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的一切災難，似乎都是突然而降的。

地震、雷電、火災、龍卷風、泥石流等自不必說，遠離戰爭爆發點的人們，明明聽到、看到、感知到戰火或快或慢地靠近，但在真正燒及的一剎那，往往仍然是猝不及防的。

抗戰時期豐子愷家族逃亡的起點是他的故鄉石門灣，是他精心經營的藝術而生活的緣緣堂。浙北小鎮石門灣地處嘉興和杭州之間，從三十里外的長安火車站上車，南行一小時到杭州，北行一小時到嘉興，再往北，三小時到上海。按現在的導航軟件，從石門鎮到上?；疖囌静坏?50公里，駕車約兩小時可達；從如今石門所屬的桐鄉市坐火車到上海，最快36分鐘，最慢52分鐘。所以，1937年上海壯烈的八一三抗戰，幾乎近在咫尺，但人們仍心存僥幸。從上海、松江、嘉興、杭州各地遷來許多避難人家，更讓當地人誤認此地為桃源。這個小鎮遠離鐵路，一派平和，全不設防，鄉人們用他們的常識設想：“真的！炸彈很貴。石門灣即使請他來炸，他也不肯來的！”

1937年10月29日（農歷九月二十六日）是豐子愷40歲生日（虛歲）。此時，松江已經失守，嘉興被炸得不成樣子，但豐家還是做壽，“糕桃壽面，陳列了兩桌；遠近親朋，坐滿了一堂。堂上高燒紅燭，室內開設素筵。屋內充滿了祥瑞之色和祝賀之意”。賓客的談話已不同以往，尤其是從外地逃難而來的親友，所見所聞均為傷心慘目的戰時遭遇，但親切平和的石門灣似仍讓人安心，壽宴結束后大家欣然地散去。

但這卻是緣緣堂無數次聚會歡宴中的最后一次。一星期之后，1937年11月6日，農歷十月初四日下午，石門灣遭遇日機轟炸，當場炸死三十余人，傷無算。其中一枚炸彈落在緣緣堂后門外不遠處。

大轟炸當天，豐子愷一家辭別緣緣堂，開始從浙江，到江西，到湖南，到廣西，到貴州，到四川的九年流離生活。

豐子愷

外婆“失而復得”

豐子愷的妹妹雪雪嫁在三四里外的村子南沈濱。聽見炸彈聲，妹夫蔣茂春立刻同他的弟弟搖一只船，到鎮上接豐家到鄉下避難。這支逃難隊伍共有十人：豐子愷夫婦，恰好在他家做客的七十歲岳母，三姐豐滿，正在上中學和小學的六個子女。在南沈濱住下后，豐子愷每日遣人去十五里外的練市鎮借閱報紙，了解日軍的動向和進展。他打定主意，只要嘉興不失守，決不輕去鄉國。村居旬日，嘉興仍無失守消息（事實上豐家離開前兩日嘉興已失守），然而風聲卻緊起來?？箲疖娙碎_到，在村前掘壕布防，一位連長告訴豐子愷，“貴處說不定要放棄”。郵局先遷到鄰近，這時又要遷往別處，送到豐家的最后一封信是豐子愷一向敬仰、多有來往的當世大儒馬一浮先生從桐廬寄來的，告知他已由杭州避居桐廬，并問石門灣可否安居。

石門灣已毀于敵手，南沈濱也肯定不能久居，逃難，逃向哪里？豐子愷曾想過投奔金華附近的湯溪，那里是他們的老家，他們這一支是在明末清初遷居到石門灣的。但三百多年過去，他們與祖居地并無聯系，二十多年前豐子愷在東京偶然遇到族兄豐惠恩，相與考查族譜，方才確知自己的老家在湯溪，并且知道湯溪有豐姓數百家自成一村。但他只認識這位族兄，而這位族兄長居上海閘北，閘北糜爛后不知所往。豐子愷不敢貿然到湯溪，更擔心長期生活在城市的一大家人在“皆業農”的湯溪無以為生。收到馬一浮先生來信后，豐子愷決定經杭州到桐廬，再定行止。

決策甫定，機緣即至。11月20日下午，豐子愷的族弟平玉帶了他的表親周丙潮來訪，詢問豐家的行止，表示周家有船，丙潮將帶妻子和三歲的孩子與豐家一起逃難。周家有兩子，丙潮為次房，家族讓其隨豐子愷漂泊天涯，是讓兩房兒孫分開兩處，以策安全。對豐子愷而言，二十多歲的丙潮和祖傳染坊店伙計章桂的一路同行，無疑獲得有力臂助。到后方后，為解決他們的生計，豐子愷開設“崇德書店”，章桂甚至成長為一位書店經理。

