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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為外賣小哥前，沒人對他說“謝謝”

2022-08-05 19:4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您好，您的外賣到了。”“外賣給您放在樓下取餐柜里了，祝您用餐愉快！”

相信大家對這幾句話都非常熟悉了。

不論大雨瓢潑，還是大雪漫天，只要網上下單，半小時左右就會有外賣小哥把熱乎乎的餐食送到我們手上。

本文的主角，正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親密的陌生人”——外賣小哥們。

數據顯示，中國有外賣騎手700多萬名，他們大部分是男性，八成來自農村，近半數為“90后”。

然而，統計數字中的外賣小哥畫像畢竟過于粗放、模糊。他們在“跑單”中有何甜酸苦辣？他們的愛情婚姻是怎樣的？他們生活中有哪些喜樂憂愁？

帶著這一系列疑問，作者楊麗萍開啟了長篇“非虛構”《中國外賣》的采訪與寫作，她希望能從細微之處、從每個外賣小哥的故事里，呈現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態。

本文選取書中三個外賣小哥的故事，他們有人從送外賣的工作中找回了做詩人的夢，有人通過外賣員的職業彰顯了自己生命的尊嚴，甚至有人在“跑單”路上邂逅了一段美麗的愛情……

下文選自《中國外賣》，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1.那個送外賣的詩人

他俯身推車的姿勢，多像一棵倔強的樹，在風中不屈的樣子。癟了的輪胎和脖頸的熱氣，讓他看上去，也像一份超時的訂單。

許多人做外賣都是被“逼上梁山”，王計兵則不然，他做外賣出于好奇。

他和老婆在昆山開了個雜貨店，隔壁是電動車店。“遠親不如近鄰”，兩家走動得較勤。電動車是外賣小哥的必備，時常有小哥過來買車。餓了么站點的站長也會過來坐坐。

“我可不可以送外賣？”一天，他們聊天時，站在一邊的王計兵插了一句。

“可以啊。”

“怎么送啊？”

“這很簡單。”

站長要過來他的手機，給他裝了餓了么App。他回到自家店里，跟老婆依云琢磨起這個外賣系統來。一位顧客湊過來看了看喊道：“有個訂單，你快搶啊。”

顧客說著就在屏幕上面點了一下，這個單就搶了過來，上面有取餐送餐的地點。王計兵蒙頭蒙腦地看著地址，不知如何是好。

“你得送，不送要罰錢的。”顧客說。

王計兵一聽急了，連忙跑出去，騎上他那輛舊電動車去找餐館。他在那一片住了十幾年，卻從沒聽說過訂單上的那家餐館。還好，一路打聽總算找到了，又打聽清楚怎么取餐。他取了一碗面，騎行到一家商場，送給了顧客——商場的售貨員手上。

“你看我把面都給你送到了，接下來怎么辦？”他掏出手機，不知所措地問道。

那位售貨員幫他操作一番，這一單就算完成了，賺了五元。他感到新奇，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那天，他跑了五六單，賺了20多元。那是2017年，他48歲。他沒把這當正事兒，就是覺得整天守著雜貨店有點無聊，出來跑跑挺開心的，還有錢賺。跑單讓他靈感大發，寫了一連串的詩。

他是詩人。外賣小哥有很多，詩人也有很多，送外賣的詩人和詩人送外賣的可能不多。

他什么時候成為的詩人，恐怕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我認為，在做外賣前王計兵是位寫詩的人，他寫的詩從來沒發表過；做外賣后他成了詩人，詩作陸續得以發表。對他來說，寫作是件傷心事兒，他不大愿意跟別人講。

王計兵是江蘇省邳州市官湖鎮大王莊人，2002年到昆山。22歲那年，還在老家的他迷上了寫小說，23歲那年發表了十多篇微型小說，還惹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麻煩。他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寫的是村里的事兒。發表后寄來的樣刊被村干部拆開了，為此村委會還討論一番，最后覺得這是件好事，應該支持。這一支持讓王計兵的父親感到很驕傲。可是，那篇小說很寫實，村里人一看就知道寫的是誰。他寫的是村里的一個光棍。那人不干了：“秦檜上書了，我也上書了，我跟秦檜一樣了，連祖墳都入不了了。”去他家鬧過幾次，從此不再跟他家人說話了。

王計兵覺得寫微型小說不過癮，稿酬也少，發表一篇多則十幾元，少則只有五元。他想寫一部反映年青一代不甘于現狀而苦苦掙扎的長篇小說。那時，他在從村莊邊穿流而過的沂河撈沙，晚上住在家旁桃園里的一個玉米秸搭的窩棚。從桃花盛開寫到雪花飄舞，西北風吹得桃樹枝頭亂晃，每天晚上，他伏案在馬燈下創作，寫了20多萬字。為了把人物寫得惟妙惟肖，他偶爾會模仿一下小說中人物的動作。寫到一位守孝人時，他穿一身孝服走在村頭。有人說，這孩子寫作寫魔怔了。

一天，他撈沙回來，見窩棚沒了。玉米秸讓父親捆起來，拉回了家。他回家問父親有沒有看見那部書稿，父親說沒看見。他慌了，那么厚的書稿怎么會看不見？那是他將近一年的心血啊。他跑回果園，發現有片新翻的土，用手扒開，見里邊有紙灰……

