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徐辰 讀庫

歷史學家的任務，不是給過去打分，而是理解歷史。

——戴維·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

《伽利略在羅馬宗教裁判所受審》，克里斯蒂亞諾·班蒂 繪，1857年。

十七世紀初期，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伽利萊因寫作并出版為日心說辯護的著作，而遭到羅馬教廷的審判與迫害，不得不違心地做出放棄日心說的承諾，卻在之后喃喃自語道“可是，地球還在轉動”。身后，他的學術觀點終于被正名，成為對抗愚昧宗教衛道士的科學英雄。

上面這個故事，是我小學時耳熟能詳的傳奇之一，想必很多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朋友也會有所記憶。然而隨著年歲增長，這個故事卻變得越來越虛幻縹緲，而且極度可疑。

尋找四百年前的真相

在哪里能讀到這本給伽利略惹來麻煩的著作？他到底說了什么？宗教裁判所具體是個什么樣的地方？是誰主持了審判？具體的審判過程是怎樣的？

就好像伊利亞·雅科夫列維奇·馬爾沙克在我的腦瓜里擺開桌案，念叨著俄文版的吉卜林打油詩：“五千個在哪里，七千個怎么樣，十萬個為什么……”

《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一書那會兒在國內已有中譯本，是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我小時候非常遺憾沒能讀到。第一次閱讀本書，已是二十多年前我留學東瀛期間的事兒了。

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譯本。

我當時閱讀的是青木靖三在巖波文庫出版的譯本。這位學者是日本有名的文藝復興時期科學史及伽利略研究者，他在巖波新書刊行的伽利略傳記也堪稱珠玉之作。

青木靖三翻譯的《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日譯本，巖波文庫1959年至1961年分上下兩冊出版，后多次再版。腰封上的一枚黑色五角星代表一百頁厚度及四十日元售價，詳見拙作《教養之托付》。

隨著接觸的資料越來越多，便越來越清楚之前疑惑的原因所在。說到底，與“圍繞日心說的宗教與科學之爭”本身相比，更重要的是，想要用現今我們所掌握的知識量和價值觀為基礎，去硬套四百年前的社會事件。這不是一種理智的方法。同樣也適用于歷史研究的其他領域。

對很多現代人來說，中世紀到近代早期的一些科學觀點可能是愚不可及的，但是不要忘記當時人類所能掌握的信息程度，以及這一限制對外部認知所產生的制約。正如《西方科學的起源》作者戴維·林德伯格所說：

倘若我們根據現代物理的準則來評判亞里士多德的運動理論，或許就會覺得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傻瓜，沒有能力得出符合事實的結論，甚至是理智的結論。但倘若此時我們根據的是這一理論所意欲回答的問題、期望它所符合的標準，以及期望它所納入的更廣大的理論框架，我們的判斷就會大不相同。

這一考慮到事物來龍去脈的能力，是正確的歷史實踐之核心，也是在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做出合理判斷必不可少的技能。

要想梳理并理解伽利略審判——這起發生在數百年前的歷史事件，看似快捷簡單、大而空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為它原本就很復雜，必須身臨其境步入當事者的時代背景，悉心剖析每一個細節，才有可能看清事實。以教宗烏爾巴諾八世為例——說到對伽利略的第二次審判，這位教宗無論如何都是個繞不過去的關鍵人物。

如此有力的盟友

此人俗名馬菲奧·文森佐·巴貝里尼，出生于佛羅倫薩的富商巴貝里尼家族。巴貝里尼家族原本就是教廷的大施主，自身也在羅馬和比薩接受過良好教育，年紀輕輕便被任職于教廷的親戚提攜，輔佐時任教宗西斯篤五世（1585-1590年在位），到克萊孟八世（1592-1605年在位）時被擢升為教廷首席書記官。

之后，他作為教宗使節前往巴黎，應對宗教改革事務，并為教宗與歐洲各國教俗勢力進行博弈。因而雖說是出家人，但他對世俗政務卻有著敏銳的認知和豐富的實操經驗。1604年，他被克萊孟八世任命為納匝肋主教。納匝肋?1;是圣母領報之地，也是耶穌基督成長的地方。雖說當時此地歸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當主教只是領個虛職，倒也足見馬菲奧領受的尊榮。

