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蘇琦 侯碩 

堅守與回首

—— 一個人的老照相館

作者 | 蘇琦 侯碩

指導老師 | 張慧瑜

圖：老張的獎牌

“張師傅，拍張生日照。”一位中年男子推開門招呼正通過老臺式電腦修圖的老張，他已經連續五年帶著女兒來這里拍生日照。小女孩兒七歲，拍照的時候顯得有些羞澀，老張一邊拿著攝影機抓拍，一邊熟絡地鼓勵和指導著動作。“小姑娘膽子有點小，放不開，很黏他爸爸。”對于不同性格的顧客，老張總是有一套自己獨特的互動技巧去幫助他們放松，抓取最自然的影像。

老張，原名張永強，這位62歲頭發花白的攝影師，已經從事攝影40余年，他桌上有一塊擦得锃亮的獎牌——2004年北京市首屆攝影行業沖印名師，代表著他的專業成就，“我最擅長彩色暗房，得過好幾次北京第一”。

老張的店叫“老照相館”，位于和平門附近老胡同的民居里，沒有招牌，地圖上也搜不到。從狹窄通道穿過，敲開簡陋的木門，40平米的屋子里因堆放各類雜物而顯得更加擁擠。老張就是在這里連接著他與傳統照相館的記憶，延續著他對攝影的熱愛，傳承著父親給他的職業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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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神秘暗房與童年的調色板

小時候，父親的暗房對于老張來說就是“神秘樂園”，他經常溜進去旁觀洗照片的過程，進去時還是顛倒的膠片，出來時卻是漂亮的影像，這讓年幼的老張為之著迷。

“當時覺得搞攝影是很神秘的事兒，不得了的。”老張的父親干了一輩子暗房，抗日戰爭時在照相館當學徒，建國后就去了國營企業。以前暗房條件艱苦，厚厚的簾子隔絕了外界的光線和空氣，屋里悶熱，只剩高處呼呼作響的排風扇做必要的通風。隨著暗房師傅熟練的操作，浸泡在藥液里的空白相紙上逐漸顯現出人們的笑臉，一切都充滿了奇妙與驚喜。

老張略帶興奮地回憶著當時等待照片的場景，底片沖出來后送入暗房，“如果那天暗房師傅高興，這片兒出得漂亮，你能看出效果來，哪天他喝酒喝多了，指不定弄成什么樣。”

上世紀70年代末，知青陸續回城，恢復不久的高考錄取率極低，城鎮積累了大量待業青年，老張也是其中一員。為了解決就業問題，當時各地政府廣開門路，按照規定，各企、事業單位職工可以安排子女頂替。就這樣，老張順理成章進了父親所在的照相館。

子承父業的老張，從基礎上色開始做起。“美術和上色有很多相通之處”，老張認為他能夠兩個月獨立操作本應兩年才能掌握的上色技能，得益于他的美術功底。早在入學前，老張就喜歡寫寫畫畫，“文革的時候，院子里面那些孩子們天天瘋跑，我家老太太不想讓我跟他們一起混，就讓我在家看書畫畫”。后來上了小學，他開始跟著美術老師學畫畫，接觸了基本的素描、光影和色彩知識。

給黑白照片手工上色，是彩色膠卷普及之前人們讓照片呈現更多色彩的方式。上色之前，要先將黑白人像調成棕色，這一步叫做“調棕”，為的是讓人像的顏色更接近于膚色。隨后，上色師將顏料調和到合適，在小小的照片上手工著色。從顏色的選擇和搭配、對顏色濃淡的把握，到色彩與人物氣質的協調，膠片上色需要極高的配色審美要求。

老張點開收藏文件夾，展示了一張他認為的真正傳統正宗的老照片介紹道：“這是筆‘畫出來’的，剛拍出來的時候是黑白，然后對著照片上色。”老張有一位老師畢業于上海美院，經常去百貨商店看各種顏色的花布，看到新出的花色就記在腦子里，有時候走在街上看到不同的光線，突然想起來了，就拿出鏡子照照。

“畫素描”是老張對自己的攝影風格下的定義。除了色彩，老張的美術功底還體現在對光線和構圖的理解上，“拍這個就像畫素描，臉上幾條關鍵的線一定要交代清楚，而且光線必須明暗有次序”，老張邊修片邊脫口而出一些美術詞匯。