父親跟他長談了一次。父親說，你該相親相親，該結婚結婚，不要再搞那些不著邊際的事了，搞不好連老婆都討不到。他答應父親不再寫作。事后，他認為父親是對的，如果寫下去，沒準自己就像他筆下的老光棍了。

可是，有時靈感來了，他忍不住還是要寫的。不過，他已把寫作當成自己跟自己聊天，寫后就像兩個聊天人分手似的隨手丟棄。婚后，他想跟老婆分享，寫完后讀給她聽，她卻認為一個大男人不應該如此多愁善感，說：“你哪怕出去跟別人吵架也比窩在家里寫作強。”

怕她知道，他的寫作變得偷偷摸摸，躲躲藏藏。那幾年家里沒開雜貨店時，他騎三輪車撿破爛兒或賣水果，靈感來了，他就停下來，順手扯塊紙板來寫，實在找不到紙就寫在衣服或手上。有時意猶未盡，他就找個沒人的地方，自己給自己朗讀一遍。他說：“委屈時，難過時，抒發一下會感覺心里好受很多。這就像女人哭一哭，喊一喊，發泄一下。”因此，他的寫作文體也發生了改變，不再寫小說了，改為寫詩。

2005年，看別人上網，QQ聊天，老婆感到新奇，也買了一臺電腦。在她不玩時，他就上網看看，寫QQ日志，把寫在紙板或衣服上的詩錄入電腦。

嫁到邳州的大女兒聽說王計兵做了外賣小哥，哭得一塌糊涂，打電話說，家里缺錢跟她說，她來想辦法，勸他不要再跑外賣了。他說：“我又不去搶單子，有時跑個十幾塊錢，這能算掙錢嗎？也就是出去玩玩嘛，到外邊走走看看。”

開始時，他沒想賺錢，都是一單一單地跑，沒在意收入，把這當成體驗生活。他實在是太愛寫作了，只要做對寫作有益的事，他就會開心得不得了。那些偏僻的、位于犄角旮旯的單沒人愿意接，他卻愿意跑，到沒去過的地方看看，那是一種難得的體驗。

一天，突然下暴雨，他正好手里沒單，騎車到橋下避雨，那里聚了許多避雨的人。他卻看到一位餓了么小哥騎行在雨中。他寫了一首《陣雨突襲》：

一個外賣小哥

在雨水里穿行

天藍色的外賣裝像一小片晴空

一小片晴空在雨水里穿行

像一段鏡頭被不斷地打著馬賽克

而雨水是徒勞的

藍色的工裝越濕

天空就越明亮

澄明的天空貼在他的肋巴上

就像貼在大地起伏的山脈上

陣雨突襲

一個外賣小哥和我并肩騎行

讓我感覺雨衣是多余的

雨水不停地拍打雨衣

像什么人不停地叫門

不過，掙錢哪會像玩似的開心？總會遇到像小于遇到的那種讓人憋氣、郁悶的事兒。一天，顧客留錯地址，王計兵爬到六樓，敲開一扇門不對。打電話問，對方不僅沒有歉意，反而說他送錯了地方。接著又告訴他一個地址，也是六樓，爬上去，敲開門，還不對。再打電話，對方又告訴一個地址，還是六樓。他送上去，那位跟他女兒年紀差不多大的顧客說：“你是怎么干的？連外賣都送不好，還要一遍遍打電話！”

你說，這窩不窩囊？

還有一次，王計兵把餐送了過去，一位滿嘴酒氣的彪悍男子接過去了。他轉身下樓，到一樓時接到一個女人電話，說她把地址寫錯了，她已不在那住了，讓他去把餐要回來，送到新的住址。他又爬上樓，敲開門，彪悍男子聽說他要把餐取走，含著淚水吼叫著，指著他的鼻子破口大罵，接著一把薅住他的衣領，把他拽進屋里。生得瘦弱的他哪里掙脫得掉？快要窒息時，跟那男人一起喝酒的人沖出來，把他救了下來，并把外賣還給了他，跟他道歉。

他感到莫名委屈，不過反過來一想那男子也許失戀了，跟他同居的女人搬走了，這是一個可憐人，他的痛苦比自己還大，這么一想也就釋然了。他把外賣給那女人送了過去。她感到過意不去，一個勁地道歉。他說了句：“沒關系。”

還有一件憋屈的事兒，他接了兩單，導航顯示兩單相距僅幾百米。沒想到在兩單之間還隔著一條江—吳淞江，一單在江的西邊，一單在江的東邊，橋正在維修，不讓過。他不論選送西邊的，還是東邊的，都會有一單超時。他選擇先送西邊的。送到后，導航提示下一單還有12公里。當他送過去時，已超時半小時，不僅要罰款，還要他到學習點去學習。

“這個學習倒是必要的，會宣傳交通法規、宣傳社會治安，你要做這行的操守什么的，有些這方面的課程。”這種情況出現過多次，他不急不惱地說。

在采訪時，他說，作為一個普通人，你很難進入別人的家庭，做外賣則不然，哪怕顧客開道門縫，或者你隔著門聽到他家的爭吵，都會成為創作的素材。他說，做外賣會接觸到不同的人，他們有著不同的性格，多數人還是友好的。

也有他大為感動的時候，有個小區不許外賣小哥騎電動車進去，王計兵送餐到大門時，跟保安打聽路，這時他的手機提示：“你的訂單五分鐘后即將超時。”那位50多歲的保安說，“你就要超時了，你別問了，那棟樓很難找，我帶你去!”

