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克”是日語詞匯，對應英語中的overcome一詞。可以理解為超越、克服，甚至是征服。在1930和1940年代，對殖民現代（所謂“近代”）的不滿，在日本的知識精英群體中日益增長，“超克近代”成為當時試圖掙脫西方束縛、尋找日本主體性的思想口號。

1941年12月7日，當地時間清晨，日本聯合艦隊在山本五十六的精心策劃下，成功偷襲了美國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軍基地，重創美軍太平洋艦隊，“大東亞戰爭”爆發。此時距離馬修?佩里率領美國軍艦首次“叩開”日本國門，將近90年。

在中國人的歷史認知中，珍珠港事件是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環節，它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但并不是歷史的起點。但在當時乃至今天許多日本人的認知中，它是同“滿洲事變”（侵占東北）、“支那事變”（全面侵華戰爭）完全不同的另一場戰爭，標志著一個全新時代的打開。和佩里的黑船來航一樣，這是使日本再度進入世界史的事件，也是日本對“近代”一次隆重的宣戰。

二戰當然是資本主義現代性危機的又一次總爆發，其根源是一戰后各種思潮和政治勢力在暫時掩蓋的危機中繼續發酵、撕扯。對它的分析理解，有不同的角度：經濟、政治、國際關系、社會、軍事等。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視角，是思想。尤其是對于二戰中的太平洋戰場而言，這種思想的沖突至為激烈，至今也并未完全結束。

1942年7月，日美宣戰半年多后，日本一些知識精英在《文學界》雜志召集下，在京都一家溫泉旅館，舉行了為期兩天的討論會，主題就叫“近代的超克”。這個日后被思想史研究者反復提及的跨學科討論會，目的是探究“大東亞戰爭”的意義。

站在今天，學者們的發言無疑是在美化侵略。但在當時，真正讓他們興奮的，并不只是戰爭本身，而是以對美開戰為標志，徹底整理日本在近百年中的歷史定位。在他們看來，開戰并不只是對物質或權力的爭奪，而是日本對歐美主導的殖民現代體制，以及這個體制背后的一整套歷史文化觀，作一個徹底的了斷。用與會的京都大學哲學家高山巖男的話說，這代表了“非歐洲世界將要獨立于歐洲世界的趨勢或者事實”，而“滿洲事變、退出國聯、支那事變，貫穿這一連串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日本的意志，“不外乎是對立足于歐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議。” 換句話說，對于當時這些知識人，這場戰爭的抵抗性更大于侵略性。

前面的專欄已經提到過，進入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后，日本經歷了最初的經濟騰飛，也無可避免地遭遇到深重的社會危機。對歐美殖民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在日本的思想界、輿論界興起。“亞細亞主義”的訴求，是擺脫西方的殖民桎梏，建立一個所謂“獨立自主的亞洲共同體”。這套邏輯又和“興亞”論結合，逐漸發展為日本對自身殖民亞洲的理論解釋。

最早一批實踐亞細亞主義的政治家，包括創立了東亞同文會的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他的兒子近衛文麿在19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數度出任首相，與東條英機一起創立了法西斯主義色彩濃厚的大政翼贊會。正是在近衛文麿任內，日本明確提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綱領和政策，發動了“大東亞戰爭”，使亞細亞主義思想與軍國主義實踐深度結合。

乍一看，日本的大東亞論述，以反現代的面目出現。可其根深蒂固的邏輯，仍然是殖民現代性帶來的。所謂“興亞”，正是“脫亞”的另一面向。它一方面反對歐美以種族主義、文明開化論為主基調的歷史觀，另一方面卻以標榜日本（或者東亞）的種族優越、文明獨特來對抗這種歷史觀。它一方面強調抵制歐美帝國、資本與殖民勢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卻以“共榮”為名，大肆在中國臺灣、朝鮮、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擴張自己的帝國、殖民和資本。也就是說，他們在用與“近代”完全一致的邏輯，完成“超克近代”的宏業。

日本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對中國、對東亞有著深摯情感的知識分子，并非沒有意識到這其中的矛盾。著名的魯迅研究者竹內好（1910-1977）就表達過這種困惑：“我們熱愛支那，熱愛支那的感情又反過來支撐我們自身的生命。支那成長起來，我們才能成長。這種成長的方式，曾經是我們確信不疑的。直至支那事變爆發，這確信土崩瓦解，被無情地撕裂。”“我們一直在懷疑，我們日本是否是在東亞建設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

