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譯有中文、日文著作十余部，包括：《七日談：來自民間的中日對話錄 》（新華出版社，2007）、《以誰為師？———個日本80后對中日關系的觀察與思考》（東方出版社，2009）、《日本的邏輯》（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中國的邏輯:一位日本青年所看到的中國》（云南出版社，2011）等。

2012年8月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哈佛大學訪學，歷時三年。2017年11月，新著《我所發現的美國》在中國出版。本書記錄了加藤嘉一在美國訪學三年期間廣泛接觸美國政治、經濟、學術界重要人士以及普通公民后的所思所想，話題涉及美國的國民性與價值觀、國家與個人關系、教育與大學、大選與政治、民主與愛國等。

2017年11月19日，在上海鐘書閣書店芮歐百貨分店，加藤嘉一作為主講人，與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傳興一道參加“美國怎么了?——《我所發現的美國》新書分享會”，與讀者進一步分享了他的心得。

以下是加藤嘉一在本次新書分享會上的發言實錄，由澎湃新聞記者依據現場錄音整理，內容涵蓋主題發言及與嘉賓、主持人和讀者交流環節，未經本人審閱。

2012年，我在上海待過半年，然后去了美國，所以嚴格意義上講，我是從上海前往美國的。有這樣的一個緣分在，這次能夠回到上海，非常高興。

美國怎么了？這個話題，原來在中國的時候我關注過。作為一名日本人，我在日本生活了十八年，期間也關注過，但畢竟當時沒有在美國生活過，不知道美國社會的基本邏輯是什么樣的。我當時去美國，一是為好好了解美國的社會；二是為了解那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是怎么看待中國，怎么看待中國崛起的，或者說，在他們的眼里，中國崛起到底意味著什么，是與中國官方的宣傳一致，還是有一些不同點；第三，是想了解日本這么一個美國的盟國、中國的鄰國，它夾在中美兩國之間，能做些什么？

我大概是帶著這么三個目的去了美國。我當時是一種游學的狀態，把自己定義為流浪漢，唯一的優勢就是自由自在。我就盡量去訪問那些教授，包括這本書（《我所發現的美國》，下同——編注）當中提到的比較關鍵的兩個人物，一位是傅高義，《日本第一》、《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另外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日裔美國政治學者，《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的作者，到現在為止，《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仍然有影響力，中國國內還出版了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等著作，各位可以看一看。

特朗普上臺是一種進取的過渡

美國怎么了？用特別通俗的話來回答，其實美國沒有怎么了，我不知道王老師（對談嘉賓、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傳興，下同——編注）怎么看，我個人認為，讓特朗普上臺的美國社會的土壤也好，基礎也好，確實正處于過渡的情況。

比如說，美國要不要繼續承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還要不要到中東，到歐洲，到亞洲（亞洲現在畢竟受關注比較多）？共和黨的傳統是美國積極介入海外事務，推動自由貿易，但看看特朗普，起碼上臺之前，他很多的姿態和主張是違背共和黨傳統的。

這么一個商人（以前里根都當過地方的一把手），這么一個沒有過任何執政經驗的人怎么能上臺呢？當時我在華盛頓觀察，無論是智庫的還是大學的，至少我沒有聽說過有任何一位專家、精英，非常強有力地主張特朗普一定會當總統，甚至很少人主張特朗普有可能被提名為共和黨候選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都看到了，特朗普的競選瞄準了中南部那些對現狀不滿的白人，迎合了他們的口味，然后上臺。

我把特朗普的上臺視為是一種進取的過渡。為什么這么說？美國不論是對外政策，還是對內的稅務、醫保政策，我認為，方方面面都處在比較明顯的過渡當中。特朗普應該是占了整個大形勢的便宜而上臺的。從當時與中國有關的情況來看，他與蔡英文通了電話。然后他要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編注），現在是真的退了，這對日本來說打擊非常大。TPP對日本來說確實是國家的戰略，但是安倍晉三沒有放棄。再就是，他認定中國是匯率操縱國，揚言要與中國打貿易戰。甚至有可能要打朝鮮。

