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紀念楊絳的文章《“殘瓣”與“百花”》（載2016年11月13日《上海書評》）里講起，錢鍾書和楊絳在干校的時候曾用王梵志“城外土饅頭”里的“土饅頭”比喻墳塋。楊絳還在《我們仨》回憶：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并未引起注意。鍾書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來了個“雙反”，隨后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楊絳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四卷，120頁。楊絳說的“學術論文”指《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和實踐》。）

楊絳：《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和實踐》

本文對這段引文里的最后一句話，略作一點補充。

鄭振鐸被文學研究所確定為“大白旗”，多半是受了王梵志和胡適的牽連。鄭振鐸與胡適有多年的交情。1921年7月，胡適南下上海到商務印書館考察，對茅盾半年多以前接手編輯的《小說月報》提出綱領性的建議，促成這份雜志朝著寫實主義方向發展，而茅盾本人“為人生”的文學觀也逐漸形成。鄭振鐸是商務編譯所編輯，1923年1月接茅盾的班主編《小說月報》，立即開辟“整理國故與新文化運動”專欄，呼應胡適在《國學季刊》上發表的《發刊宣言》。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原名《國語文學史》，1927年出版后胡適作了修訂，1928年再版，抽去黎錦熙《代序》，改現名。書的第二編說到，“在這種風狂和尚與譎詭詩賦的風氣之下，七世紀中出了三五個白話大詩人”，第一位就是王梵志：“但宋以后竟沒有人知道王梵志是什么人了。清朝編《全唐詩》，竟不曾收梵志的詩，大概他們都把他當作宋朝人了！”（《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二版，第八卷，241頁）胡適還提及他親見的王梵志詩：“我在巴黎法國圖書館里讀得伯希和先生（Pelliot）從敦煌莫高窟帶回去的寫本《王梵志詩》三殘卷，后來在董康先生處又見著他手抄日本羽田亨博士影照伯希和先生藏的別本一卷，共四個殘卷……”他根據《太平廣記》卷八十二“王梵志”條推定王梵志的年代約當590年到660年，并稱黃山谷引王梵志一首詩云：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里。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

山谷評此詩道：

已且為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

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

胡適已經注意到王梵志的詩不是一人所作，“不免后人附入的詩”（《胡適文集》，第八卷，244頁）。

筆者的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是1957年12月作家出版社的版本，由復旦大學丁兆敏先生惠贈，特在此再向丁老師致謝。此書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學”）第五節的文字是受胡適影響的：

在這個時期，忽有幾個怪詩人出現，完全獨立于時代的風氣之外；不管文壇的風尚如何，廟堂的倡導如何，他們只是說出他們的心，稱心抒懷，一點也不顧到別的作家們在那里做什么。在這些怪詩人里，王梵志是最重要的一個。王梵志詩，埋沒了千余年，近來因敦煌寫本的發現，中有他的詩，才復為我們所知。相傳他是生于樹癭之中的（見《太平廣記》卷八十二）。其生年約當隋、唐之間（約590到660年）。他的詩說教訓或說理的氣味太重，但也頗有好的篇什。

鄭振鐸接著舉了“吾有十畝田”和“城外土饅頭”兩首詩并作評點：“這樣直捷的由厭世而逃到享樂的意念，我們的詩里，雖也時時有之，但從沒有梵志這么大膽而痛快的表現！”（《插圖中國文學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12月，287頁）《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問世，1957年重訂出版時添換了一些圖像，續撰了最后的四章，“于個別字句加以適當修改”（見《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作家出版社編輯部1957年11月“出版說明”）。胡適的名字不見于重訂版，肯定是“適當修改”掉了。這本書的每一章之后都有參考書目，第二十三章所附書目中有劉半農輯的《敦煌掇瑣》，沒有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經過1954年至1956年的大規模胡適思想批判運動，胡適的名字和著作再出現在書中就犯了大忌。抹殺胡適的貢獻，太不公平，這當然不能責怪作者。

