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和研究生院教授沙朗·佐金（Sharon Zukin）在上海展開了短期的學術訪問，在上海紐約大學、同濟大學、半層書店等地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最新觀察。

從紐約的閣樓生活到對城市空間“原真性”的批判，從城市文化再生產的觀察到對全球各地商街的掃描……作為一名城市社會學者，佐金始終保持著對城市發展和生活形態變遷的高度關注。如今，她的研究興趣又聚焦于近些年全球各地興起的共享辦公空間（WeWork），相關研究也將出版專著。在半層書店，佐金以紐約為例，分享了從閣樓生活（Loft Living）到眾創空間過程中紐約城市空間的歷史演變，并尋找變遷背后的動因。

SoHo區：從工業棕地到藝術家街區

佐金一開始的學術訓練是在政治社會學領域。來到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任教后，因受到大衛·哈維等人的影響，她的學術旨趣開始轉向城市社會學。1970年代某一天，她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新聞，講到SoHo區里的小工廠主和工人們被業主趕出街區的閣樓，決定將這些廠房改造為公寓。作為一名城市社會學者，她覺得可以幫助這些人。于是佐金開始接觸這些人，并代表他們在當地的社區委員會里積極發聲，以保護他們免于被驅逐。

這一過程中，她也開始系統地研究自二戰后，SoHo區的閣樓生活和背后整個空間生產和消費機制的變遷。1982年《閣樓生活》（Loft Living）出版，在學術界引起轟動，被認為是當代城市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性質的著作。通過該書，這片街區回到了公眾的視野，并引發了人們對于后工業社會中象征經濟、文化資本、空間再生產、紳士化等問題的思考，該書告訴人們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佐金和家人目前仍住在SoHo區的閣樓里，以保持對街區的持續觀察。

SoHo區位于下曼哈頓地區，因在休斯頓街（Houston Street）以南（South）而合拼得名。19世紀以來，SoHo區由原來的獨立戰爭時期防御工事區轉型為具有特色的社區，建筑功能和鄰里關系也隨時間不斷改變。到19世紀中葉，早期聯邦和希臘復興風格的房屋被更堅實的磚石和鑄鐵結構所取代，這種建筑風格奠定了此后閣樓生活空間的格局，并延續至今。同時期，沿百老匯大街，一些奢侈品牌店、豪華酒店、劇院等陸續開放，同時許多小業主也進入街區，包括瓷器商、玻璃品商、出版商、木匠、鎖匠等。

1860-70年代，經歷了美國內戰和金融恐慌后，SoHo區的人口和商業活動銳減。到19世紀末，大型紡織業開始進入該街區，SoHo區成為紐約紡織品的批發交易中心。二戰之后，紡織業大部分轉移到了美國南部，許多建筑空置出來，被倉庫、印刷廠等取代，有些建筑被拆除，變成加油站、汽車修理廠、停車場和車庫，此外還有數不清的小工廠小作坊，工作和生活都在鑄鐵閣樓里。

到1960年代，SoHo區成為一個典型的工業棕地：缺乏管理，閑置荒蕪，但仍在使用，有強大的再生潛力。也是在這一時期，紐約從市政府、銀行家到業主和市民們開始注意到文化和符號對于城市發展和營銷的重要性，開始推動文化戰略，在市中心打造文化藝術空間，樹立紐約作為文化之都的形象，代表如1960年代建成的林肯文化中心。

文化機構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引擎。1970年代以后，文化作為象征經濟開始主導城市的空間生產。與此同時，紐約和世界各地的移民和藝術家們也逐漸進入SoHo區，開設各種畫廊、設計師商店，改造原來的工人餐廳，建立起充滿藝術氛圍的生態系統。

1950-60年代，也是紐約經歷大拆大建的年代。以羅伯特·摩西、洛克菲勒家族為代表的市政當局和資本集團 ，與簡·雅各布斯為代表的文化學者、藝術家和社會人士，在紐約城市空間規劃上產生了激烈對峙。對于SoHo區，一方計劃修建快速干道，穿過街區來連接前往布魯克林的大橋和隧道；另一方則合力反對該計劃，因為這會破壞街區鑄鐵建筑群的完整性。

最終雅各布斯一方成功挫敗了該項目，這一過程中也加強了SoHo區的藝術家群體和居民的的身份認同。1973年，SoHo區被劃定為鑄鐵建筑歷史街區，成為美國第一個被指定為歷史街區的地方。這不僅保留了SoHo區作為文化街區的形態，也為之后其商業價值的攀升奠定了基礎。