他當時有很多看起來很危險的動作，但是到現在為止，我不知道王老師怎么看，他有一個收縮的過程，這從這次他訪問亞洲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來。現在最起碼，熱朗普不像他上臺前后那樣不靠譜了。為什么？

美國社會不會讓特朗普失控

我覺得美國社會的制衡很厲害，就是check and balance。什么意思呢？用特別通俗的話來說，美國社會是不會放過特朗普的，美國社會是不會讓特朗普失控的。就是說，它的媒體，它的司法、它的警察部門，包括它的公民，它們都會用它們的方法去監督特朗普，制衡特朗普。只要特朗普做了違法的、不正當的事，做了明顯違背美國的國家、長遠利益的事情，美國社會本身所擁有的制衡力量，我認為是存在的。

有這樣的力量去制衡，特朗普從一開始相對危險的狀態，到現在為止就有所收縮。他確實退出了《巴黎協定》，退出了TPP，這些當然是比較大的動作。他還挑戰與伊朗的核協議，挑戰與古巴的外交關系，確實有很多破壞性的動作。比如要不要繼續當世界警察，要不要繼續推動世界貿易，要不要作為一個全球大國在全世界發揮規則制定者的角色，在這些事情上，美國現在似乎都處于一個過渡階段。但是我個人相信，過五年、十年，當歷史學家們回顧特朗普的執政到底是一個什么階段、什么現象的時候，他們會認為，這是美國作為一個移民的社會，一個多元、開放的自由民主的社會，在持續、緩慢、往前走過程當中的一個過渡階段。而且這個階段是進取的，是整個美國在折騰過程當中一個進取的表現。

這是我對現狀非常初步的預測。那么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我覺得這個還要再看。

美國其實沒有怎么了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繆爾·亨廷頓曾經寫過一本書叫《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約瑟夫·奈教授，也是我這本書中比較重要的人物，他最近寫了一本書，叫《美國世紀結束了嗎？》，有中文版。（塞繆爾·亨廷頓生于1927年，卒于2008年，美國政治學家。《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英文初版于2004年。約瑟夫·奈生于1937年，美國政治學家，“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國世紀結束了嗎？》英文初版于2015年。——編注）

這些書籍當中，“我們是誰？”、“美國世紀結束了嗎？”這樣一些問題的提出表明，他們非常關心美國的未來，而且關心的角度和討論的力度都是很有爭議的。但問題是，沒有爭議就沒有未來了，如果沒有爭議，如果你不折騰，我認為未來是弊大于利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國人？我最近看到的數據說，過去十年里大概有740萬人成為美國公民，光是去年就有70萬人，最多是來自印度、菲律賓、中國大陸、古巴的。美國仍然會吸引全球各地優秀的人才，依靠自己的制度和價值體系，去充實美國社會的活力。美國著名的戰略家布熱津斯基說過，未來幾十年，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是重振自己，然后凝聚西方的力量，去平衡東方（實際上說的是中國）。（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生于1928年，卒于2017年，波蘭裔美國外交家、政治學家。——編注）

我是覺得，美國沒有太把中國的崛起當回事，更多是關心怎么重振自己。美國人認為，危機在于美國自己本身。就像福山先生說的，美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制度，而是治理。就是說，美國的政府怎么分配資源、怎么分配利益、怎么用權力，而不是制度本身，才是問題。那么這些問題，我是很關注的。在進取的過程中，美國不僅有國會，不僅有有關部門，還有社會力量、媒體，比如《紐約時報》。特朗普上臺以后，《紐約時報》的盈利激增，這一點意味深長。為什么？可能人們更想從不同的角度去去看特朗普的執政，大家更多是帶著批判性的思維，借用《紐約時報》的一些報道，去觀察特朗普。

我非常相信剛才我所說的一種制衡的力量。這種力量扎根于整個美國社會，它來源于美國建國的邏輯。所以，如果你們現在問我，美國怎么了？我的回答是，其實沒怎么。暫時來看會有一個動蕩，會有一個碰撞，但是長遠來看，這種折騰我認為是有必要的，對美國的未來來說，意味著一種營養。這是我最基本的判斷。