給照片上色講求寫實，但老張覺得有一定的“藝術創作”空間。傳統照相館，上色師與顧客一般不會直接接觸，有特殊需要就讓前臺注明。上世紀服飾顏色比較單一，上色搭配即便與被拍攝者當時的穿著有些出入，也能保證比原來的好看，這樣顧客也就不挑了。

2

“膠片與數碼隔著一條道兒”

傳統照相館醞釀著一股技術變革的力量，膠片到數碼的轉變并非一蹴而就，中間隔著彩擴機帶來的“黃金時代”，但二者始終隔著一條道兒，這是理念上的鴻溝。

色彩上，彩擴機的出現讓照片跳過了上色環節。彩擴機是一種照片沖印設備，80年代初，老張和他的同事們在技術培訓時聽說了彩擴機，覺得新奇，“聽說國外有，把膠片放店里就可以去超市買東西了，轉一圈回來就能取照片。”到了1986年，老張所在的照相館擁有了一臺彩擴機，這在當時的北京算是先進的設備，價值幾十萬。

彩擴機的速度讓照相館的營業額直線上升。據老張當時的同事、做暗房的老劉回憶，彩擴機之前，照相館一張一寸照3分，每天的營業額幾十塊。而彩擴機一來，沖一套膠卷19塊8。就這樣，80年代末的照相館迎來“黃金時代”，“當時趕上改革開放初期，大眾對未來抱有樂觀的期待，出去玩的多，拍照也多，我們一天能沖上百卷”。老張回憶起，當時的照相館的發展蒸蒸日上，還組織了員工一起去旅游團建。

但光輝背后是如影隨形的危機，數碼攝影技術正在醞釀一場大的變革。膠片時代，老張拍攝多用135膠片相機，室內還可能用木質照相機——老張稱它為“座機”。

在膠片攝影中，打光的水平、膠片的質量等看似細枝末節的要素都會影響最終照片的呈現。而使用數碼相機，焦距的選擇范圍更寬，感光度、色溫等參數可以通過機身的按鈕隨意調整。方便的同時，也意味著對攝影功底的要求降低。

老張不排斥數碼帶來的便利，相反，他強調數碼技術也有自己的難度，“以前拍照片誰會考慮文件大小？誰知道什么是白平衡？”，老張并非持技術悲觀主義，他拋出一句論斷：“膠片和數碼之間隔著一條道兒”——搞膠片的往往看不起數碼，搞數碼的又不屑于學膠片，這種尷尬的區隔導致兩種技術之間的對立愈加明顯，但真正改變的是攝影理念和攝影環境。

小何是老張的徒弟，目前在北京大北照相館當攝影師，已經自己做師傅帶了一批徒弟。“現在如果有師傅帶的話，那正是他突飛猛進的時候。”老張覺得小何根本坐不住，只是會一些基礎操作和粗略技巧，很多該掌握的東西并有看到和學會。老張回憶起以前老照相館師徒制下的學習環境，即便是退了休的師傅，也經常去店里轉悠，年輕學徒們就能隨時問問題，師傅之間、師徒之間、徒弟之間日常互相交流切磋。“每天8小時，二三十年下來，能學多少東西，有多厚的積累啊”，但現在這個環境很難再有了。

在技術與社會變遷的環境下，老張勤快地學完了攝影的全流程，“從傳統的黑白膠片，到彩色，到數碼，一路走過來依然在做的，我周圍圈子里找不出第二個了”。

3

“改制推了我一把”

伴隨膠片到數碼的斷裂式變革，彩擴的“黃金時代”結束，國營照相館的最后一次改制則徹底宣告老照相館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2010年，大的市場經濟改革環境下，老張所在的國營照相館“鐘愛一生”也進行了一次大改制。照相館被改成了飯館、旅店、浴池和修理店等，攝影人員進行內部調整分別去了這些服務行業。老張以前的同事老劉就是其中一員，他以前是暗房師傅，改制后就去了“新園”浴池工作。老劉時常來老張的店里坐坐，他介紹到，在他們那一批人里，只有老張還在干攝影，“有的沒條件，老張起碼有一間房”。