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1938年初版）第五章“唐代的民間歌賦”以類似的文字介紹了王梵志，也引了“城外土饅頭”。在開篇第一章“何謂‘俗文學’”，鄭振鐸有感于俗文學產生于大眾之中，表現出不見于無數詩集文集的另一種人生和社會，寫道：“胡適之曾經說道：‘中國文學史上何曾沒有代表時代的文學？但我們不能向那“古文傳統史”里去尋，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里去尋。因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白話文學史》引子，第4頁）這話是很對的。講述俗文學史的時候，隨時都可以發生同樣的見解。”（《中國俗文學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20頁）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為再版這部著作寫了一百多字的“出版說明”，所署時間是1953年12月，批判胡適運動還未展開。胡適當時還是“戰犯”的身份，一部廣有影響的著作肯定他的功績，還在第三章末的“參考書籍”列上《白話文學史》，已經是超出現在讀者的想象了。

《文學評論》的前身《文學研究》1958年第三期代表了重要的轉折。編輯部在篇首發表評論《致讀者》，表明了突出戰斗性和群眾性的立場。頭兩篇論文針對北大中文系的王瑤，署名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魯迅文學社集體寫作”，也有一篇文學研究所六位年輕研究人員“集體討論、寫作”的關于鄭振鐸的文章，篇名是《評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這一期目錄上有“通信”欄，刊出《對鄭振鐸先生〈論關漢卿的雜劇〉的意見》，“學術動態”欄則登了一篇關于北大、復旦、南開、武大中文系如何開展學術思想批判與教學改革的報道。在評《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論文里，六位年輕作者將書中的觀點確定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他們還發現，鄭振鐸在說明文學發展的原因時“強調外來的特別是印度的影響”，與胡適的看法一致：

又如唐代王梵志的打油詩，不論從思想性和藝術性來說都是根本沒有價值的東西。經過時間的考驗，這些作品已被淘汰了。但自從這些東西在敦煌被發現后，卻被胡適當作了寶貝，在《白話文學史》中大加頌揚。這種沒有價值的作品，在別的文學史著作中是幾乎沒有人提到的。但鄭振鐸先生也把它們寫了進去，并且對王梵志給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從王梵志到顧況“是條直線的路徑”，甚至把王梵志和偉大詩人白居易都說成了有一定關系。這種論點，余冠英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已經提出了批評，但鄭先生在一九五七年重印本書時，還是原封不動地保存著這種論點，那就更不應該了。特別象：“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里，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的歪詩，不但思想上有毒，藝術上毫無可取，甚至意思也是不通的。然而鄭先生竟也公然說這是首好詩。這除了說明受胡適的影響太深外，難道還可以有別種解釋嗎？（《文學研究》，1958年第三期，29頁。）

鄭振鐸在1957年的重訂版居然“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兩年前已被余冠英批判的觀點，在這幾位年輕學者的眼里是近乎挑釁的行為。他們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貫穿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存心把作者打入“資產階級學者”的行列，與文學所里幾位有延安背景的干部學者對立起來。刊發這篇文章就是發出拔“大白旗”的信號。這一期《文學研究》應該1958年10月25日出版，實際上卻如《編后記》（11月2日）所說，11月初才與讀者見面。原因是這一年10月17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去到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訪問途中，所乘飛機在蘇聯卡納什地區失事，不幸身亡。《文學研究》為此臨時增加“悼念鄭振鐸先生專輯”。編后記還說：“鄭振鐸先生是歡迎大家的批評的。他出國的時候，還表示回來后也要為本刊寫文章，對自己過去的學術著作進行自我批評。我們希望他寫文章的時候，不僅接受人家的正確的批評的意見，有不同意的地方還望他積極答辯。但我們卻無法讀到他這樣的文章了。”（《文學研究》，1958年第三期所附“專輯”，10頁）

寫悼念文章的中國學者，除了何其芳和王伯祥，還有余冠英。余冠英回憶起初識鄭振鐸的時候：“我初次見到鄭先生是在1931年，那時他到清華大學講戲曲史，我正在清華當助教。”他對自己作為鄭振鐸批評者的獨特身份是敏感的，有意淡化批評的戰斗性：“他[鄭振鐸]是喜歡爭論的人，但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最近本所展開學術思想批判，他帶頭作了自我批評，并表示歡迎同志們批判他的著作中的資產階級觀點、方法。他曾用詼諧的語調說：早批判比晚批判好，如果到我死后才來批判，我就不能吸收大家的意見來修改我的著作了。當時聽者以笑聲報之。今天我回憶這些話，實在抑制不住我的傷心。我們對鄭先生著作的批評，他雖然也聽到了一部分，但是他永遠不能親自來考慮這些意見，修改他的著作了。”（《文學研究》，1958年第三期所附“專輯”，第9頁）