1606年，三十八歲的馬菲奧成為樞機。1623年7月8日，教宗額我略十五世病亡，這已經是他輔佐的第八位教宗了。之后的教宗選舉可謂一片混亂，多名有選舉權的樞機身患熱病不能出席，選票都沒能好好準備；加上馬菲奧的競爭對手也臥病不起，這場選舉幾乎是走過場般匆匆了事。8月6日，馬菲奧當選教宗，是為烏爾巴諾八世。

教宗烏爾巴諾八世（1568-1644）

這位教宗在歷史上留名，多半的確是由于對伽利略的指責和宗教審判。然而，他實則是當時意大利智識之士和藝術家的堅定后援。烏爾巴諾八世本身就具備極高的藝術素養，當時的大藝術家吉安·洛倫佐·貝尼尼諸多流傳后世的名作，都是在他的邀請和資助下完成的，例如圣女彼彼亞納堂立面和彼彼亞納雕像、圣伯多祿大殿祭壇上耗費十年完成的銅質華蓋、烏爾巴諾八世本人的墓穴，以及這位教宗的私人宅邸巴貝里尼宮?2;的部分工程。此外，他和侄子弗朗切斯科還邀請法國畫家尼古拉·普桑和西蒙·武埃到羅馬生活創作，給予慷慨資助。后者回到法國后，對當地巴洛克藝術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另一方面，烏爾巴諾八世也是個非常現實的實用主義者。他曾命令占星術士為各位樞機測算壽命；為祛禍消災，還從大牢里釋放了被關押二十多年的激進學者托馬索·康帕內拉，讓其到羅馬擔任自己的占星術顧問；在拉特朗宮的教皇居所焚香燃星燈，大張旗鼓地進行違背基督教教義的巫術儀式。

烏爾巴諾八世的紋章上有三只蜜蜂，以及象征教宗的天國之鑰和三重冠。

烏爾巴諾八世與伽利略本人的關系更為微妙。他成為教宗前就與伽利略私交甚密，可以說是伽利略在教廷最有力的庇護者之一。1615年，伽利略因在給學生卡斯泰利的信件中解釋對自然法則的看法，并以此委婉表達對哥白尼日心說假設的支持而被多明我會修士告發。

翌年，他在羅馬宗教裁判所接受第一次審判——幾乎是安全脫身。羅馬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由多位樞機擔任，馬菲奧·巴貝里尼當時就位列其中。

1616年的審判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伽利略是托斯卡納大公首席數學家兼哲學家，有大公的強力背書；其次，教廷內部的勢力斗爭，特別是他與馬菲奧的親密關系幫了大忙。

伽利略原本就是個很慎重的人，知曉關于天體的自然哲學研究很容易踏入非世俗領域的雷區，因而早在1612年籌備出版《關于太陽黑子的書信》時，就將稿件副本呈送馬菲奧，以探后者的態度。馬菲奧閱后回信表示支持伽利略的觀點，還附言自稱是“親密的年幼弟兄”。著作正式出版后，馬菲奧也致信伽利略，宣布該書是“令我期待已久，百讀不厭的佳作”。

要注意的是，在那個年代的意大利，此類私人書信實際上承擔著類似于當今網絡社交平臺發言的功能，其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將副本公之于眾，以表達觀點或獲得支持。

1618年秋，三顆彗星相繼出現，引起廣泛關注。伽利略受邀解說這一天象，因痛風下不了地，他并沒有實際觀測，托學生之名刊發了《論彗星》一書，其中的內容與事實相去甚遠。這本書遭到耶穌會修士——數學家格拉西以筆名出版的《天文學與哲學的平衡》反駁。

于是，伽利略在1623年以真名出版《試金者》一書予以反擊，寫作口吻絲毫不留情面。而就在本書出版前，馬菲奧當選教宗。伽利略立即著手修訂，緊急添上敬獻給這位新教宗的獻辭，扉頁還畫上了巴貝里尼家族的三蜂紋章。