保安在前面跑，他跟在后面跑。跑到樓下，保安已累得雙手扶著膝蓋，上氣不接下氣了。

“超時了沒有？”王計兵送完餐下樓時，保安還在等他。

“沒超。”

“很好，不容易，送一餐，再把錢罰去了，不劃算。”保安說。

好像送外賣的不是王計兵，而是他。王計兵寫下《趕時間的人》：

從空氣里趕出風

從風里趕出刀子

從骨頭里趕出火

從火里趕出水

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個地名

王莊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個個飛奔的外賣員

用雙腳錘擊大地

在這個人間不斷地淬火

還有一次，他去一家工廠送餐，要穿過一座過街天橋，平時可以騎行過去，那天下過一場雨，大理石橋面很滑，上坡時沒覺察到，下坡就剎閘了，電動車直沖而下，沖進一片綠化帶。他摔倒在那里，膝蓋撞了一下，有點扭了，湯也灑掉一些。他扶起車，繼續趕路。雨下大了，摔過之后他有點兒害怕，不敢快騎，結果超時了。他跟顧客道歉，說不好意思，下雨了摔了一跤，湯也灑出一些……

那位顧客很好，表示理解。平臺的罰款也下來了，那位顧客實名幫他取消了。顧客是可以申請把超時罰款取消掉的。

他還寫過一首《午夜推行人》：

如果不是這一抹藍

在午夜的街道出現

我差點就信了夜晚

非黑即白的謊言

他俯身推車的姿勢

多像一棵倔強的樹

在風中不屈的樣子

癟了的輪胎和脖頸的熱氣

讓他看上去

也像一份超時的訂單

氣溫還在下降

還在把往日落葉往死里按

落葉歸根其實是一種奢望

在落地之前

太多的落葉就遠離了樹林

午夜街頭

一個外賣騎手的出現

讓一抹天空，藍得更加純粹

月亮是天空的一處漏洞

所以夜從來都黑得不夠徹底

王計兵做外賣后，他的詩作開始發表。一次回老家看望父母時，他接到一個電話。父親問是誰打來的，他說是咱們市的作家協會主席，他告訴父親他又開始寫作了。父親聽后，沉默許久說：“我耽擱了你好長時間……”

王計兵感到很震驚，沒想到父親會說出這句話。他給父親朗讀自己寫的詩，還用手機播放別人朗誦他的詩的視頻。父親聽得很認真，甚至不讓他把手機拿走。

王計兵已經53歲了，這一年紀的外賣小哥為數不多，許多都是臨時的。王計兵每天堅持干12個小時，他很喜歡這一職業，他說他會繼續干下去。

2.只有一條腿，也要為自己贏得尊重

一條腿能撐起怎樣的人生？他頭戴白頭盔，身著外賣工裝，左腿彎曲70度，雙手持一根長長的鐵杖，像劃船似的向我走來……

1981年，王建生生于四川達縣（達縣已于2013年7月被撤銷，并設立達州市達川區）的一個村子。打從記事起，他的左小腿就與大腿筋腱粘連，彎曲70度，腳掌外翻，而且僅有大趾和二趾。小時候，他沒問過母親，自己為何跟別人不一樣，長大就更不能問了，怕母親傷心。現在想問也問不了了，母親去世了。

王建生命苦，剛懂事，父親就沒了。母親領著他和哥哥、妹妹改嫁。母親和繼父生了兩個妹妹，家里還有一個爺爺，全家八口靠繼父種的兩畝地維持生計。他和哥哥像要飯花子似的衣服補丁摞補丁。村里有人辦喜事，小孩子都去看熱鬧，他和哥哥卻躲進家里，怕人看見。

七歲之前，王建生像小狗似的爬行。上小學時，哥哥背他去學校。有一天，他見一位像他似的殘疾人拄棍而行，哎呀，我也可以這樣行走。他欣喜地爬到屋后，砍下一根竹子，拄著竹竿站了起來。

別人的腿是爹媽給的，只有兩條，王建生的“左腿”換了五六條，從竹竿變成木棍，又從木拐變成鐵杖。這根高他一頭的鐵杖是他花十元買下鐵管，又花15元焊接而成。有人問他，你為什么沒像范偉那樣拄雙拐？他說，拄雙拐時間長了，身體會變形，會顯得猥瑣，鐵杖會讓自己保持挺拔。

2015年的夏日午夜，杭州天氣溽熱，街燈昏昏欲睡，身高1.6米的王建生拄著鐵杖沿街走來，探著腦袋，佝僂著腰，目光從一個光點掃到另一光點。他想揀點兒紙板或礦泉水瓶，天亮時換點錢，買點吃的撫慰一下饑腸轆轆的肚子。

“你撿這個能撿多少錢啊？”一輛電動車突然停下，外賣小哥問。

“多時四五十，少時一二十。”

“夠用嗎？”

“談不上夠用，對付著活吧。”

