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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并文：袁嘉璐 姚文嘉

編輯：林子堯

剪輯：丁祺堯

【編者按】

2022年春天，上海因疫情按下了暫停鍵。在過去兩個多月的日子里，我們重新凝視著這座城市，回想著曾經置身其中的路，未曾發覺曾經平常的感受竟如此珍貴。經歷了隔離的日子，我們終于重新行走在這片土地上。周遭一切恍惚得不真實，熟悉又陌生。也許，我們未曾真正認識過這座城市。

“舊地上海”是澎湃鏡相與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兩所高校的中文系同學聯合開展的城市寫作計劃，旨在深入探索上海小眾的角落，理解在這座城市邊緣的普通人生活。

煙火，人間

冬日漸短，聚豐園路上的千家燈火掩映夜色漸長，日腳剛垂過了地平面，這里更是喧嘩，聚豐園路西頭的黑街里，到了傍晚時分方才煥發街巷獨有的生命力，鍋碗瓢盆翻炒著酸甜苦辣，將人間百味演繹得熱火朝天。在這邊，一條不惹眼、不知名的河流從南邊的橋下橫亙流過，干練而生硬地將東西向的聚豐園路從西邊這頭截斷，再繼續向前緩緩翻涌，不知誰的生命也曾蜿蜒斗折，最終歸于平靜。

擁擠的黑街與不知名的河水之間，圍起一處寬闊的平臺，薩克斯樂手在這里臨河奏樂，讓它倒像是天然的舞臺，臺上夜夜笙歌，臺下煎炒燜炸，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略顯奢侈地演奏人間至歡。但實際上，這篇舞臺身處寸土寸金之地，卻看不出一絲摩登范，一道黑水，一條黑街，一縱列灰撲撲的樓宇與水泥地磚被雨線劃出痕跡，在紅橙黃綠的燈光中浸泡著，與紙上的油漬別無二致，給上海精致的顏面上開出一處細細的疤痕。杜老師說，他們初次來到這里時，也不覺得這里像是記憶中的上海。

聚豐園路

一期，一會

杜老師和他的老朋友們都是八十歲高齡，腿腳還十分靈便，習慣在每晚七點鐘到八點鐘，不約而同地來到河邊的平臺上散步、聊天，或早或晚無需商榷或事先約定，一切隨心所欲，不需約束。李老師則說，他們正是享受著社會主義帶給他們福利的時候，往事如煙，數位老師年過八旬，偶爾來這里散散步，打打太極，簡單而重復的生活，成為忙碌中的年輕人羨慕的對象。

問起幾位老師的身份，原本都是社區合唱團的成員，“我們的合唱隊是附近的街道里——祁連新村的社區服務中心辦的。我們是學林苑合唱隊的。”毛老師和我們細說著，在上海，幾乎每個小區都有自己的合唱隊，一條聚豐園路里，就有多個合唱隊星星點點地散在居民之間。

而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發，迫使合唱團的日程活動按下了暫停鍵。疫情前，他們還能到河流對面的上海大學里散散步，秋季也能欣賞到菊花節，如今的活動只局限于這處黑街旁的平臺上。“我們呢，天南地北，從黨的政策、社會現象，到小區里的生活，老年人的生活，無話不談，正能量的多，負能量的也有，但少。”毛老師是這樣告訴我們的，若有一些不滿的情緒，不過充當笑談，要說起對這里不滿意之處，還要思索許久，才能提出諸如“自行車擺放太亂”，“以前的河水不太干凈”之類。

世事變遷太快，大多都在向著好的方向轉變，還是一兩年前，這條河被污染得一塌糊涂，河面上浮著一層打著旋兒的油膜，魚味和臭味混成一股，凝成綠色，堵在水體里，兩年后的今天，有了河長制，這一方小天地才有了改善，以前老師們要走進上大的校園里才看得到的白鷺，現如今也愿意銜著遠方的佳話，到這邊的河流旁棲息了。

在聚豐園路西邊的這處舞臺上，人們已經習慣了在每晚六點左右，聽到河邊傳來悠揚的薩克斯樂聲。

同行的李老師介紹說，毛老師、杜老師“都是文藝界的，唱歌、電子琴、唱歌，手風琴，吹笛子，都會。”文革時期，身邊天天有拉著手風琴唱歌的人，十幾歲的毛老師在紅歌的浸染下，也就漸漸學會了一手本領。“我小的時候，家門口經常有拉手風琴、小提琴的人路過，他們一邊走一邊奏樂，我聽了幾年下來，不知不覺就學會了吹拉彈奏。”毛老師說起年輕的時候，他還是一名工人，業余時間進了工人樂團，接受培訓和團建。六年前來到聚豐園路后，繼續保持對音樂的熱愛，時常參加社區的納涼晚會，也報名進老年大學參加合唱比賽。