伽利略著《試金者》扉頁（1623），可看到烏爾巴諾八世的家族紋章。

烏爾巴諾八世收到《試金者》后，表示非常喜歡，甚至于就餐時，在餐桌上放聲朗讀其中的內容，無疑是公開表達對伽利略的支持。之后，伽利略的學生卡斯泰利來到羅馬，擔任教宗兩個侄子的家庭教師；而他交往二十多年的好友喬萬尼·奇昂波利也在教宗面前日益得寵。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羅馬，特別是教廷，為伽利略撐腰的盟友比比皆是。

一步步身陷風暴

盡管局勢對自己如此有利，伽利略在撰寫后來成為《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后簡稱《對話》）的新作時，還是極度謹慎。

根據1616年審判后得到的建議，他向烏爾巴諾八世許諾，僅將日心說作為數學假設，且采用對話體撰寫本書。書中內容由三個虛構人物通過對話形式講述，分別是傳達伽利略本人觀點的薩爾維阿蒂、為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學說辯護的辛普利邱，以及保持中立的沙格列陀。

這類寫法在當時很常見，也是一種巧妙安全、易于規避風險的手段，能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作者只是在記載或轉述多方意見，并不主動闡述單方面的主張，不下結論，自然也不必為某項觀點負責。

為進一步確保安全，伽利略前往羅馬探查宗教裁判所所長尼科洛·里卡爾迪的口風，獲得了令他滿意的答復。但隨之而來的鼠疫似乎預示著麻煩即將到來。因疫情蔓延，伽利略一度無法前往教宗國，只得放棄在羅馬出版的計劃，改為在佛羅倫薩出版。由于兩地的出版許可不通用，伽利略又將書稿送交佛羅倫薩具有正規宗教審查資格的異端審判官。至于羅馬宗教裁判所方面，由于成書長達數百頁，伽利略提出只將序言和結論部分交給里卡爾迪審閱，獲得后者的同意。

但在實際操作時，問題就來了：佛羅倫薩負責審稿的異端審判官埃吉迪，由教廷任命且具有正當資質，但實際上卻是托斯卡納大公的人。因而，他對書稿的態度完全不能代表在出版前未能通讀正文的教宗和羅馬宗教裁判所。

埃吉迪給書稿頒發印刷許可后，里卡爾迪對序言和結論部分的意見才送返伽利略——羅馬方面告誡伽利略，結論部分還是要加入教宗的觀點，即切不可使日心說脫離數學假設的范疇。顯然伽利略后來的處理未能滿足教宗的期許。

《對話》于1632年2月出版，待到鼠疫稍微緩和，才于5月底向羅馬教廷的要人敬獻。7月25日，里卡爾迪致信埃吉迪，言明教宗要求將此書“扣押”。

自此，伽利略逐漸身陷風暴，最終被召往羅馬接受第二次宗教審判。

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呢？

原因或許很多，畢竟當時日心說與地心說已事實上并存近百年，而后者并非羅馬教廷的正式教義。對教會而言，兩者究竟孰是孰非，與其自身并無直接的利害關系。這個時代的科學研究，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必定與宗教水火不容。

日心說事實上脫胎于基督教的自然歷史，處于自然哲學階段，即對自然現象與其成因的系統理解與理論驗證，是一種以綜合、統一解釋自然法則（或自然之道）為目標的形而上學。這門學科的學者，包括伽利略在內，大都是在基督教世界觀的范疇內摸索、探究，將自然看作神留給人類的話語、信息，希望從中捕捉神的“道”?3;。因此，對于這個時代的基督教科學家而言，科學之本真必定指向神學之本真。

鑒于此，伽利略審判事件中，人的因素顯然占比極大，教宗烏爾巴諾八世難辭其咎。但這位伽利略曾經的有力支持者，為何立場如此大變？

戰火已被點燃

即便是身為出家的圣座，教宗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孤獨時會傷感，手握刀鋒也會淌血。即便手里拿著天國的鑰匙，三重冠冕也不是那么好戴的。在人性的弱點方面，被教廷公認為首任教宗的圣伯多祿可謂最佳典型。這位耶穌基督口中的“磐石”，在客西馬尼園，耶穌被賣之夜，不也一樣因為懼怕而三次不認主嗎?？