次日下午，豐子愷全家十人和族弟平玉、店友章桂，乘丙潮放來的船離開南沈浜，駛向十里以外吳興縣屬的悅鴻村（丙潮家）。這時，離石門鎮陷落只有三十余小時。

傍晚到悅鴻村，在丙潮家晚餐并稍事休息之后，于半夜沿運河開向杭州。次日下午，船近塘棲。這是離杭州很近的一個著名古鎮，這個鎮，對石門灣的人來說非常親切。豐子愷在《辭緣緣堂》一文中專門寫道，若不趕時間，到杭州可坐更愜意舒適自由的運河船，并可在塘棲一宿，“上岸買些本地名產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邊的小酒店里去找一個幽靜的座位，點幾個小盆：冬筍、茭白、薺菜、毛豆、鮮菱、良鄉栗子、熟荸薺……燙兩碗花雕。你盡管淺斟細酌，遲遲回船歇息。天下雨也可不管，因為塘棲街上全是涼棚，下雨是不相干的”。但這一次逃難過塘棲，卻讓他們飽受驚嚇。一艘滿載兵士的船從對面開來，交錯間，一個兵士大聲問坐在船頭的章桂“鬼子在什么地方”？顯然敵兵已經逼近。忽然，另一艘兵船一面大聲喊他們停船，一面向他們靠近。船夫說“要拉船了”，拼命地逃，豐子愷見兵士已經舉槍瞄準，急命船夫停住。幸好對方只是要借一個船夫，說是“搖三十里路就放他回來”。他們強行拉走了把大櫓的“丫頭”（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工）。

半夜，船到杭州郊外拱宸橋，得知此去桐廬，不但不再有公共汽車，而且船也難以雇到，便再度精簡行李，全家胡亂休息半宿，五點鐘即起身上岸。從杭州坐船溯富春江到桐廬，以六和塔為起點。拱宸橋在杭州北面，六和塔在南面，中間距離三十六華里，沒有交通工具。豐家十人，丙潮家三人，加章桂平玉，十五人中十三人能走，丙潮的三歲小兒傳農和豐家七十歲外婆不能走。傳農可由丙潮背負，老太太卻無辦法。只好商請丙潮（船工都是他的村鄰），在船工中雇請一人背負老太太，并送到桐廬。一位名叫“阿芳”的壯年漢子應聘背起了老太太。走不到十里，老太太在阿芳背上被擠壓得喘不上氣來，決不能再走。“扶了她走呢，一步不過五寸，一分鐘可走十步，明天才走得到六和塔。”幸好找到一頂轎，這才如魚得水。忽然西湖在望，這是豐子愷從少年起就熟識之所，是他時常與家人朋友盤桓游棲之處，也是他背著畫箱探幽覽勝之地，如今山河破碎，西湖卻一如往昔地美麗可愛，渾然不覺浩劫將至。豐子愷忽然悲從中來，自離家后，第一次流下眼淚。

走到南山路，遇到空襲警報，一行人各自逃命，彼此失散，幸好下午二時許都到了六和塔下的一個小茶店內。茶店老板夫婦設套高抬船價，未得逞后冷言惡語相向，令豐子愷感受到平生未嘗過的恐怖、焦灼、狼狽和屈辱。等平玉章桂終于雇到船，正要離開，阿芳又被兵士拉去挑擔，幸好拉他的士兵守信，確實“一下子就放他回來”，未如丫頭般借而不歸。行到半夜，又經歷一次兇險：船老大將船靠岸，要求加價，還好平玉有江湖經驗，將船家穩住。次日清早，船到《富春山居圖》所描繪的富陽，天氣又晴好，各人苦中作樂，坐在船頭欣賞沿途風景。到馬一浮先生所在的桐廬時，已是晚上十點半。

三天后，豐家搬到離桐廬縣城二十里的河頭上村，在這個“新巢”里居住了二十三天。但顯然這里也非久居之地，當豐子愷與馬一浮先生在冬日里“負暄談義”的時候，聽得到遠處的炮聲，知道火線正在逼近。再往哪里逃？桐廬為山區，可以“避深山”。河頭上小學的一位美術教員黃賓鴻家在二十五里外的一個高山——船形嶺——的頂上，豐子愷曾兩度上山察看，但終于決定遠行。

到達桐廬的十五人逃難隊伍中，最能干的平玉和船夫阿芳已經回家。從石門灣到桐廬，“行路難”已有實感，尤其對于七十歲的老太太而言，顛沛流離實難勝任。更何況，上一次，他們投奔馬一浮先生而來，這一次，前路茫茫，形勢更危迫，交通一定更困難，江湖也只會更險惡。豐子愷與妻商議，把老太太寄托在船形嶺的黃家，他家也有七八十歲的老人，當不至于太受累。老太太也同意這個安排，于是雇轎子把她送上山去。

