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是近代史上發揮過顯著作用的清朝重臣。從甲午戰爭后到庚子事件前后，他主導編練新軍，統帶武衛五軍，以大學士管理部務，位居首席軍機大臣，氣勢煊赫，權傾一時。他參與了戊戌政變、己亥建儲、庚子事變等晚清重大政治事件，在清朝統治集團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又是一位十分復雜的歷史人物。死后清廷極力褒揚他的功績，有論者甚至稱他堪與同治中興名臣“相埒”，而詆之者則斥之為國家“罪人”，口誅筆伐，不遺余力。縱觀榮祿一生，與晚清政局的變遷和走向密切相關。可是，由于相關歷史文獻十分零散，而且往往相互抵牾，過去對這樣一位重要而復雜的歷史人物缺乏較為系統的研究。本書力求細心搜羅散見各處的有關原始材料，梳理榮祿一生的行為邏輯和思想歷程，特別是同他有關的復雜人脈關系，在晚清政局的大背景下，考其得失所在，盡力還原歷史事件和場景，以避免簡單化的評價。事實上，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通過研究，我們對榮祿一生經歷的認識可簡要概述如下。

榮祿

家世背景和政治聯姻與榮祿的崛起

榮祿在晚清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家世背景。他所隸屬的滿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屬于“上三旗”，地位較崇，任官機會也優于“下五旗”。他的祖父統帥軍隊、戰死疆場，伯父和父親作為總兵在同太平軍作戰時雙雙戰死，受到朝廷的格外褒獎，咸豐皇帝明諭優恤，贊譽瓜爾佳氏為“世篤忠貞”。榮祿正是借著這種祖蔭進入官場，并一直得到皇帝拔識。

與宗室和滿洲貴族結姻也是榮祿維持和保障家族地位及本人權勢的政治手段。榮祿繼室薩克達氏為御前侍衛熙拉布之女，與咸豐皇帝元妃薩克達氏（咸豐登基前已歿）為本族。薩克達氏病逝后，榮祿續娶宗室靈桂之女愛新覺羅氏。榮祿長女為禮親王世鐸子誠厚之妻；而貝子溥倫之原配為慈禧侄女，后病逝，經慈禧指婚，又娶榮祿侄女瓜爾佳氏為繼室。更具政治意義的是，庚子回鑾后，慈禧將榮祿幼女指婚給醇王載灃，后生育了宣統皇帝溥儀。這些聯姻關系，無疑是鞏固其權勢的有力保障。

醇王對其政治生涯的影響

身為滿洲權貴，榮祿與醇王奕譞、恭王奕訢、惇王奕誴、禮王世鐸、慶王奕劻、端王載漪的關系親疏遠近不同，對其政治生涯的影響至關重要。榮祿與醇王年齡相近，在創辦神機營時，備受醇王賞識，奉命統率使用洋槍的威遠馬步隊，鎮壓捻軍、馬賊等，獲得知兵的盛譽。醇王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特別受到慈禧信任。榮祿得到慈禧寵信、充任內務府大臣，也都有賴醇王的推引和支持。終其一生，榮祿與醇王的交誼最深。甲午戰爭爆發后，榮祿獲得督辦軍務和練兵大權，則得力于復出后恭親王的大力支持。醇王、榮祿與端王的父親惇王奕誴的關系歷來不甚融洽，這種積怨到庚子前后載漪勢力凸顯時有了顯現；武衛軍擴展與虎神營發展中，已經存在榮、端的較量；軍機大臣剛毅為了與榮祿對抗，也刻意攀附端王，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榮、端矛盾。榮祿與禮王世鐸為親家，二人關系一直密切。他與慶王的關系始終融洽，慶王雖然管理神機營，并督辦軍務，但是很少介入榮祿主持的西式練兵事宜；榮祿對慶王主持的外交決策也十分尊重，很少立異，彼此軍事、外交各負其責，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庚子回鑾以后。