《圣伯多祿三次不認主》，米開朗基羅·梅里西·達·卡拉瓦喬 繪，1610年。

寫作《對話》的時期，是伽利略人生的高光時刻，卻是烏爾巴諾八世的人生低谷。在他就任教宗之時，始于波西米亞-法爾茨之戰的三十年戰爭正在歐洲大地打得如火如荼。

法爾茨在歐洲宗教爭端中嶄露頭角，大約是在1577年。當時，英女王伊麗莎白派遣菲利浦·西德尼前往神圣羅馬皇帝魯道夫二世處，吊唁先皇馬克西米利安二世。西德尼在旅途中拜會了德意志的新教領主們，他本人由于叔父雷斯特伯爵的影響，屬于比較激進的反西班牙積極派。

當時法爾茨選侯路德維希六世的弟弟約翰·卡西米爾與黑森方伯亦是激進的宗教改革支持者，卡西米爾給旅途中的西德尼去信詢問組織歐洲反天主教聯盟的想法，但未見實際成果。卡西米爾任攝政后又抱上了法王亨利四世的大腿，為后者對德進攻計劃出了不少力。卡西米爾死后，親政的腓特烈四世對宗教改革和與法國的合作更加熱心。

在法爾茨的對法政策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安哈爾特侯爵克里斯蒂安。但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身亡后，克里斯蒂安只得把賭注押在國內的新領主腓特烈五世身上。

腓特烈五世盡管年輕，仍有登上新教聯盟盟主的潛力：首先，他是帝國的首席世俗選侯；其次，他的伯父貝戎公爵是胡格諾派的一方領袖，與法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再次，他與荷蘭有著血緣關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腓特烈五世于1613年迎娶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兒。對于一位未來的盟主來說，這些條件算是天造地設。

1612年，皇帝魯道夫二世駕崩后，帝國形勢急劇改變。眾所周知，魯道夫二世個性怪異，他從維也納搬到布拉格，熱衷于占星術、煉金術和機械裝置的研究，政績平平。然而，這位皇帝治下的布拉格卻經歷了一個較為寬容的時代。他資助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對猶太人的壓迫也較為松緩，甚至還招收了一個猶太喀巴拉學者作為顧問。在此期間，波西米亞的新教徒也受到寬容政策的恩惠。魯道夫死后，他年老的弟弟馬蒂亞斯坐上皇位并被選為波西米亞國王，對于之前的寬容政策并沒有過多干涉。

馬蒂亞斯二世行將就木時，波西米亞國王之位已改選給施蒂里亞公爵斐迪南。此人受耶穌會教育熏陶，是狂熱的天主教信徒，一上臺便下手推翻魯道夫二世時代的寬容政策，引發波西米亞新教徒的不滿。

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1578-1637）

一年后，在布拉格發生第二次“擲出窗外事件”，波西米亞人宣布廢黜斐迪南。1619年8月26日，改選腓特烈五世為波西米亞國王。

早前，腓特烈已是選侯。因此，一旦他就任波西米亞國王，政治天平就會明顯傾斜，接受王位就意味著與哈布斯堡家族開戰。大部分德國新教諸侯認為這個山芋過于燙手，腓特烈的母親?也希望他拒絕王位。

但到9月28日，腓特烈給波西米亞的叛軍去信，答應接受王位。在寄給伯父貝戎公爵的信中，腓特烈稱“這是我必須遵從的神意，我惟有全身心侍奉神與祂的教會”。此時，腓特烈對丹麥、荷蘭和丈人治下的英國抱有堅定的信念和希望，甚至期待法國能幫助他牽制皇帝。

9月27日，腓特烈夫婦和世子從海德堡出發前往布拉格，沿途受到熱烈歡迎，在布拉格大教堂由波西米亞教會的牧師為其加冕。宗教改革派對這次加冕寄予厚望，其熱情不亞于二人成婚時的盛況。