美國國內對什么是善治有不同解讀

我采訪過福山先生，他非常強調治理問題。我也問過他，美國現在如何依靠現有的制度進行它的governance（治理）。美國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內政外交，可能不同領域有不同的governance，而且到底是什么善治，什么是good governance，可能美國國內也有不同的解讀。

我認為，特別是共和黨的智庫，以及把與共和黨的關系作為提升自己地位的手段的那些智庫的人，應該就特朗普時期到底什么是善治，什么是在這個時期（不管是希拉里還是特朗普上臺）美國外交方面所應該做的事情，來為決策者建言獻策。

但我看現在，首先，智庫人員對特朗普政權的支持也好，參與也好，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二，現在美國無論是白宮還是國務院，很多職位還是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符合實際、能夠解決當下問題的治理基礎怎么成立，這肯定是一個問題。

日本到了可以修改憲法的時候

雖然今天的主題是美國，但是美國的全球戰略某種意義上是靠同盟政治的，比如說歐洲的英國、中東的以色列、亞洲的日本，這些是美國的主要同盟。日本方面一開始很擔心，特朗普總統會不會讓日本承擔更多的國防費用，或者是責任，從而可能動搖原有的日美同盟之間的一些約定。這樣的話，不僅日本要重新調整基本國策，美國的全球戰略也會出現非常大的變數。

比如說這次，很多朋友問我，日本支持不支持特朗普向朝鮮動武？首先，我作為一個日本人，最近朝鮮發射導彈飛越日本的領空，對日本社會來說，這已經是直接的威脅了。那我們如何避免？我們是個島國，這個問題有點不好說了。其次，最近我們越來越把朝鮮視為直接威脅，甚至很多人從當年遭到原子彈轟炸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而且不只所謂的知識分子，老百姓也越來越這樣看待所謂的朝鮮核問題。

那這個時候日本怎么辦？根據現有憲法，即使有解禁的集體自衛權，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也不可能出兵到朝鮮半島，出兵是不可能的事情，頂多是給美國一定的、可能比以往更加積極一點的協助而已。但是怎么著都會被卷進去。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首先希望，美朝之間，在中美協調的情況下，不要發生武力沖突。否則的話，就不只是日本怎么被卷進去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憲法，它的生命力、合法性要出問題。因為現在的日本，很多時候是通過對憲法的解釋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摩擦。當然仍然會有各種摩擦。為什么自民黨和安倍晉三不會直接說，我們要修改憲法？因為這個問題在日本太敏感，安倍前幾天在連任后的施政演說中，只是非常小心地碰到了“憲法”兩個字而已。

日本前一段時間剛剛選舉結束，安倍在選舉期間幾乎沒有碰憲法。但安倍的目標就是修改憲法。這是自民黨建黨以來的目標，但到現在為止，修憲問題竟然都不能碰，安倍都不能碰，那很少有人可以碰。為什么不碰？因為太敏感了，老百姓不接受。從安倍最近的言論以及自民黨現在的情況看，他頂多在憲法第九條里面把“自衛隊”三個字寫進去。（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不保留軍隊。——編注）

其實安倍是想做更多，但是做不到，做不了。因為在日本，如果要修改憲法，首先要在眾參兩院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然后再公投，需要過半數才能最終修憲。但自從英國脫歐公投之后，日本老百姓對公投的警惕是提高了的。現在安倍首相雖然很有可能做到2021年，但我很懷疑，在這段時間內他能否修改憲法。

在日本，當年是“日本可以說不”（后來中國有一些出版商也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類似書籍），其實，戰后已經過了七十多年，日本是靠和平手段來發展的。就算我們的憲法當中有了“自衛隊”三個字，我們成為了正常國家，就是說由自己來保護自己國家安全的正常國家，我也不認為，日本接下來一下就會用武力而非和平的手段來解決朝核問題、南海問題、臺海問題等等。我相信，幾乎很少有日本人這樣想。