與文祥、李鴻藻的關系

榮祿仕途的發達除了攀附醇王這一重要因素外，還有當時手握重權的軍機大臣文祥和李鴻藻的鼎力提攜。咸豐時榮祿升遷戶部員外郎，受到肅順排擠后，又以開缺候選道員參加京城防衛，這些都是文祥主持的。辛酉政變后，文祥充任管理神機營大臣，又援引榮祿投效營務，才使榮祿有機緣接近醇王奕譞，奠定他日后飛黃騰達的基礎。李鴻藻是繼文祥后在樞中支持榮祿的另一關鍵人物。甲午戰爭爆發后，榮祿回京后的出處也經李氏精心策劃。李、榮交誼對晚清朝局影響尤大，李鴻藻死后，榮祿任用的漢員以李氏門生故吏為主，如鹿傳霖、吳重熹、張人駿、袁世凱、瞿鴻禨、張百熙等都出自李鴻藻門下。某種程度上，文祥—李鴻藻—榮祿是清季權力關系中比較清晰的一條人脈線索。相比而言，翁同龢與榮祿的關系則過于表面化，且時有暗中傾軋的跡象。

甲午戰爭改變了榮祿的境遇

榮祿受到清廷重用的初期，主要投身神機營練兵和陵差活動，基本上服務于宮廷事務，長期扮演著內務府大臣等內廷近臣的角色。中間一度受到冷遇。光緒十三年復出后，或任都統，或出為將軍，仍然側重旗籍事務。但是，甲午戰爭的爆發改變了榮祿的命運。這場戰爭促使恭王復出，翁同龢、李鴻藻再次進樞，而另一位滿洲官員剛毅也開始進入權力核心，甲申易樞以來的朝局發生重大改變。為應對危局，榮祿再任步軍統領，特別是奉旨充任督辦軍務大臣，介入練兵、修建鐵路、對外交涉等重要決策，獲得了幾乎與軍機大臣同等的權力。他的政治活動空間開始超越先前的旗務系統，得到全新拓展。甲午戰爭后期，因為和戰爭議，漢族大臣間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翁同龢、汪鳴鑾、吳大澂、文廷式等官員在戰后，或開缺，或投閑，或遭到慈禧猜忌，漢人勢力受到嚴重削弱；而榮祿、剛毅、徐桐、崇禮等滿洲權貴的勢力乘機得以增強。從滿漢力量的消長看，甲午戰爭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庚子年滿洲貴族專權局面的出現，實導源于甲午戰后權力格局的變動。

從中央與地方的權力格局看，榮祿通過督辦軍務處編練新軍，實際上開始扭轉自咸豐末年湘系、淮系興起后地方督撫控制軍權的局面。甲午戰后，清廷以自強為名，直接掌握練兵大權，乘機將長期被李鴻章等漢族督撫把控的軍權收歸中央。這是由榮祿逐步謀劃完成的。從胡燏棻定武軍易帥、袁世凱小站練兵，到戊戌年榮祿出督直隸、統領北洋各軍，再到創建武衛軍，自始至終，榮祿都將軍權牢牢控制在手中。這是清季罕見的現象，明顯具有滿洲貴族加強集權的意圖。盡管庚子武衛軍的慘敗使榮祿的遠略未能實現，但是，中央練兵的機制被固定下來。后來袁世凱編練北洋六鎮，也是在練兵處的統一規劃下完成的。慈禧之后載灃等滿洲親貴排擠、打擊袁世凱的目的之一，便是收回其統軍權。只是在慈禧和榮祿死后，孱弱無力的載灃、載濤等少年親貴面對羽翼豐厚的袁世凱已顯得無能為力。由此看來，宣統時期的滿洲貴族專權與榮祿的謀略有一致的地方。

榮祿與甲午后新政變法的關系

在晚清的變法過程中，榮祿長期被視為“后黨”“頑固派”，這與政變后康、梁的宣傳有關。另一方面，學界長期將康、梁的活動作為甲午戰后改革的主流線索來研究，忽略了清廷自身推行的實政改革。陳寅恪曾說“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而清廷推行的變法正是通常所說“中體西用”（洋務派）的改革軌轍。榮祿、陳寶箴、張之洞都屬于“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改革者。