加冕日出版的一幅版畫體現了這樣的情緒：華服的腓特烈夫婦立于神名之下，腳下圍繞著代表新教勢力的四頭雄獅——頭戴寶冠的法爾茨之獅、尾分兩股的波西米亞之獅、手持寶劍的英格蘭之獅和手持箭矢的荷蘭之獅。

四頭雄獅簇擁著波西米亞國王與王妃。1619年加冕日當天于布拉格出版的版畫。英國國立肖像畫館藏

帝國方面，斐迪南于8月在法蘭克福會議上被選為神圣羅馬皇帝。手中缺兵的新皇帝得到天主教勢力的資助和傭兵，當即對波西米亞軍隊形成壓倒性優勢。

1620年11月8日，安哈爾特侯爵率波西米亞和法爾茨聯軍在布拉格郊外的白山迎戰巴伐利亞公爵麾下的帝國雇傭兵與天主教盟軍。聯軍一敗涂地，腓特烈帶著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倉皇逃往荷蘭。

同年9月起，斯皮諾拉率領西班牙軍隊橫掃法爾茨，留在海德堡的腓特烈之母和年長的兩個孩子逃往柏林，下法爾茨落入西班牙之手。而腓特烈的丈人詹姆士一世當時對西班牙仍抱有幻想，也未對他進行實質性的支援。在王位上只坐了一個冬天的腓特烈也因此被譏諷為“冬王”。他的家族沒能再回到法爾茨，只得在海牙經營一個流亡宮廷。

命運之輪上的哈布斯堡雙頭鷹與法爾茨雄獅，這幅寓意畫昭示著皇帝的勝利與“冬王”的潰敗。摘自1621年德國出版物，大英博物館版畫室藏

“冬王”戰敗后，波西米亞約七成土地被帝國吞食，新教徒被驅逐或強迫改宗，波西米亞教會遭到鎮壓。日后將德意志諸邦攪得支離破碎的三十年戰火就此點燃——波西米亞-法爾茨戰爭方才平息。不愿看到哈布斯堡家族坐大的法國便多方運籌，丹麥、瑞典等新教國家先后介入，演變為一場浩大的國際戰爭。

勝利的哈布斯堡雙頭鷹踐踏失勢的“冬王”，鷹爪正將他的王冠取下。摘自1621年德國出版物，大英博物館版畫室藏

三十年戰爭，從1618年打到1648年，德意志諸邦蒙受慘重損失，死亡八百余萬人。哈布斯堡家族振興神圣羅馬帝國的野心化為泡影，新教勢力在歐洲強勢崛起，對羅馬教廷來說，自然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期。

無可避免的審判

烏爾巴諾八世從就任教宗，直到去世，始終未能擺脫這場大戰的陰影，被迫在歐洲列強的夾縫中謀求生存。

此時的教宗不僅是天主教的宗教領袖，也是教宗國的實際世俗君主，無法在戰爭中獨善其身。加上百年前羅馬之劫的慘劇，時時敲響警鐘，烏爾巴諾八世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擴張和維持教宗國的政治版圖與影響力。例如1627年吞并絕嗣的烏爾比諾公國，最終使其治下的教宗國領土面積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

荷蘭畫家約翰內斯·林格爾巴赫的畫作，描繪了1527年的羅馬之劫，作于十七世紀。

為對抗神圣羅馬帝國，防止羅馬之劫重演，烏爾巴諾八世還努力強化教宗國的軍事實力。將奇維塔韋基亞港口擴建為要塞，還在梵蒂岡興建軍工廠，為強化圣天使堡的防御力，甚至將羅馬圣母與諸殉道者教堂?門廊天花板上的青銅板拆下來，熔鑄成八十尊大炮?。還因此招致爭議，催生出“蠻族都沒干的事，巴貝里尼干了”這句諺語。