紳士化：文化資本與象征經濟的勝利

1970-80年代，當佐金開始介入到SoHo區的調查研究時，正是該地區的人群和空間生產發生劇烈變動和沖突的時期。一方面，20世紀以來形成的工業區傳統關系已走到盡頭，藝術家和移民則因為大量空置房屋得以進入。

盡管從區劃法（zoning law）上這里還是工業用地，他們的工作居住處于非法狀態。1970年代紐約遭到石油危機和財政危機的連番打擊，市政府已經無力阻止藝術家的占領運動，最終放棄嚴格的土地劃分，默認了藝術家社區的存在。在一段時期，因為各方力量的角力、制度的彈性空間，加上租金壓力較輕，SoHo區作為藝術家社區在短期內得到了發展和穩定。

另一方面，因為SoHo歷史文化街區的確定，官方和利益集團開始從街區現有的文化和符號價值上挖掘商業升值空間，并開始有計劃地推動該地區的紳士化進程。1975年財政危機后，紐約市政府已無力主導各街區的管理和發展規劃，工業迅速萎縮，城市陷入失控。

正如佐金所說，振興經濟的文化戰略通常在遭受經濟下滑的地區獲得大力支持。這段時期，公眾的注意力也從工人、教師和工程師等藍領群體轉向了象征經濟的設想者和生產者，包括媒體、明星、地產金融大亨、文化名流等。在向后工業城市的過渡中，建立在文化和符號上的象征經濟和商業進一步崛起。這一系列工作逐漸交給私人中產階級和地產、金融、文化產業集團。

1980年代，紐約從曼哈頓到布魯克林的各街區紛紛成立了“商業促進區”（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簡稱BID），成為實際上管理各街區的組織。從1970年代公私合營的方式到1980年代變為私營控制，BID的出現代表了對紐約公共空間的控制逐漸私有化的過程。地方街區不僅是維持社區和身份的空間，也成為大衛·哈維所強調的企業型城市和新自由主義的微型孵化器。

隨著BID的建立，被組織起來的業主們想通過改變街區風貌，打造新的業態來吸引更多的消費和投資。1980年代后，SoHo區的租金開始上漲，ABC類型店（藝術畫廊、精品店、咖啡館）、時尚餐廳、高檔公寓、博物館等逐漸鋪展開來，以適應不斷增長的游客、郊區返城的中產階級和文化藝術投資者。

雖然1982年的閣樓法（Loft Law）規定了業主不得隨意改造空間以控制租金，但法律抵不過租金上漲的規律。許多藝術家和文化從業者也開始面臨生存壓力，有些開始搬出，有些則出售部分閣樓給有錢人，有些還在堅守，但藝術家的社區屬性已經被打散。這一過程被佐金概括為：藝術家群體被自己建立起來的文化街區搞垮了。

文化街區此時已經不再服務于這些群體，佐金認為，它被地方精英當成控制城市空間和內部人群的一種權力手段，城市文化和象征經濟成為確保其統治地位的一種主要工具。作為意象與記憶的來源，文化象征著誰屬于特定的區域，誰又應該被驅逐。這些都顯示紐約最終達到了一種“藝術化生產方式”。

在佐金看來，1980年代的這一轉向奠定了此后紐約城市空間再生產的權力基礎，甚至威脅到現代城市的外表和感覺（也許還威脅到城市生存），并生產出一系列問題，包括公共空間的設計與控制，視覺再現和權力的相互關系，以及文化的定義和使用。

1990年代中期，隨著租金的進一步上漲，大多數畫廊也不得不搬離SoHo區來到切爾西區，雖然那里租金也不便宜。SoHo區的紳士化進程并未停下腳步，奢侈品連鎖店、精品店、旗艦店，餐館、酒吧、咖啡廳仍占據著街區業態的主流。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能看到街區內有建筑立面上寫著“EXCLUSIVE”（高檔的，排他的）的字樣，下面還標著一系列代表高品質空間的字樣： duplex（復式住宅），penthouse（樓頂套間），featuring（特別的），private（私人的），roof terrace（屋頂陽臺）……

創意與創新：眾創空間打開新的可能性

但變化并沒有停止。進入21世紀，一套新的話語開始出現，佐金將其概括為從藝術生產到創意經濟（Creativity Economy）的轉變。2002年理查德·佛羅里達出版《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系統研究了創意經濟和生產者，這一套概念和理論開始進入主流視野，不僅在學界引起討論，更成為城市決策者的重要參考。

一般來說，創意經濟包括視覺藝術、表演、建筑、設計等。但佛羅里達認為，創意經濟不只是創意從業者，還包括廣大中產階層，比如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像醫生、律師、會計師、咨詢師、媒體人等。佛羅里達的建議是，城市可以把所有空間都資本化，來吸引這些擁有較高教育和文化資本的人，城市空間建立在他們的需求之上，迎合他們的口味和偏好，這樣最終能惠及所有市民。