傳統說法認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這是從不進行制度變革、改革就沒有根本出路的角度提出來的。但也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正是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激發了朝野上下變革圖強的精神，使原來只有少數大臣、督撫倡導興辦的洋務新政，在甲午戰后從地方事務一變為清廷自上而下的全局性決策，以練兵、開礦、修路、興辦學堂為核心的實政改革也得以較大規模地陸續鋪開。但由于清廷的腐敗無能和財政匱乏，這些新政未能取得多少成效。榮祿編練新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的，屬于清廷實政改革的首要內容。

已有學者指出，以往常將整個戊戌變法只說成是康、梁鼓吹的維新運動，或局限在戊戌那年百日維新的短暫時間內，其實，這并不能還原變法維新的全貌和復雜過程。甲午后光緒帝推行自上而下的變法，是在《馬關條約》簽訂、朝野普遍要求改革的呼聲中開始的，乙未年五月的“自強詔書”正是其標志；而戊戌年的“百日維新”，則是膠州灣危機后光緒帝試圖加快變法步伐的一次嘗試，二者是相聯系的，忽略這一點有違歷史真相。對榮祿的練兵成效視而不見，反視其為“頑固”派，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康、梁變法的激進標準衡量其他改革思想和路徑的結果。

政變后榮祿不僅練兵、籌餉，在保存京師大學堂等問題上與極端守舊派的斗爭一直持續，有限地維護了一些改革成果。換言之，清廷的改革并未因為政變發生而全然停止，在守舊勢力異常強大的形勢下，榮祿在不觸動舊的封建體制的前提下，仍在設法維護和推動實政改革。正因為如此，庚子年十二月西安的“新政詔書”才有所接續。可以說，乙未年五月“自強詔書”、戊戌年四月“定國是詔”和庚子年十二月“新政詔書”，三者是有密切關聯的。這是能夠對甲午戰后的榮祿進行客觀評價的認知前提。

榮祿與戊戌政變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激烈爭論的焦點問題。榮祿通過策動慈禧訓政，達到中止光緒帝推行的激進改革的目的，這個事實是無可懷疑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政變的主謀之一。關于政變細節和原委，因為檔案材料的充分使用，學界研究已很充分。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將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簡單地歸結于慈禧、榮祿等人的扼殺，對康、梁一派過于脫離實際、急躁魯莽的做法缺乏分析，而把一切新政歸結于康、梁的倡導，也不盡符合事實。更何況，榮祿在政變后積極調和兩宮，極力保護光緒帝，避免事態惡化，庇護新政官員，并繼續維護和推動某些新政，當時得到很多積極的評價。對此，也不可盡信康、梁之言，將榮祿一筆抹殺。

榮祿與己亥建儲前后的政局

從戊戌年八月政變發生到庚子年五月義和團事件爆發，近兩年的時間里，榮祿與剛毅的矛盾和權力沖突是清廷內部十分突出的一條主線，學界以往多側重對“己亥建儲”的背景和過程做出一些解釋，或者強調康、梁海外保皇活動的影響，很多情形并不清晰。比較充分的資料顯示，政變后徐桐、剛毅等密結端王，積極推動守舊官員李秉衡復出，試圖取代劉坤一為兩江總督；圍繞山東巡撫的更換也與榮祿暗中較量；徐桐、剛毅等以剔除積弊為名，責令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等洋務企業報效巨款，招致東南紳商的不滿；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等地方官員被迫聯絡榮祿以求庇護。這些政治態勢與庚子年五月出現的清廷“聯拳抗洋”的決策和“東南互保”的達成都有因果關系。同時，也可以看到，己亥建儲的發生與康、梁保皇活動及東南士紳反對廢立的輿論壓力密切相關。在處理兩宮關系問題上，榮祿意在調和，寧人息事；剛毅則借用康黨之案，迎合載漪，排除異己。榮祿在庚子年春間的長期病假“休養”與這種斗爭格局有關。剛毅、載漪等人對朝政的影響力增大，從而左右了義和團事件前后的中樞決策。