啥叫夠？錢這東西有多多花，有少少花。他在余杭租間農民房，月租200元，早晨一睜眼，六七元就沒了，拾荒所得只能勉強糊口。

“去跑外賣吧。”小哥熱心勸道。

跑外賣？王建生跟一個哥們兒說起過此事兒，那哥們兒打量他一番，不屑地說：“你能跑個啥！”他想想也是，就自己這模樣，誰能看上？也就放棄了。

“腿有毛病沒關系，不影響。”小哥說。

“那加個微信吧。”他驚喜地說。

王建生跟著這位叫徐容相的小哥加入了外賣大軍。其實做外賣很簡單，只要在外賣平臺輸入手機號、姓名和身份證號就可以成為外賣小哥，不論丑俊還是殘疾，按時把外賣送到即可。

王建生選擇的是點我達，相當于美團專送，與眾包相比有點兒門檻。他順利通過面試，經過培訓之后就上崗送餐了。

王建生自以為在杭州游蕩十多年，對臨平了如指掌，沒想到第一天送餐就顛覆了他的認知，有一單是開發區的，他不知方位，只得跟導航走，結果兩個多小時后才送到。

如在俄羅斯，點份外賣，等兩三個小時是很正常的，他們的外賣小哥主要靠步行、乘公交車和騎單車。在中國，這是嚴重超時。超時要被差評，差評則要罰款，汗流浹背，白跑一趟不說，還要貼錢。王建生行走江湖十幾年，哪里會吃這眼前虧？

“非常對不起，我剛剛入行，不認識路，耽誤您吃飯了。這是我的一點心意，請不要給我差評啊。”他把餐和自己花十元錢買的兩瓶飲料一并遞過去。

客戶一臉憤懣，看看王建生那誠懇的表情，再打量一下那桿長長的鐵杖和彎曲萎縮的左腿，怨懟與責備咽了下去，默默地收下餐盒與飲料。

王建生是在冷落、鄙夷、嘲諷和責罵中走過來的。在繼父那個村子，他被視為拖油瓶而遭受霸凌。讀村小時，同學欺負他，罵他“瘸子”。小學三年級，去鎮中心小學讀書時，家離學校五六公里，他要提前幾十分鐘離家，放學時同學跑沒影了，他拄根棍子踽踽獨行。

做外賣的第二個星期，白天驕陽似火，人似熱鍋里的螞蟻。后半夜，電閃雷鳴，大雨瓢潑，許多外賣小哥下線關機。天氣越是不好，訂餐的越多，平臺爆單，商家又喜又急又懊惱，外賣送不出去，眼瞅著錢流到眼前卻撈不起來，還失了信譽。有些商家平素在小哥面前居高臨下，一副你愛跑不跑，不跑拉倒的架勢，這時不同了，見到小哥就像久別的親人似的，偏偏卻見不著了。

突然，門開了，一個濕淋淋編織袋子蹦著沖過來，袋子底部露出一個腦袋。王建生入職沒過考核期，外賣裝備沒有發下來，騎的電動車是自己的，車后座放個塑料筐代替外賣箱，沒有雨披，他只好找個編織袋子，在底部和左右各剪一個口，將頭和手伸出去。那晚，王建生取餐送餐，馬不停蹄，而且沒有一單超時。一周前，送餐超時后，他騎著車子在周邊的商圈和小區轉悠了整整一周，把線路畫在本子上。今天，是他復工的第一天。

王建生贏得了商家的認可與尊重。每當他們道聲“謝謝”時，他就感覺自己一點點地站起來了。

小學畢業時，他雖然拄著棍子，自尊卻趴在地上。鄰居和同學商議讀中學時，他湊過去，他們還翻著白眼看他。他從那些目光讀到的是：你一個瘸子，上中學跟你有什么關系？再說，讓你讀，你交得起學費嗎？有人直言不諱地說：“你去放牛吧。”那似乎是他唯一的選擇。村里有個患癲癇的人，跌倒在火堆燒壞了手腳，干不了農活，只好去放牛。

王建生不甘心那么活著。他一條腿蹦到鎮上，求見校長。學校說，校長去鄉政府了，他又蹦到鄉政府。那天也下著雨，他心里泥濘得不可收拾。在鄉政府門外等了許久，見校長和鄉干部有說有笑地出來時，他撲了過去，“撲通”跪在泥水里：“校長，我要讀書，不想放牛！”

采訪時，王建生說：“除了下跪，我沒有別的資本。”他窮得只能下跪。

他小學就讀的是九年一貫制學校，校長既管小學，也管中學。全校像王建生這樣的學生不多，校長認識他。他這一跪獲得讀中學的機會，校長免除了他的學雜費，這也為日后遭受霸凌埋下了伏筆。同學們動不動就說：“你很牛么？你是特殊人才！”

“你瘸就有理由不交學費？”

“你的學費哪來的？是我們大家替你出的！”

距中考還有十天時，王建生實在忍不下去了，跟同學打了起來。

老師沒有主持正義，他一氣之下離開了學校。

輟學的第二年，19歲的王建生拄著木棍，肩搭一條裝換洗衣服的編織袋，在塵土飛揚的村道上攔了一輛卡車，爬了上去，離開了那片傷心地。那個放牛人癲癇病發作，栽倒田里，窒息而死。王建生想，自己待在村里也將步他后塵。母親在他讀初二時去世，哥哥六年前去了鄭州，他已沒什么可留戀的了。

王建生從鄭州找到杭州，也沒尋到哥哥，變成了流浪漢。他扒過火車，蹲過橋洞子，當過乞丐，蹬過三輪車，賣過燒烤……這15年來，從沒人對他說聲“謝謝”，沒人對他如此尊重。

