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上午11時02分，美軍在日本九州的長崎，投下原子彈。長崎瞬間化為火海。

讓我們關注一個細節：長崎的原子彈（綽號“胖子”），投在浦上地區，原爆點在浦上天主教堂500米的上空。這座教堂始建于19世紀后期，由當地的教徒籌資購地。浦上居民多數信教，其祖輩就是在1638年島原之亂后移居過來的。他們買下的這塊地，原屬村長——在200多年的漫長時間里，隱匿基督徒不斷被帶到這個地點，被逼“踏繪”棄教。當1873年日本政府終于解除了禁教令，被流放各處的幸存的基督徒回到浦上，為了紀念200多年的苦難，他們選擇在此建一座宗教家園。到1925年完工時，浦上天主堂為東亞地區最大的天主教堂。原爆時，教眾正在此作彌撒，慶祝圣母升天節。

長崎不但是19世紀前日本對歐開放的唯一窗口，也是天主教在日本歷史最悠久的“圣城”，集中了本國大部分信教人口。它代表了日本在早期全球化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貢獻，目睹了日本天主教世紀的興衰，也孕育出最早向西歐學習的“蘭學”。在1945年8月9日11時02分那一瞬間，不只浦上天主堂的教眾，全日本三分之二的天主教徒被消滅，超過了此前3個多世紀殉教信徒的總和。加上三天之前的廣島原子彈，日本兩大城市里有超過20萬平民被戮。

兩顆原子彈，以及蘇聯紅軍8日對日宣戰，加速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首次“玉音放送”，通過廣播宣讀了《終戰詔書》。9月2日，盟軍受降儀式在停泊在東京灣外的美國海軍密蘇里戰艦上舉行。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以及盟軍代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等，分別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讓我們來關注另一個細節：9月2日密蘇里號上的受降儀式，在盟軍代表團身后的舷倉上，用鏡框掛著一面美國國旗。請仔細看：那面國旗是反掛的，而且星條數量較少。這是麥克阿瑟的有意安排：這面國旗是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以炮艦入侵、迫日本“開國”時使用過的。因為旗的正面褪色嚴重，所以反掛。麥克阿瑟用這個姿態提醒著前來簽字的日本代表：請記住我們曾經來過，是我們把貴國國門打開的。現在，我們又來了。

1945年9月2日密蘇里號上的受降儀式

于是，這場戰爭被這個符號定義了：日本必須再度接受“開國”，則或可在美國帶領下，重新進入“現代文明”。這代表了美國占領者對于日本為何發動戰爭、為何戰敗、戰爭性質為何、今后走向何方的最直截了當的解釋。

自那時起，日本進入了7年的美軍占領時期。“擁抱戰敗”的日本，接受了占領者全方位的改造，天皇重新成為虛君，其象征性地位在戰后新憲法中確定下來。戰時的政黨、團體被解散，財閥解體，國家武裝被解除。但這段改造尚未完成，就因中國內戰結束以及朝鮮戰爭爆發而中斷。

冷戰格局籠罩東亞，美國對日政策，由抑制改為扶植，日本成為美國在東亞的冷戰前哨。戰前的財閥勢力和政治勢力被重新啟用，再武裝化的步伐也同時開始。1952年，在美國主持下，日本與部分同盟國簽訂《舊金山和約》，名義上恢復了主權，實則更緊密地依附于美國，成為美國天下體系中的一個“朝貢國”。

日本戰敗了，但70多年來，日本的戰敗是以美國的戰勝來定義、解釋的。這場戰爭對于亞洲意味著什么，對于被日本殖民的中國、朝鮮、東南亞意味著什么，可說是晦暗不明的——在日本如此，在美國如此，在整個西方世界也是如此。以至于到了2013年，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芮納?米德要寫一本名叫《被遺忘的盟友》的書，提醒英語世界的讀者：中國是二戰太平洋戰場一個主要的角色。

以1853年佩里帶來的美國國旗作為宣示，麥克阿瑟（以及戰后許多美國人）似乎認為，日本的錯誤僅僅在于它拒斥了“現代”，而美國要做的，是把它重新拉回“文明”。以哈佛大學賴肖爾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以“鎖國”到“開國”的“現代化”過程，作為理解日本歷史的主軸（這點與他的同事費正清的中國研究是一樣的），其影響至深。就連戰后大多數日本知識人，也是按照這個路徑來反省的。

可是怎么解釋日本由文明的好學生，變成文明的敵人了呢？難道不恰恰是隨著佩里來航，日本逐步接受了整套殖民現代的“文明教化”，并且沿著這個方向一路狂奔，最終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嗎？在這條“現代化”道路上，美國一直是日本擴張的支持者，直到日本羽翼豐滿，拒絕了美國在亞洲的門戶開放，二者才由你儂我儂變為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只有這個詞可以形容太平洋戰場的殘酷。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道爾發現，二戰動員中，美國對待德國人和日本人的態度迥然不同。在區別“好德國人”和“納粹”的同時，美國兵常說“好的小日本就是死的小日本”。他在《毫無憐憫的戰爭》（War without Mercy）一書中認為，這來自于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對東方人種的刻板偏見。宣戰后，美國將國內11萬日裔美國人遣送集中營，戰爭宣傳中鋪天蓋地的種族話語、對日本人不加區分的妖魔化，體現當時多數美國人對這場沖突的認知。

