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卑濕，春夏之交尤其如此。開卷之書，在濕度一次次無聲的侵襲下，輕則發黃，重則變形扭曲，這是世間諸種無能為力之一。畢竟，這年頭又流行容易發黃的輕型紙。新書到手，只好保持塑封，一本本“收藏”在那里，束書不觀。

但好書，足以讓這些規則失效。

《目加田誠北平日記》

《目加田誠北平日記》，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編，[日]靜永健主編，鳳凰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337頁，88.00元

此書是日本著名中國文學學者目加田誠博士（1904-1994）1930年代在中國北平留學時的日記，歷時約一年半（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記載了他在中國學習、社交方面的經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一年半的留學時間不長，目加田誠的記載亦很簡略，但1930年代的北平，特別是夾在1931年柳條湖事件與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間的社會狀態，在他筆下都有不少信息；他結交的人物，無論是文化名人如孫楷第、劉節、錢稻孫、胡適、周作人、楊樹達、郁達夫、魯迅，還是學漢語的師友奚、常、杜、趙、劉、俞等人，亦是如此。特別是后幾個普通人，可以說是一個日本人對中國人（國民性）的了解樣本，目加田誠和俞的告別（282頁），亦可以看出當時中日兩個普通人之間的感情。屢次出現在日記里、目加田誠非常牽掛的女兒順子，八十六歲時為此書寫的跋語中說“年輕時的父親是有些潔癖的人”，質諸當時的交往，頗能看出目加田誠的性情。

出現在目加田誠筆下、與其同時期在北平留學的日本青年學者如小竹武夫、小川環樹、濱一衛、桂太郎、山室三良、山本守、堤留吉等，在北平工作的如橋川時雄、石橋丑雄等，短期來訪的如岡田武彥、楠本正繼等，構成了當時在日本的學人群體，他們后來大都成為中國課題的研究者。

這部日記一直深藏，直到2012年才被發現（靜永健《序言》），整理工作不是簡單的釋文，而是做了大量的編注，通過目加田誠和同時期留學者的回憶文章，對日記中的人事作了詳細、有效的補充。如從注釋中我們得知錢稻孫對當時中日關系的看法（27頁注釋），留學結束時目加田誠去上海，欲求周作人開介紹信見魯迅，但被拒絕了（293頁注釋），還是通過郁達夫才聯系上魯迅。他們是在內山書店見面的，目加田誠對周氏兄弟作了比較：“和他弟弟周作人完全不同，當然他們都是非常堅強的人，但是周作人渾然如玉、面露微笑，而魯迅先生則像挎著槍似的充滿威武之氣，讓人感到緊張不已”，“我提起北京的周作人的小品文運動，魯迅先生很冷淡地斷言道：‘周作人馬上就要沒落了?！?/p>

除此之外，此書的注釋還大量征引了當時日本人對中國北平的諸種考察報告（著作），北京的風土人情，十分詳細，包括舊書店、古玩店、市場、飯館，不僅有助于了解日記，讀來也很有趣味，順子為此書寫的跋語中也稱贊此書有“詳細完美的注釋”。不過，目加田誠后來為何搬到錢稻孫家借住（238頁，搬入第一天晚上就喝醉了），與北大學生討論談話筆記的茶話會上發生了沖突（1934年10月23日日記），聯系當時的環境，此兩條似乎頗有作注的必要。

目加田誠于1935年3月22日從上海出發回日本，是九州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講座的開創者，著述豐贍，對詩經、楚辭深有研究。不過，要說這部日記與其他日本學者的中國回憶的不同之處，我以為是目加田誠在記敘中展現出來的文學感受力（不只是異國他鄉帶來的陌生化），誠然他也流連故都的古跡，搜求漢籍，潛心學習，但他的所見所聞，往往具有感情上的呼應，無論是天氣、風景，都令他多思多感，這種文學秉性就不是一般學者身份可以包括了。試舉數例：

夜，風吹在槐樹上聲宛如雨。（1933年11月6日）

早晨醒來，突然想起了京都的秋。懷念宇治、嵯峨野。心傷于蕭條的北平晚秋。（1933年11月9日）

（游陶然亭）叢蘆凋傷，滿目蕭條，墳冢累累，一望千里，傷心難堪。長天澄碧，唯浮云一片不止，游子之心，徒令增悲耳。（1933年12月16日）

在不知名的胡同中，沐浴著寒冷的月光，在胡同里徘徊了半個小時，到十一點半，便又乘著洋車回家了。（1933年12月23日）

送他（俞君）出門的時候，雖然沒有出門，但是紛紛的白雪還是落到了我的肩上。（1934年1月31日）

風寒，無春宵之心。有少男少女抱肩而行，少女哭泣。（1934年4月9日）

晚上，又與山室君登城墻賞月，恰似秋夜。哀愁、悲傷、美好一起涌上心頭。（1934年7月27日）

（游二閘）兩岸蘆花茂盛，水路蒼空倒影，白鴨成群暢游，自二閘泛舟過田野，直到佛手公主墳。這里紅葉映日似火。路有石人、石馬、二閘茶室，甚有趣味。（1934年10月28日）

《顧隨致周汝昌書信集》

《顧隨致周汝昌書信集》，趙林濤、顧之京校注，中華書局2021年12月出版，336頁，78.00元

周汝昌（1918-2012）與乃師顧隨（1897-1960）的通信始于1942年就讀燕大英文系時，迄于1960年顧隨去世之年。本書收錄顧隨致周汝昌書信一百二十六通，從中可以看到師徒之間近二十年探討學問的情景，創作與研究上的想法、觸碰、啟發，亦在在可見。特別是詩稿詞稿，富于文獻價值。書信又多私密性，對人物之臧否，記他人之行狀，材料頗多。生活瑣事最能反映出作者的精神狀態，這也是讀正式著作所難以看到的。