12月21日，這支逃難隊伍黎明即下船出發。到桐廬后，不久就找到一只較大的船，言定二十八元送到蘭溪。比起來路，順利得出乎意料。從杭州到桐廬，小茶店的老板要價七八十元，用二十五元雇定的那只船，半道上加價至六十元，而且半夜停船靠岸，岸上似有同伙，一度情形緊張。這一次，不但他們的船溯錢塘江而上一帆風順，顯然公共汽車也還通著。船上諸人松了一口氣的同時，想起留在桐廬山上的外婆，不禁愀然不樂，一個孩子說：“外婆悔不同了來！”豐子愷果斷讓船夫靠岸，派章桂步行回船形嶺，迎老太太下山，搭公共汽車到蘭溪會合。這時富陽桐廬一帶交通秩序混亂，杭州即將失守，能否順利接老太太到蘭溪，實在不敢確定。

12月23日上午，船到蘭溪。豐子愷的妻子和長女陳寶即刻登岸，奔向汽車站。約一小時后，兩人回來，站在岸上向船里歡呼：“外婆失而復得！”原來章桂竟不負所托，帶著老太太搭最后一班公共汽車，與他們差不多同時到達蘭溪，“好像是天教我們一家始終團聚，不致離散似的！”

豐家逃離的時刻，幾乎緊貼著戰爭的前鋒。豐子愷四十壽宴一周之后，1937年11月5日，日寇在杭州灣北部登陸；他們離開南沈浜的前兩天，11月19日，嘉興陷落；石門灣現今所屬的桐鄉縣城，11月23日淪陷；一起逃難的周丙潮家，雖離得近，卻屬吳興縣，11月24日淪陷；石門灣當時所屬的崇德縣，12月23日淪陷；惹起他無限傷感的杭州，在他們離開桐廬三天之后，12月24日，陷于敵手。

添得嬌兒一口

豐家的目的地是長沙，第一站到蘭溪。蘭溪位于浙江省中西部，地當要沖，多有文人墨客遺痕，素有“小小金華府，大大蘭溪縣”之說。國民政府曾于1933年9月置蘭溪實驗縣；1934年，設蘭溪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轄金華府8縣及建德、桐廬、分水共11縣；1937年撤實驗縣復為普通縣，蘭溪區改稱第四專區，駐地遷金華。到蘭溪，也就是到金華。而金華，此時是浙江省政府所在地。

浙江緊鄰上海，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浙江岌岌可危。一旦杭州陷落，省行政中心將遷往何處？浙江各行政專區中，紹興離杭州太近，寧波、臨海、溫州在沿海，敵易登陸，省政當局認為只能在金華、衢州和麗水三處選擇。金華衢州地處內陸，且有浙贛路可通，麗水僻處浙南；三地之中，金華居中，得到優先考慮。1937年11月初，日寇在杭州灣北部登陸，杭州告急。11月中旬，省府各機關陸續遷到金華，文化機構和文化人隨之聚集該地。

到蘭溪，果然有了一次豐子愷一生中很不尋常的偶遇。此時豐子愷已名滿天下，他在蘭溪旅舍登記的是上學時的姓名“豐仁”。沒想到，他的老同學曹聚仁就住在同一家旅館。兩人是浙江第一師范的先后同學，曹低兩級，此時正“握筆從戎”做戰地記者。兩人交情一向不錯，但當天晚上“一飯”之后，公開交惡，終生絕交。豐子愷性格溫和，廣積善緣，多次在文章中對某人毫不留情，恐怕是唯一的一次。他甚至說出“我們中國有著這樣的戰地記者，無怪第一期抗戰要失敗了。我吃了這頓‘嗟來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來還了他才好”這樣絕情的話。這頓晚餐究竟有怎樣的“恩仇”（兩人分別有題為《一飯之恩》和《一飯之仇》的文章發表）？相關研究者和豐子愷親屬已從時代觀、文藝觀、宗教觀差異及個人情緒等多個角度進行解讀，然而筆者認為，老同學對帶著十幾人的親族逃難這一行為的有所不解乃至有所不敬，是觸怒豐子愷的更重要原因。