進入三伏，杭州已開啟蒸烤模式，火辣辣的陽光直撲大地。王建生覺得自己就像燒窯中的饃要烤干了，那根鐵杖變得滾燙，好在他的虎口日積月累磨出厚厚的又黃又硬的老繭。

系統派下一單：一袋25公斤大米、兩桶油，還有一箱礦泉水。王建生找個編織袋子把米裝進去，打個結，搭到肩上。一手拽著袋子，一手拄杖，單腿蹦到電動車旁，再蹦兩趟，油和礦泉水也搬到車旁。裝車，捆好，十分流暢，如魚得水地穿梭在車流之中。

王建生主要送餐地南苑街道位于杭州東北，匯集眾多商場和超市、賓館，以及多家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是聚集生活、娛樂、休閑為一體的商貿往來經濟中心。這一帶最有名的商廈是銀泰，那里的非機動車停放處較遠，取餐要穿過整個商城，送餐容易超時，令許多外賣小哥打怵。王建生不怕，他身高1.6米、體重42公斤，一條腿蹦著進去取餐，又蹦著出來，蹦來蹦去，敏捷得讓人吃驚。

不過，王建生也有怕的時候，眼下就是。貨送到一個老小區，樓房沒電梯，客戶住七樓。

“您訂的貨物到了。家里有人嗎？能不能下來搭把手？”王建生把東西卸在樓梯口，想有人搭把手一趟就上去了。

“家里沒人，我是孕婦。”

要是送餐，別說七樓，十樓也不怕，他會像袋鼠似的敏捷地蹦上去。可是，這是25公斤的大米，近20公斤的礦泉水，還有兩桶油。他仰頭看看，七樓高有20來米，挺打怵。打怵也得干，誰讓自己是送外賣的呢，不論多重都得送上門去。他扛起大米，單腿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往上蹦。蹦到第二層已氣喘吁吁，汗如雨下，腿疲軟了。這氣溫就是坐在樹蔭下，什么活兒不干都冒汗，扛著25公斤的米往上蹦，哪受得了？他只好單腿站立，喘口氣，接著再蹦。

蹦到七樓時，他已撐不住了。

“哎呀，我不知道你是這情況……”孕婦嚇了一跳，慌忙捧著肚子，怕驚著胎兒。

知道這情況又能怎么樣？她伸了伸手，想接一下，又縮回去，捧著肚子把門口讓開，讓他放下。

他轉身下樓。米、油、水全搬完時，他累成一攤泥，恨不得貼在地面上，再也不起來。這一單，他賺了5.6元，流的汗起碼有兩礦泉水瓶，一瓶2.8元。不過，他挺自豪，自己憑著一條腿愣是把100多斤的東西送上七樓，一點兒不比腿腳健全的小哥差。他跨上電動車走了。

對王建生來說，最難承受的不是重件，而是歧視。一天深夜，王建生拎著外賣，站在樓下，給客戶不停地打電話都沒人接。單元門鎖著，他進不去。外賣小哥最怕的就是客戶不接電話，原因有多種，有的打游戲入迷，有的手機靜音，有的睡著了，還有一種可能，電話號碼錯了。王建生還有兩單，這一單不馬上送出去，那兩單就要超時，超時就會被差評。一個差評罰款50—200元，相當于半天到兩天為罰款打工。對單少的小哥來說，這等同于斷掉幾天口糧和房租，讓人抓狂。據《新快報》報道，有一外賣小哥一個月遭三次差評，擔心月超五個差評被解雇，差點服毒身亡。

王建生正焦急，一個中年婦女走過來。他急忙把鐵杖藏在身后。晚上送餐，樓道漆黑，在敲門之前，他要把鐵杖藏在門后，怕是客戶見他手持鐵杖，以為打劫，嚇得魂飛魄散，如有高血壓，或心臟病，也許一頭栽倒在地，那麻煩可就大了去了。別說配送費不夠給人家治病，萬一人家心梗猝死，可就是一條命啊。

那女人見他是送外賣的，問去幾樓。

“六樓？巧了，我是房東，要去收租。你腿不好，我幫你捎上去吧。”杭州人就是這么富有愛心，王建生已屢見不鮮，急忙道謝，遞過外賣。

沒想到次日竟有個差評。去商家取外賣時，老板給他看，昨晚客戶留言：“××，你一個瘸子！你知道自己是瘸子還送什么外賣？”

也許房東把餐捎上去，客戶跟房東因房租搞得不愉快，把火撒向了他。這一差評扣掉王建生當月200元獎金。因為殘疾而被差評，還有沒有天理？這位客戶違反了《殘疾人保障法》——“殘疾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可是在有些地方講的是叢林法則，講的是誰大誰小，誰強誰弱。

王建生說，他沒有向平臺申訴，一是自己沒有親自將餐送到客戶手里；二是他申訴什么？客戶嫌棄自己是個瘸子，本來就是瘸子么，申訴后平臺也許注意到他是個殘疾人，如失去這份工作豈不更加悲催？

客戶是上帝，可王建生遇到的則是愷撒。對客戶而言，你花錢訂的是外賣，又不是外賣小哥，憑什么要求他四肢健全？一個租房子、訂十幾元外賣的人，怎么說也算是低收入人群了吧？真是“相煎何太急”。

3.一場車禍引發的愛情

一場車禍，讓“男小哥”與“女小哥”破了“界線”。真該感謝那位倒霉的肇事者，八竿子打不著的失誤成就了這一姻緣。

2020年7月的一個午夜，11點半，杭州匯和城購物中心仍燈火輝煌，邊上那條橫穿拱墅、西湖、余杭三個區的文一路卻像行將干涸的溪流，車流人流斷斷續續，食客已稀稀拉拉，多數是穿藍色或黃色T恤的外賣小哥。

