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戰爭還可怕的“西班牙流感”的蝴蝶效應，美國修改移民法

當人類開始了定居的生活之后，重重災難席卷而來。一場接一場的戰爭令無數的城市生靈涂炭。14世紀的鼠疫，16世紀的沙門氏菌及天花奪走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戰爭與傳染病無疑都是人類歷史上的巨大災難，不少學者經過研究分析得出結論：傳染病與戰爭相比給人類歷史造成的影響更為深遠。

有一批學者以越南戰爭為例對戰爭與轟炸給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研究了戰爭期間美軍在不同地區的投彈量，并對40年后，也就是21世紀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比較。他們得出的結果是極其驚人的。那就是該地區遭受轟炸的規模與其后的經濟發展狀況毫無關聯。

那這是否只是個例呢？并不是。另一批學者對日本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后得出的結果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死亡人數達到300萬且國家財產損失了近1/4。即便在這樣的狀況下，日本后續的經濟仍然呈現蓬勃的發展態勢。遭遇原子彈襲擊而深陷火海之中的廣島和長崎與其他城市相比在后續發展中也并不存在任何差異。

戰爭的確造成了種種悲慘的景象，然而戰爭帶來的經濟影響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般嚴重。但是對傳染病的余波進行追蹤的研究者們得出的結論則恰恰相反。以西班牙流感為例，它在全世界范圍內奪走了超過5000萬人的生命，被認為是20世紀最大的悲劇之一。研究者們發現，西班牙流感給全社會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巨大傷痕。

1918年西班牙流感造成無數人的死亡，這是當時美國堪薩斯州一家醫院內的場景

經過1918年10月到1919年1月的流行期后，西班牙流感的蔓延情況雖然逐步有所好轉，但當時大約有1/3的產婦也感染了該疾病。這種疾病傳染性極強，在1919年6月前后出生的嬰兒中極有可能有相當一部分在胎兒時期就已經通過母體感染了病毒。專家們帶著這種假設對1960-1980年的人口統計結果進行了研究并得出了這樣的事實：1919年上半年出生的人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患有各類疾病的人比例較高，他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較低。這著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傳染病不僅會影響到每個個體的生活，也會顛覆整個社會的文化。很多社會學家都提出饑餓與傳染病的長期存續會造成厭惡敏感度（disgust sensitivity）的升高。類似于人體中與疾病直接抗爭的免疫系統，厭惡敏感度同樣在保護人體免遭感染的威脅，因此被稱為“行動性免疫系統”。該系統通過排斥那些看起來既陌生又危險的東西來避免實際感染，然而其副作用卻不容小覷。因為在此過程中，排斥外群體、親近內群體的“內群體偏向”以及只關注熟悉的、渴望的東西的“確認偏誤”都會被不斷強化。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每當歐洲鼠疫流行時就會反復出現猶太人和女巫遭到迫害的情形。統治者為了轉移民眾對政府的無能所產生的憤怒，將責任拋給了那些社會中最弱勢的階層。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僅在美國境內就造成了約67萬人喪生，這之后人們對“外群體”的排斥開始逐漸加劇，其最先造成的后果就是1921年移民法案的制定。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所以最初本沒有阻擋海外人口流入的想法。正如同前面我們談到過的愛爾蘭裔移民的大批流入。但當從歐洲來到美洲大陸的移民數量呈爆發式增長之時，人們開始逐漸排斥“外群體”。特別是當移民數量的暴增所造成的實際工資上漲受限、地價抬高的情況一一出現，限制移民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此外，36萬名年輕人參加在歐洲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遭遇死傷，這也成了人們對于“孤立”主義呼聲高漲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終，1921年，美國通過了《緊急配額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 of 1921）。該法案的核心在于規定各國每年赴美移民人數不能超過1910年美國人口普查中該國移民人口的3%。1924年政府對該法案做了進一步修正，各國赴美移民人數調整為不能超過1890年美國人口普查中該國人口的2%。實際上相當于關閉了移民通路。

《緊急配額法案》的出臺在社會各方面引發了巨大的變化。法案出臺前，僅1913年就有119.7萬人獲得了美國永久居留權，1922年則縮減為30.9萬，而1931年又進一步減少到了9.7萬。年均接受100萬名以上移民的國家突然之間減少人口流入會發生什么事情？尤其是在西班牙流感及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大批人員傷亡之后又會怎樣呢？