首先，在形諸筆墨之前，豐子愷已經用行動表示了自己的不快。旅館初見時，曹聚仁就斷然表示豐家決到不了長沙、漢口：“你們要到長沙，漢口，不能！我們單身軍人，可搭軍用車的，尚且不容易去，何況你帶了老幼十余人！你去了一定半途折回。我為你計，還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里路近，生活程度又低。設或有警，我會通知你?！必S子愷接受他的意見，打消了西行去長沙的決心。兩人約定，次日豐子愷在旅館等曹聚仁從鄉下歸來，一同把豐家送到仙居，投奔他們的老同學黃隱秋。但豐子愷爽約了，他再度決定去長沙。他在旅館老板處給曹留了一張字條，謝他招待的厚意，并道失約之歉，攜了老幼十余人和兩擔行物，雇船開向衢州。此處可注意者有兩點，其一，一飯之后豐子愷再度決定去長沙；其二，豐子愷一向禮貌周全，如此不辭而別，頗顯突兀?？梢姶藭r已相當不快。

其次，先前解釋所著意的曹聚仁對《護生畫集》的批評，確實導致豐子愷情緒升溫，但蘭溪相見之時，兩人應該未提及此畫冊。以藝術手段宣揚佛教慈悲的“護生畫”在豐子愷生命中占據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或者說這是他生命的一個重要支撐也不為過。第一集五十幅是為慶賀他的人生導師和宗教導師、他一生最最敬愛的弘一法師五十之壽（1929年，弘一法師虛齡五十）而作，此后，遵法師之囑，豐子愷分別在其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歲時各作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幅畫出版發行。弘一法師1942年在泉州圓寂時才年過六十，但豐子愷遵從了與老師的約定，從1927年第一集起意，到1973年完成第六集繪畫，前后持續46年，總共畫了450幅“護生畫”，最后一集更是在他自知世壽難到1979年，因而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巨大壓力下偷偷繪成的。護生畫的配詩和請名家書寫、出版都歷經磨難。不管世人如何看，從一開始，“護生畫”在畫家本人心中即具有神圣性。因此，當他聽到“xxx（即曹聚仁）說你的《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這個傳言時，心中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

《護生畫集》

但其實，豐曹二人在旅館和晚餐見面時，應該沒有提到護生畫。往來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是曹聚仁在1938年《少年先鋒》第2期和第3期連載的《數月來的繁感》，其中寫到“我和豐子愷兄在蘭溪一家小旅館中相遇”時的談話及作者的感想。這篇文章情緒昂揚，對豐子愷一家并無批評，他轉述豐子愷父子的話可能不確切，但均為正面。譬如他說豐子愷表示“要積極地站在時代的浪頭上”，說“眼前的瞻瞻，是這么肅然沉著表示要擔當這大時代的肩仔，不復作逃難有趣之想，然而半點兒也不畏怯”。他還提到兩人談話中的一個有趣話題。豐子愷問，這次的大動亂為何沒有任何征兆？曹聚仁做了一個很特別的解釋，他說征兆確有，但不是天象，而是“前年以來”《雷雨》《日出》兩部話劇瘋魔了各階層的人。“這是世紀末情調的深透于人心，引起沒落層的自覺”，“預感在一陣雷雨之后將永久沒落了；而日出以后的世界，已不是他們的世界了”。4月5日的《少年先鋒》第4期，登出了豐子愷的《決心——避寇日記之一》，字里行間透露出不快，但意在澄清曹文中無關大局的事實錯誤及轉述不當，表達自己西行的決心，表面上仍保持客氣。這是他筆下第一次出現這次飯局。第二次，是1938年4月9日寫于漢口的《則勿毀之已》短文，闡述“以殺止殺，以仁克暴”的道理，起句便是：“一到漢口，‘xxx說你的《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我說：‘不可，不可！此人沒有懂得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他并沒有點“此人”的名。發表于5月5日《少年先鋒》第6期的《一飯之恩》第三次也是最直接的一次記述，這一次，提到了當時談話的一個話題，曹聚仁問豐子愷：“你的孩子中有幾人歡喜藝術？”豐答“一個也沒有！”曹斷然地叫道：“很好！”文中“《護生畫集》以可燒毀了！”句加引號，顯然與前兩文一樣，這是一句從漢口輾轉聽說的傳言。而曹聚仁晚年在《朋友與我》一文中提到此事時，是這樣表述的：“大概，我引申了他的話：‘慈悲’這一觀念，對敵人是不該留存著了……”。其實，《數月來的繁感》中根本沒有提及相關話題，連“引申”也談不上。

第三，豐子愷的幾篇文章中，都折射出曹聚仁對其扶老攜幼舉家逃難的不以為然，對豐子愷及其子女或許還有所輕視。旅舍相見，即斷然說：“你們要到長沙、漢口，不能！”邀宴過程中，除了對豐家子女不愛好文藝大贊“很好”以外，還注視著豐子愷說：“你胡不也做點事？”還有一件刺激更深的事，豐子愷一直到第四次寫到這次相見時才說出：