餓了么小哥袁緒楠去取餐上電梯時，瞟見韓國料理店里有一道陌生的倩麗背影，美團的。他不由駐步，隨手拍了張照片，發到小隊的群里。

“你們看看人家，一個女孩子這么晚了還在跑單，你們躺在床上刷抖音、打游戲，還有臉嗎？”

他是說給隊里那些“90后”“00后”的，他們早上起不來，晚上不出來，陰天下雨不接單，躺在宿舍不送餐。

圖片發出去了，那道背影卻駐扎在袁緒楠的心上，從那之后，他取餐和送餐總情不自禁環顧一下。幾天后的中午，他騎行到十字路口，遇到紅燈，驀然見她也在等紅燈。她的身材很好，個子跟他相仿，接近1.7米。

“你干了多久了？”他湊過去。

“沒干多久，剛來。”她看了看他。

她的腦袋被頭盔和面罩裹得嚴實，怕胳膊曬黑，套著冰袖。能見到的只有那雙像電視劇《還珠格格》中小燕子似的大眼睛。這幾年杭州已入圍“四大火爐”，馬路像烙餅鍋似地被烘烤，磕破一枚雞蛋，攤在路面上，幾分鐘就熟了。

他情不自禁地過去搭話，她說是新來的。

“加個微信吧，有什么不懂的，你隨時可以問我。我都知道。”

她掏出手機，讓他掃了下二維碼，不大情愿。燈變綠了，他們分道揚鑣，各忙各的了。

下午，他掏出手機看了幾遍，她都沒給他通過。晚上11點多，她通過了。他想她可能剛回家。一個女孩為什么要這么拼？他跟她聊了幾句，問了一下她的收入。她說自己不熟練，一天跑單不多，收入很一般。

他說，他一天跑八九十單，少的時候也有70多單。他猶如老兵在新兵蛋子面前炫耀一下。

“我們這邊挺好的，單子也多。我們這邊女孩子一天也有四五十單，只要七八個小時，多的話也就八九個小時……”

她說，她在那邊沒有師傅帶，要自己摸索。

“你要不來我們隊，我帶你。”

她說考慮考慮。他想，她對自己也許有戒備之心，在馬路上主動加微信，又勸人家跳槽，誰都知道拉進一個外賣，站點就有一兩千元的獎勵。怕她誤解，他就此打住。

不過，他隔三岔五就把自己跑單業績發給她。他的確不尋常，2020年當過“單王”，不過他沒以大神級外賣員曬單，而是以普通小哥來展示。對他們來說，有一個備單量的問題，這決定在午高峰或晚高峰時允許你帶多少單。對普通小哥來說，一次僅允許你帶四五單，帶多了怕超出你的能力，會超時。對袁緒楠這種當過“單王”的則不然，一次可帶十幾單。

他為了把她吸引過來，高峰時也不帶十幾單，僅帶四五單。上午10點上線，做到晚上九十點鐘，他已完成七八十單。她在那邊累得要死要活也只有30多單。他想誘惑誘惑她，究竟為什么，說不清楚。

一天下午一兩點鐘，他吃完午飯，要上線接單了。一位小哥送單回來，說有個美團的女孩讓車撞了。他一聽就急了，一定是她，在這附近送單的美團姑娘就她一個。他不顧一切地趕過去。果然是她，還好沒有大礙，不過擦傷了點，交警處理完了。他把她的車子抓過來騎了一圈，發覺有問題。他領她去修車。

“你這車不對啊，有問題。”修完后，他又試了試。

“有什么問題？”

“剎車時電機應該斷電，你這車沒斷。車剎住了，電機還在轉，這樣是很危險的，你得換一輛。”

“我剛開始做外賣……”她有點兒為難。

她或許經濟緊張，或許沒打算久做，不想在這上面投資。

“我們站點有，我去拿一輛給你，你先騎著。新車騎著會安全一點兒。”

他在的支付寶站點有備用電動車，可以租給新入行的小哥。她有點兒動心。

“我沒能力改變別的，只能讓你更安全點兒。這樣我會放心一點兒。”

她接受了他的幫助。

晚上9點鐘，他收到她的短信：“下班沒有？”

“我沒事兒，在休息。”他急忙送掉剩下的幾單。

“要不，我們吃個飯吧。”

他問清她在哪里，推薦了附近一家菜館。那是個小餐館，消費不高，菜品說不上好吃，也不難吃，不過環境還可以。

終于“見面”了，她像他想象的那么漂亮，不僅有“小燕子”似的大眼睛，還有“小燕子”似的鼻子，加之小麥色的皮膚和長長的馬尾辮，不比“小燕子”遜色。他們面對面坐著聊了起來，她說她在美團干得不大愉快，倒番苦水。他說他也一頭霧水，剛接管一個小隊，下邊20來號人，沒一個認識的，不知工作怎么開展。他又“策反”她，勸她過來。她沒答應，也沒反對。

在那之后，他們有來有往，他隔三岔五給她發個短信：“吃飯了沒？要不要一起吃個飯？”飯吃多了，漸漸熟了，這是中國式交往。她終于被“策反”過來了，可是她已熟悉那邊的模式，對這邊很不適應，每天鉚足勁兒也就跑20來單，賺的不僅沒多，反而少了，這讓她煩惱。對他們來說，賺錢是王道，賺不到錢也就沒道理可言，她像打水漂的石子在袁緒楠他們那兒干兩天就去跑眾包了。

