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午后，是我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為研究生講授《絲綢之路文獻研究方法（審音勘同）》的固定時段，這次課專門針對剛剛過去的周末（11日）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在他們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40周年慶典上所作報告《對音技術在邊疆史地研究中的應用》而發，其中就有關于“梵”字來源的考察。我在詳論“梵”字的犍陀羅語佉盧文淵源時不自覺出溜了兩下，當時不以為意，然而下了課打開手機，就看到遠在北京的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高山杉兄發來的消息：“國棟走了。”我還愣愣地回應：走哪兒了？我沒看到……

當確認是我們都熟悉的摯友、社科院外文所鄭國棟兄突發心梗不及搶救就溘然長逝的噩耗，我似乎才恍然明白，剛才在講課時我在縱橫捭闔“梵”字的印度來龍和東亞去脈中間沒來由的短暫出戲，大致就是國棟兄羽化登仙的當口、我們之間冥冥之中的心靈感應了罷！

圖一：北京大學阿卡德語班合影（1999年，后高者為鄭國棟，左一為拱玉書老師，右一為作者）

我和鄭國棟兄最早認識于1998年的北大燕園，那時我從南京大學畢業后暫居北京，首先是秋季開學后初見于第一個周三的巴比倫文明核心載體之阿卡德語課上，這是由后來成為我的博士生導師、今年剛剛因為新譯《吉爾伽美什史詩》而榮膺金翻譯家獎的拱玉書教授開設的，此時我倆皆為旁聽，相互之間也還沒有聯絡；次日周四在季羨林先生“文革”后的大弟子王邦維教授主講的梵文課上我倆又碰頭了，這會兒他就是必修主業、而我依舊旁聽了。課后我和鄭兄隨即相互結識，那時他還滿頭卷發，浪漫氣息充盈。我們的梵文班有個習俗，就是把某人名字中的特色字眼拎出來重疊稱呼以示親切，當然后來一直流傳的可也不多，比如鄭兄后來就在我們小圈子內一直以“棟棟”為號，他也欣然不以為忤。

圖二：北京大學梵文班合影（1999年，右一為鄭國棟，前排中高者為王邦維老師，前排右二為作者）

漸漸地，我了解到棟棟兄原是畢業于山東醫科大學中醫專業，后來的棄醫從梵，同他的人生際遇不無干系。

作為印度文化圈的統一文言，南亞的梵文跟東亞的中文不啻天淵之別：詞形變化相當復雜、書寫按照實際讀音連綴、使用表音極為精確的字母拼寫，這些特征對于以往完全植根于中文語境的學習者而言，都是一個個需要費盡周折才可能逾越的坎兒。棟棟兄就因為一個難改的積習而落下了“話柄”：在梵文課進入語音講解之后的實戰階段，都是每人自行準備教材提供的語料，然后上課演示，教師再現場批改糾謬。輪到他的發言，涉及具有八個格變的梵文名詞時，棟棟兄往往脫口而出的都是其中變化最為簡單的呼格（僅用于打招呼，句內通常不用），甚至到了課程第二學期開頭還改不過來，故而他在這段時間甚至享有了“呼格”的外號。當然這些初學階段的困難，很大一部分也跟他在所有學生中年齡最大有關；不過即使是如此艱辛的學習，他后來仍然學得一手好梵文，不但受到很多印度本土文士的褒揚，還在外文所長期擔任黃寶生教授多部梵漢對勘佛經出版的特約編輯，“呼格”的謔言早已被我們丟到爪哇國。

圖三：北大靜園草坪合影（1999年，左為鄭國棟，右為作者）

說實話，在棟棟兄燕園讀書的三年時間內，我跟他的直接接觸不算多，因為那時彼此都有各自的多門課程需要修習或旁聽，而且那時他還有一道考入北大中文系讀研的妻子，他在結婚紀念日給妻子送去大捧玫瑰，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成為北大同學們口中艷羨不已的談資。看來棟棟兄在梵學方面慢工出細活，除了年紀偏大的因素外，還有用情至深至專的影響在內罷。后來他這位妻子研究生畢業考入美國讀博，雙方友好分手。

雖然我倆單獨見面機會寥寥，但是王邦維老師帶出的梵文班同學還不時聚會，聚會地點幾乎是固定在季老朗潤園居所后面的一家小餐館，為的是沾沾季老的靈氣。也就是在這里，2001年夏，藏族同學、現任北大外院南亞系長聘副教授的薩爾吉獲得了第一個出國訪學的機會，我們梵文班同學齊聚此地，為薩爾吉餞別。記得在簡單的筵席上，棟棟兄和我還有當時在北大歷史系法國史讀研、現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的朱曉罕合作清唱了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智斗》，棟棟兄來胡傳魁，朱兄來刁德一、我來阿慶嫂。這次我們都酣暢淋漓盡興而歸；遺憾的是那時大家都沒有相機，這次別開生面的聚會，竟然連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來，在棟棟兄遠行的今天，尤其可嘆可惜！