“文明教化”的邏輯，更無法解釋：為什么要原子彈，為什么要第二顆，為什么是長崎？杜魯門的官方說法：盡快結束戰爭、減少50萬到100萬的美軍傷亡，是站不住腳的。美國歷史學家以詳盡的材料證明，剛繼任總統的杜魯門并沒有在這項決策中發揮多大作用，他很晚才得悉原子彈研制計劃。起決定作用的，是他仰賴的政治盟友、國務卿伯恩斯（James Byrnes）。

日本在1945年夏已窮途末路，使用原子彈絕非結束戰爭的必要方式：蘇聯已承諾8月15日出兵，而美國從截獲的情報中清楚地知道，一旦蘇聯宣戰，日本就會投降。伯恩斯不顧執行研究計劃的科學家的反對，執意把剛剛實驗成功的核彈投入使用。這位信奉種族隔離政策的南方政客的考量，是要趕在戰爭結束前，展示原子彈的威力，在心理上擊垮日本的同時，在戰略上震懾蘇聯。也因此，從一開始，原子彈要打擊的就不是軍事目標，而是開闊平敞、易于觀測、未被轟炸過的城市。核攻擊的命令，甚至在對日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發表前一天就已經下達了。

未經任何警告，美軍在廣島投下一顆鈾彈。意識到戰爭可能結束，蘇聯提早發動對關東軍的進攻，介入了太平洋戰場。美國又趕在日本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比原計劃提前兩天投下钚彈。因為首選城市小倉天氣不佳，轟炸編隊遂轉至次選城市長崎。在編列目標時，軍方提出的最適合的城市，其實是京都。但戰爭部長史汀生曾與妻子在那里渡蜜月，對這座古都格外喜愛，把它排除了。可長崎呢？長崎是最早向歐洲開放、也是接受西歐文化最久的城市，有什么比長崎更能代表日本對西方文明的敞開呢？對這個莫大的反諷，張承志這樣概括：“……長崎的本質，是它與西歐的關系。這個港口，滿綴著日本與西歐的軼事，分娩過一部日本的開明史。最后，就在這塊生長著日本人‘脫亞入歐’理想的土地上，西歐物質文明生產的原子彈瞄準了它，把它炸作了一個地獄。”

這場戰爭最根本的殖民性，被密蘇里號上的國旗掩蓋了。它成了一場普通的國家間對抗，只不過更為殘酷罷了。人類歷史上僅有的原子彈轟炸，以及最具破壞性的非核轟炸——東京轟炸，被理解為對日本偷襲珍珠港、屠殺鄰國百姓的正當報復，而不是和南京大屠殺一樣的反人類罪行。這樣一來，這場戰爭就被常規化了。從日本角度看，既然日本承受了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對平民的虐殺，那么自己在他國的罪行就算是得到了懲罰。日本不過是戰敗了，而且是它受到了更大的傷害。在道義和倫理上，日本沒有比美國更多的責任。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主持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無法擔負起徹底清算戰爭罪責的任務。不要忘了，國際法本身就是殖民產物，40年前它否定了韓國的主權，把歐美的殖民合法化，更沒有阻止日本踐踏亞洲。東京審判的11名法官中，只有3個來自亞洲，其中又只有中國和菲律賓的法官來自受害國，剩下一位印度法官帕爾，出于批判英國殖民印度的立場，對打著反殖旗號的日本采取了無限同情的態度。由這樣的一個機構，來清算日本在亞洲的戰爭罪責，其虛弱、無力和不徹底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日本右翼正是利用了這種虛弱性，試圖全盤否定東京審判，狡辯其為“勝者的審判”。

這的確是歷史認知最困難的地方：如果我們真要徹底追問南京大屠殺、731部隊、強征“慰安婦”、重慶轟炸、三光政策、巴丹死亡行軍……我們就不能不同時追問廣島和長崎、東京轟炸、以及戰后對像岸信介、石井四郎這樣的眾多日本戰犯的包庇。否則，對戰爭性質的探究，勢必會被不疼不癢的法律、技術討論所遮蔽。而以對細節、數字和技術的窮究細考，來回避對戰爭性質和政治意義的道義拷問，這不正是右翼最擅長的么？

對納粹的否定，不是在紐倫堡審判中完成的，而是在不斷的倫理、歷史、文化、哲學拷問中完成的。對于日本的罪責，不是所有學者都能像反省奧斯維辛集中營那樣，從現代性危機、而不僅僅是發動戰爭的角度，來深刻反思它的起源。他們忽略了日本走向戰爭最深層的思維悖論：日本沒有拋棄現代，而恰是以一種掙扎姿態，試圖“超克”現代。無法從這一點批判，就無法阻止右翼把戰爭浪漫化的沖動。

1993年，美國一批進步歷史學家，在史密森尼博物館舉辦展覽，反思原子彈對日本平民及人類的傷害，但遭到軍方和保守勢力的強烈阻撓，不得不撤下所有說明文字。今天，停泊在珍珠港紀念館外的密蘇里號軍艦上，佩里的國旗仍掛在那里，它和那個拒絕徹底反省、仍不時為殖民主義招魂的日本，存在著必然和深刻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