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里，我提到“法治”與“法家”的截然不同。有朋友表示不解，不都是“法”嗎？近日接踵而至的“熱點”大案，也讓我覺得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再多說兩句。

虐童案大家都知道了。人心詭詐，壞到極處，說虐童案中的當事人豬狗不如，這都是對豬和狗侮辱，豬狗能有人那么壞嗎？于是有人主張手起刀落，重典治亂。

但面對人性的敗壞，法律從來都是滯后的。

每個人的內心中都有邪惡的成分，因此，一種合理的制度一定要盡力約束人性中的邪惡，而一種糟糕的制度則會不斷激發人性深處的幽暗。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醒我們，如果人們被一塊“無知之幕”遮蓋，這塊幕布讓人們暫時不知道自己將處于何種階層、性別或民族，也不知自己的教育水平，身體健康還是病弱，家境貧窮還是富裕。那么，人們會選擇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呢？

是純粹的弱肉強食的功利主義嗎？當然不是，雖然你可能生來就是“高富帥”，但也可能只是隨時等待清退的“矮窮矬”。

是純粹的自由放任主義嗎？當然也不是，雖然你很可能奮斗成為馬云強東，但也可能會在自由競爭中成為窮鬼中的窮鬼。因此，你要避免一種可能讓人一無所有，卻得不到任何幫助的制度。

所以，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的遮蓋下，會產生兩種公正原則：一是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這一原則要優先于社會功利和總體福利的考慮。即便你成為了底層中的底層，你依然擁有一些基本權利是任何人無法干涉的。

第二個原則關心社會和經濟的平等，盡管它并不要求一種平等的關于收入和財富的分配，但它卻允許那些有利于社會最不利者的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換言之，要用差異原則來糾正市場競爭產生的不公平，每個人所擁有的才能和天賦是不平等的，如果大家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賽跑，比如對豪門巨室的孩子和白屋寒門的孩子適用同樣的競爭規則，那么最后會出現一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因此公共政策上應當向弱者適當傾斜，而非讓強者通吃一切。

這種差異原則把自然才能看成一種公共資產，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生和天賦，也無法決定我們一生所能遇到的機遇，這些東西看似屬于你，但又不屬于你，那些受到上天寵愛的人們，無論他們是誰，只有當他們的好運氣改變了那些不利者的狀況時，才能從自己的好運氣中獲利。在天資上占優勢的人們，不能因為自己天分較高而僅僅自己受益，而要通過抵消那些訓練和教育所產生的費用，從而幫助哪些比較不幸的人們。沒有人應當得到更大的自然能力，也沒有人在社會上值得擁有更加有利的起點。

在當下中國，我們最要警惕的是一種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也即在傳統法家的思想上冠以市場經濟和法治的幌子。

法家崇拜權力，權力永遠超越法律，知法守法只是針對老百姓而言的，權力則高高在上，可以任意悔法造法。“法治”、“法家”雖只一字之別，但卻差之千里。韓非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而境內卑賤莫不聞名知也……用術則親愛習近莫之得聞也，”(《韓非?難三》)在法家看來，最重要的不是法律的規定，而是領導的心思，當然領導的心思不是誰都能體會，只有領導身邊的人才能真正揣摩。有趣的是，今天的法家經常打著法治的名義，這完全是掛羊頭賣狗肉。

法治的本質在于對權力的約束，這和法家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法治的精神來源于對人性幽暗面的洞察。人性中那些天然的良善和道德，時刻面臨著各種嚴酷的試探和特權的侵蝕，并且事實無數次的證明，我們的人性最終無法抵制這些致命的誘惑。英國前首相威廉?皮特說：“不被限制的權力傾向于腐化那些擁有它之人的靈魂”。這也恰好印證了阿克頓勛爵的至理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當前的法家不僅頂著法治的大帽子，還扯來了功利主義和自由競爭兩面大旗。一方面言必稱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不顧少數群體的死活。遺憾的是，最大多數往往是少數人所代表的。另一方面則以自由競爭來規避對弱者本應承擔的道義責任。對于城市中的弱勢群體，人們本應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甚至對他們的家庭在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要有政策上的照顧。但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之。

在這樣一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中，人們越來越對權力頂禮膜拜，而失去了對一切的敬畏，整個社會也就慢慢演變為弱肉強食的叢林生態。虐童事件不過只是叢林法則的一個小小的樣本。這種權力至上的思維不斷釋放著人性深處的邪惡。

而在權力傲慢的年代，以至于任何行業，人們都信奉強者為大，都不可能真正遵守規則，因為規則只對弱者有效，強者永遠跳出規則之外。因此，每天都會有熱點大案，個人是否會為熱點所砸中，那就全憑運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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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