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葉韞 故鄉與世界

在人人都卯著勁兒向城市中心擠的今天，顧桃似乎是一個“異類”。一個破舊的院子，兩個從內蒙帶回來的蒙古包，顧桃和家人就這樣在北京過上了游牧族的生活，用這樣的方式和草原“取得聯系”。在這里，顧桃沉浸于音樂和電影的世界，用畫筆和鏡頭記錄生活和思想。通過和顧桃的對話，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這位“都市游牧族”的生活，和他豐盈的精神世界。

——編者按

北方的家

2022年立夏翌日，午后有雨，北京有疫情。沿東三環路穿過藍皮鐵板封鎖的管控區來到建國門立交橋上，車輛很少，一路暢通。向東直行30公里抵達一座小院門前，抬頭看，紅墻上立著一頂白底紅邊、描有藍色花紋的蒙古包。

這是紀錄片導演顧桃的家。院子是京郊村莊最普通的院子，除了生出裂隙的墻壁，以及偶爾填補其間的黃膠，一切和周圍的民居沒什么兩樣——至少從外面看起來如此。走進院內，磚房是堆砌雜物的倉庫，蜷縮在不起眼的角落，帳篷、蒙古包、撮羅子，一切由布和木頭搭建的空間，才是電影、音樂與酒的客廳，浪子與游人的居所。雨落在氈布上的聲音，比冥想課上的頌缽還要清靜。

2020年，顧桃一家人從內蒙回京，身后是一片草原和幾十個蒙古包。他們曾經在那兒生活、做營地、辦內蒙青年電影周，后來遇到了“鏟平取締”，用顧桃的話來說，現在所有的蒙古包全都“躺平睡覺”。為了省錢，他們花2萬塊的年租在宋莊弄了個小破院，從里面拉出好幾車鐵屑和玻璃渣，打理出新的駐地，支起從內蒙搶救回來的兩個蒙古包。

平房上的小蒙古包，里面住著一位晝伏夜出的獨立音樂人。

北方游牧的記憶已經刻進了顧桃的骨子里。他長在呼倫貝爾，大興安嶺的南坡，家里有滿族血統，父親是漢族，卻時常到森林里與鄂倫春、鄂溫克人為伴，記錄他們的生活。人到中年，顧桃追隨父親的腳步深入大興安嶺，拍攝了“鄂溫克三部曲”（《敖魯古雅 · 敖魯古雅》《雨果的假期》《犴達罕》）。被偷獵者占據的森林，被當局沒收的獵槍，一種生活在消亡，唯有無盡的鄉愁，牽動他一次又一次前往更深處的曠野、更遙遠的北方。所以回到北京之后，顧桃覺得，如果沒有一個蒙古包，就等于和草原、和北方失去了聯系。

也曾去過南方。南方也有以游牧和漁獵為生的民族，但顧桃始終沒法融入。2022年元旦，他到大理和一幫年輕人跨年，拍了很短的視頻發在微博上，里面有音樂、篝火、撮羅子，而顧桃寫道，“在歡樂的青年中很孤單”。他說，大理太舒服了，舒服得叫人難受，“那種陽光我是曬不起的，因為和我要做的事沒有關系”。只有整個身心被北方的寒冷和孤寂包裹，顧桃才能找到呼吸，落地生根，然后做事。

顧桃喜歡待在蒙古包里，因為可以盤腿坐。

生活太烏托邦，就會變得無所事事，美到了極致，就會變得無聊。大約十年前，在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顧桃也有類似的感受。他受邀到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參加電影節，下飛機一看，覺得已經美到沒啥意思，待一小時就夠了。“那個地方特別好，可是越好的地方，我就越覺得跟自己沒關系。”顧桃說道。

不巧的是，電影節持續十天，他也只能在那兒熬十天。有朋友邀他去打獵，顧桃心里沒法接受，他拍的是失去獵槍的民族，那么悲壯，因為拍他們來到電影節，結果自己到這兒拿起槍去消遣，算怎么回事？

后來到海邊散步，看見珊瑚，顧桃想起了鹿角。他把鹿角珊瑚一個個撿回來，拼成一只鹿，用報紙分組包好，帶回大陸。不料到家一看，報紙濕了，碎成小片黏在珊瑚上。顧桃把它們拆開清洗，一弄又弄混了，心煩意亂，不想再重來。鹿消失了，珊瑚還是珊瑚。