此書收錄了1949年后顧札六十七通，關于詞學、紅學的討論是重要話題，但更可注意的是這批信札可以看出顧隨這位學者的晚期思想和詞學風格?！八棚堬枺跋屡R章草。學習毛書文件了，又理野狐殘稿”，“兄弟國家兄弟黨，新生氣象新生力”，1949年后，顧隨不僅和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努力學習唯物主義，讀蘇聯作品，與舊我告別，振刷新我，還在創作中頗注意納入當時的新生事物，認為“新社會中種種落后分子可取作題材無論已，即如艾森豪威爾之咨文、杜勒斯之演說，皆絕妙底諷刺對象”（242頁），扣緊時事，后來還集中精力寫反右詞（1957年三個月寫了近二十首）、注釋毛詩（有油印《毛主席詩詞箋釋》講義）等。但顧隨也不是完全盲目地趨新，比如他“之所以不賦公私合營”，乃是“生長農村，雖為地主，不無心肝，亦自能略知農民之甘苦憂喜”，而對商業毫無感覺之故（240頁）。1956年1月15日錄新作詞《最高樓·讀宗子度〈到拉薩去〉因題》，詞后說：“無實際生活經驗，而第二手材料又不足啟發靈感，譬之冷飯化粥，飯已自不佳，粥更難得有味也。”（239頁）又如他對當時《人民日報》上的批評文章，覺得不夠犀利，但若用詞來表達，“形式之局限尚是次要，問題最難者風格，一不可滑稽，二不可謾罵。前者易失之油滑，后者每成為粗野。一油滑，一粗野，便完全失掉諷刺文學之摧毀與揭穿底力量，遂亦喪失諷刺文學之意義與其作用。其在作者則須才華洋溢、天機駿發，缺一于此，鮮能有濟”（242頁）。又如最后一通信上說，“老舍同志曾說：現代語詞入詩，便有打油氣，吾常嘆為知言。詞則庶乎可免此患”。這些都可以看出他晚年的創作心態。

顧隨1953年院系調整時由北師大（原在輔仁）調至天津師范學院任教，1957年他在信中剖析自己說“鳴放之后，繼以整風，虛名所累，猥以病軀，亦不免竿木隨身……又以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往往不免于嘔氣，心情遂亦難保愉快”云云，但他到底未入彀中。從這批信札中可以了解到顧隨的健康狀況，他似乎中年即患?。ㄉ窠浰ト酰?，通信中屢屢提到病情，相對社會的改天換地，個人生理上的不適也會極大地影響思想和創作，而這些恰恰是無論讀他的專著還是學生記的講義，都不能體會的。顧隨六十三歲去世，如果長壽，僅以他喜歡的書法而言，也必將有更大的成就，1948年他說：“不佞作字意境益高，所苦工夫尚淺與精力不足，其實二者亦只是一事。若病退身閑，苦水之字決非唐賢所能限。”“拙書比益有進步，此道只讓得默老一人，若其他以書法擅名當世者，與苦水作弟子亦須回爐改造一番，方可商量耳。”其自許如此。本書除了影印顧隨書札數通作為插圖，還將他1947年手書詩稿長卷拉頁印出，讀者可以欣賞其書法。

此書有大量關于書法的討論，如1953年10月的幾通長信中談周汝昌新出版的《紅樓夢新證》題簽是否默師（沈尹默）所題，大加分析，此題簽實為沈尹默所題，顧隨誤判，但討論中提及學沈字最像的，除了師母褚保權外，還有天津的孟武銘。關于詩詞之討論自是主要內容，又如關于外國文學之討論亦可留意，因為除了當時社會風氣趨向蘇聯文學，顧隨、周汝昌二人實際都是學外語出身，但二人都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容易忘記其“蟹行文字”本行。1957年3月的一通信中談及黃山谷的詩，顧隨說：“每讀稼軒詞與馬雅可夫斯基詩，未嘗不感慨系之……當代新詩人，四十年來只許馮至一人，此或半是交情半是私。”他對馮至新詩的肯定是非常有眼光的。又如1959年的最后一通信中談到愛倫堡談論散文與詩：“有許多人雖然寫詩技巧很高，卻忽視詩的特性，他們用詩來描繪那些本來可以用散文描繪得更好的東西”，顧隨“私意頗不謂然?！诉m足證明愛氏之非詩人而已。散文所描繪者，詩舉能描繪之；若夫好詩所描繪者，雖好的散文亦當斂手退避三舍”，更有見地，假設布羅茨基聽到當為扺掌，蓋布氏一向認為詩歌是語言的立法者，而散文不過是詩之余料而已（可參見布羅茨基為曼德爾施塔姆夫人之回憶錄所寫序言）。

“吳老雨僧，人好而心昏”“適之為業師，平伯為同門，然兩人卻不在述堂師友之列”“（鄭振鐸）當代妄庸巨子之一”……這類月旦人物之處，亦復不少。另外如“倘能代寄天津羅斯福路民國日報社副刊部劉嶧莘君”（1947年10月）、“劉公嶧莘返津”（1948年8月），此人即劉葉秋。又與翻譯《玻爾傳》的戈革有交往，因戈革喜治印章，顧隨有評及其印（1957年8月），并托周汝昌找戈革治印（1959年12月）。顧隨到天津后與晉齋孫正剛交往頗密，張伯駒給張牧石的信中對孫批評居多，而顧隨則很欣賞孫，頗稱許其學問，亦可見人與人交往之不同。這些八卦掌故雖然讀起來令人眉動，但相比此書中談論學問、做人處事（特別是顧隨的自省自懺）的零金碎玉，又是其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