《胡適思想批判》第八輯

三年多以前，余冠英在《文藝報》（1955年第十七期）發表長文《胡適對中國文學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響》，這篇應時的文章收入《胡適思想批判》第八輯（三聯書店1956年4月出版）。余冠英先列出胡適歪曲古代文學的四種手段，其中之一為“搬運糟粕”，包括“王梵志的宣傳頹廢思想的惡劣的打油詩”（《胡適思想批判》，第八輯，三聯書店，1956年，152頁）。他然后揭露，在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張世祿《中國文學變遷論》、容肇祖《中國文學史大綱》、陸侃如和馮沅君《中國詩史》、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和蔣祖怡《中國人民文學史》都有胡適所歸納的三條“公例”的痕跡。所謂的“公例”分別是“文白對立”“文體進化論”（即“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和“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余冠英眼尖，找出一個《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具體運用文白對立“公例”的例子：

在這個溫、李、杜、韓的影響彌漫著唐末詩壇上的時候，卻有另外一群的詩人們起來，打著通俗的旗幟……闖進典雅秀致的書室里，把一切陳設都撕下了，摔壞了，任意放歌，任意舞蹈，殊富粗豪諧俗的意興。但他們卻并不是突然的從天上掉落下來的；他們的淵源是很古遠的，從王梵志到顧況，到他們，那是一條直線的路徑。不過中間常受典雅的沙石所壓迫，故他們遂常成為地中的伏流，偶一遇沙土松動初才得噴流出來，……唐末是喪亂頻仍的時代，科第已失去了羈縻人心的效力……這一層壓力一去，于是那一股伏流便滾滾滔滔的涌出地面上來了。（《胡適思想批判》，第八輯，154頁。鄭振鐸這段文字出現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57]，411頁。唐末“另外一群的詩人們”指三羅[羅鄴、羅隱、羅虬]、杜荀鶴、李山甫和胡曾等人。“他們慣是以俗意淺言，來作民間能懂的詩的。他們的詩，真的是常在民間的口頭上說著，至于今千年未絕。”）

余冠英挑出來的這段運用胡適“公例”的文字沒有在1957年的版本中刪去，這是令1958年批鄭振鐸的年輕學者憤恨的。

批判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思想，是要揪出他的后臺胡適。當時對胡適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凡是胡適所主張，一切都是錯的。胡適在哲學、文學、歷史和政治各領域表達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和使用的方法，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即使他在語言學上撒布的毒素，也受到清算揭發（不過未見有人呵斥胡適提倡使用標點符號）。《胡適思想批判》是論文匯編，共收文章一百七十余篇，作者是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最優秀的學者（也有個別二三十歲的學界新進），有一位受人敬重的老先生的文章題目是《我控訴杜威這個大騙子》。鄭振鐸以及文學所的俞平伯、錢鍾書不見于匯編中批判者的行列，有點醒目。（這套匯編的第四輯缺第21頁-28頁，原來是書印成后臨時抽去一篇，定價也從0.73元減為0.71元。出版社未交代原因，背后又有故事。）研究五十年代的政治、學術思想，這套圖書不可或缺。1954年最后兩個月文學所、文聯和作協召開各種俞平伯批判會議百余次。1955年3月15日《文藝報》發表俞平伯檢討自己“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文章《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于〈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俞平伯這份檢討未收入匯編。

筆者手邊正好有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關于王梵志，作者寫道：“這樣一位沉晦已久的詩人，在唐初詩壇中，不受時尚，而又對后代大詩人發生過影響，在文學史上是應該給他一點介紹的。他的集子，久已失傳。敦煌文庫的出現，他的作品也有幾卷雜在里面。現在巴黎圖書館藏有王梵志詩三殘卷，伯希和另藏別本一卷，有日本羽田亨影印本。”（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華書局，1962年，416至417頁）劉大杰基本上也沿襲了胡適的說法。