因為這一策略不需要花很多錢，所以對很多政府有吸引力。通過佛羅里達的觀點，創意經濟開始在全球各大小城市擴張。發展文化和創意經濟已經變成應付后工業時代城市衰落問題的一個再簡單不過的解決方案，如今很難找到一個主要城市的規劃不包括一個創意經濟的規劃設計。后工業時代城市的未來越來越依靠對城市的象征性再現，也依賴對這種觀念的夸張投入。

但問題在于，正如佐金指出的，很多城市是迫不得已才決定加入后工業時代城市發展的主流愿景之中的，它們沒有考慮好自己能夠真正向外部世界提供什么，僅僅因為這似乎是適合它們的唯一方式。為了獲得某種甚至是不確定的競爭力，這些城市似乎沒有多少選擇，只能奔向一個根本不平等的競技場。

佐金反駁說，創意經濟的開發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具有排他性（exclusive）的事業，那些自認為是中產階級化的人群會踴躍來到這里，但更多人可能不知去向了，這本身就制造了一種真正的社會緊張。佐金認為，一個城市只有建立在多樣性和不同階層人群的基礎上才能維持下來，政府需要為所有人提供他們需要的空間。

到2010年代，城市發展的話語又發生了變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硅谷所代表的創新文化的強大影響力，共同推動了“創新經濟”（Innovation Economy）話語的崛起，甚至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但在佐金看來，“創意”和“創新”兩者的關系仍不確定，有時創意被歸到創新里，但常常“創新”會取代“創意”。很多時候企業家和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創新走得更近。而伴隨這套話語一同出現的，則是共享辦公這一形式的出現。2010年，WeWork的首個辦公空間在SoHo區成立。

2008年金融危機后，紐約作為最先受到沖擊的城市，再次出現了一大批建筑空間空置的情形，這也給了從大型跨國企業到小微初創公司巨大的機會。IBM這樣的巨頭需要更靈活的辦公場所，涌現的新興創業公司（startup）更需要安身之地。用佐金的話說，“WeWork emerges company like WeWork”（共享辦公的需求催生了WeWork這類公司）。

對于紐約市政當局來說，金融危機后城市如何發展也成為緊要議題。時任紐約市市長布隆博格認識到，紐約不能過于依賴金融業，許多人建議數字信息類產業應該大力扶持。雖然Facebook在紐約開了新分部，紐約也有幾所理工學院，但這一切還遠不夠。紐約需要更多的人才，來支持創新創業的整體發展。

于是在2013年底，紐約市政府批準在東河（East River）上的羅斯福島建設新的政產學研合作園區，引進康奈爾大學和以色列理工大學合作辦學，布隆博格帶頭捐贈一億美元。

目前，在WeWork誕生的SoHo區和其他擁有眾創空間的街區，創新創業的群體也開始建立起自己的社區認同，為區別于硅谷（Silicon Valley），佐金把這些稱為“硅巷”（Silicon Alley），非常形象地概括了這些社區的特征。

WeWork等眾創公司的出現也助長了中間人的角色，在樓宇業主和中小企業間游走。有意思的是，WeWork從起初的以租易租的眾創方式，也開始走向不動產的基礎。近期，WeWork就斥資買下了第五大道上超過百年歷史的精品百貨公司Lord & Taylor旗艦店大樓，后者因為百貨公司業績在電商沖擊下不斷下滑，為緩解債務壓力而將大樓讓出。

歷史演進到此似乎有了風水輪流轉的感覺。佐金注意到，以WeWork為代表的眾創空間不僅自身打入了紳士化、高端化街區的核心，也順勢讓許多在紳士化進程中受到排擠的創業青年、城市閑逛者等“屌絲”們重新占領了市中心的空間，生產、辦公的氣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歸。佐金觀察到，這一趨勢也在布魯克林的中心區得到發展。佐金承認，這些情況是她當初寫《閣樓生活》未曾預料到的。

最后，佐金提出了幾個問題供討論觀察。

首先，租金是否還會上漲？其次，這些科創空間是否又會因為與業主及大資本的角力，又被改造為住宅？再次，從“藝術化生產方式”到“企業家和創業精神”的路徑，是否能給年輕人提供足夠多的工作機會和穩定的未來？

人們越來被鼓勵、被教育成為創業者，但這并不能都保證一個有保障的生活。最后，政府在這一系列問題中又將怎么做？紐約市政府和議會能否在BID的控制下，恢復讓更多人受惠的公共空間？

這些問題朝什么方向發展，決定了像從紐約到上海這樣的全球城市，究竟是包容性的全球化，還是只服務于特定人群、排他性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