工作坊還是度假樂園？

顧桃家總有客人。他形容，只要一回北京，不等他通知，很多人像能聞見他的味似的，自己就來了。本來他們只租了對面的一個院子自住，來的人多了，這才租下第二個院子。

大部分時間，院子的前后門都敞開，以一種游牧的狀態，愿意進的就進。村里的小孩來玩，狗也來玩，他們爬到桌上，拿起玩具，鉆進帳篷，躲在彩色的攤子和獸皮下，后門進前門出，一只滿腳泥污的小白狗追在后面，風似的一圈又一圈。大人也來，電影人、音樂人、攝影師、愛好文藝的青年……來者中有不少向顧桃取經紀錄片的年輕人，他們帶著自己拍攝的素材，希望能得到一些后期上的指導。

顧桃為此辦了個工作坊，叫“未完成影像”，每期邀請一位嘉賓，和他一起幫著做些診斷、提點建議，導演顧雪、編劇劉兵都來參加過，下一期他準備把導演耿軍請來。來的嘉賓沒錢拿，參加的人也不交錢，顧桃提供場地，還搭一頓大鍋飯和酒。

顧桃家中的餐廳。

在草原上的時候就有很多人找顧桃，到蒙古包里吃飯喝酒，間或嘔吐。每天早晨起來，顧桃的第一件事是刷廁所，第二件事是撿垃圾，風很大，稍微慢一點，垃圾就會飛到鄰居家的草場。等收拾停當，前一天喝醉的年輕人就陸續起來了，顧桃開始做飯。送走一批，又來一撥，永遠這么熱鬧。

熱鬧中顧桃學會了偷閑。他發現年輕人到了草原上，用不著陪，他們自己就很開心，喝完三杯酒，他就跑到畫室去畫畫。最近，顧桃在給北京的院子建一間畫室。作為主人，他有時和來人聊聊天，但他不在場，人們也照樣開心，自己收拾，自己倒水，自己落座，那么地自在。可是顧桃擔心，客人還在的時候自己跑去睡大覺，不太禮貌。畫室像某個平衡點，既不怠慢客人，又能畫森林草原，做點自己的事。

顧桃在畫室中展示他的畫作。

吃飯喝酒，年輕人來了，有的不走，新電影卻不怎么看到。平房上的小蒙古包里住著一位獨立音樂人，晝伏夜出，很神秘。還有一位電影工作者，已經在顧桃家住了幾天。新來的朋友問，他是來剪片的嗎？顧桃笑了笑說：“來這度假了。”

潮白河畔的緊張與松弛

宋莊鎮白廟村，與河北燕郊隔著一條潮白河。北京市區的高樓漸矮，到白廟成為磚砌的村屋，過了河，天際線又陡然拔高。從顧桃家走到河邊只要五分鐘，雨過天晴，水天一色，河的兩岸都裝上了綠色方格的鐵圍欄，很靜。在圍欄里面、更靠近水的地方，立著“珍愛生命，預防溺水”的標牌，暗示這里也曾熱鬧，也曾有野泳，有大膽且快樂的人在水里嬉戲。

燕郊，北漂打工族的“睡城”，緊鄰中國首都的一片飛地。經由白廟站跨地通勤的人們曾如潮汐漲落般準時，直到疫情攪亂了它的節奏。就在剛剛過去的春天，北京下了一場大雪，因為三河市發現新冠感染病例，回燕郊的人在白廟檢查站排起長龍，雪落在他們舉起的雨傘、瓦楞紙板和塑料袋上。后來這里安靜了一陣，清明過后，一聲令下，人和早晚高峰一起復工。

清晨六點，顧桃醒來。收拾完院子后，他拿起相機到檢查站路口拍通勤的燕郊住客。進城的人從不停留，下車過了檢查站，又立馬沖上另一部車，緊張而疲憊的臉一次次在顧桃眼前閃過。他連續拍了小半個月，想看能不能做出個小短片，直到最新一波疫情來臨，拍攝中斷。

顧桃家中的攝像機。

現在，潮白河兩岸都很冷清。只是那邊關卡重重，透著緊張，這邊的白廟村進出自由——前提是你從北京來，條件是離開時收獲一枚彈窗——有種昏昏然的安逸。村里的孩子在街上瘋跑，老人在河邊在樹下聊天，只有藍色口罩標記著眾人所處的時空。