在日本國內，我不想用左右兩個字，比如說一些和平人士，他們可能覺得安倍首相另外有目的；更不用說日本共產黨，他們更是接受不了。甚至有一些政黨提出，日美安保條約要調整，這種聲音在日本國內是有的。這也是日本國內的制衡力量。

我認為，日本到了一個可以修改憲法的時候了。我也認為，即使日本修改了憲法第九條，中國方面會有一些反應，但也不會認為日本的軍國主義會復活。日本國內所謂的“和平主義”仍然根深蒂固，這樣的社會基礎不允許以安倍為主的執政黨去修改憲法第九條。那么作為一位日本的老百姓，我覺得這個和平主義的現實需求和修憲的狀況之間，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鴻溝。我相信，這給整個東亞地區，至少從一個解決問題的角度來看，帶來了變數，而且這個變數不一定是好的。

日美同盟作為公共產品，如果可以持續鞏固和穩定，如果可以一道去解決問題（現在我們看中美關系，也不像美蘇那樣你死我活、互不信任，反而是經常一道解決問題），這樣的時候，我相信中國方面看待日美同盟的角度和心態會有所改變。

福山對“歷史終結論”有一定修正

福山先生是亨廷頓的學生，但是前者的“歷史終結論”和后者的“文明沖突論”兩者之間，不論在話題本身還是時代背景方面都有所不同，我覺得不能直接對比。

我在遼寧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授課時，將兩人當年的相關英文論文（不是后來的著作）布置給學生們寫讀后感，作為學期作業。我讓學生們挑選，在“文明沖突論”和“歷史終結論”里面二選一，大多數學生選讀的是“文明沖突論”。我問他們為什么？他們都說，“文明沖突論”比較好寫。因為“歷史終結論”涉及人類的進化、發展，可能理論和邏輯比較復雜一點，而“文明沖突論”涉及未來不同文明之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并不是來自傳統意義上的地緣政治、國家利益。“文明沖突論”與“歷史終結論”之間，我認為沒有直接的可比性。（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加藤嘉一擔任遼寧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客座教授。《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是在發表于《國家利益》雜志1989年夏季號上的論文《歷史的終結？》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為回應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一書，亨廷頓撰寫了《文明的沖突？》一文，刊發于《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號，后將該文觀點擴展為《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編注）

特別簡單地說，我比較尊重也很佩服福山先生的學術。他當然不太可能站起來說，“歷史終結論”終結了。“我當年的提法是錯的”，他也不太可能這樣說。但是后來他寫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提到了強大的政府、法治、責任政府；然后，對中國政治的發展，他也追溯到秦漢，也是有研究。他認為，中國政治確實有特有的生命力，有它維持生命力的特有邏輯，不能簡單從一個人類進化的角度評判中國未來政治的發展。我覺得福山先生能夠不斷去追究自己原有理論的生命力、合理性，最起碼至少愿意去探討。

我問他，如果中國不追隨蘇聯的命運，就等于“歷史終結論”被現實否定了嗎？中國真的有可能開創出與他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那部書里面討論過的不一樣的獨特道路嗎？他也沒有明說。

關于這個問題，很多美國的學者，包括原來的美國駐華大使，他們的觀點都是不一樣的。有人說中國一定會靠近西方，有人說中國一定會走出自己的道路。我之前在日本出過一本書，叫《中國民主化研究》，從內政、改革、外壓三個角度去看中國未來政治的發展。我檢驗的結果是，中國會開辟自己的道路。就是說，中國不會輕易靠攏西方那一套。

福山先生后來的著作在中國國內也有出版，就是《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這兩部書從人類的起源探討到法國大革命，再到現在，他用了“民主全球化”這種概念。王老師剛才認為，這是福山先生對自己“歷史終究論”的否定，至少是對自己當年提出的一些論斷中經不起歷史考驗的地方做出了一種修正。

我認為，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尤其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通過自己的作為，讓福山先生這樣的學者，至少停下來反思自己的理論和論斷是不是有問題。我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這樣一個過程，迫使他覺得他必須尊重現狀。