座上他鄭重地告訴我：“我告訴你一件故事。這故事其實是很好的?！彼选昂芎谩倍痔貏e提高?！昂贾菽橙寺示熳囘^江，汽車停在江邊時，一小孩誤踏機關，車子開入江中，全家滅頂?！蹦┝怂终f一句：“這故事其實是很好的。”

豐子愷對此的理解是：“像你這樣的人，拖了這一群老小逃難，不如全家死了干凈。”這是極為嚴重的指控，正說明他受了很深的刺痛。豐子愷是一個十分“兒女情長”的人，這群兒女，不但給予他無窮的快樂和幸福，而且是他繪畫作文的靈感來源和主要內容，曹聚仁說這段故事可能無心，但確實令其極為不快。

蘭溪偶遇的兩位老同學處在完全不同的狀態中。作為地主的曹聚仁，一身戎裝，以戰地記者身份奔波于各地，口中筆端充滿“大時代”之類豪言壯語。逃難中的豐子愷，則一襲長衫，留起長須，自稱“老弱”，身后跟著十幾個親屬，老的七十多，小的不到十歲。其實他們是只差兩屆的同學，年齡也只相差兩歲而已。

當然兩人無所謂對錯。曹聚仁的訝異很正常。暴敵侵凌，先國后家，加上客觀條件的限制，政府公務員和知識分子只身隨機構、學校遷移很正常。如時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南京危急時先讓妻子陪老母回廣西老家，只身隨政府遷往武漢、重慶，數年后才得夫妻團聚；清華大學的吳宓教授固然是單身，但他在長沙，在衡山，在蒙自，在昆明，曾長時間住集體宿舍，他的舍友包括湯用彤、錢穆等人，大多數有家室；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教授，將五個年幼且母親新逝的兒女留在淪陷區北平……確實，當時仆仆于道者多“單身先生”。但豐子愷同樣無可非議。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依靠自身的力量“移蘭”避寇，以求免于“被發左衽”的命運；他竭盡所能地庇護老幼，愛家，愛家族，愛家鄉，愛國家，愛人類，“恨不得有一只大船，盡載了石門灣及世間一切眾生，開到永遠太平的地方”。何況他多年賣畫賣文為生，不從屬于任何機構。曹問他“胡不也做點事”，更是誤解。且不說他的抗戰漫畫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率家眷到長沙后，他又帶兩個女兒到武漢直接參加抗戰宣傳工作，改穿中山裝，朋友說他“返老還童”。

有些戲劇性的是，“一飯”之后，豐子愷的妻子懷孕。1938年，豐子愷四十整，他的妻子還長他兩歲，而且已經“十年不育了”。豐子愷寫道：“大肚皮逃難，在流亡中生兒子，人皆以為不幸，我卻引為歡慶。我以為這不過麻煩一點而已。當此神圣抗戰的時代，倘使產母從這生氣蓬勃的環境中受了胎教，生下來的孩子一定是個好國民，可為未來新中國的力強的基礎分子。麻煩不可怕?！比覍⒆拥牡絹砀裢馄诖?，決定無論男女，都命名為“新枚”。這個名字來源于豐子愷在漢口所見所感。有一天他看見一棵大樹，僅留半截主干，卻生出許多小枝條，生氣勃勃。他畫了一幅畫，題詩曰：“大樹被斬伐，生機并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并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就像棵大樹》。他曾想把胎兒命名為“新條”，大姐陳寶認為不好聽，遂改“新枚”。

這枝“新條”，1938年10月24日在桂林平安出生。時豐子愷在位于兩江的桂林師范任教，他將由牛棚改造的書房移作新枚的居室?！疤人耘Ｄ?，住牛棚，將來力大如牛，可以沖散敵陣，收復失地。至少能種田，救世間的餓人。即使其笨如牛，并不要緊。中國之所以有今日，實因人太聰明，不肯用笨功的原故！”

1944年中秋，豐家十人在重慶“沙坪小屋”團聚，歡慶之余，豐子愷飲酒大醉。次晨醒來，在枕上戲填《賀新郎》一首，其詞曰：

七載飄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長大，添得嬌兒一口。都會得奉觴進酒。今夜月明人盡望，但團欒骨肉幾家有？天于我，相當厚。

故園焦土蹂躪后，幸聯軍痛飲黃龍，快到時候。來日盟機千萬架，掃蕩中原暴寇。便還我河山依舊。漫卷詩書歸去也，問群兒戀此山城否？言未畢，齊搖手。

“藝術的逃難”