與在三十年戰爭初期力保中立的額我略十五世不同，烏爾巴諾八世為對抗哈布斯堡家族而積極與法國聯手。由于后者雖為天主教國家，卻暗中為新教諸國撐腰。這樣的選擇實際上導致教宗在德意志諸邦的權威日漸喪失。

如此環境下的長期拉扯與繁重事務，令烏爾巴諾八世身心俱疲、神經緊繃。此時伽利略《對話》一書中的幾處內容引爆他的情緒，也就不足為奇了。

伽利略著《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扉頁（1632）

里卡爾迪于1632年7月寫給埃吉迪的信中有一條附注，要求后者明確回答“扉頁畫的三條魚到底是印刷廠加的，還是伽利略畫的？是什么意圖”。

這是由于這位教宗一向因任人唯親而遭受非議，懷疑書籍扉頁上三條海豚交纏成圈的圖案是影射自己提拔弟弟和兩個侄子擔任教廷要職。后經調查發現，三條海豚其實是本書出版商的商標，教宗方才罷休。

教宗烏爾巴諾八世和他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安東尼奧。他們兩個都是樞機。

最嚴重的問題可能在于書中結論的部分，伽利略或許的確采納了教宗本人和里卡爾迪反復轉述強調的要求，將教宗對天文學爭論的看法放在結論中。但從行文內容來看，卻像是在假借辛普利邱之口。本書雖然采用對話體，其中的傾向性還是頗為明顯，為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學說辯護的辛普利邱始終處于被駁斥和嘲諷的地位，而且“辛普利邱” （Simplicio）這個名字看似取自六世紀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西里西亞的辛普利修斯，實則具有雙重含義，另一個意思是引申自“單純”的“沒頭腦”。

無論這是伽利略有心為之還是純屬巧合，當承受著多方壓力的教宗看到自己的觀點從書中丑角嘴里說出，極有可能認為這是公開侮辱。以至于后來他強硬拒絕羅馬宗教裁判所提出的折中方案（進行世俗審判），堅持要求對伽利略進行宗教審判。

不僅如此，三十年戰爭的風云還在此時直接造成伽利略的盟友奇昂波利在教宗面前失寵。此人與西班牙關系密切，而西班牙在戰爭階段與法國對立，自然招致對法持合作態度的教宗不滿，最終被掃地出門。

因而，當托斯卡納使節在1632年9月為伽利略的著作出版流程合規性辯護時，遭到教宗激烈駁斥，稱自己根本沒有讀過書稿，是被伽利略和奇昂波利“合伙騙了”。

至此，對伽利略的第二次宗教審判已經無法避免，近代歷史一大事件的大幕就此拉開。

何以拆解復雜的歷史

以上這些，也不過是整起審判事件的冰山一角。1616年和1633年，兩次伽利略審判中，前后牽扯的人物何止數十。而十七年間的國際風云、教宗國內憂外患、教廷內部的明爭暗斗、教宗本人的心境、自然哲學的定義與神學思考、疫情對溝通的影響、各地出版審查人員的差異、有力支持者的突然死亡或失勢，都在事件中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若不能一一將細節來由排摸清楚，就根本不可能對整起事件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所謂專家應該是這樣一種人，對于很小很小的事情，他卻了解得很多很多。

多年前，為讀庫策劃小冊子，也就是現在的“讀庫本”叢書時，我為主編老六引述過這樣一段話。這是英國軍事史學家約翰·威克斯在其著作《反坦克戰史》中，引自尼克勒斯·麥瑞·巴特勒的感言。

人是復雜的，由人組成的世界是復雜的，由人類行為構建的歷史更是極度復雜的，任何將歷史研究簡單化、絕對化、機械化的企圖，都只會導向空洞修辭、神話想象、迷思捏造和虛無雞湯。

自十八世紀中葉起，歐洲的啟蒙運動將伽利略審判事件作為反抗教會蒙昧、秉承科學精神的范例而宣揚。出于明確目的性，對事實進行簡單化和扭曲，塑造出“科學與宗教抗爭”的人工神話。“可是，地球還在轉動”這一并無事實根據的著名迷思，也自此逐漸成型。