仔細讀《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你會發現中國是其中非常大的重點。因為蘇聯不存在了，如果他要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國是繞不開的，而且他在那本書的后面專門提到中國未來政治發展過程中可能面對的一些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像福山先生那樣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能夠下決定寫那樣的書，還愿意到中國大陸進行交流，跟中國的學者一道討論。他是一個政治學者，主要是政治哲學學者，對他來說，中國是一個案例，但是一個可能影響到他學術命運的案例。我看到了他和中國之間非常好的互動。

我在斯坦福大學拜訪他時，我們之間的討論始終與中國有關。我問他，福山先生，您總能提出這種特別有創意的主意，您的靈感怎么來的？他說他一年走訪二十個國家左右，在不斷尋找中找到idea。經過這段時間對福山先生的觀察，我非常佩服他，當然很多人對他的觀點有不一樣的看法，但他的這種學術努力是值得敬佩的。

傅高義先生也是這樣，退而不休，正在寫從奈良時代到現在的中日關系史。這些美國的學者的觀點和研究，我們在亞洲也覺得非常值得借鑒。（奈良時代，起于公元710年日本天皇遷都平城京[今奈良]，終于公元794年天皇遷都于平安京[今京都]，期間日本社會經濟得到大發展，文化上受到中國唐朝的較大影響。——編注）

美國社會的“慢”：利用公民社會

我2012年去美國的時候，正好奧巴馬正在競選連任，我在哈佛和其他人一道從電視直播中看到了奧巴馬當選的盛況。我在那里生活，后來往返美國多次，到現在為止，仍然是一個觀看美國的狀態。

雖然特朗普執政的方法會變，或者美國以外的他者，比如中國、俄國、朝鮮這樣的其他國家在變，與美國相比，變化也可能更大一點，所以美國會做出一些回應。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可能看到美國是不是變了。但我不認為，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或者質的變化。那么，我更愿意表達的是什么呢？

我記得很清楚，在哈佛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大家說到中國的高鐵，說中國發展很快，但從肯尼迪政府學院，原本過一個橋就到了商學院（這么短的距離，我十五秒差不多就能跑到了），這座橋花了好幾年都沒修好。大家用這個例子來說明美國的效率低。但是我個人覺得，看看中國的GDP（當然上海可能已經不追求GDP了），看看中國的基礎設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投入這么多的資本，那么下一步怎么發展？人類社會還是需要可持續發展。當然中國也在搞“雙創”，政府鼓勵年輕人創業，肯定有新的產品和產業會出來。

我在美國所看到的是“慢”，可能這正是美國社會的生命力所在：無論是修一條路，還是制定一個政策，它是利用公民社會的力量，慢慢去形成。我覺得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特點。可能以前不一定，但至少我在的時候，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特點。為什么我剛才說沒有看到非常根本性的變化，原因在這里。

還有一點，我在哈佛的時候感覺到，美國的公民，在我看來其實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個體，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不太輕易去參與社交，包括參與自己工作以外的事情，但同時大家在自己的公共空間里面，可能還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對自己國家的愛。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去關心美國的政治、美國的未來，非常珍惜自己的一票，排隊也要去投一票。然后，不投票也是一種政治上的表達。

作為一個日本人，我看到的是，美國公民對政治議程的熱情和參與，與日本比還是有所不同的。

個人主義與愛國主義在美國形成了有機結合

我生于1984年，在日本上小學的時候泡沫已經崩潰，我在日本的時候，基本上都是下滑的感覺。然后到中國，當時中國正改革開放，北大正大力推進國際化。所以我能非常顯著地感覺到，一個正在變化、正在上升的社會是什么樣子的。這是需要要體驗的，我在日本沒有這種感覺，在日本是負面的東西比較多。