有過戰時遷徙經歷的人，大概人人都能寫出一長篇曲曲折折的“行路難”。豐子愷率領的逃難隊伍，老的七十多，小的才出生，主體是十幾歲的青少年，“行路難”別具一格。

1938年10月豐子愷就聘桂林師范教職，顛沛流離近一年的一家人才在離桂林不遠的兩江粗粗安定下來。后來，這一大家子又從兩江遷宜山，從宜山遷遵義，從遵義遷重慶。一路波折，尤其是從宜山到遵義的遷轉，狀況百出，豐子愷指揮若定，一家人安全轉移，被朋友美稱為“藝術的逃難”。

因戰火蔓延，桂林時遭轟炸，1939年2月底，豐子愷從桂林師范辭職，受聘于浙江大學，擔任藝術指導。浙江大學當時遷在宜山，桂林宜山都在桂北，并不很遠，但一個大家族在戰時搬遷決非易事。豐子愷從3月初即開始謀劃從兩江到宜山的交通。先找船欲走水路，復準備搭郵局便車，仍回復到船行，再謀坐第三十一集軍團汽車，又轉回雇船，一切不順。到3月16日，豐子愷在日記中寫道：“欲行不行，今日已不知是第幾次。半月以來，天天準備走，而天天不走。初則懊惱，繼以忍耐，今則成為習慣，無所動心。似覺走也好，不走也好；家不異船，船不異家；兩江猶宜山也，宜山猶兩江也。不但吾個人為然，兒女亦皆如此。友人謂吾等皆有修養功夫。”3月22日，所雇的兩只船終于開到，豐子愷正急急返家整治行裝，次子元草一路呼號而至，告知浙大打來電報，說將派校車來迎，請勿雇船。豐子愷不敢相信，“吾煞費苦心，始得此舟。得舟才數十分鐘，又將舍去。天公太惡作劇。世間似無此事”。他不敢與船戶解約，25日派人到桂林，得浙大電報，確知有車來，次日遣送了船戶。但等到3月底，“校車杳無消息”，“遂打疊煩惱，準備在兩江閑居一學期……不復作赴浙大之想矣”。然而，4月5日，校車和校役忽然來到，才知上月24號校車確來桂林，聽聞豐家已起程，便返回宜山了。當時下午，豐家從兩江出發，途中又經歷波折，終于于4月8日下午抵達正在空襲警報中的宜山。戰時交通之難，之不確定，由此可見一斑。

1939年11月，日軍在廣西北海登陸，全省形勢頓形緊張，浙江大學準備遷往貴州遵義，教員各自設法前往都勻集合。宜山時常有空襲警報，有月余時間，豐子愷不管有沒有警報，每日攜帶書籍點心到四里路外的九龍山讀書，傍晚才回。這種“跑警報”的生活顯然不適合老弱。他將岳母、妻子、三姐及三個幼小的孩子送到近百里之外的思恩，自己與十六歲以上的兒女四人住在宜山。全家分處兩地，傳遞消息都困難，如何一起行動，一個都不少地遷到貴州，實在是一個難題。

12月3日，遷移行動開始實施。有個飯店老板好像很有辦法，他說有一輛車，明后天將開往都勻，此車可坐25人，裝行李40件，包價1600元。當晚，大家開始收拾行裝。豐子愷想方設法打電話通知思恩的家人，讓其連夜收拾行李，后日破曉趕到45里路外的德勝站候車，同赴都勻。12月5日，豐子愷自言“可謂平生最狼狽之一日，全日在焦灼，疲勞，饑渴，不快中度送”。約好的四家人一大早便到公路邊候車，但車輛始終不見蹤影，老板托言“車壞”，借學校電機修好后發現根本載不下約定的人數和物件，司機又成倍加價，顯然上當受騙。但四家人已無家可歸，只得返城住旅館。豐子愷十分掛念在思恩的六人，這班老弱必定破曉即動身，到德勝車站等車，等不到車，又沒有消息，必定驚慌。

4月6日，豐子愷作出了分批行動的安排。他決定讓丙潮夫婦和豐家的四個孩子搭客車前往都勻。車票難買，他囑六人分批逐漸北上，每次停留，即在車站門口及郵局門口張貼姓名住址，相互呼應。德勝的六人都是老幼，沒有能力自行搭車，必須由他親自前往帶領。豐子愷獨自出發，他想在路上搭“釣魚車”，再三向司機揮手，都不被理睬，遂鼓起勇氣步行。他像上課那樣安排時間，每走五十分鐘就坐下來吸煙休息十分鐘，中午到達半道上的懷遠。懷遠到德勝還有45里路，他本想在此地覓車轎，或者住宿一晚，在路旁吃了一碗糖圓子后，豪氣陡生，準備繼續走到德勝，“以打破平生步行之記錄”。他在行囊中找出一條毛巾和一頂絨線帽子，塞到鞋中，“于是健步如飛”。途遇二軍人，同樣在宜山買不到赴德勝的車票而步行，三位“同志”一路閑談，“忘路之遠近”。天黑，到達德勝。豐子愷在區公所打聽到家屬所住的伙鋪，與已睡下的六人相見，“于是買酒，煮蛋，炒飯，坐床上食之。且食且談，樂而忘?！薄Ｖ皇莾赏人嵬串惓?，似被棒打。忽然區公所來人，說有宜山打來的電話。是丙潮的電話，告知陳寶寧馨華瞻三人購得車票，已于上午十時上車西行，傍晚六時可到桂黔交界處的六寨。豐子愷想，上午他正步行在宜山懷遠間的公路上，不知車上的兒女是否從車窗看到他？他為之心安，“是晚酣睡如死”。