完全不受胡適思想污染的文學史也有。錢基博在抗戰時（1939-1942）執教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編著《中國文學史》為教材。這本文學史排斥俗文學、白話文學，主要只論詩文辭賦，多“吐屬清逸”之類可有可無的評價，王梵志的名字和“城外土饅頭”也從未在書中出現。周振甫先生是錢基博的弟子，他為此書所撰“后記”引了錢鍾書評《文心雕龍·諧隱》的一段話：“《諧隱》篇譬‘九流之小說’，而當時小說已成流別，譯經早具文體，劉氏皆付諸不論不議之列，卻于符、簿之屬，盡加以文翰之目，當是薄小說之品卑而病譯經之為異域風格歟。”（轉引自《中國文學史》，中華書局，1135至1136頁）錢鍾書這段評語也可以用于其父錢基博這部受到傳統概念束縛的著作。

批判胡適思想運動之后幾年出版的文學史都有意回避胡適說的七世紀“三五個白話大詩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1958年初版，1959年修訂版）和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1962年，余冠英總負責）都把王梵志詩掃地出門。

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

王梵志詩的地位隨著改革開放得到恢復。文學研究所總纂的《中國文學通史》中的《唐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第八章專論“王梵志和其他通俗詩人”，參考并吸收了學界新的研究成果。這一章由第一個王梵志詩全輯本《王梵志詩校輯》（中華書局，1983年）的校輯者張錫厚執筆。項楚先生的《王梵志詩校注》把王梵志的研究推到新的高度。項先生在“前言”中指出，王梵志詩實為“若干無名白話詩人作品的總稱”，“作者應該主要是一些僧侶和民間的知識分子”（《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項楚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頁）。項楚先生如此總結王梵志詩與專講“意境”的文人詩的不同：“它不以抒情見長，也不流連風景，壓根兒也沒有打算去創造什么‘意境’。它主要是用白描、敘述和議論的方法去再現生活、評價生活。這就形成了王梵志詩的質樸和明快的特點。”（《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29頁）因此這三百九十首詩“同樣是我們民族心理素質的深刻反映”（《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31頁）。

筆者以為文人詩不少是端起架子做出來的，有一些固定的套路，就反映民間信仰和社會現實而言，遠不及新鮮活潑的王梵志詩。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話詩”首次挖掘出王梵志詩，功莫大焉。鄭振鐸重視這些詩作，想不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肅清胡適流毒的大環境下竟受批判。鄭振鐸對胡適在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評價極高，他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一文有驚人之論：傳統的詩文評只是隨意的鑒賞，不是研究；荒蕪的中國文學研究必須走“歸納的考察”和“進化的觀念”兩條新路。他說：“凡要下一個定論，凡要研究到一個結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證據來！’”（鄭振鐸編《中國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7頁）“拿證據來！”這是胡適的口頭禪。靠近文章的結尾處，鄭振鐸引了胡適的名言：“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他接著寫道：“有大功績與否，研究者不能去管他，卻是研究者發明一個有力的證據，或得到一個圓滿的結論，其本身的快樂，倒真與天文家之發現一顆恒星沒有什么差異！”（《中國文學研究》，19頁）鄭振鐸警惕本質主義的中國文學觀，《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特別強調中國文學在漫長的歷史中如何得益于中外交通，而《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很多內容涉及民間文學的各種形式（彈詞、佛曲、鼓詞、戲曲等等）和它們的域外來源以及本土演變，這部文學史可以說脫胎于《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一文。（“無論什么人，都曾異口同聲的說過，中國的文學是完全的中國的，不曾受過什么外面的影響與感化的。這乃是愛祖國的迷霧，把他們的心眼蒙蔽了。只要略略的考察一下，便可知我們的文學里，有多少東西是由外面販貿來的。”《中國文學研究》，12頁。）

回到本文開頭引的楊絳那句話：“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假如沒有那次空難，相信部分學者在后來的運動中必定能夠找出更多鄭振鐸受胡適影響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