創建武衛軍是榮祿生平最重要的功業，這是他鑒于北洋海軍喪失、京津防衛空虛，出于捍衛京畿而采取的重大決策。但是，由于財政拮據以及朝局的影響，在庚子事件中，武衛軍并未能有效發揮抗擊外來侵略的作用，更有甚者，武衛中軍還乘機劫掠商民，造成惡劣影響，這完全出乎榮祿意料，也成為他本人后來遭到世人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衛軍

庚子事件中的榮祿及其與慈禧的關系

學界對榮祿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庚子時期。榮祿在庚子義和團興起后，匆忙銷假治事，但始終秉承慈禧旨意，不敢越雷池半步。雖然主張“剿辦”拳民、保護鐵路，但懾于載漪等權貴的淫威，處處委曲求全，顯得首鼠兩端，這是他在庚子義和團時期的基本處境。榮祿指揮的武衛中軍最初奉命保護使館，圍攻開始后，武衛中軍也曾參與。榮祿對東南督撫謀劃的“東南互保”是同情的，但是，沒有證據說明他直接參與過密謀，盡管他與劉坤一、張之洞等人在大局認識和對外態度上近乎一致。事實上，由于電報中斷，他在京內苦撐待變，且受到載漪等人排擠，小心翼翼，與東南督撫的聯系十分謹慎。京城淪陷前，榮祿曾設法開啟與公使館的和議，但未能成功。總體看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開始后，事態危急，和戰兩難，在使館談判問題上，載漪、剛毅等人也對榮祿有所支持。圍攻使館期間，董福祥也并未完全脫離榮祿的統轄。相反，京城陷落后，隨扈西行的載漪、剛毅等人又開始排擠榮祿，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力圖繼續掌控朝政。幾經周折，最終在東南督撫策劃下，榮祿才得以抵達行在。劉、張、袁等督撫還對武衛中軍圍攻使館之事向列強進行聲辯，期望各國不再追究榮祿。但是，抵達西安的榮祿，重掌樞垣，很快故態復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護載漪、董福祥等人，又引起李鴻章等督撫的不滿。《辛丑條約》的談判就是在這種權力格局中逐步完成的。

榮祿病逝及其后的政局

西安時期的榮祿達到了他權力的巔峰。清廷頒布明發上諭，宣布進行“新政”，在此問題上，榮祿有推動之功，然而，由于客觀條件的制約，王朝已經面臨末日，新政始終沒有多大的進展。各省財政枯竭，行政拖沓，諸事毫無起色。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中央與地方關系日趨緊張，各地抗捐抗稅活動此起彼伏，社會矛盾日益復雜，很難從中看到身為首輔的榮祿為扭轉局面做出的努力。相反，朝野對他的非議卻此起彼伏，或牽連庚子舊事，或與當時人事糾葛相關。回到京城后，為了緩和武衛軍圍攻使館造成的緊張局面，榮祿加強了與外國使節的聯絡。他雖然主持朝政，卻病情日重，時常請假。經過庚子之變，武衛軍慘敗，妻子亡故，榮祿遭受不小的精神打擊，辦事拖沓，因循依舊，任人唯親，政以賄成，受到朝野的批評。這也是后來其歷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在他病逝后，時論對其功過評價較多。與清廷的褒揚不同，南方輿論對其多持批評譏諷，這與當時革命思潮興起的背景有直接關系。榮祿死去八年后，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終告傾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也宣告結束。袁世凱——這位在榮祿庇護下力量得以發展膨脹起來的一代梟雄，憑借北洋軍閥的雄厚勢力，成為影響民初政局的關鍵人物。

（本文為馬忠文著《榮祿與晚清政局（典藏版）》結語部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