在德勝休息一天后，開始后續安排。德勝是個小站，買到車票的希望渺茫，但還是到車站姑且一試。站長說宜山來車皆滿載，無票可賣。豐子愷只得準備坐轎西行。突然來了一輛客車，車上有兩位浙大學生，他們告訴老師，車上乘客中有兩三位到河池就下車，建議擠上一二人，由他們讓座，到河池便可有座位。豐子愷大喜，將三姐和元草二人送上車。這樣，在德勝只留下五人，不覺“心情輕快”。但此五人不能再分班，勢必坐轎而行，行李必須請人挑擔，于是大加整刪。

12月11日，五人坐四轎迤邐西行。德勝至河池近百里，轎行須三天。13日下午，五人到達河池。從河池到都勻，須得坐車，但站長說車票張數及日期均不能預定。五人又無法分開行動，豐子愷預料在河池將等候多日，“不知何日可得全家團聚也”。然而，因給飯店老板寫對聯，意外獲得搭便車的機會。他們于15日上午出發，下午2時半過六寨，從此告別了一年半于茲的廣西，進入貴州境內，傍晚安抵獨山。16日上午10時，車抵都勻。豐子愷“遠眺近矚，冀于路上行人中發見吾之家族，收到平安消息”，但又“近鄉情怯”，先在浙大學生的招呼下住定旅館，打算吃飽后再訪家族行蹤。正在點菜，忽然有人握住了他的手，原來是他的老同學和浙大同事王星賢，因學生告知其豐子愷到來的消息，他挨個飯店找，終于找到。王星賢告訴他，他的家人已經到達，只有次女林先和丙潮一家沒有消息。王星賢即向豐子愷的子女報告消息，“不久二女二男奔騰而至。相見之歡，雖淵云之墨妙，難于摹寫”。各人“爭述來時一路情狀，有如相罵，鄰座諸客，為之停杯”。

至此，全家十一人中已有十人安抵目的地，只有林先一人音信全無，美中不足。次日傍晚，全家正準備外出聚餐，忽聞窗外有人狂呼“先姊”，但見欄外馬路上丙潮夫婦及林先三人滿身黃塵，正在一面與樓上諸人應答，一面拉挑夫上樓。當晚的“團圓飯”后，豐子愷仿《史記》體例列出一表，每日一格，各隊將離散12天中各自的行蹤填入其中。

逃難路線

在都勻一個多月后，全家又隨浙江大學遷往遵義。

豐子愷生長江南富庶之地，書香門第，家境小康，從小并未習勞。他性格溫和，體質文弱，兩年前逋逃離家鄉之時，在老同學曹聚仁眼中不免未老先衰。兩年的流離生活，滿腔的家仇國恨，拓展了豐子愷生命的邊界。這一時期，他的文學創作達到一個高峰，僅1938年就寫了六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還我緣緣堂》這樣義正辭嚴、擲地有聲的力作，同時創作了大量漫畫。他在遷移途中沉著冷靜，指揮若定，還創下日行近百里的個人記錄。豐家的兒女也著實了得，又能聽命，又能獨立，人人都是團體的有機分子。

結語：交融地帶的理想生活

抗戰流亡中的豐子愷家族，雖也憂患坎坷，然而總體而言生存狀況良好：一家骨肉始終團聚，衣食無虞，兒女受到良好教育，個人創作達到了新的高度。他自己說“天于我，相當厚”。除了運氣這個不可控的因素，豐子愷在繪畫、文章、音樂各方面的出眾才華，他溫和調融的個性特質，都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不可思議地處在多重緊張的交融地帶，而且左右逢源。