棟棟兄研究生畢業后供職于外文所，而我也正式在北大讀博，我們之間的個人交往才多起來。他經常過來參加北大印度學的各種學術活動，我也時而“遠足”去建國門社科院大白樓，曾經由他領著，得以進到圖書館瀏覽，我看中什么書籍，他就幫我借出來復制。

大約在2005年左右，棟棟兄還特地帶著我去東單一帶的社科院寓所，拜謁了黃寶生先生和他的太太郭良鋆教授，郭先生是專程去斯里蘭卡研修過的中國第一位巴利文研究專家，兩位老人住所簡陋而待人和藹，雖然僅此匆匆一見，但卻讓人真切體會到了老一輩文科學人的風骨。而黃先生領銜主譯完成的煌煌400萬字印度大史詩《摩訶婆羅多》6卷本，也是在棟棟兄的極力斡旋下，我才有幸獲贈一套的；作為黃先生梵文教材和諸多梵漢對勘佛經文本的特約編輯，他也贈我大部分這些論著，使得我在梵學資源相對貧瘠的京畿之外，還能夠歆享最新的梵學成果，乃至為我的學生們開設梵文初級閱讀課程。

圖四：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附近合影（2015年，左為鄭國棟，右一為作者）

在我臨近博士畢業的2007年底某一天，剛剛畢業不久的室友、現任四川大學藏學研究所教授的羅鴻因為在當時工作的藏學中心感到不太適應，就回到北大來傾訴，棟棟兄、朱曉罕兄、薩爾吉和我輪流開導、勸慰了他整整一個晚上，好容易才把他的心態撫平。最主要的功勞，無疑是棟棟兄，他看上去形象高大威猛，實則內心細膩、觸覺敏銳，情緒上還多愁善感，心態上也能體貼入微，故而勸人這種活兒，他比我們幾個還在校園內盤桓的主兒就要拿手多了。后來還有一件事，也頗能說明他善于與人打交道：那是2012年夏，我和羅鴻坐著棟棟兄的越野車，去霍營小區薩爾吉的新家拜訪，剛一進門，薩爾吉4歲的女兒不知為何正在吵鬧，我們外人一去，他家人也覺著尷尬，這時棟棟兄上前，也沒見著如何操作，就拍拍小姑娘的手跟她逗著玩兒，一會兒倆人就熱絡起來，小姑娘破涕為笑，我們也可以安心大吃薩爾吉丈母娘包的餃子了。當天回程時大雨傾盆，北京遭受了幾十年未得一見的大暴雨，棟棟兄的越野車最后也陷入上地附近路上的水坑，路過的車把保險杠都拉斷了也沒能拽出來，最后我們仨只好棄車去住賓館，第二天棟棟兄才取回并去修車的。

2008年我從北大畢業后供職于成都，時而因為參會來到北京，多半要來建國門社科院總部跟諸位友人相會。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這最近的十來年，蒙棟棟兄熱情引薦，我在這幢大白樓里先后結識了著名的荷馬史詩譯者陳中梅教授，以及黃克誠大將的女兒黃梅老師——后來又與陳老師多次接觸，我領教了他多年潛心研究的秘索思—邏各斯理論，成為中國人提出用以解釋西方文化基本結構的元理論模式；而同黃梅老師盡管就是那么一次短暫交流，再結合其他渠道的了解認知，也讓人深深感受到了黃大將淡泊嚴謹、與人為善的家風。對于我這么一個在社交方面十分被動的人來說，以誠待人、社交廣泛、靈活好動、乃至曾有“水銀”謔稱的棟棟兄，大大拓展了我的社交圈子，使我受益匪淺！

圖五：成都水碾河合影（2019年，左為鄭國棟，右為作者）

我和棟棟兄見的最后一面，是在2019年新調入川大的羅鴻教授主辦的梵文會議期間，我們這些舊時老同學，包括王邦維老師在內，都承其盛邀前往參會。由于他在成都熟人不少，會后我們倆只是在成都水碾河一帶的一家小店啜花甲飲青啤，未曾料到此后就疫情肆虐，我們再無見面交流的機會！

其實他這次發病的前一天，我們還在微信朋友圈平常互動，但人生無常，一次平凡的指尖促動文字跳躍，瞬間就化為最后的遺憾和永恒的記憶，悲夫！不過，棟棟兄是個充盈著快樂的人，他的身上永遠洋溢著激情，跟他接觸的人備受感染，我想他在我們頭頂的天界，仍然希望我們不因他的離去而悲慟難抑，這里，用我們當年一起拆解過的梵文句子來告慰遠行不再回歸的棟棟兄：我們有幸生，在你生活地（tvayi jīvati sukena vaya? jīvā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