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1日，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中山大學廣州口岸研究基地主辦的“日用文本與近代中國社會”青年學者工作坊在線上進行。本次工作坊由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肖文遠擔任主持，“中研院”史語所李仁淵助理研究員進行主題報告，同濟大學劉昊、四川大學張文洋、復旦大學李婭杰、江西師范大學溫海波、廈門大學彭興、岳沁之、海德堡大學鄭心羽、中山大學肖文遠依次分組進行報告。清華大學王東杰教授、“中研院”李仁淵助理研究員、中山大學曹天忠教授、香港城市大學程美寶教授分別擔任各組評議人，另有來自世界各高校的百余名師生在線旁聽。

線上合影

工作坊首先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吳義雄教授、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主任江瀅河教授先后致辭。吳義雄肯定了本次工作坊由青年學者擔任發起人和報告人、由資深學者擔任評議人的組織形式，也肯定了“日用文本”這一主題的學術價值。他認為以往的研究過于關注精英的歷史，本次工作坊將有助于推動大眾的、日常的歷史研究。他還建議，工作坊應該增設漫談環節，為學者們的自由交流、觀念碰撞提供更好的環境。江瀅河強調，青年學者不僅要注重學術能力，也應注重組織學術活動的能力。吳義雄和江瀅河均在致辭中指出，青年學者不僅要傳承學術，還要走自己的路，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學者做學術活動的發起人。

李仁淵報告的題目是《〈幼學須知〉與晚明到民初的大眾書籍出版》。他以《幼學須知》、《幼學瓊林》為切入點，揭示了晚明至民初三百多年間印刷書籍的大眾化進程。他詳細梳理了這一時期“幼學”的多個版本，揭示了此類文本時間上的嬗變和空間上的擴散。通過文本的布局和副文本信息，李仁淵探討了編者、出版商、受眾、印刷技術等諸多因素對文本的影響。他認為，“幼學”系列作品的成功，部分是因為它不僅僅作為童蒙讀物而存在，也作為應酬書籍、家庭手冊而存在。四堡和滸灣出版商推動了“幼學”書籍的流行，也引起了地方社會的翻刻。近代出版商借助石印技術和新式交通，進一步推動了此類書籍的大眾化。

李仁淵作主題報告

劉昊報告的題目是《交界地帶的流動：從新見抄本看〈三魚堂日記〉的傳抄與刊行》。該文考察了清代理學家陸隴其日記的抄本在清代中前期的流傳與道光年間的整理和刊刻。他指出，早期抄本的流傳與陸隴其的家人、弟子效仿陸隴其的修身實踐密不可分。道光年間，在漢宋之爭、桐城派崛起的背景下，陸氏日記被賦予了為宋學辯護的新意涵，進而導致《三魚堂日記》的刊刻出版。《三魚堂日記》從原本、謄寫稿、傳鈔本再到刊刻，揭示了時人閱讀、傳抄、使用日記的思想動向以及抄本流傳的地域網絡特征。

王東杰進行點評。他認為近些年日記出版呈現爆發式增長，但是對于日記的利用卻不盡如人意。研究者應當擺脫過去的問題意識，對日記提出新的問題。劉昊的研究關注日記文本與社會思想文化的關系，但是忽略了日記抄本的物質性。在傳抄過程中，文本發生了什么樣的嬗變？此外，題目中的“交界地帶”一概念也需要再斟酌，如何定義“交界地帶”？將幾個縣的相鄰區域視為交界地帶是否合理？

張文洋報告的題目是《制造公共的機密：晚清社會電碼本的設計、使用與變遷》。電報在19世紀被發明之后，迅速為各國官商及民眾使用。晚清時期中國電報局編撰并發售供公眾使用的社會電碼本。張文洋認為，社會電碼本的編撰和使用，要充分考慮不同群體對電報通訊的機密、經濟與便捷等多樣需求。設計者和使用者在編撰社會電碼本的過程中相互博弈，推動社會電碼本向著機密與簡化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方向發展。

王東杰指出，張文洋的報告將電報這一日常實踐重新作為問題提出，并清晰地梳理了電碼本的演變。但是文章過于側重技術本身，所提出的一系列社會史的問題，在后續的討論中沒有給出很好的回應，比如誰在打電報，為什么打電報，不同的社會力量怎么改造電碼本，等等。文章中提及的“公共與機密的分裂”是時人的感受還是研究者提出的？建議從社會的維度重新組織文章的敘事節奏。