譬如出世和入世。豐子愷生性敏感，一根樹枝的前生，一個不倒翁的后世，一句詩的灰燼，都引起他無盡的遐思和惆悵，從幼年起，他的思緒便常常導向“虛空”。他20歲時，最敬愛的老師李叔同遁入空門成為弘一法師，數年后，豐子愷正式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法名“嬰行”。他保持了一輩子的佛教情懷。然而，他又是一個人間情懷極其濃重的人。他很早便結了婚，二十多歲就有了一大群兒女。他只在短時間內教過書，1930年母親去世后，便閑居著述作畫，1933年后更以故鄉石門灣的緣緣堂為主要生活場所。他精心營造的緣緣堂，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深沉樸素之美，堂內懸掛弘一法師和馬一浮先生等名家法書，收藏數千冊圖書，全屋有數百塊玻璃，所有家具總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屜。春天，朱樓映著粉墻，薔薇襯著綠葉；夏天，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秋天，葡萄棚上碩果累累，兒童們在底下的梯子上爬上爬下；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曬著太陽，炭爐上時聞普洱茶香。如此詩意與富足的生活，環視當時的中國，大概很難舉得出第二個例子。

弘一法師寄給豐子愷的明信片

譬如都市和鄉村。豐子愷出生的石門灣，是個四五百戶人家的江南小鎮，雖非農村，也非城市，廣義仍為鄉村。他對城市和對鄉村同樣親近。他的愛城市，主要是愛風景。少年和青年時期生活居住過杭州、上海、嘉興，他最愛杭州。緣緣堂落成后，他在杭州尚有一處“支部”——朋友們戲稱為“行宮”，有兩名工人看家，作為年長的兒女在杭州求學以及他本人春秋佳日盤桓之地。他說，“西湖好景，盡在于春秋兩季。春日濃妝，秋日淡抹，一樣相宜”。對故鄉石門灣的深情更是常常溢出紙墨，故鄉的氣候好，物產富，人情美，連離火車站三十里也成了優點。他特別重視人情鄉誼，與親戚鄉人相處愉快，毫無知識人與鄉土的隔閡。緣緣堂室外的芭蕉蔭下，經常擺起與客人小酌的座位。他最喜歡而一再重復的畫題之一，是王安石《示長安君》中的兩句詩：“草草杯盤共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甚至為了與鄉村的環境相匹配，緣緣堂的照明都用油燈。

譬如傳統和現代。豐子愷的漫畫，工具（紙筆）是傳統的，畫題除兒童外，古詩詩意圖特別引人注目，他也真心喜歡古詩的意境。但豐子愷無疑是現代之子。他接受現代教育，他到日本深造，他有眾多翻譯作品，他的出版物中，有大量介紹西方美術、音樂、建筑的內容。即使看起來“傳統”的子愷漫畫，也直接承襲了日本畫家竹久夢二的畫風，構圖也是西式的。他的文章，從內容到形式，都是現代的。傳統和現代，中國和世界，在豐子愷筆下體現了渾然一體的和諧。更為奇妙的是，子愷漫畫好像專為現代報刊而生，它的小幅、簡筆，完美契合制版印刷的技術要求，很快風行天下。盛名之下，龐大的家族也得到很好的供養。

譬如通俗和高雅。對藝術作品很難產生共識，因此“雅俗共賞”是很高的要求。但豐子愷的漫畫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馬一浮先生給他的贈詩中，有“但逢井汲歌耆卿，到處兒童識姓名”之語，他原不敢相信，但抗戰流離中的經歷，讓他知道馬先生的贊揚“洵非虛語也”。他們一家人“藝術的逃難”，一方面是指全家首尾相顧的巧妙安排，另一方面也是實指。途中幾次困局，正是借“藝術”解開。從區長到街長，從小學教師到軍校學生，從汽車站長到飯店老板，幾乎都知道豐子愷的大名，也都樂于用幫忙來換取他的書畫。子愷漫畫筆觸簡單，然而意趣無窮，因此深得高人雅士的欣賞和珍愛。他最早的作品貼在浙江上虞白馬湖中學“小楊柳室”的壁上，他的杭一師老師、此時的同事夏丏尊先生偶然看到，驚奇地笑了，連贊“好畫！好畫！再畫！再畫！”同事朱自清正與北京的俞平伯辦一種不定期刊物《我們的七月》，他們登載了豐子愷的一幅漫畫《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被在上海辦《文學周報》的鄭振鐸看到，十分喜愛。他說，雖然是疏朗的幾筆墨痕，畫著一道卷上的蘆簾，一個放在廊邊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壺，幾個杯，天上是一鉤新月，我的情思卻被他帶到一個詩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美感。他向朱自清打聽作者的情況，多次向他約稿，并結識了這位面貌清秀、態度謙恭、不善言談的青年，而且為他出版選集，命名為“子愷漫畫”。

無疑，只有極少數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幸運兒能在這樣的“交融地帶”和諧地工作和生活。不過，有這樣的“交融地帶”存在，對無緣身處其中的所有人，也都是件好事。

（本文摘自徐秀麗著《也錯過 也相遇：過渡時代的個人、家庭和群體》，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