這邊的模式沒熟悉，卻熟悉了袁緒楠。他是農民工的第二代，像安徽鄉下的種子播撒在無錫的街巷，在那座城市讀了小學和中學。2002年，他考上中專，學的是電子技術應用。20世紀80年代，一張中專文憑可以改變農家子弟的命運，可以農轉非，可以分配到企事業單位，當上國家干部。21世紀的中專跟讀職高幾乎沒有區別，畢業后就匯進了打工大軍。

袁緒楠打工七八年時，遇到一個女孩。21世紀的婚姻猶如麥當勞快餐，來個雙層吉士漢堡，加杯可樂，填飽了肚子，抹一下嘴巴就出來了。他們也許還沒明白婚姻是什么就懷了孕，生下孩子，只得順水推舟地結了婚。這時，卻發現睡在身邊的人不是自己想找的，又沒耐心過下去，只得離婚。

在兒子三歲時，袁緒楠跟前妻離了婚。那樁婚姻猶如一只高腳杯，沒兩年就破碎了，前妻走了，把兒子留給了他。袁緒楠帶著兒子艱難地過了幾年。終于熬到兒子上學，他把兒子托付給了母親，到嘉善打工。2019年11月，聽說在杭州做外賣賺錢挺多，他就過來了。在這個站點沒干幾天就去跑眾包，兩個月后趕上疫情，也有過焦慮、煩憂、迷茫。2020年6月，他又回到這個站點。

情感往往是朦朧的，朦朧得自己也說不清是什么。袁緒楠也搞不清楚是拍她的背影喜歡上了她，還是想把她拉進站點賺到那筆錢。他想了解她，讓彼此的關系再親密些，甚至想……他又不敢想，她做外賣不過是權宜之計，就像棲在枝頭的小鳥兒，跳來跳去，一眨眼就飛走了。他和隊里那幫兄弟也不想做一輩子外賣，可是有幾人能跟她相比？

“你在哪？”半夜11點多，她的聲音有點急促。

這段時間他們在一起吃過一兩次飯，他教她跑眾包的技巧，如何處理棘手問題……

“你有什么事？慢慢說，著什么急呀，哪怕手里有單子，你也不能這么著急，超時就超時，大不了扣錢。”

不過，他有點兒緊張，估計她是出事了，否則絕不會找他。

“快過來……”

“趕緊給我發個定位。”

他急三火四地趕過去，好在不遠，兩分鐘就到了。她的車子沒電了。

幾天后，她又給他電話，車又壞了，他又趕了過去。他也許該感謝她的車，讓她找他。

“你是不是還在跑？”兩天后，半夜11點多，他給她電話。

她果然還在跑單。他要來她的定位，趕了過去。她還有四個單，他們二一添作五，一人送兩個。送完單時，已經12點多了，她還要接單，他生氣地摁住她的車頭，把鑰匙拔下來：“這么晚了，出了事怎么辦？你連個親戚都沒有，誰也不知道。”

她從小就是孤獨的，父親過世得早，母親把她留給了爺爺奶奶就改嫁了。后來，她在西安讀了四年大學，做過電商。疫情肆虐，電商做不下去了，只好做外賣以渡過難關。

她跑的眾包不像專送，像散兵游勇，人跑出去了，在哪兒？沒人知道。若沒有點餐的催單，丟了都沒人找。專送則不然，小哥跑出去了，在什么地方站點很清楚，他要是長時間不動，訂單超時，站點會跟他聯系。如發生車禍，站長會在第一時間趕到。

“白天太熱了，晚上涼快點兒，多跑幾單。”

他勸她回到他那去，別跑眾包了。

“為什么？”

“我不想你晚上這么累，不想你這么辛苦……”他說出壓在心底的話，“雖然我不是很有能力，不能掙很多錢，但是我想關心你，想照顧你。你也應該發現，我是一個很愿意跟人開玩笑的人，看上去有點兒不正經。其實了解我的朋友知道這是個表象，是我想讓別人看到我的樣子。我自己心里有什么事只跟很要好的朋友講。”

她很生氣，也許想，你以為你是誰？他也很生氣，不歡而散。

她沒再聯系他，他也沒聯系她。一天，同事告訴他，那個女孩回站點跑專送了。這是什么意思？這既讓他意外，又讓他生氣。杭州有這么多站點，她偏偏選擇這個；他以為在這個站點他是跟她關系最好的，她卻通過別人回來了。站點的許多人知道他在追她，他覺得：我幫你這么多，你怎么也該把我視為朋友吧？哪怕是普通朋友呢。她這一做法讓他很沒面子。

真正愛一個人是可以生氣的，不過那氣像充在扎孔的輪胎上，過不了多久就會泄掉。他沒有因此而心生怨恨，選擇理解她。他清楚她不想跟他談戀愛，以這種方式拒絕他，想跟他保持朋友關系……

袁緒楠可不想就這樣拉倒。他跟站長李飛請求把她分到他那個小隊，要跟她保持密切聯系，時時刻刻給她以關照，他要用自己的愛去焐熱她的心。也許他們站長像季海麗那么清楚小哥找對象不容易，想成人之美，就答應了他。這樣，她進入了他的小隊，他一如既往地關愛她，“粗暴”干預她的事情，動不動就約她吃個飯。盡管她沒答應他，極力保持距離，可是不論他，還是小隊的其他小哥，都視她為他的對象。