“這是藝術，學了有好處沒壞處。學會樂器就是要同時控制兩只手，控制一個手容易，控制兩個手就不容易了。”2009年，幾所高校舉辦合唱團比賽，上海大學派了一個合唱隊去一邊匯演一邊進行比賽，毛老師就在其中。比賽就在上海市音樂學院舉行，這是他曾經從沒有踏入過的音樂廳，典雅大方，美輪美奐，墻上掛著的畫像，都是一代音樂名家，賀綠汀、周曉燕、丁山德，目光灼灼，英姿猶在。他站在舞臺上，與眾人一同齊唱《今天是你的生日》，《咱當兵的人》，音樂是能夠寄存記憶的美麗之物，歌聲回蕩在大廳中，音符碰撞在名家畫像所在的墻壁上，又彈射回來，交響奏鳴著，就譜寫出了毛老師終身難忘的一段經歷，回想起這段經歷時，他哼唱了兩句，似乎又回到了那一處典雅之地，“這個音樂廳里面我終身不會忘記的，曾經我想去但去不了，到了快80歲了，還能靠參加老年大學的合唱，去一次音樂學院，還能和朋友們一同在臺上唱歌，多開心的一件事！哦——這讓我終身難忘！雖然只唱了兩首歌，但我們不管最后的名次，也不管得了多少分。我去過了一輩子都期待著的音樂學院，這份經歷才是最重要的。”

經歷是最重要的，坎坷也好，平坦大道也好，都積淀為一縷清風，幾絲銀發，往事不重提，幾位朋友之間，重視的是今朝的完滿與太平。

河邊吹奏薩克斯的老人

生離，死別

毛老師說：“我們這輩人是非常艱苦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實則正是新社會起步的階段，曾經的貧窮，困境，是生活在新世紀暖房中的人們永遠無法感同身受的，同行的李老師發表了他的滄桑感慨，他年輕的時候幾度離家，幾度擁有了家，又幾度離開，人生的步履走走停停，總是徘徊在家門外。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這一指示成為了當時的青年無法擺脫的轉折點，河邊的小團隊里，李老師，鮑老師就是上山下鄉的一份子，杜老師則是遠赴蘭州，做支邊建設，到了八十歲，幾位老人的人生軌跡才在聚豐園路這里重疊在一起。

李老師曾經生長在上海的老閘北，18歲下放到江西農村，日常的生活僅有做農活掙工分，唯一被當作娛樂的項目則是以物換物——以帶過去的上海物資，換農村的吃食玩意兒。從上海到了鄉下去，青年們開始做飯，上山砍柴，掙工分，天不亮就起床到田里做農活，過了兩個小時再回來吃早飯，早飯過后又去田里，挑淤泥，赤著腳耘田，午飯過后，下午仍是如此。耘田即是光著腳把泥土攪松，李老師習慣站在長椅邊，這次，他抬起一只腿用力畫小圈，演示了耘田的過程。田里的水蛭、螞蝗總會猖狂地叮在人腿上吸血，單靠拔是拔不下來的，要在腿上一拍，“啪嗒”一聲——就掉下來了。收工的時候，村子里的孩子能回到親人身邊，物資匱乏，卻還有家人做的熱騰騰的飯菜等著他們，知青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晚上燒一大鍋飯，泉水舀一勺，就往碗里倒，撒些鹽花，嘩啦嘩啦攪拌著就灌進肚子里，從田里回來，大多時候連腿上的泥巴也沒有精力去洗掉，和著泥土與衣服就倒在了床榻上，一夜待天明。歸途何在，人們不敢細細思量，也無法心懷希冀，只知道知青下鄉，大有作為，切不可萬事蹉跎。“你怎么敢想著回來，要在那里干一輩子的！”

“這些經歷，你們現在聽起來只當聽故事了。”游子思歸，切膚之痛，已經沒入時間的洪流中，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千帆過盡，逝者如斯，大浪淘沙一般的，時間為人們留下的更是回憶與閱歷。兩年后，國家挑選優秀青年進廠工作，李老師便成為了公社里第一個進化肥廠工作的人，在此之前，他不知道會在農村生活多久，不知道能否回家，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夠工作，問起他當時最大的愿望則是：

“快讓我進廠吧！”

“我做過的工作多了，”他說，“最基礎的修理工，當班長，當車間主任，當廠長助理，一直做到干部。我也常常出差，去全國各地旅游，所以四川話、江西話，什么地方的話我都能來兩句！還是經歷的多，社會經驗就豐富了，人也老了。”說罷，李老師爽朗地笑起來，話音里突出一“老”字，我卻仍覺得眼前站著的是精神矍鑠的少年。