一間單位分配的40平米的房子，一架老式木制“座機”照相機，三臺打光設備，一塊簡易背景幕布，一臺用了20余年的舊電腦，幾近是老張的“老照相館”的全部。這家照相館成立在2012年，用老張的話來說，緣起于“改制推了我一把”。

自文革以來，前東家幾經改制換名，從“紅京”、“首都”、“藝影”再到“鐘愛一生”，老張也在國營照相館的業務與技術變化中嘗試不同的工種。傳統國營照相館的組織架構和業務流程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前臺負責與顧客對接后，攝影師在攝影室拍照，再交給工藝室上色，最后由暗房沖印。在當時較為開放和諧的工作氛圍之下，老張通過旁觀和請教學習，掌握并從事過上色、暗房和攝影三個工種，這也成為了他走出國有體制并繼續堅持本行的最大底氣，“我一直在這個行業里，不能把它糟蹋了”。

老張的“老照相館”主要經營證件照業務，因為場地、設備、人力不需要額外成本，他不追求效益，所以一直堅持著市場上較為實惠的價格——每套證件照20元，沖印10張紙質照片。他也不計較時間，把工作當作是一種消遣，每天下午2點到晚上7點營業，遵循著內心傳統攝影應有的專業理念，一板一眼地把該做的都做到位。

除了老熟客外，也有很多通過大眾點評等新媒體平臺慕名而來的人，“不瞞你說，我都不知道誰給我弄到大眾點評上去的”，老張無奈地笑著說到。很多顧客認為老張太“佛”了，不做廣告、店面也不好找，于是便幫忙把他的店鋪掛到大眾點評、美團等推薦平臺。

通過小紅書等社交平臺搜索“北京老照相館”，也能發現很多顧客給老張寫的帖子：“窄小的胡同，年代感的設備，溫和的大叔，專業的技術都是我給這個照相館的標簽”、“張老師能把人的精氣神拍出來，并且是真實的、不是流水線PS，靠的是打光和正確的審美”。

老張并不想把“老照相館”變成“網紅打卡店”，一直堅守這家沒有招牌、只有自己一個人忙上忙下的店，“首先是一種情結，這是我父親傳給我的；其次，我想讓別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照相館。”

4

“要騙就騙到底”

生活在數碼時代的人不清楚膠片時代如何修片，甚至可能不知道膠片也可以修。其實，一支筆、幾盒顏料、一把磨尖的手術刀，就可以作為膠片修片的工具。

過去的照片里，人像臉上有黑點怎么辦？老張表示，拿手術刀磨細后再去慢慢扣，這非常考驗“刀工”技巧。“你想那藥膜有多薄，一不留神就全刮掉了。”過去，照相館對于修片的要求十分嚴格，一點瑕疵沒修好，會引來師傅的質問，這種嚴格造就了當時普遍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

港風的興起曾沖擊著傳統照相術的審美，當下海馬體、天真藍等“網紅照相館”的出現更是一種顛覆和叛逆。多樣的服裝、精致的妝容、敞亮的攝影棚、易容級別的PS術，一條龍的“流水線”拍照服務吸引著大批年輕人前往。但在老張看來，這些照相館應該叫“美容美發外加拍照留念”，“他們拍出來的照片好看但不經看，遲早有一天人們會意識到這不是正經東西，那些照片都不能當證件照，因為根本不像本人”。

老照相館修片有一條“鐵律”：要騙就騙到底。所謂“騙”字就是要讓顧客相信這就是最自然和真實的自己，看不出任何修飾的痕跡，而“騙”貫穿于拍攝到出片的全過程，所有環節都做到恰到好處才能實現最好的效果。

首先是打光。除了基本光效外，光就像字跡一樣，不同的攝影師打光的習慣不同，同樣的45度角，拍出來的照片各不相同。老張在國營照相館的時候，經常去攝影室觀察攝影師打光的位置、角度和習慣，有時候攝影師忙的時候也會讓他幫忙打，打得不對就會糾正和指導，這也練就了他對于光線的敏感度。