李婭杰報告的題目是《清初〈叩缽齋增補應酬全書行廚集〉的成書、版本與編纂考》。她從文獻學和書籍史的角度，考察了清初刊行的應酬指南類書《叩缽齋增補應酬全書行廚集》的成書過程、版本源流、內容分類、編撰群體和文獻學價值，并介紹此書傳入日本的情況。她認為，《行廚集》是清初實用性駢文選本向應酬指南類書轉型過程中的關鍵文本。此后應酬指導類書籍大量涌現，反映了士庶階層對應酬知識的需求劇增。

李仁淵肯定了其在搜集、比對不同版本《行廚集》過程中付出的努力。他指出，《行廚集》的很多版本是由徽州書坊印刻的，是否有考慮過杭州出版業與徽州出版業之間的關聯？此外，《行廚集》采用集體編撰的形式，這在當時也是很特別的，為什么要采用這種編撰策略？對比以往的應酬指南類書，《行廚集》有哪些改良？它對后面出現的應酬指南有何種啟發？是否可以嘗試比較同時期應酬指南的編撰策略？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話題。

溫海波報告的題目是《舊瓶新酒：中共對鄉土雜字的利用改造（1921-1949）》。他梳理了中共革命過程中雜字讀物的編纂實踐，指出中共對鄉土社會識字傳統的改造，經歷了一個從偏離到回歸的過程。在革命初期，中共以蘇俄為師，相對漠視古舊識字書籍，編寫政治色彩濃厚的教材，結果導致識字掃盲效果和革命動員效果難副所期。在邊區時期，中共調整策略，重新發掘鄉民熟稔的雜字，改變傳統雜字的編寫方式和教讀方法，建立讀者反饋機制，有助于對民眾的啟蒙動員。

李仁淵認為雜字改造問題為討論19世紀到20世紀政治權力的變化與轉向提供了一個觀察視角。拉長時段來看，以往國家權力對民間的介入都是間接的，20世紀國家權力越來越直接地與民眾發生關系。雜字改造問題可以放在這一框架下審視。從中共的角度看，中共的雜字課本是如何擴散到基層，與商業出版的擴散機制是否存在差異？是否可以通過留存的雜字文本分析其具體的編輯策略？是否可以更進一步考察具體的教學實踐？從接受者的角度來看，與傳統社會相比，民眾的識字動機是否發生變化？這些都可以進一步探討。

彭興報告的題目是《近代教會地產交易的人際網絡與空間格局——以“南京教區契約文書”為中心》。自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簽訂起，教會逐步確立了在內地的置產權，留下大批契約文書，成為研究近代教會內地置產的一手史料。他通過梳理契約信息，沿著歸群、歸物、歸地等契約研究思路，借助人際關系網絡分析，展現江陰教會地產契約中買賣雙方與居間群體的關系，及其與交易地塊四至之間的關聯，考察以家族為中心的人際網絡對天主堂置產空間格局的影響。

曹天忠指出，這篇報告思路很清晰，從教會地產入手，進行了傳統史學考證，考察了教區負責人的身份，對南京教區四個堂的時空轉換表述也十分清楚。有一些問題有待明確，比如，這些人是不是教民？造成人際網絡和空間格局的原因是什么？對于教區的研究，可以參考歐洲教會史相關研究成果，對比歐洲的情況，考慮教會到了中國后在地產方面的考量是否發生變化。

岳沁之報告的題目是《清至民國契約“代筆”的社會網絡——以福建永泰漈頭地區為例》。她從福建永泰漈頭地區清至民國的千余件契約入手，考察了代筆人在民間契約中扮演的角色。她通過數據分析指出，契約中是否使用代筆，并不是由識字與否這一單一因素所決定。一些使用代筆的人在其他場合也會為他人代筆。岳沁之還著重探討了代筆的動機和網絡的變化。她認為，契約類型、社會地位都是影響代筆行為的關鍵因素。合約、借字中的代筆人具有中人屬性，而安批中的代筆多由家中后輩書寫，含有歷練意味。個人的代筆網絡與其人際關系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曹天忠指出，這篇報告關注到了歷史上具體的人，即契約中的立契人和代筆人，使用了新方法對材料進行可視化處理，使研究更加深入細化。在探討社會網絡時，可以進一步擴展史料，不僅可以使用碑刻和族譜，還可以運用口述史的方法搜集資料，補充書面文本無法呈現的信息。除了文字以外，還應考慮禮俗的問題，這對于審視鄉村社會是特別重要的，有利于整體地理解問題。