顧桃家屋頂開出兩小片菜地，長出半高的芽苗，有朋友調侃說，這是當代生存必備。顧桃的妻子韶聲卻覺得，地里的這點東西能長出來就不錯，談不上什么指望。因為老家防疫形勢嚴峻，最近她的父母搬來同住。當初，他們選擇白廟村而非藝術圈里更出名的小堡、任莊，一是為了省錢，二是覺得這里的居民更樸實。不過，近來一些鄰居在閑談時說起燕郊住客，問他們為何不能換個地方住，或者指責其貪圖便宜云云，讓韶聲感到與鄰人間的隔閡。鄰里和睦，無虞的生活，可能在頃刻間陷落。

從顧桃家中窗外看出去的風景。

有朋友勸顧桃囤點東西在家，他不怎么上心。“到了沒吃的時候，大家都沒吃的，就你家囤東西，別人家不囤，到時候你不就被搶了嗎？”說完，顧桃吸了一口煙，指了下門口的快遞盒，“但是弄了點鹽，你們要是沒有，走的時候拿幾袋。”

疫情時代的游牧

在家的時候，顧桃總想著出遠門。2020年，顧桃花七千塊買了一輛二手金杯車，載著幾個年輕人，開始了“犴達罕電影大篷車計劃”，從內蒙到新疆，一邊辦游牧影展，一邊尋找并記錄北方最后的薩滿，繪制“薩滿地圖”。剛出發的那會兒，鼻咽拭子核酸檢測還沒遍地開花，他們在新疆抽了幾管血，圍追堵截照樣不少，有一次車壞在路上，準備在村口墻頭就地扎營，結果被一幫狗追得狼狽而逃，但也沒打退堂鼓。顧桃覺得，反正是行走，哪里能待就待哪，不用固定，未來屬于游動。

顧桃和他鏡頭下的游牧者一樣，掌握邊緣游走的藝術，又有一種因受限而產生的憂傷。三十歲時，他就計劃過要靠一門手藝走遍自己想去的城市和村莊，一邊走一邊寫，站在人間里面觀察萬象。這個計劃從未付諸實踐，沒有什么大的原因，只不過是些最為常見的拖延：同學過生日、新的工作機會等等。顧桃總結，主要還是缺少勇氣。

顧桃和他的攝影作品。

“很多人，不管年少的還是年老的，身體越來越沉重，但心都在漂著。”如果不是拍紀錄片，顧桃覺得自己也還會這么漂著。前三十年過得懵然不知，回到大興安嶺，拿起相機，人才沉下來立住，慢慢長成一棵向上的樹。

疫情兩年多，“暫停”和“靜默”等詞在新聞里幾乎未有間斷，但這些時間足夠一個臨近中年的人長出幾條皺紋，臨近老年的黑發變得花白。有的人驚喜于自己學會了做飯，但顧桃以為，在最容易被浪費的時間，人更要去做和生命、和未來有連接的事情，而不僅僅是喝酒吃飯，不管是囊中羞澀地去采風，還是一路房車雪茄紅酒，“人最終得按自己的方式去行走”。

北方、電影，顧桃以兩張地圖為自己行走的內容，一個是中國薩滿地圖，一個是中國獨立導演地圖。他從金杯升級到依維柯，在同一片土地上尋找兩個正在消失或者已經隱匿的人群。今年7月又準備出發，但還得搞定錢的問題。之前薩滿地圖的出行在網上眾籌了六萬塊，現在顧桃不打算這么做，覺得歲數大了不好意思。他說，這是個賣自己的時代，“你又沒賣，別人也沒跟你走，憑啥給你加油？”他寄望于即將出版的新書，希望能賣個五萬冊。

2014年，中國好幾個獨立電影展被取締，獨立導演作鳥獸散。但顧桃說，他們還“活著”，一方面是為生存，拍些討生活的電影，一方面是做自己的東西。如今，他們拍的獨立電影已難和外界相見，顧桃也成為其中一員，兩張地圖的影像暫時只能搬上自己家的幕布。顧桃家院子底下還有一處防空洞，他們在里面辦了展覽，關于疫情，關于游牧，關于語言、性別、兒童……或許有種未見于陽光的遺憾，但存在以及存在之痕跡，總比沒有要強。

蒙古包里的家，地毯大多是從新疆背回來的。

說話時，顧桃正對一尊成吉思汗銅像。草原上的成吉思汗像放在帳篷最里端，面朝南方的大門。顧桃家蒙古包的南面，卻是一堵紅墻。人要進屋，成吉思汗有要面南，只好改放位置，把他請到門的左側，正對南墻，眼前不再遼闊，陰雨天天窗未開，更覺昏暗。顧桃望向成吉思汗，引了一句這位征服者的話：“如出發，必到達。”

原標題：《生活藝術家 | 顧桃：在北京搭蒙古包，過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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