“修片最主要的就是通過‘接光線’來調整明暗關系。”人像攝影的光線奧妙無窮，每個人的面部軟組織都很獨特，所以就要在修版的時候用筆根據個人特點，及考慮膠片感光度、反差、寬容度等特性來勾引光線，有時候光線過度太生硬，就得“接”潤和一點。老張舉了個例子：“一支筆沾著墨去修，按理說照片應該是越修越深，但是修完后你會發現它比原來淺了，因為明暗關系調整得比原來合理了。”

對于“網紅照相館”的“大白臉”照片，老張認為那些化妝師、攝影師、修圖師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們不是根據每個人的具體情況去操作，而是根據行業規定按照參考線、磨皮、大眼、瘦臉都操作一遍。不過關的化妝、業余的打光、沒有具體目的的修片，各種因素造成了最后所有人都一個模樣。”

老張始終堅持攝影的專業性與攝影師對審美的思考息息相關，“他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一個好的攝影師是一個好的暗房，他在拍攝的時候就要預想成片會怎樣；一個好的修圖師也是一個好的畫家，他要根據大眾的審美和自己的理解去處理圖片。

5

“老照相館是人”

老張的“老照相館”的廣告牌早已沒有懸掛在門店上方，而是靜靜地閑置于靠窗的角落里，它和其他老物件一樣，其實并沒有特別的使命所在。

“老百姓想要去那里找記憶，但是不可能再找到了，因為他們要追的那些東西在現在這些攝影師的腦子里早就沒有了，他們只在意你們兜里的錢。”老張聽說“白夜照相館”一開始曾用“濕板”吸引客流，但他認為這不是在仿古，而是在倒退，攝影術發明初期才用濕板，感光膠片是高技術產品，數碼技術的出現使攝影變得更加便捷、及時，成本更低。

“白夜照相館”由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的兩位年輕人楊威和王旭在2013年創立，他們的創業初心是通過重返膠片攝影技術，達到“精神復興”的目的。在演員劉燁在此拍攝全家福并發布微博后，“白夜照相館”一夜爆紅，拍攝價位都在千元以上，一套膠片大畫幅單人肖像價位在6800元及以上，一套民國主題復古全家福5880元。“店內主要有兩位攝影師，每天都有拍攝任務，拍照需要提前一周、旺季需提前一個月預約”，“白夜照相館”前臺服務員介紹道。

人們真正想從老照相館里追尋的或許是當時拍照時的感受，而非攝影技術本身，但是“電影演得再好，也不是當時的那個環境”。泛黃的照片，看似呈現出一種年代的斑駁感，但對曾經多次拿過北京市沖印作品獎的老張來說，當初漂水漂得不凈、配方有問題的照片出來才泛黃，理論上好的照片不應泛黃，應該冷暖分明、層次豐富、質感強烈。

對于傳統照相館和照相術經驗的傳承，即使“非遺”也沒有落到實處，之前西城照相館也申請過‘非遺’，最后以貪污腐敗收場。“首先你要知道你去保護的是什么，傳承應該搞點我們的特色。”譬如，手工上色雖然也是從國外引進的技術，但老張認為中國人把它保留的時間很長，并且發揮到很高的水平，所以可以和保護沾上邊。

也曾有人找他進行商業合作，承諾幫他找更大的地方、助手和投資人，后來老張還是沒答應，這個年紀他不想再折騰了，再也找不回過去的氛圍和成就感，原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照相館也失去了神秘和新鮮感。

“你的身影，你的歌聲，永遠印在我心中，昨天雖已消，分別難相逢……”老張播放了一首李谷一的《鄉戀》，細膩舒緩的旋律縈繞在這間狹小照相館中的老物件之間。這首歌1979年剛出時他們得偷偷聽，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這首“流氓喜歡的歌”才得以大膽外放。

時代在巨變中，人們措手不及卻充滿了新鮮感，攝影技術也隨之經歷了從膠片到數碼的跨越式裂變，老張在不斷擁抱新技術的同時，懷念或者說保留著屬于當時的工作態度和審美理念。

“真正的‘老照相館’不是這個地方，而是人，是我自己。”

本文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21年碩士必修課《非虛構寫作實踐與實習》 優秀作業，寫作主題“新的世界 · 新的未來”，獲得“新青年非虛構寫作集市優秀作品”。

原標題：《群像 | 堅守與回首——一個人的老照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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