2020年11月，出了車禍，這次不是她，而是袁緒楠。

立冬了，天陡然短了許多。下午4點，天色就像打翻了墨水瓶，眨眼工夫就黑下來。人的視覺一下子還適應不了這種變化，袁緒楠騎電動車取餐，一輛收廢品的三輪車從坡上倒著溜了下來。發現時，已躲不開，他一抬腳，正好踢在三輪車廂的板子上。他從車上飛了出去。從地上爬起來，扶起電動車，沒感覺到痛，還以為自己沒事呢。三輪車車主見他還能動，想跟他私了。

“我為什么跟你私了？我肯定要報警的。”他生氣地說。

站長叮囑過，發生交通事故要在第一時間報警，哪怕交警判你全責也沒關系，公司已給你上了保險。袁緒楠一邊報警，一邊通知站里，也告訴了她。此時，正值晚高峰，她在忙，一時趕不過去。站長倒是在第一時間趕了過去，陪他去了醫院。他腳趾的骨頭斷了三根。

一片烏云遮蔽他的心，公司的年終獎勵政策剛出臺，這下沒有他的份了。

第二天，她拎著一鍋燉好的豬蹄趕了過去。他既高興又糾結，高興的是她心里還有他，糾結的是自己不該拖累她。他想回家，又怕無錫那邊出現疫情，過完年回不來，還怕讓父母擔心，出門打工沒賺多少錢，卻拄拐回來了……

“要不你搬到我那去吧。”那兩天，她既要跑單，還要不時過來照顧他，管他吃喝，忙得團團轉，許多時間都消耗在路上。

這是他求之不得的，這意味著彼此的關系有了突破。因禍得福，真該感謝那位倒霉的三輪車主，有時那八竿子打不到的無意之舉，甚至失誤，為你提供了寶貴的機遇。她住的是“蝸居”，逼仄，一個臥室、一個衛生間，沒有廚房，吃靠外賣，不過可以熬點兒湯，煮點飯或下個面條什么的。

在一起住了20多天，也許有了上次婚姻的教訓，也許袁緒楠成熟了，懂得哄女人了，兩人的感覺還不錯。最大的“障礙”就是這房子不行，太局促，兩個人加一只拐就活動不開了。于是，他們換了一間稍大點的房子。他也只能租這樣的，休病假有基礎工資，沒有跑單績效，收入大大縮水。住在一起后，她成了主婦，要洗衣做飯照顧他，跑單量減少，賺的錢也少了不少。

她回憶起他們的相識相處時說，他給她的第一印象是這個人挺兇，脾氣不好，還有點兒霸道，她告誡自己還是躲他遠點兒好。他解釋說，他的性格挺好，吃虧在眉毛上。等紅燈相遇時，彼此只露兩只眼睛，他的眉毛濃重粗壯，眉梢還有點兒吊，眉眼恰恰是個敗筆，眼睛修長，目光冷峻，給人以彪悍、不好惹的錯覺。他主動教她帶她，她覺得他樂于助人，但是很兇。他那晚霸氣的表白，讓她一時難以接受，再想想在這么一座上千萬人口的城市，人海茫茫，有誰關心自己的安危，有誰打個電話就能跑過來幫自己修車？

春節前后，有些小哥回家過年了，站點人手緊張，袁緒楠晃動晃動受傷的腳，覺得恢復得差不多，可以跑單了。站長李飛說，不行，你要好好養傷。傷筋動骨一百天，更何況他斷了三根骨頭。可是，作為隊長，他要為站點著想；作為男人，他要為自己的女人、為這個家，還有遠在無錫的父母和兒子考慮。他那些年在家帶孩子，沒怎么打工，還有債務沒還完。

年剛過，還不時有零星的鞭炮聲響起，袁緒楠就上工了。有了她，他感到有了奔頭，跑單量多了，他們又改善了一下居住條件。他自己單住時每月房租800元就夠，現在要3000多元了。他不能讓她受委屈，要讓她住得好些，舒適些。新租的房子比前邊的好了許多，相當于公寓房，有獨立衛浴和廚房。

袁緒楠很會做飯，變著花樣做給她吃，今天炒兩個小菜，蒸條魚；明天買點蝦，或吃牛肉，或吃火鍋、烤肉。他也有缺點，用他的話說就是想改又改不了的“臭毛病”，比如說喝酒，生存壓力過大，有時就約幾個哥們到酒館喝兩杯，控制不住就喝高了，回家很晚，還會把家里搞得亂七八糟。

她也沒嫌棄，人么，總得有點缺點。沒缺點的人是圣人，圣人是不可愛的。不過，她也不能任由他的缺點泛濫，給他定了規矩：在外喝酒半夜12點前必須回家。這對袁緒楠來說有點難，喝高時哪里還知道鐘點？不過，她沒管住他，小區卻讓他降服了，他們設了門禁，半夜12點后就進不去了。這下好了，喝酒前必須跟哥們兒說12點前得回家。她好通融，電腦系統不行，這個管用。

他們的日子痛并快樂著。舌頭哪有不碰牙的，小摩擦總會有的。他惹她生氣了，他說兩句好聽的，哄一哄也就過去了。他說，沒有一點兒小摩擦，生活也挺無趣的。他對她很滿意，他說，“你說我有啥？長得也不好，收入又不是很高的那種，家里還有個孩子。我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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