李老師在江西工作，定居，組建家庭。他的兒子在江西出生、上學，一段時間后，有了知青子女可以回鄉的政策，兒子就一人回到了上海，和奶奶一起住，直到改革開放后，李老師所在的工廠倒閉，他才回來。父子分隔兩地的時候，只能用通信的方式交流，家信值千金，那時候才懂得什么叫鴻雁傳書。

“我寫信到上海，在上海的親人收到后還要再看，看完以后再回信，這么一來一往，十天半個月的都是正常。不像現在手機一拿出來，播出視頻，我們連對面的人長什么樣了都知道……有一次，我的孩子在上海摔了一跤，嘴唇這里——”他指著嘴角的一處說著，“——這里摔破了，我哥哥給我寫了信，寄來的信上面畫了一個小人的小嘴，又在小嘴上面畫了個小缺口，旁邊寫著：‘縫了兩針’，那種心情我到現在還記得。”李老師曾經對兒子很嚴格，也相信過棍棒下面出孝子，但兒子真出了什么事，當年的他只能面對著一封連照片都沒有的信件干著急。

“兒子從小給我打個厲害！我兒子長到17歲的時候我才回了上海，回去之后他都跟我一樣高了。他和我說：‘我們能不能像男人和男人一樣對話！’”講到這里，他又爽朗地笑起來，“我就說，可以啊！從那以后就從來沒有打過他了，直到現在，我兒子四十多歲，我們還像朋友一樣溝通，無話不談。”現在，李老師的兒子兒媳婦兩個人都是設計師，他們自己買房，結婚，不用老人操心。

回到上海后，到了1997年，閘北區開始動遷改造，時代在向前發展著，上海的中心在不斷擴大，曾經擁擠著平房的老閘北，總要被整理出一副上海模樣，李老師便離開閘北，跟隨整體動遷的政策，搬到了四處都是農田與荒地的寶山，不似中心那樣體面，然而能為新上海人、滬漂人群提供些許熟悉感。

走過起伏的一生，老師們練就一副好心態，李老師經常說：“沒有什么苦是我們受不了的。多經歷一點困難，就沒什么過不去的坎，遇到困難就要想一想：‘我認識一個爺爺，人家那個時候一年就這樣吃飯的——撒點鹽花，倒點井水，伴著咽下肚；這么小的時候，就到田里面去過這樣的生活。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啊。”

說到這里時，幾位老師催促他“下課”，他又爽朗地笑起來，笑聲如泉水一般涌出來：“沒有什么課！我的理論是——跟年輕人在一起我也會一直年輕！”幾位老師留下幾個背影，在燈光里，互相推搡著走遠，黑色的剪影如故，白發之下，還是少年。

河邊吹奏薩克斯的老人

鮑老師說他想回到插隊下放的農村，今年回去了一趟，已經是第四次了。有些故人或許生疏了幾分，但人在，當年的記憶還在，和農民之間的情誼便有了存在過的證明，是忘不掉的。

農民淳樸，從來沒做過占人便宜或者在背后使壞的事，鮑老師做為知青下鄉的時候，沒有吃的，就受邀到農民家里去吃飯，“他們也沒有吃的啊。”鮑老師感嘆著說。除了農民，鮑老師與一位地主的兒子結交頗深，當時的年代里，給地主的后代戴帽子不稀奇，他的父親是地主，出身不好，可惜可惜，畢竟他自己又不是要自愿做地主的。

同在一個村莊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村莊里的人都或多或少帶些擔憂害怕的情緒，都不愿意和地主家的兒子接近的。鮑老師只上過小學，但對文化懷著一腔熱忱，地主家里條件好，讀過書，有文化，兩個人同屬一個生產隊，干活的時候偶然相識，談談歷史，聊著聊著就熟絡了起來。地主兒子也可憐，好在父母過世后，他還是個小孩子，沒有受過批斗，直到現在也在好好生活著。

“2017年，我到他家里去玩，他兒子留在了北京部隊，以及在北京安家落戶了，他的命運和他爸爸的就又不一樣了啊。”

鮑老師回憶起他的經歷，平時并無特殊的大事發生，干活聊天睡覺，也沒有別的活動，即使有什么消息，也傳不到那里。鄉野生活勞苦，平靜，環境卻也閉塞。

幾十年前的新客站，鮑老師帶著少許行囊踏進下鄉的隊伍里，與眾多知青一樣，不知前程，不知歸處，糊里糊涂地上車，什么都不知道。他走的那一天，整個火車站人山人海，摩肩擦踵，人擠著人來送家里的孩子，火車出發前三分鐘會打鈴，鈴拉響的一瞬間，整個廣場的人都哭了起來了，哭聲震天動地，幾里路以外都聽得到，站臺下的父母眼睜睜得看著列車轟鳴著遠去，那時候都不知道怎樣才能相互取得聯系。列車行駛的路上，時不時有女孩子哭出聲，他望向車窗外，目之所急，土地是紅的，山也是紅的，荒山野嶺里，三三兩兩的小孩子，打著赤腳，下雨天還赤膊趴在車廂上，腳踩著紅泥巴，紛紛接著知青扔下去的餅干吃。

