互聯網的發展通過互聯網平臺，顛覆了傳統的企業對企業，企業對個人的交易模式。過去消費者就是消費者，現在消費者已經不僅僅是消費者，他可能是發揮著生產者的作用，這時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了，那些通過互聯網平臺對企業進行消費的消費者已經不是單純的消費者了，而是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雙重身份。如何把消費者充分地反映出來，如何對消費者進行區分也是很重要的挑戰。

第四個挑戰，新經濟對某些消費品和投資品的劃分帶來了挑戰。現行的GDP核算中居民購買的轎車是屬于消費品的。如果居民把轎車分享出去獲得租金收入，比如滴滴出行，這些轎車實際上發揮了固定資產的作用，它已經營運了，從而應該屬于投資品。在GDP核算中，這些轎車是作為消費品處理還是作為投資品來處理？是有多大的比重作為消費品，多大的比重作為投資品？如果你作為消費品那就是消耗了，如果作為投資品那就在今后的發展中起到作用。

分享經濟對GDP核算如何處理居民關于分享閑置日用品帶來的挑戰。在現行GDP核算中，居民購買的日用品在購買時計入居民消費支出，在銷售出去時以負值計入居民消費支出。這種處理方法沒有反映出分享經濟利用一部分居民的閑置日用品對另一部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沒有反映出分享經濟的作用。比如現在的富人耐用品不斷更新換代，有的還很好，但是對于窮人來說還是可以用的，那么富人就把這個捐贈給窮人。所以這種情況下，你把日用消費品分享出去和我作為垃圾扔掉在GDP核算是沒有區別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面臨一個全方位的挑戰，也許還有好多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但是我認為挑戰會越來越嚴重，因為新經濟在不斷發展，和傳統經濟的結合也越來越密切，如果政府統計不能及時意識到這一點，不能及時感覺，那可能跟不上新經濟的發展，跟不上在新經濟條件下政府管理的需求。

所以新經濟對于政府統計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這些挑戰到現在還沒有一套好的結論。這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尤其是對中國的經濟學者和統計學者來說我認為是一種機會。因為傳統經濟統計標準的制定就是歐美，特別是歐洲來制定的，我們只是被動地執行。但是新經濟中國發展得好，我們有可能從中總結一套好的方法、好的概念，對將來新經濟統計國際標準的制定發揮我們的作用，我們相信也會有這樣的一天。

有人說，19世紀是英國的時代，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主要是英國產生，20世紀是美國的時代，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主要是美國產生，如果是中國的世紀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是不是在中國產生得更多，包括我們統計的創新，當然我們這一代不大可能了，但是下一代還是有希望的。這也是我們中國人期望的，在國家治理、世界治理中發揮我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