鄭心羽以《預告未來：十九世紀歐洲人對通書的觀察》為題，考察了19世紀西方人對中國通書的觀感。她認為歐洲人的書寫非常關注中國傳統通書中預告未來的功能，其中所反映的時間是包羅萬象、充滿神煞的。一些傳教士在所編寫的中西合歷中力圖去除這些神煞宜忌，但為了迎合本地讀者的需求、達到傳播福音的目的，還是借用了傳統通書的形式，把中西合歷包裝成一本能夠預告未來的真理之書。

程美寶表示，如果主要討論的是外國傳教士對中國通書的觀察和印象，并以此來探討“時間觀念”的問題，那么使用的文本不能只局限于通書，還要考慮其他類型的文本。傳教士模仿中國文本是其一貫策略，新教早期在華用來傳教的很多小冊子都刻意地模仿中國文本，既有新教文本又有中國傳統的道德故事。如果討論的問題是通書，也就是報告中提及的中西合歷，那就需要追尋更多的問題，比如中西合歷的資料來源。利用文本不能停留在某一種或某一本，還要從中追尋其他文本，需要考慮當時中國的通書是怎么編寫的。

肖文遠報告的題目是《交通、印刷與日用文本之變遷》。他以清末流行的《官商快覽》為切入點，分析了日用文本之時效性和閱讀方式的變遷，及其與技術革新之間的關系。他指出清末日用文本收錄了大量信息，出版商為保證其時效性做出一系列努力。伴隨信息的碎片化，文本所預設的閱讀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編者有意借助顏色、字號、版心標題等視覺因素，引導讀者快速檢索信息。日用文本的這些變化與交通和印刷技術的革新密不可分。近代輪船、鐵路和石印技術大大降低了信息的獲取成本和更新成本，進而重塑了日用文本。

程美寶認為該篇文章緊緊抓住了時效性和視覺呈現兩個關鍵概念，具體呈現在對火車時刻表的分析。從表列到表格，它的視覺呈現、資訊羅列和知識結構，都是不一樣的。所以表格存在很多探討的空間。此處需要注意三個問題：一是更新的問題。《官商快覽》中火車時刻表是否有更權威的信息來源？它的更新頻率是怎樣的？二是調適的問題。中文世界自有其表格傳統，不能過于武斷地認為以前的文本都是敘述性的。同時，對比同一時期中英文火車時刻表，又存在什么樣的差異？從漢字向阿拉伯數字的轉變同樣值得關注，阿拉伯數字的普及過程如何影響表格的呈現？三是閱讀的問題。閱讀表格需要一定的能力，這種能力又是如何獲得的？

最后，各位老師在圓桌討論環節就本次工作坊進行了總結和點評。程美寶指出從《中華帝國晚期的大眾文化》出版至今，我們研究日常的方法是否存在進步，需要每個研究者去反思和檢討。從今天的討論看，我們對文本的生產環節處理得較好，但是對于文本的物質性和消費環節的探討仍有欠缺。她還談及對工作坊多元化形式的期待，她認為工作坊不應該僅限于研究成果的發表，她期待和師生拿著一份材料共同閱讀和探索。

王東杰認為今天工作坊討論的很多問題揭示了一個新的學術前沿。同時他也提醒青年學者們，要在觀念上超越前一代學者，比如要跳出精英與大眾的概念框架。日用文本給我們帶來很多新的歷史細節，但是我們不應止步于此，而是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將這些細節與更大的歷史脈絡聯系起來，要嘗試提出更為重要、更具穿透力的歷史問題。這也要求我們警惕現有歷史敘事的先入之見對研究的影響。

曹天忠肯定了此次活動對為年輕學者搭建學術平臺的意義，他認為年輕學人不僅要轉換視角，還要嘗試提出新結論，在研究中凸顯個性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