鮑老師口中的平靜年代中，爆發過瘧疾，饑餓，疾病，如天要降下懲處一般折磨百姓。“在最熱的天，我穿了個棉襖，在太陽底下坐著還是冷得發抖，多虧了鄰里鄉親守望相助，我才活下來。那是蚊子引起的，叫瘧疾。農村條件差，比較落后原始，也有18歲的大姑娘衣不遮體食不果腹，臉上沒有血色，只會呆呆地張望著四周。”聚豐園路這頭擁擠的街道里，一字一句的生死話題被刺耳的鳴笛，人聲鼎沸，機器轟鳴淹沒，如幾張脆生生的薄紙，被冰冷的空氣擠成碎片，順著河流散去。談話結束后，鮑老師扶了扶紅色羊毛帽子，與我們互相道別，走進了闌珊燈火里。

陳事，新生

90年代，上海各地實施集體動遷的計劃，合唱團中，李老師曾經居住的老閘北、杜老師居住過的城隍廟、鮑老師居住過的新客站，在反抗和支持這兩種立場鮮明的聲音中被利落地改建，上海這座體面的城市要向前走，就要慢慢地抹除一切有關“臟亂差”的記憶。

在過去，李老師在老閘北的舊家附近常常交通堵塞，擁擠不堪，“在我記憶里，老百姓住的還都是平房，夏天的時候，弄堂里有一股人味，冬天還要架起火爐燒炭。平時還要倒泔水什么的，不像現在家家戶戶裝了馬桶。”鮑老師曾在新客站附近，有時候晚上睡覺會聽到鐵軌震動的聲音。杜老師小時候在城隍廟旁邊住，他們家是一處幾平方米的小屋的租戶，爸爸媽媽哥哥弟弟一家七口，卻只有一張床，吃飯睡覺都在同一個房間里，人小的時候不覺得很擠，只知道天天出去扔沙包滾鐵圈，如今回憶起來才覺得逼仄局促。

夜晚的聚豐園路

幾位老師從天南海北走到了一起，人生的軌跡在上海乃至全國各地劃出一道道人生的弧線，而在聚豐園路這里形成交點。剛到聚豐園路的時候，上海大學還沒有建好，自然也沒有沃爾瑪超市，周圍是綿延的田地，21世紀初，這片田地上生長起一簇簇樓宇，大學的建成伴隨著小吃街的誕生，聚豐園路變得紅火起來，逐漸成為今天河邊黑街的這副模樣。但城市的中心仍然在擴展，2021年12月，街角的沃爾瑪超市在居民們的注視下被綠色的安全網層層圍起，據說來年5月份，舊的沃爾瑪將蛻變成山姆超市，對面的菜市場被改建成超市附屬的停車場這一計劃也被提上日程。聚豐園路某小區的老阿姨對此十分期待：“到了明年，我們想買什么都能買到了。”與此同時，菜市場的阿姨一邊遞給顧客三只咸鴨蛋，一邊查看收付款記錄，說：“這里的菜市場要是拆掉了，我們也不知道該去哪里了。”合唱團的成員們則從山姆超市開始追憶起曾經的聚豐園路，在幾位老人的眼里，聚豐園路也在追求著城市街道的體面，曾經小商小販沿街擺攤賣菜，馬路上零散著菜葉子，碎雞蛋，參與早市和夜市的人們發出嘈雜的聲音，紛紛擾擾。后來，商販店主們的氣場在城市改建的聲音中大打折扣，人們或陸陸續續地離開，不知去向何處，或走進菜市場爭得一小片攤位，在高租金的逼近下忙碌著各自的營生。毛老師的記憶中，沃爾瑪旁邊的角落里有一個釘鞋的裁縫，不知道什么時候不見了他的身影。裁縫鋪或是配鑰匙匠人不知是否還存在，還是隱匿在了更深更偏僻的城市角落之中。

過去的煤爐，磚墻，棚戶大多銷聲匿跡，城市在發展著，擴大它的中心，終將抹平城市的縫隙，縫隙中的人群輾轉，盤旋，在聚豐園路落了腳，休養生息，人們如四面八方的雪花一般，積聚在了一處東西走向的聚豐園路中，各自凝結成為一種形狀，簇擁在一處，猶有溫度。曾經的少年，在奔波流離中，也終得一隅，每晚相聚相離時，幾位老人在燈光下活躍的剪影，還透著少年的氣息，河邊，薩克斯的音符，還在敘說著片刻的光陰。

不過，一切猶在生長，萬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