而伽利略的審判記錄逐步對公眾公開，已是十九世紀后半葉的事。打那之后，相關文件和書信陸續公諸于世。1984年，梵蒂岡宗座檔案館館長出版《伽利略·伽利萊審判資料集》；1998年，源自羅馬宗教裁判所的教廷信仰教理部開放檔案館，對伽利略審判事件的研究踏出新的一步。

諸位讀者手上的這本小書，是日本金澤大學科學技術史教授田中一郎?根據不斷更新的相關資料，聚焦針對伽利略的兩次宗教審判，于2015年在巖波新書?1;?出版的通識讀本。

本書以宗教審判制度為切入點，根據梵蒂岡宗座檔案館、梵蒂岡圖書館和信理部首次公開的審判資料，還原這兩次著名審判的來龍去脈，回答了伽利略為何遭受審判、審判過程是否公正、誰參與了審判、伽利略的實際地位與形象等問題。涉及天文學發展、宗教與自然哲學歷史以及十七世紀歐洲社會狀況等領域，并用相當筆墨拆解分析審判的錯綜起因，還附有判決文和伽利略本人的異端誓棄文——如本書譯者丁丁蟲老師所說，足可填補國內之前罕有伽利略審判方面的專著，也沒有判決文和伽利略異端誓棄文正式中文譯本的遺憾。

對我個人而言，選擇本書引進的原因還在于：它很像一座巨大迷宮的地圖殘片，為觀者步步解惑之后，又將更多蜿蜒迷路的入口展現出來，有興趣深究的讀者大可循跡深入，找尋另一片洞天。

老六在隨《讀庫2202》發出的致讀者信中，亦闡述了他對《四百年后的真相：伽利略審判》的感想。在此摘錄其中一段，是為結語：

寧可選擇復雜，而不是滿足于簡單；為“簡單的”歷史祛魅，還原并了解它的復雜，正是我們出書、讀書的意義所在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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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徐辰

又名Cliffx、范克里夫大尉、恒星際戰術絳蟲、

日丹諾夫第一一二工廠五號鍋爐房司爐工、

鮮卑利亞大規模殺傷性拖稿神拳第三十五代傳人

圖中正是作者徐辰本人

近代科學，何以誕生于基督教世界

文中相關注釋：

1. 納匝肋，即加利利地區的拿撒勒。

2. 巴貝里尼宮，現屬于意大利的國立古代藝術美術館館區。

3.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見《圣經》新約，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這里的“道”來自希臘語的“λ?γο?”，有“理性原理”或“法則”之意，英譯為“word”，既指“話語”，也有“真理”“道路”等含義。

4. 《圣經》記載耶穌被捕前說伯多祿在雞叫前會三次不認自己，后者果然因為懼怕被連累，而三次在公共場合宣稱不認識耶穌。見新約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三節至第六十二節。

5. 腓特烈的母親，“沉默的威廉”之女。

6. 羅馬之劫，1527年初，教宗克萊孟七世為與神圣羅馬帝國抗衡，支持法國與帝國作戰。帝國獲勝后因發不出傭兵軍餉，而被嘩變軍隊裹挾攻打羅馬。因實力對比懸殊，帝國軍于5月6日攻入教宗國心臟地帶，宗座瑞士近衛隊拼死保護教宗通過暗道逃入圣天使堡，隨后軍紀大亂的帝國軍和隨行土匪大肆劫掠、殺戮市民。羅馬之劫導致意大利文藝復興勢頭進一步衰落，教宗國影響力大減。

7. 諸殉道者教堂，即過去的萬神殿。

8. 部分用于制造圣伯多祿大殿祭壇華蓋。

9. 田中一郎教授即是青木靖三的學生。

10. 1938年11月，曾成功推出“巖波文庫”的日本出版人巖波茂雄效法英國企鵝出版社合作創始人艾倫·萊恩開創的鵜鶘鳥平裝書，逐步刊行B40開本的“巖波新書”，收錄通識啟蒙內容，與始自1927年的巖波文庫相輔相成。

原標題：《寧可選擇復雜，也不滿足于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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