移民數量的縮減必然會在經濟方面造成巨大的影響，首先會出現的就是經濟增長率降低。1900年美國整體人口的14.7%，即1350萬人都是來自海外的移民。這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移民，美國的勞動力供給會出現巨大缺口。尤其是移民當中大部分是20-30歲的年輕人，在他們安家立業、生育子女的過程中對消費會起到巨大的刺激作用，然而移民數量的減少意味著這方面的經濟效益將明顯減弱。

移民數量的減少對經濟造成的第二個影響是實際工資上漲及企業收益減少。1870-1940年平均每小時實際工資的上漲幅度是2.48%，而同一時期的勞動生產率僅改善了1.51%。勞動生產率是指單位時間內生產某種產品的數量或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時間。比如，原本每小時能夠生產1輛汽車的企業在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熱情或改進技術手段后變成每小時能夠生產2輛汽車，那么將勞動者的工資提高為原先的2倍是不成問題的。但在生產效率幾乎不變的情況下只是提高工資，那么從企業的立場來看將很難繼續維持雇傭規模。僅從1910-1940年這段時期來看，年均實際工資增長率是3.08%，相較于1870-1910年期間的2.08%有了大幅度提高。正因為如此，在圍繞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展開探討時不少人才會將關注點放在“生產過剩”和“股市泡沫”上。能夠證實這一觀點的還有美國制造業企業的破產數量。1920年有2635家企業申請破產，而到了1928年申請破產的企業卻飛速增長至5924家。

《緊急配額法案》帶來的第三個影響是緩解了經濟不平等。新的勞動力無法流入的同時平均工資水平在提升，特別是曾因為移民的增加受損失最嚴重的低學歷、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也得到了快速提升。這就是特朗普總統在提出反移民政策時，低收入白人男性的贊成呼聲最高的原因所在。亞裔或西班牙裔移民的流入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對需要與他們直接競爭工作崗位的低學歷白人來說必將面臨經濟方面的困境。

就“緩解不平等”是否源自移民數量的減少這一點在美國學界也引起了諸多爭論。其中持反對意見者所強調的便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上任后實施的“新政”所產生的效果。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剛上任就制定了《全國產業復興法》，規定每周勞動時間為35-40小時，每小時最低工資為40美分。這些措施的確緩解了就業的不平等現象，而且還提高了勞動者加入工會的比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受經濟危機影響的企業在效益降低的情況下卻要維持工資的上漲，這反而會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在破產企業不斷增多的同時，另一些企業減少雇用新員工的現象不斷出現。所以，移民數量的減少反而讓隸屬于大企業工會的勞動者和工會以外的勞動者遭遇更多的不公平待遇。這種說法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到這里會有不少讀者對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社會會產生何種變化充滿好奇，我們將在接下來給我們的啟示當中加以詳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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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移民至新大陸的人口有多少？

1846-1932年間究竟有多少人從歐洲主要國家跨洋移民，沒有什么有效的辦法能夠進行準確統計，不同學者得出的結論多少都存在偏差。《繁衍：世界人口簡史》一書對這一時期歐洲主要國家移民至新大陸的人口進行了統計，英國和愛爾蘭是1800萬人，意大利是1110萬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是650萬人，奧匈帝國是520萬人，德國是490萬人，波蘭和俄羅斯是290萬人，瑞典和挪威是210萬人。這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美洲大陸，去往的國家依次分別是美國（3420萬人）、阿根廷和烏拉圭（710萬人）、加拿大（520萬人）、巴西（440萬人）。此外，去往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移民數也達到了350萬人。

觀察1820-2010年的美國移民的相關統計數據（見圖2-4）不難發現整個趨勢中呈現兩次快速增長。第一次從1840年開始到1920年結束，也就是愛爾蘭人的大遷移時期。這股巨大的移民熱潮隨著1921年《緊急配額法案》的出臺而終止。1965年伴隨《移民與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的通過，移民者數量再次開始增加。1991年，182.7萬人獲得了美國永久居留權，創下歷史新高。第二次移民熱潮與第一次有所不同，第一次時移民人口中歐洲人占了絕大多數，而第二次時引領熱潮的主要是亞洲人和西班牙裔人。根據2019年的統計可獲知，移民有大學本科學歷的人口占47.4%，高學歷移民人口的比重在大幅增加。兩次移民熱潮的移民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

人口移動及貿易遭遇困難之時，社會狀況會怎樣？

我最近閱讀了《歐洲經濟史》這本書，書中內容讓我很感興趣，這本書的作者針對過去的110年間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展現出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作了如下說明：