從中國到了美國以后，我覺得無論是哈佛校園內的學術氛圍還是別的，說好聽就是比較穩定，有一種成型的制度；說不好聽，就是有點過于權威主義，那里有已經在位的大牌學者制定游戲規則，很難讓年輕人（我不敢說是黃種人）走向一個比較高的舞臺，去討論一些問題。這是我能感覺到的。剛才說到，我到美國后，感覺到的是一種慢的力量，然后每個個體都是一個孤獨的個體，無論是跑步的人還是在那上學的。但是大家從個體出發，形成一種公共空間，形成一種政治生活。我也在這本書中提到，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在美國可以感覺到，大家都是個體，但是關注個體的個人主義之間可以形成穩定的愛國主義。這種制度可能是設計出來的，讓公民既有個人主義又有愛國主義，去形成一種合力。我認為，這一點是從我到美國的第一天到離開那一天，都是沒有變化的。

說到美國人的愛國主義與日本人的愛國主義有什么不同，我作為日本人，恐怕永遠想不到的是，美國老百姓看國旗的眼神是真的。美國到處是國旗（可能在中國不能隨便掛），人們是非常認真地去看。但人們對政府的公權相當具有批判性。同時，他們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護和追求是非常強調的，將個人主義和愛國主義進行了有機結合。

為什么要批判？我覺得這是批而愛、愛而批，是希望這個國家越來越好，所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參與，有時候是鼓勵，有時候是批判。我覺得，美國人是用個人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懷，無論是《紐約時報》也好，一家書店也好，都有自己的態度。這方面我覺得中國也可以去借鑒，就是說，如何去把中國這么多的人，這么多有能力的優秀的人才作為個體的爆發力集合起來，形成一種愛國主義的合力。

我在這本書當中引用了一些學者觀點，美國的戰略家特別關注中國未來的個人主義，認為這種個人主義是對美國的挑戰。這個可能是值得關注的。

從制度層面看，中國肯定有自己的特殊性

兩位美國學者寫過一本書叫《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我在美國除了訪問研究中國的學者，這一類學者也有訪問。美國國內有一種制度優越感、制度決定論，這方面的研究還是比較多的。很多人問，是什么讓戰敗后的日本走到了今天？毫無疑問，與在國際格局當中保持與美國的同盟關系、自由民主制度等等有關。但現在作為一個亞洲人，我特別想表明，根本點還是與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和為貴等有關。

我相信很多到過日本的朋友可以感覺到，其實日本社會的根本性推動力量，無論是勤奮也好，豐田的什么也好，還是與東方的一些文化因素有關。但在制度層面，日本的三權分立也好，政黨政治也好，這些憲法里所規定的制度基礎，肯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完全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以中國為例，我特別相信，從制度層面來看，中國肯定有它的特殊性。西方很多學者不斷向中國提出“你是不是合理”這樣的問題，這個時候西方是帶著一種偏見，有制度優越感。我認為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挑戰。

我在這本書中介紹了傅高義先生的一個擔憂，就是現在美國的大學，不太鼓勵你好好進行地域研究，好好學習對方的文化和語言，從而去了解比如中國社會、中國未來的發展邏輯，而是比較流行量化分析，從數據、統計的這些角度去概括中國未來是怎樣的。

從中國走出去和引進來的角度看，怎樣能夠讓西方人，無論是學者還是學生，讓他們充分了解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的文化要素，這點還是很關鍵的。

中國可以從美國那里學到什么？

什么是美國這個國家最大的品牌？我認為是“美國公民”。為什么那么多人向往美國，向往美國作為公共空間的吸引力？有價值觀的因素，有制度的因素，有機會均等的因素。我認為，“美國公民”這四個字是美國的品牌，而且我不認為這個品牌會有下滑的趨勢。

那么，中國可以從美國那里學什么？雖然國情不同，體制不同，但是有一點可以學。我認為，當“中國公民”的品牌力超過“中華民族”的品牌力的時候，中國有可能超過美國。假如中國人以“中國公民”（“中國公民”和“中華民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個身份為自豪，假如外國朋友都認同甚至愿意加入中國國籍（用王毅外長的話來講，就是中國護照有了含金量），因為護照的背后是制度、環境、價值觀的力量，到這個時候，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可能會有非常大的提升。

怎樣用制度的力量，去豐富“中國公民”的含金量和品牌力，讓我們一步一步作出努力。

（邢英莉女士對文字整理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