以反殖為幌子的殖民侵略，反帝為借口的帝國主義，這種理念與行為的分裂，只有在不斷擴大的戰爭中才能被暫時調和。這也就是為什么，對美宣戰，成了彌合這種分裂的救命稻草。用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的話來形容：“支那事變”對于這些知識人來說，曾經像是黑夜里沉重的、難以理解的晦暗；而“大東亞戰爭”則像一道明亮的光，快捷地消除了他們心中的這種晦暗。

在對美宣戰的一剎那，日本知識精英們被那種悲壯的抵抗意識所感召。珍珠港事件一個月之后，竹內好代表中國文學研究會發表《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一文，歡呼“歷史被創造出來了！世界在一夜之間改變了面貌！”這與其說是對軍國主義的擁抱，不如說是對美宣戰讓他深深懷疑過的侵華戰爭改變了性質，他因此而如釋重負，“感動得發抖”：“正是在現在，一切都得到了證明……我們的疑惑云消霧散……在東亞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義，在今天已經轉換成我們刻骨銘心的決意。” 對他和他的同仁們而言，“大東亞戰爭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變，使它在世界史中獲得了生命。” “超克近代”，將西方，而非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作為敵人，于是一切行為似乎有了積極意義。

這是一種絕望的浪漫主義，書生氣的一廂情愿。應該說，正是因為日本當時站在了殖民現代性的巔峰，收獲了巨大的工業和經濟成就，才更深刻地意識到這種現代性對這個世界帶來的巨大的危機。知識人的問題意識是對的，但藥方則錯得離譜。問題的癥結在于：用“大東亞”來超克“近代”，這個“東亞”，是以“非西方”的種族、文明界限來劃定的。而這個劃界的方法，正是構成殖民現代性理論的基本要素。它規避了資本主義、工業主義、殖民主義的跨地域性，把自身的現代困惑，歸結為兩個代表性空間中（東方/西方）的種族、政治和文化對立。

不錯，“東洋的近代是歐洲強制的結果”（竹內好語），但殖民現代性并不僅僅屬于人類某個特定文化，歐洲和亞洲也從來不是隔絕的。這種東西二元對立，根本抹殺了正被日本壓迫的中國、朝鮮等國的訴求，無視日本才是亞洲諸國最殘酷的殖民者的事實。

戰時的日本思想者，“守望著那一道彩虹一樣的彼岸光芒”。可那個精神彼岸是虛幻的。日本走向全面戰爭，為此塑造了一個名為“西方/近代”的敵人，以彰顯自身的主體獨立。但所有的二元對立，都是相互映射、相互依存的。如果日本/亞洲是“西方/近代”的反題的話，那日本/亞洲就恰恰沒法脫離這個“西方/近代”而存在。

在18、19世紀，歐美殖民者為了凸顯自身的優越性塑造了一個想象的“東方”，而20世紀的日本為了精神獨立又塑造了一個與東洋對立的“西方”。向作為反面的“西方/近代”宣戰的同時，日本不可避免地把自身超越于東西對立的歷史經驗也否定了。就像江戶時代的日本知識精英試圖借用古學、國學完成“去中國的中國化”一樣，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經歷著“去西方的西方化”。

以殖民“抵抗”殖民主義，以區域帝國主義回應全球帝國主義，無論在理論還是行動上，都被證明是不可行的。日本最終戰敗，它既沒有在思想上、也沒有在實踐上完成“近代的超克”，反而如美國思想史家哈里?哈汝圖念（Harry Harootunian）所言，“被近代超克”了。不但如此，它還使“大東亞”一詞成為負面資產，成了那個未完成的帝國幻夢的符號。

但是日本的侵略戰爭，卻有一個意料之外的結果，那就是使中國浴火重生。抗日戰爭是中國在近代以來遭遇到的最大危機，但也造就了一個契機，刺激了在重重困難中的全民政治動員。在1940年代，中國知識精英對國族構建的方向存在對立的兩種意見。以顧頡剛、傅斯年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應該加快現代國族的建設，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而翦伯贊、費孝通等通過戰時在西南的民族調查，主張認清中國族群的多樣性，正視中國概念的多元性存在，從政治平等入手實現團結。兩種民族構建的思路，在當時都有迫切性和合理性。前一種意見，得到蔣介石的支持和認可；后一種意見，則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論述中找到同盟。

在社會革命背景下，種族/民族沒有成為中國政治的唯一單元，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路徑上展開的，它強調在反帝反殖陣營中的人民聯合。即使是建國后的民族識別工作，其目標也不是強化族群界限，而是以賦予各族平等政治權利為手段，實現最終消弭差別。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在抗戰以來的國族建構，與日本試圖以“西方”為鏡像的主體塑造顯然不同，中國的現代國族（nation）有著超越狹隘民族/種族主義的革命特征。在今天看來，這一歷史經驗，至少提供了一種思索超克殖民現代的可能。