發展中國家持有更少量的資本，因此能夠獲得更高的（資本投資）收益率。高投資率可以有效刺激經濟增長。實際上，在投資與生產效率的提高之間存在著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服務業與農業兩大產業在發展中國家所占的比重較高。當勞動力從生產效率低下的傳統行業被重新分配至生產效率較高的近代行業（這里指制造業）當中去時將能夠獲得更多的收益。所有的這些因素預示著初期收入越低，后來的經濟增長率往往會越高。

上述段落非常清晰地闡釋了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但在1919年到1938年之間，也就是所謂的戰間期，這項理論卻完全不適用。

圖2-6展現出戰間期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之間的關系，越是人均收入高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越高，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困難”國家經濟增長率也較低。富有的國家變得更加富有，貧窮的國家則變得更加貧窮。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不過戰間期移民中斷、貿易減少是決定性因素。《歐洲經濟史》的作者對當時的情景作了如下回顧：

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戰間期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情況。1919年人均收入越高的國家，經濟增長率也越高。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1914-1950年，在發達國家的技術傳播至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缺少了最為關鍵的機制，那就是對于貿易、資本和人員的開放性，這一事實解釋了戰間期收入差異擴大的原因。兩次世界大戰有效地封鎖了國境。各個國家的貿易規模相較以前均有所下降，沉浸于民族主義的人們對他人滿懷疑心。貿易紛爭，民族主義復燃，再加上1929年后不斷升級的閉鎖態度阻礙了發展的進程。國際貿易急劇縮減，知識交換也隨之減少。

值得慶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種趨勢得以終止。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等政策為一蹶不振的歐洲恢復原狀給予了支持，在貿易方面締結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包括美國在內的大部分發達國家努力朝著消除貿易壁壘的方向發展。尤其是以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案》的出臺為契機而重新掀起的移民浪潮也成了促進世界平等的要素之一。

傳染病的時代，我們將會面臨什么？

通過研究傳染病大范圍擴散可能導致的后果，我們能夠得到以下三點啟示：

第一，人均收入增長的趨勢會逐漸明顯。人力不足而土地豐富的情況，相當于社會處于相對宜居的狀態之中。經濟的整體規模可能會縮減，但歸屬到每個人的所得反而會有所增加。

傳染病過后產生的第二種現象是出現“內群體”及“外群體”的界線劃分。一方面這是由于面對人口的大量死亡，將責任推卸給少數人是最為便捷的解決策略；另一方面是受到人類本能性的自我防御機制啟動的影響。1921年的《緊急配額法案》的出臺無疑是一個極具反轉性的事例，因為該法案所展現出的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居然出現了緊閉國門的情形。

最后一種現象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在經濟外向性縮減、國與國之間的交流減少之際，“自己人好好生活”的想法占據主導也是理所當然的事。1930年出臺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美國為保護本國產業在1930年制定的貿易保護關稅法。由參議員里德·斯姆特和眾議員威爾斯·C.霍利提出，赫伯特·胡佛總統最終于1930年6月17日正式簽署，直到1934年6月12日富蘭克林·羅斯福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法》并廢止《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該法案造成全世界貿易量減少了66%。）就是典型的代表。當然，傳染病大流行之前也存在貿易保護主義。只不過由于自由貿易的好處非常明顯，因此，人們的抵觸情緒并不高漲。然而當抵觸心理不斷凸顯，再加上問責外部人士的氛圍形成，對于貿易保護的呼聲自然也會提高。

將上述這些現象體現得最為顯著的歷史時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戰間期。對當時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的調查顯示，越是生活富裕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越高。從美國的情況來看，盡管1929年經濟危機時期美國的經濟遭遇了嚴重的打擊，但由于移民遭到限制，勞動者實際工資上漲，加上內需市場龐大，因此，出口的減少所帶來的沖擊顯得相對較小。

相反，戰間期人均收入低的國家生活則變得更加困難。不僅人們的移民之路被阻斷，而且由于無法向發達國家學習先進技術，低收入國家失去了掙錢的渠道；即便千辛萬苦投資建廠，產品卻又出口無門。韓國曾經也是如此。大部分情況下，對于經濟落后的國家來說出口是解決問題的唯一對策。原因在于即便廠方將質量上乘的產品投入內需市場，人們也不具備購買這些產品的能力。

戰間期的情形非常有必要引起我們的重視。經歷了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我們能夠切實地感受到在發達國家存在著眾多支持反移民、反自由貿易的人。希望世界各國的領導人能夠認真反思一下戰間期給我們帶來的啟示。

本文摘選自《金錢何以改變世界：傳染病、氣候變化與金融危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標題為后擬。

《金錢何以改變世界：傳染病、氣候變化與金融危機》，【韓】洪椿旭/著 鄭丹丹/譯，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